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禽之辨、人机之辨以及后人类文明的挑战

作者：孙向晨

来源：《船山学刊》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传统的“人禽之辨”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未来的“人机之辨”。但技术的发展将大大超越这种直观的“人机之别”,会出现更多的智能存在样态；“智能网络”就会突破传统的“人机之别”而整体性地笼罩人类的生活,这将使“人机之辨”失去意义；更具挑战性的是基于“基因编辑”和“人机嵌合”的技术对人类自身的改造,这更是对人类既有的文明的根本性颠覆,从而发展出某种“后人类文明”。但是,人类的未来并不是今天技术直线发展的产物,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知止”智慧,懂得人类的发展须“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是应对未来文明挑战的大智慧。

关键词：人禽之辨；人机之辨；智慧网络；人机嵌合；后人类文明；“知止”的智慧

儒家真正要有生命力,就必须面对现实世界,而不只是埋头于经典。阅读经典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面对未来。“贺建奎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来讨论“人禽之辨”与“人机之辨”的关系就会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讨论。大家可能会觉得,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只是哲学家们的玄想,因为很多预想尚未真正发生,至多只是根据现在的现象在做未来的推想。但是,哲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要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种前瞻性思考。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不理解。日常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有些人关心公司的出产,下个月是否能交货?有些人关心世界的政治,未来几年如何走向?哲学家则比较“有闲”,想的就应该更加悠远一点。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时,就对资本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洞见,他的很多判断,一百多年过去了,依然真实有效。思考这些面向未来的问题正是哲学家的职责所在。

一、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

事实上,无论中国文化传统,还是西方文化传统,都有关于“人禽之辨”的讨论,这是一个文明成熟之际对于“人之为人”的自我反思。在古希腊哲学中,讲人是一种理性动物,人是一种城邦动物；在基督教文化中,上帝造人时,是按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在近代,霍布斯讲人是语言的动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劳动。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人禽之辨”有着深厚的传统。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讲,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最为著名,也是人们讲到“人禽之辨”时最先想到的。孟子讲人有“四端”,因此“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几希”是让我们人有社会情感,以此与“非人”区别开来。另一位儒学大家荀子则讲,“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力,故最为天下贵。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篇》)荀子给出了人能群、能分、能义的概念,以此把人与动物相区分。《礼记》说:“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禽之辨”的丰富资源。除了儒家思想,墨子也讲“人禽之辨”,在墨子看来,动物是按照本性来的,而人是可以依赖他的劳动,“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以为绔缕,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纫,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下》)。墨子用“赖其力”来区别人与动物的差异。

所有这些区别,其实都聚焦在“人”的特性上,以此来辨明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禽之辨”本质上是要回过头认识人自己。无论东西方文化传统,关于“人禽之辨”的论述都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从能力或技能上来分辨,动物可能会飞和会跑,而人则会思、会说、会辨,在能力上高于动物；一类是从心性上去区别,人有“四端”,而禽兽无；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无；另外还有一类是从“人是社会动物”的角度来区别；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礼”,在于“群”,在于社会。从西方文化传统来说,当说人是城邦动物时,其实就把这个“群”的概念带进来了；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如果人有礼,那么“群”这个概念也就预先设定了。这里都首先预设了人的存在是一种群体存在,人组成了社会。在社群中,人类有一种共同认定的价值秩序,故而“人有礼”,这种价值秩序是动物所没有的。只有人才具备这种社会性,这是在更宽泛的社群层面来界定人与动物的区别。

以这种“人禽之辨”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来谈论“人机之辨”。如果以线性思维来推导,在“能力”层面上,机器的能力大概要远远超出人类,原来只是在体力方面比人强,后来有了计算机,在计算方面,机器也比人强；现在AlphaGo出来之后,机器在学习能力、推理能力方面又有了飞跃,可以自主地学习；运用一些新的计算机软件,当人们放进一些基本数据时,机器就可以把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推导出来。曾经是人类积累了多少经验与数学知识,才得出的物理学定律,现在机器也能直接推导出来了。所以,传统“人禽之辨”在能力层面的叙述,在“人机之辨”中可能要改变；就能力或者技能而言,机器要比人强多了。

