西西弗斯获得了注定痊愈的妙方

作者：卡尔·埃里奥特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出生于1946年的画家桑德罗·基亚（Sandro Chia）的画作“西西弗斯的悠闲”The Idleness of Sisyphus (detail), 1981, by Sandro Chia (b.1946)，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本文评论的书：《生活质量：后疫情时代的医疗哲学》

 Quality of Life: A Post-Pandemic Philosophy of Medicine Robin Downie

 Exeter, England: Imprint Academic Press, 2021.

西西弗斯已经累得筋疲力竭，这不仅仅是工作极度疲劳，更麻烦的是他完全搞不明白这项工作究竟有何意义。从前的任何策略都已经不再奏效---反抗不行，放弃不行，甚至连消极的-攻击性的缓慢走下山去也不行。握紧拳头朝着神灵挥奋力舞现在让人觉得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那样空洞无力。工作场所条件改善的幸福工程自然也没有多大帮助。它们的建议不过是上一门在线瑜伽课程。绝望之余，西西弗斯最终上线与“关爱的首要提供者”进行Zoom约会，马上得到了治病药方，即辉瑞公司研发的抗抑郁药左洛复（Zoloft）和抗焦虑药氯羟安定（Ativan）。

西西弗斯并没有拿着这个处方去抓药。他知道他不愿意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他喝酒太多了。单单想到要推巨石上山就会让他感到恶心呕吐。难道幸福快乐不是比闷闷不乐更好吗？平静安详不是比惊恐不安更好吗？西西弗斯有什么理性的、证据支持的理由拒绝吃药呢？双盲、随机实验已经显示，在注定要为长生不老而徒劳工作的凡人对主观生活质量的评价中，抗抑郁药物加上抗焦虑药物混合使用在效率方面至少比安慰剂提高20%。

去年春天出现新冠病毒时，我们很多人找来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小说《鼠疫》阅读。但随着疫情持续到冬天，《西西弗神话》看起来渐渐成为更好的选择了。我们似乎在遭遇某种存在的召唤，即便并不十分清楚该召唤到底是什么。被迫居家隔离让我们很多人陷入困境动弹不得，而且感到十分孤独。很多人吃惊地发现美国社会和政治体制遭遇巨大失败。在应对疫情的效果方面，国民之间更团结和更多文化信任的贫穷国家要比我们好得多。在有些人看来，召唤让人感觉到具有深刻的个人色彩。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你爱的亲人去世让你重新考虑留在世界上的日子，那就没有任何东西比在网上哀悼死者让你重新思考你究竟应该如何度过余下的日子。我们很多人忍不住将病毒道德化，想象它是对那些抗拒道德权威诫命者的惩罚。对于可怜的西西弗斯来说，我们可能觉得这种惩罚实在太糟糕了，但那是他咎由自取，是他活该。

如何对待西西弗斯的问题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家荣休教授罗宾·唐尼（Robin Downie）的新书《生活质量：后疫情时代的医疗哲学》的核心。在作者唐尼看来，新冠病毒疫情应该让医生重新思考医疗的根本道德观，正是这种道德观产生了个人主义的、消费主义者的、崇尚科学的医疗实践形式。医生认为自己是开明之人，强调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而不是简单地治愈疾病。但是，他们大部分人对于生活质量意味着什么的看法却十分狭隘，且未经仔细审视。当然，唐尼并不否认西西弗斯的生活质量不高，他也没有质疑西西弗斯面临的严峻问题。但无论如何，并非所有痛苦都是医疗问题，并非所有治疗痛苦的方法都包括医疗干预。那么，医生还必需提供其他什么东西呢？

对唐尼来说，前进道路显而易见。首先，你必须从确保工作场所的安全和职业健康开始。必须马上清除死神塔耳塔洛斯（Tartarus地狱冥土的本体）。推动巨石上山的确不是去野炊那么轻松惬意，但是，如果山坡不是那么炙热和尘土漫天，应该更容易忍受些。另外一个戏剧性的改善将是定期休息，甚至有度假时间。如果更好些，就是还可以转换到另一个工作场所，如苏格兰高地的旅游胜地本洛蒙德山（Ben Lomond）。如果增添少数情趣相投的对话伙伴，孤独跋涉上山下山就能很容易得到改善，干活之后如果能喝点小酒解解乏就更好了。这样一来，甚至工作的无意义性也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唐尼想象了西西弗斯用他被迫搬运上山的石头建造一个建筑物，比如苏格兰堆石标(以石堆标示山顶或某人埋葬的地点）或者藏身之所。

