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章学诚与荀子思想关系研究：透视乾嘉新义理学的一个新视角

作者：邓国宏

来源：原载自 《戴震、章学诚与荀子思想关系研究：透视乾嘉新义理学的一个新视角》，邓国宏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21年10月

学界早有一种看法，认为乾嘉思想学术和荀子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惜乎没有太多的具体论证，因而未受重视。刘师培曾有言道：“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卿，皆传六艺之学者也，是为汉学之祖。”[1]刘氏此处汉学与宋学相对而论，其汉学概念即主要指的是乾嘉汉学。[2]其论颇有创见，但实亦渊源有自。实际上乾嘉学者对于自身思想学术与荀子之关联已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自我意识。

汪中《荀卿子通论》言道：“荀子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传之，其揆一也。”[3]荀子不仅作为周孔之传的儒学正统地位得以贞定，而且作为传经之儒的形象，实已隐然具有了乾嘉思想学术之典范的地位。乾嘉学者为其经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在原始儒学、早期经学中寻找道统和学统上的依据，而他们于此特别抉发出来的人物就是荀子。

汪中在极力称扬荀子之外，又特别表彰被视为荀子再传弟子的汉儒贾谊[4]，考辨了他们的学术传承和贡献。研究者们以为，经由汪中的考证，一条由周、孔经由荀子而及汉儒的儒学学统表之而出。对此温航亮说道：

如果将汪中对贾谊的表彰与对荀子的表彰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汪中肯定了荀子之学出于孔子，又以传经的功绩将孔子的学说传于后世；而贾谊之学又渊源于荀子，后世的经学、辞章之学又源于贾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由周公到孔子，再到荀子，再到贾谊，然后是后世学术的清晰的发展路线，汪中自己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明，但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路线称之为“孔荀”儒学授受统系。[5]

彭公璞亦有相同论述，其言曰：

汪中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儒家学派孔荀一系的学术流变进程；此一学派由孔子发端，经过子夏、仲弓传至荀子；再由荀子传授至汉初经学诸家，三传至贾谊；之后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等人皆有研习。由是观之，汉代学术无论经今文学、经古文学派皆受其沾溉。正是有了荀子的贡献，汉学与原始儒学才血脉相连，贯通一体。[6]

温、彭二人都认为，汪中之论通过孔子、荀子、汉儒之学术传承联系的肯定，将荀子以及汉代学术纳入儒学学统，做了“汉学与孔子的对接”[7]工作。而以汪中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又自认学宗汉儒，认为自己的学术乃是对于汉代学术的继承与发展。如此一来，乾嘉汉学便顺利通过荀子与汉儒的中介而上接周公、孔子的先秦儒学正统了。

这是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道统论的新的学统理解。它的提出具有与宋明理学之道统说相抗衡，为乾嘉思想学术寻找学统上之正当性的意义。温航亮指出，乾嘉学术仅靠崇扬汉学比宋学更古，并不足以为汉学建立在儒学内部的合法性；为达致对于汉学合法性的充足论证，乾嘉学术必须为汉学找出与孔子之间的联系，汪中的工作就是为这种联系寻找到了证据。他以为：

乾嘉学术作为宋明理学的一种反动，直接站在其对立面，最后必然要求打破理学家建立起来的、并赖以存在的“孔孟”授受的学术统系，并建立新的统系说。如果不为汉学找到与孔子相联系的证据，仅仅依靠汉学是比宋学更为古老的一种学术形态，显然是很难在儒学内部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的。汪中的《荀卿子通论》《贾谊新书序》等研究著作，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直接以解决这一问题为目标，但由此发现的荀子和孔子、贾谊和荀子之间学术上的内在联系，却为论证汉学与孔子思想的联系找到了可靠的依据。[8]

彭公璞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其论述更为仔细明白，尤其注重揭示汪中之论对于乾嘉汉学寻找自身学统上之正当性的意义。其言曰：

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云：“《史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于荀卿则未详焉。”似乎他考定孔荀一系的学术源流仅仅是出于“补史之阙文”的考证趣味，但细读其文，则可发现他实“有大义寓焉”。虽然对于孔荀一系在汉以后的流变，汪中没有再论及，但从其学术倾向以及所处的以“汉学”为号召的清代朴学背景看，汪氏的意见是很明确的：孔荀一系的学术传统在清代再次得到恢复，清代朴学就是这一传统的正统继承者。由于从孔子到荀子的学术系统渊源有自，其授受关系明白可考，故这一系统在儒学内部具有学术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现实意义是赋予了清代朴学合法性和正当性。汪中考镜孔荀一系的学术源流，实际蕴含着重建学统，与宋明理学道统论相抗衡的思想意图，目的是要打破官方理学的权威主义、独断主义，为朴学话语对抗理学话语寻求理论上的支持。[9]

此论以为，汪中虽仅只考索孔、荀及汉儒之间的授受联系，未曾论及此一学术传承在后世之继承与演变；但其意甚为显明——清代朴学即为孔荀一系学术传统的复兴；所以，汪中的论述实有赋予清代朴学以学统上之正当性的作用，且具有与宋明理学的道统论相抗衡的思想意图。