然而,我们依然不会把机器成为人。显然,我们心有不甘,单是“能力”实不足以分辨“人机”。于是剩下“人禽之辨”中另两种面向来帮助我们分辨“人机之辨”:一个面向是机器人有“心性”吗?单纯的推导性理性,机器是可以有的,而且比人强；那么情感呢?自我意识呢?价值理性呢?孟子讲的“四端”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程序编入机器中呢?这就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挑战,进而言之,我们还会问机器是否有道德?与之相关的,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所有这些价值问题的基础其实在于社会,机器可以组成社会吗?机器自己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吗?事实上,“心性”问题与社会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类存在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社群”,动物的群体是自然性的；当人类讲“群”时,则是文化性的；人类可以突破自然群体,形成一个更大社会,甚至是人类社会；而使这个社会凝结起来的,则需要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为前提,由此生发出社会理念与道德秩序。当这些“主观”的东西都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就可以组成一个“客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才能够有礼,有心性价值,有道德秩序。

那么机器人有可能组成一个社会吗?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机器人是否可能有自主意识呢?今天的人工智能,比如说AlphaGo只能做到自主学习,原来的机器人都是由人类通过编程发布指令来行动的。AlphaGo为什么会给我们很大冲击,就是你发现原来智能机器,所有的内容都是在程序中设计好的,是通过程序产生的,而AlphaGo则可以自主学习,它自主的学习路径却不是设计好的,这突破了逻辑思维的限制,而开始模拟人类的直观思维,它通过模拟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完成“算法”,形成一种自主学习的神经网络,如果懂得“神经网络算法”,那么要算出一个结果,那就不是根据逻辑规则进行推理,而是根据直观性的思维,将分布存储的信息综合起来,直观地获得解决问题的结果。现在用数学手段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中的过程却是不太清楚的,这个过程智能机器现在就可以自主地实现出来,机器人的学习能力由此大为提高。

我们现在说的只是机器有推理能力,有直觉能力,可以自主学习。“人机之辨”的关键是机器是否可以进一步有自主意识呢?既然机器可以跨出“逻辑思维”,模拟人的“直观思维”,那么如果机器进而有“反思思维”,那不就具有自主意识了?我们可以想象,一旦机器人有自主意识,它就可以形成它自己的人格(personality),这将会是对人类社会形成一个巨大挑战。“人禽之辨”的另两个面向也就将在机器身上实现。也就是说,具备了自主意识的机器人,就有可能演进出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念。当然,现在的技术条件还远没有到实现“智能机器”自主意识的地步,“人禽之辨”的标准还死死卡住了“机器”。一旦技术发展,“智能机器”发展出了“自主意识”,并进而形成自主的价值观念,那么“人禽之辨”提供给我们的分辨基础,可能就不足以支撑我们来进一步思考“人机之辨”了。

二、“人机之别”还是“人机嵌合”?

我们在思考“人机之辨”时,其实还是有一些基本预设,就是把“机器”同样看作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把“人禽之辨”平行位移到“人机之辨”。其实,在“人机之辨”这个问题上,在“机器”的演进中,还有一个要思考的面向:自主的“智能”是否会以一种别样的形式来存在呢?人机的关系是否会有一种新的形态呢?如果我们把机器人只是想象为某种模仿人体形状的机器人,这还只停留在线性发展的思维上。更关键的是,“智能”可能会获得一种网络形式,它以漫无边界的形式倒过来主宰人的生活。像董平老师讲的,现在杭州说要做“城市大脑”。现在的“城市大脑”还只是根据大数据来调控交通的红绿灯等,都还是些低层次的问题。在大数据条件下,根据各种“算法”,让城市变得更加智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在让“智能网络”为人类服务。但是,如果有所谓高层次的“城市大脑”呢?“城市大脑”如果也有了自主意识呢?也就是说,哪天人工智能完全不需要“人体”的形状,单是这个城市网络本身就拥有完全自主的意识。这意味着,它可以为人类服务,也可以让人类为它服务。这是不是很恐怖呢?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生活中的水电煤系统、交通系统、移动通讯系统、金融股票系统,哪个不是在网络中呢?如果“城市大脑”有了自主意识,它能控制所有这些网络,那么它要宰制人的生活,就相当容易。基于大数据,你的所有信息都是可以被掌控的。如果把这些信息网络全部打通,那么“城市大脑”随时可以知道你在干什么,随时可以轻易地通过断水、断电等各种手段来支配人们,直到人们屈服。这就会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人机”问题了,这样的智能形态将使传统的“人机之辨”失去意义,更根本的问题将是我们如何与智能共处。

除了这种“智能网络”的存在之外,更现实对“人机之辨”的挑战,可能是“人机嵌合”与“基因编辑”的问题。“人机之辨”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人与机器之间有着形体上的清晰区隔。就像大自然或者全能上帝在动物与人类之间所作的区别。今天在谈论“人机之辨”时,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可能面对的还不止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人机之辨”,更大的挑战可能在于“人机嵌合”。

