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张载学派的学术旨趣

作者：孙玲玲（北师大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

来源：“教化儒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一月廿七日壬子

          耶稣2021年12月30日

2021年12月29日晚上7点开始，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昌伟教授，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开展了主题为“北宋张载学派的学术旨趣”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王教授先介绍了问题的提出背景。即韩明士、包弼德等学者在八十年代提出了北宋时期是以官僚文化为主，南宋则关注地方的建设、家族势力的建设多于对朝政的关注的观点，基于对北方地方史研究的关注，王老师选择了关中之学的张载作为研究对象。本次讲座主要是通过对北宋张载学派的学术旨趣进行分析，实现对余英时先生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不去谈“理”的观点的反驳及论证。

首先，王教授对余英时先生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整理与介绍，从思想史研究的课题、范围和取向角度对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关于该问题的写作动机、基本预设及结论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余先生认为，狄百瑞等一些美国学者类的“现代哲学史家”在道学的研究中经历了两度抽离的过程，即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又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但是却没有关注到道学家与他们的实际生活之间的关联。在揭示哲学家如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写作动机之下，他注重了解哲学家“得君行道”的政治抱负，并做了一个这样的预设：即儒家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而内圣外王到宋代才达到完全成熟的境界。在这样的动机和预设下，他得出在思想史的取向问题上“对思想家的研究不能脱离其历史环境”的结论，而在思想史的范围问题上得出“可以不包括对义理的深入研究”的结论。即便是书中涉及理学的某些形而上命题，余先生也是紧扣政治文化的环节。

紧接着，王教授以张载和王安石的分歧为例，进一步论证了余先生这个“思想史”取向可能导致的问题。在张王的异同问题上，余先生虽然看到了二人在同时“有意于三代之治”的前提下表现出的不同层次，却并不太重视背后的原因，将此分歧归为“儒家的老传统”，看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王教授通过“二程对张载气论的批评”“气的本质”“恶的来源”“修养工夫”“终极关怀”等义理思想的分析，结合其在“三代之治”“礼之内涵”“井田、封建、宗法”等问题上的观点对张载和王安石的思想进行了对比，如张载对学习先王具体的法度礼制非常重视，王而安石认为要恢复三代之治，不用恢复三代之法。指出张载“天下一家”等的政治观点和所推行的政治策略都是基于对“气”的认知提出来的，即二人的区别本质上在于背后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并进一步以与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相对应的《蓝田吕氏乡约》为例，对在不同的哲学思想背景下的二人提出的政策差异进行了比较，以论证“义理”在“技术层面”的重要作用。

通过细致的分析，王教授最后得出他的结论，即王安石与张载在余英时先生看来并不重要的“推行技术层面”的分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牵涉到基本原则的问题，然而余英时的“思想史”取向却无法解决这类分歧。而对张载的“义理”进行深入分析，恰恰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研究思想史不能对“义理”“一概不置一词”。

本次讲座中，王教授通过对某一个观点前后因果和历史、义理的双重阐述及论证，向我们展示了哲学“义理”与历史背景双重考量的重要性。讲座之后，王教授与相关师友进行了交流，回答了线上师友的相关问题，本次讲座圆满成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