这听起来更向社会工作而不是医疗救治，就算是这样吧。唐尼认为，医生不仅应该像社会工作者那样思考，而且他们需要更加乐意与其他专业人士合作治疗。唐尼还认识到，如果没有合理的政治组织，公民同胞的团结和充满活力的公共卫生体系的话，根本不可能改善西西弗斯的条件。其实，这恰恰是他提出的要点：如果不关注个人所在的共同体体利益的话，个人体面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很多基本生活品都没有办法提供。如果新冠疫情给了我们任何教训的话，那就是共同体的健康对个体健康而言至关重要。正如唐尼所说，“我们相互都是对方的一员。”

唐尼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荣休教授，著有医疗哲学方面的很多著作，其中不少作品是与医生合作完成的。（这里笔者透露一个小秘密，30多年前，他曾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他也是苏格兰本地人，在格拉斯哥出生和长大，其社群之根在其哲学立场上有清晰的表现。唐尼认为，我们价值观体系的源头是共同体而不是个体或国家。这个论证转变成三个具体的医疗主张：首先，健康概念不能与幸福生活和生活质量的观点割裂开来；其次，我们能够通过让共同体繁荣昌盛而改善个体健康；第三，太多经济资源投入到治疗个人健康问题上，却没有投入到如何改善共同体糟糕的功能失常的健康状况。

要理解什么能够改善西西弗斯的困境将要求我们对超越基本生物学需要的生活质量进行哲学上的描述。比如，需要将幸福描述包括进来---在唐尼看来，幸福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类繁荣概念而不仅仅是情绪的改善。同时也需要描述个人自主性和选择。难怪工作场所条件的改善只是解决办法的开始。让西西弗斯生活痛苦不堪的是部分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处境并非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牢笼就是牢笼，哪怕它铺着地毯，里面还装有空调设备。

当然，为西西弗斯设计的惩罚真的十分恶劣，这不是因为他的工作不是自己选择的，甚至也不是因为它很困难，而是因为这项工作没有意义。无论基本工作条件有多大的改善，这个悲惨的事实仍然存在。比如，推动更小、更圆的巨石上更平缓的本洛蒙德山的山坡或许比推动更沉重的巨石往炙热的、尘土飞扬的塔耳塔洛斯山上更加愉快一些，但是并没有更多的意义。甚至添加少数创造性目标如建造一个藏身之所在很多人看来也只是微小的安慰，就像容许独自关在禁闭室的囚犯用口香糖包装纸制作雕塑作品一样。虽然它可以帮助你打发时间，但若用来度过永恒的生活则根本不可能。

如果不描述是什么赋予了生活意义的话，任何对生活质量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而这正是医疗领域还没有准备好来回答的问题。医疗总是把焦点集中在生物学需要上，即使这些需要被扩展延伸到包括人的社会性需要的某些描述以及生活繁荣所需的共同体的需要。意义问题扎根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个体的主观感受。处理这个问题并不要求更多和更好的医药而是对医药局限性的谦卑意识。比如，用加缪的观点看，只有在理解其任务的荒谬性及其命运的必然性，并清晰无误地欣然接受两者之后，西西弗斯才能成功。

医生小说家沃克·帕西（Walker Percy）很清楚这一点。在为其小说《看电影的人》写的题词中，帕西选择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名言：“绝望的具体特征恰恰就在于它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绝望之中。”帕西不愿意同意唐尼为西西弗斯开出的处方，至少就其本身而言。其实，他本来可能走得更远一些。你可能让西西弗斯接受心理治疗，让他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每周去上一次大提琴课程，为其提供“教会之家”，让他能够在主日学校讲授课程和集体唱歌。这些添加的内容可能改善其生活质量标准体系的成绩，但是，即使成绩得到了改善，西西弗斯的生活仍然处于伪装做戏的状态，除非它真心接受了困境的本质。正如帕西可能说的话，陷入困境之中可不好受，的确非常糟糕。但是，处于困境中仍然比身处困境却相信自己并没有陷入困境中要好多了。

译自：Sisyphus Gets a Prescription Doomed to wellness by Carl Elliott

https://hedgehogreview.com/issues/authenticity/articles/sisyphus-gets-a-prescription 

作者简介：

卡尔·埃里奥特（Carl Elliott），明尼苏达大学哲学系教授。目前在写一本揭露医药研究黑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