南科大的贺建奎所做的,是通过人工手段来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可能会大规模改变人类的基因,在理论上可以使人变得更强大,甚至形成新的物种。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芯片嵌入”来壮大人的各种机能。无论是“基因编辑”还是“芯片嵌入”,这样的技术可以使我们更为强大,在此,我们通称之“人机嵌合”。但是,这样的“基因编辑”或者“芯片嵌入”既不是自然的造化,也不是上帝的创造,而是有限人的所作所为。造化,我们知道,这是万亿年宇宙大化流行的自然结果；而上帝则被认为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现在人类凭借着一己之力,凭借着有限的人类智能,就可以任意编辑基因,也可以将芯片植入人体。这样的智能嵌合是否会演化出一种后人类的未来文明呢?我们正面临着来自未来的巨大挑战。

“人禽之辨”无论是西方的讨论,还是东方的探讨,都还是基于一种自然秩序。无论这个自然秩序是上帝创造的还是宇宙自然演化出来的,对于人来说都是“被给予的”。人类迄今的各种文明也都是在这种“既定”的自然秩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禽之辨”不过是通过自我反思来认识自我。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看孔子的书,看柏拉图的书,就是因为这些文明教诲都是基于这种“被给予的”自然秩序建立起来的,只要这种自然秩序没被改变,这种文明教诲也就依然有效。“人机之辨”也是在预设人与机器有着截然区分的前提下所做的讨论。

而“人机嵌合”的问题在于:人作为主体已经人为地打破了自然结构,原来属于自然或者上帝范畴的工作,已经由人接手自己来做了。当人们通过技术手段把这个“自然秩序”给打破了之后,“人禽之辨”的前提也就被人自己给消解了。自然是以亿万年为代价来平衡生态,来平衡我们的基因；上帝是以全知全能全善来创造人类的形态。现在的人类以有限的自我,以有限的智能来改造自然,来改造人类自身。这才是问题讨论的实质所在。

其巨大的冲击可以举个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通过改变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手段,或者芯片手段可以长时段地延长人的寿命,那么这一人人羡慕的技术手段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文明问题。人类必须面对新的巨大挑战,既有的文明传统可能会失效,而未来新文明又会是怎样呢?因为人的寿命在自然条件下,在几百万年的演化中,基本上定格在了70-90岁的样子,尽管古代人均寿命很短,但长寿老人也还是不少。我们的文明就是这样的自然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于是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就古来稀了,不用再讲下去了。如果生命超出了这个极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法国哲学家德·波伏娃,写过一本书叫《人都是要死的》,小说的主人公叫雷蒙·福斯卡,他却是一个不死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无论你是否愿意继续活下去。于是他认识到:“我活着,但是没有生命。我永远都不会死,但是没有未来。我什么都不是。我没有历史,也没有面貌。”即便不是永生,你想想,如果你能活到两三百岁,生命会是个什么样态呢?不是有首歌唱的是“我还想再活五百年”吗?那是活不了那么久,所以才想再活五百年。如果你真能活五百年,以现在的文化节奏,你可能会对生命极为厌烦。如果人在技术条件下真能活几百年,我们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文明经验恐怕就都没用了,人类可能要重新开始创造新的文明。

作为人类来讲,在人类早期,地球上可能还同时生活着其他种类的智能物种,比如尼安德特人。但后来这些智人物种基本上都消失了。所以说,人类文明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智能物种共存的经验,如何与另外一种智能物种共处,这可能会是未来文明的巨大挑战。现在地球上的生物物种在智能上都是低于人类的,如果有了某种高于人类智能的“后人类”,那么人类将如何面对呢?“后人类”又将会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呢?直到现在为止的人类文明经验,都还没有准备好与一种高于人类智能的物种和平共存。

所以,比“人机之别”更具挑战性的是“人机嵌合”,或者是经过“基因编辑”或“芯片嵌入”之后的“后人类”。这将意味着人类现有的文明经验将被重构,儒家经过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明经验又将如何面对呢?这些问题的提出,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思想范畴。然而儒家思想是否可能发展出一种面对“后人类”生活的思想呢?挑战很大,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许是儒家未来可能需要发展出一些新的面向。

三、后人类文明及“知止”的智慧

当然,这些论述都是哲学家们所做的“思想试验”。所谓“思想实验”就不只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来谈这个问题的现状,而是基于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设想的。

