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有“礼”的中国人

作者：房伟（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华瑰宝》2021.12

前言

中国人凡事讲“礼”，也希望成为一个有“礼”的人。对于中国人来说，“礼”是行为规范，约束着自己的言行举止。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自古就有“衣冠上国”“礼义之邦”的美誉。“礼”既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又是个人的行为规范，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发展，“礼”已经完全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出生到死亡，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中国人都有礼乐相伴。可以说，“礼乐人生”是中国人特有的人生形态。

礼义之邦重教化

据《晋书》记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吕光率兵出征西域，苻坚在长安建章宫为其送行。临行前，苻坚说道：“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苻坚认为西戎“非礼义之邦”。太元十年（385年），前秦平东将军王兖斥责叛臣张猗道：“不图中州礼义之邦，而卿门风若斯。”王兖将“中州”称为“礼义之邦”。（《晋书》卷一百一十五）这一正一反的表述是对“礼义之邦”最好的注解。古人认为，国家之强盛不仅仅体现在武力上，还体现在文明开化的程度上，而文明与野蛮的界标正是“礼义”。

山东济宁，年长者为大学生施加冠礼

“礼义之邦”之概念早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却有更早的渊源。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龙山时代中国已有了礼制的雏形。据《礼记·表记》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由此将夏、商两代的文化分别概括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代文化显然就是“尊礼文化”。

周代尊礼，既是损益夏、商二代礼制而来，也源于人文理念的升腾。西周初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周公制礼作乐，将“德”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据《尚书·召诰》记载，召公曾告诫成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夏与殷虽然曾长期享有国祚，但都没有万世享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统治者对道德没有敬畏感，肆意妄为，最终丧失了国运。在周人看来，国家的兴衰存亡皆取决于“德”之有无与厚薄，尊礼崇德的政治文化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鲜明底色。

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那么孔子则进一步将礼乐文明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孔子深刻地认识到，礼乐的形式并不能够使社会安定有序，如何能够自觉践行礼乐的精神才是根本。为此，他曾发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的感慨。显然，孔子所追寻的正是礼乐背后的精神实质——“礼义”。后世儒家继承了孔子的理念，寄希望于通过涵养人的内在德性来夯实长治久安的立国根基。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礼乐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礼，旨在规范外在行为；乐，重在陶冶内在情操。透过礼乐，在冠、婚、丧、祭的时空场域下，在坐立行走、揖让进退的仪式中，人们可以亲身体验仁爱与敬畏的深意，时时涵泳其中，将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礼乐人生成君子

孔子等儒家先圣希冀通过礼乐教化使人人都能成为内外兼修的君子，而以冠、婚、丧、祭为构架的人生礼仪则是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方式。这些人生礼仪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们相伴终生，处处体现出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于无声之处洋溢着温情脉脉的教化意涵，在不同时段发挥着各自特殊的作用，对个人成长、家庭和睦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诞生礼是人生经历的第一道礼仪，被称为“摇篮边的礼仪”，包括祈子、孕育、出生等多个阶段。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可“多子多福”，不论是贵为天子亲以大牢祭祀生育之神“高禖”（《礼记·月令》），还是普通人家的婚礼上铺满大枣、花生和桂圆的喜床，都是在祈求早生贵子。《礼记·内则》中记载：“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意思是，家中若生男孩，就在门左挂弓；若生女孩，就在门右挂佩巾。出生后的第三天要将孩子抱出，是男孩就举行射礼，如果是女孩就不用。在民间，孩子出生后第三天举行的仪式被称为“洗三”或“三朝礼”。在这一天都要给婴儿洗浴，并宴请宾客，接受亲友庆贺，目的是洗除污秽，增进健康，寓意清白做人。

安徽黄山，模特正在婚礼秀上展示中华传统礼仪

新生命的到来给整个家族带来极大的喜悦。弄璋、弄瓦、悬弓、设帨、洗三等丰富多彩的诞生礼背后凝聚了家人对子女无限的关爱和祝福。人们希望通过这些仪式来护佑孩子健康成长，获得美好的人生。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诞生礼不仅仅是为了庆祝一个自然生命的诞生，更是借此表达社会对个体生命的角色期待。或者说，诞生礼之中的男女差别，并非男尊女卑的价值判断，而是一种基于自然性别的现实选择。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个人的社会角色始终在不断变化，要想把握好人生之舵、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如何“成人”非常关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也就是说，“成人”不是以生理上的年龄大小为标准，而是指一个人能够辨别是非曲直，迁善改过，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冠礼、笄礼、婚礼等发挥着“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作用。