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我们似乎可以设想根据既有的伦理原则,通过编程可以在机器上来表达一些价值观念。这跟戴茂堂老师讲的,做个机器人来为我们人类服务的想法比较一致。我们可以根据儒家伦理思想原则来编写一些程序,把一些程序放进机器人中,让他来为人类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未来能制造一些有着儒家价值观念的“机器人”。但如果是“人机嵌合”的智能发展,出现一种“后人类”现象,那么儒家或者中国文化传统又将如何来面对呢?这一个问题更根本,也更不好回答。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后来他还写了《未来简史》《今日简史》,都非常畅销。他这个书还是有些争议的,曾经请教过基因学家与人类学家,书中涉及的一些科学事实可能讲得都不太精确,但这样的著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大家经常开玩笑,觉得哲学家老是问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通过这个书,起码我们看到现代世界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代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会干些什么?你会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代世界,并不是古已有之,基本上是基于五百年前一整套的科学、技术、工业、价值观的东西,这套东西源初地发生在西方,现代中国人也卷入了进去。今天的孔学堂也不是传统中国意义上的书院,它的架构上有很多现代的东西,也有很多来自西方的东西。看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就要帮助我们建立这种反思意识,因为越是对以前发生的事有一种理解,也就越对未来的发展有一种警觉。我们很容易以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需要哲学和反思来破除这个迷思。你知道了“来龙”,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以前并非如此；那么它的“去脉”也是能想象的。但赫拉利著作最大的问题,他对于未来的设想,未免有一种线性思考,“来龙”与“去脉”之间有着一种直线思维。讲的是我们现在所经历技术的直线扩大,从而形成了一种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从而形成某种惊悚的未来世界。这种前瞻性的思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警惕未来,但这样的思考也未免简单化。

有怎样的思考就会有怎样的未来。我们的反思是着眼于未来的,我们的眼光是从现在出发的,基于现在的基础在逻辑上、理论上去设想一个未来秩序；但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当我们以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未来时,它反过来又会纠正我们当下的立场。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人类生活的特点是其行为就是在自我设想中自我修正的。我今天怎么想,明天的生活就会怎样展开；但今天究竟怎么想,又会和你怎样推想未来密切相关。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智慧。

面对未来的挑战,我觉得中国文化传统的智慧非常有价值。一旦你在思考事物发展的“去脉”,那么人类的智慧就会对这个“去脉”有所限制。今天有这样的讨论,就是对这个“去脉”的思考。没有这样的思考,发展到了悬崖边,可能就来不及了,就会掉下去,就会覆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就表现为一种“知止”的智慧。“知止”就能“定、静、安、虑、得”,就能让事物的发展有缓冲的余地。《彖》传在解读《艮》卦时就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止”有着很高的智慧,也就是行止要合时宜,行止要有度,并不是一味地求直线“前进”,而是要知其所止,并且是“止于至善”,朱子曰:“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其实国外也经常说,整个社会的发展不能齐头并进,技术、商业可能走在最前面,然后是社会生活的跟进,最保守的可能要数法律与价值教育方面的事物了。这样,社会在发展时才前后有序,进退有度；一旦发生问题,“所止”的力量可以及时拉住倾倒的冲力。否则的话,一味勇往直前,最后可能就一直奔向末路。

这个“止”就起到了一种“抑止”和“缓冲”的作用,在前进中需要有一种节奏,有一种轻重缓急的区分。在赫拉利的三部曲中看不到这种“止”的观念。我觉得在未来文明挑战这个问题上,还是需要懂得思考“止”的问题。现代中国有着太强的“进步”情结:一是现代性发展内在地有着所谓“进步”逻辑,一味强调“进步”,而不懂得“进步”的辩证法；二是中国自近代以来,被打怕了,有着强烈的“落后挨打”的心结,于是一心想着前进,丢失了“知止”的智慧。其实,生命发展自有其节奏,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节奏的。有其自身的轻重缓急,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智慧传统。此外,任何发展也都是有其方向的,中国文化传统以“至善”为目标。这些关于“止”的思考都应该纳入进我们的思考,是我们在思考“后人类文明”时所应有的面向。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什么东西都是越快越好。我们要有保持“至善”作为目标的定力,由此我们才能懂得如何来规划我们的未来,有所行有所止,其道始得光明。

今天的话题,根本上是对我们当代生活的反思。我们要反思,其实是很艰难的。我们需要一个支点,来回望自身的存在。我们就自己想自己,就现在想现在,常常是想不明白的,而且会觉得现在的生活顺理成章,似乎就该这样。但沿着现在的技术与消费线性地发展下去,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古代经典去,看孔子是怎么说的,看孟子是怎么说的,用儒家的眼光来反思当下的生活,来反思当下的技术发展。我觉得这正是现代儒家所需要来做的,中国文化传统只有能够面对未来文明的挑战,能够面对新技术的挑战,这个文化传统在今天才会是有意义的,这个文化传统才能够真正贡献于人类。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黄寿祺、张善文.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5]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