古代男子二十岁行成人礼，称为“冠礼”。女子一般十五许嫁，许嫁则笄；如尚未许嫁，则二十而笄，谓之“笄礼”。无论“冠礼”还是“笄礼”，其核心内涵都是进行成年意识的教育，即提醒受冠、笄者，从此以后将由家中“孺子”正式成为进入社会的成年人，只有能够践行孝、悌、忠、顺之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夫妇二人既要祭祀祖先，又承担着为宗族繁衍子嗣的重任。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古人重视婚姻的深意还在于它在人类伦理关系中的本源意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庸》），婚礼乃人伦之始，只有首先在家庭中确立夫、妇的位置与责任，父子、君臣等其他伦理关系才能得到安顿。

丧祭之礼延孝德

对于个体而言，生与死无疑是两大要事，因而在中国的礼乐传统中，与人之生死有关的礼仪格外受到重视。

山东曲阜，数名身着古代服饰的礼生演绎中国古代传统礼仪

丧祭之礼本于血缘亲情，是孝行的延续。没有丧祭之礼，孝子之德的生命意义就不能圆满，正所谓“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荀子·礼论》）。传统丧祭之礼中有“三日而后敛”的规定（《礼记·问丧》），这既是为了让子女充分表达丧失双亲的哀痛，不忍阴阳两隔，同时也可以让子女学会接受亲人亡故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三日敛”也是对逝者本人的最大尊重，三天之后若没有复活，方算是真正归去。可见，传统丧祭之礼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深切关怀。

丧祭之礼还是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础。丧祭之礼用于表明子女对于父母的恩情，如果废弃丧祭之礼，子女就会薄情寡恩，背叛死者、忘记祖先的人也就会增多。因此，丧祭之礼不仅能培养人情，还能由此而求得善治。孔子非常认同丧祭之礼对民众的教化意义，在与弟子冉求讨论有关五刑的问题时，孔子提出“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孔子家语·五刑解》）。彰明丧祭之礼，百姓就会受到教化，懂得孝道与仁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曾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言的深刻意蕴。可见，丧祭之礼是维护社会稳定、延续民族血脉的基本力量，蕴含着中国人对个体生命价值及社会秩序稳定的深刻思考。

“礼”与中国人的一生相伴始终，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都有相应的礼仪性活动。它紧紧围绕人生，关注个体生命，甚至因具有了某种超越性而成为信仰。正是经过“礼”的涵养与教化，社会上才能够出现越来越多文质彬彬的君子。换言之，“礼”渗透到了君子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君子“无礼不动”“无物而不在礼”（《礼记·仲尼燕居》），“礼”也就成了君子最为重要、最具有规范意义和典范意义的象征。

礼义之邦重教化

面对不同的人生节点，儒家采用不同的礼仪形式指导人生方向。那么，这些人生礼仪何以能够起到规范行为和教化社会的作用呢？

南京夫子庙中鼓乐悠扬，人们依古礼举办祭孔大典

孔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礼记·仲尼燕居》）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逻辑规律，即都有“理”，而“礼”的存在，正是基于“理”，也就是一种天然合理性。“礼”合于天时，是天道的体现；“礼”还合于人心，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谓为“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礼”依于天道，顺乎人情，南宋朱熹称之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论语集注》）。所以，一个讲理的人，肯定是一个有礼的人；反之，一个人若不讲道理，自然就被视为无礼。

既然“礼”就是“理”，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拘泥地对待“礼”。“礼乐，德之则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乐是体现德行的外在规范。这就意味着，虽然“礼”的形式会随着时代发展产生变化，但“礼”的内涵却能保持稳定，而只有把握礼乐文化的精髓，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动传统的人生礼仪在当代社会获得新的发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