以上温、彭所论均为灼见，但还只是论及汪中从儒学一般传承（师承与经典授受）方面将荀子及汉儒纳入儒学学统的意义，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汪中关于荀子思想学术之传承的考证，持守宋明理学之道统说的学者仍可以在承认其结论的同时而对荀子之道统地位不予承认。师承与经典的授受并不能为论证“汉学与孔子思想的联系”提供充分和可靠的证据。纵然师承及经典之授受关系俱在，但他们仍可否认荀子及汉儒就获得了孔子儒学的真精神。宋明理学之道统论认为程子、朱子得孔孟儒学千年不传之真精神，本来强调的就是道统在于实质性之儒学精神大义的相续，而不在外在形式之师承传袭与经典授受。宋明理学家及现代新儒家否认荀子、汉儒之道统地位，都是认为荀子及汉儒思想精神不符合他们所贞定的孔孟大义。他们基本没有涉猎荀子、汉儒与孔子之师承授受关系的问题，但如果向他们提及孔、荀及汉儒之间的这种授受关系，他们大多恐怕也不会否认，因为也用不着反对。师承与经典授受，虽然也是一种重建学统的证据，但那只是一种外缘的证据，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汪中的考辨重建了儒学学统，“为论证汉学与孔子思想的联系找到了可靠的依据”[10]，既是一种过度的溢美，又遗漏了汪中更为重要的论述内容。不过，“汪中的考证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儒学学统重建的企图”[11]则是毫无问题的，仅此一点在乾嘉时期其意义就已不可低估。

其实，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并不完全是从师承及经典授受来论证荀子在儒学学统中的地位，他也有从思想实质方面来肯定荀子思想与正统儒学的联系。田汉云指出：

汪中推崇荀子，似有过于孟子。这不仅是考虑到荀子在传承经典方面的特殊作用，同时也着眼于荀子思想的重大价值。他特别点明：“荀卿所学本长于礼。”他又具体指陈了《荀子》为二戴《礼记》所取资，并说曲台之礼乃是荀学之支流余裔。既然《礼记》在后来亦升格为经，《荀子》应在儒家学统中占有何种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汪中这样看问题，与清代朴学家以礼学代替宋儒理学的宗旨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汪中尊崇荀子的深意，在于整合先秦儒学的思想资源，重建儒学的理论体系。[12]

其意以为，汪中特别点明荀子学长于礼以及《荀子》与《礼记》关系密切，即是从礼学的侧面肯定荀学与儒学、经学之正统精神一致。另外他特别注意到，汪中肯定和强调荀子礼学与儒学正统之联系，与清代学者主张“以礼代理”[13]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周积明于此则更为明确地认为，乾嘉学者存在一种重建礼学学统的倾向，汪中《荀卿子通论》的写作是其表现之一[14]，其观点得到田富美的呼应[15]。

而温航亮在《荀卿子通论》之外对于汪中思想的整体考察使得我们对于汪中此一溯源荀子重建礼学学统的努力之具体意涵有了更为明晰和深入的理解。其言曰：

在汪中的思想中，先秦学术流变的“源”（即“太史之官”）和“流”（即“诸子”），都与“礼”息息相关，所谓学术发展变化，不过是对“礼”的认识的变化过程，“礼”正是由“史”而“诸子”的先秦学术源流的主角。不但如此“古之史官，实秉礼经，以成国典”,“礼”还是一个国家施政的根本依据。[16]

此论具有重大的认识意义，它意味着汪中对于礼学学统的重建并不止于经学、儒学传统之内而言，而是将子、史之学也包括进来了。温航亮认为，在汪中的先秦学术史观中，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的整个秦汉学术传统，都是以礼为核心的。其言汪中：

当他的研究视野扩展到诸子学时，便发现了由“史”而“诸子”的先秦学术发展史，认为儒学和其他诸子一样，都来源于“古之史官”。“古之史官”的最根本理论依据在“礼”，因而后代的学术传统也以“礼”为最根本的源头。“古之史官”又依据“礼”“以成国典”，因而“礼”又是经世思想的根本依据。事实上，汪中表现在一些文章中的“用世”思想，正是从“礼”的思想出发的。此后的扬州学者即在汪中的基础上以“礼”来解说经典，并且打出了“以礼代理”的旗帜，希望以“礼”为经世的工具来实现汉学的现实价值。[17]

在汪中的思想中，礼学的学统不仅是儒学的学统，而且是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的整个秦汉学术的学统，因而也理应成为后世一切思想学术的正统。在这思想学术之正统中，荀子与周公、孔子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所以他倡言“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18]。在这样的学统理解之下，“以礼经世”的思想观念成为汪中衡量一切学术的重要标杆，诸子之中不仅儒家的荀子、贾谊，而且墨子的一些思想由此也得到其积极的评价。所以汪中的诸子学研究既有其根据王官之学散为百家的学术史认识而来的对于诸子各家思想的广泛包容，又有其“以礼经世”的核心关怀，绝不是泛滥无主的。温航亮由此认为，“汪中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极力提倡先秦诸子之学，即使有这种提倡的姿态，那也是希望通过对诸子的研究，正确地理解和阐发儒家一直以来所追寻的‘先王之道’”[19]。在这样的认识下，汪中对于荀子生平及学术的考证、表彰所具有的意涵得以真正准确地定位。如果借用周积明的说法，乾嘉学者存在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那么在汪中那里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汉学学统、经世学统、礼学学统的重建其实是同一个学统的重建，而荀子在这个学统中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总之，经过汪中的论述，荀子不仅作为周、孔之传的儒学正统地位得以贞定，而且具有了乾嘉思想学术之典范的意义。乾嘉学者就这样为其以“通经”“明道”“经世”为核心内容的思想学术理想在原始儒学、早期经学中寻到了道统和学统上的依据。这一新的道统和学统理解，虽然不废孟子，但对于《孟子》进行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新的诠释[20]；更为重要的是将被宋明理学家们所排除的荀子重新纳入进来，并给予特别的肯定。在这一新的学统和道统理解之中，体现的不仅是汪中，也包括其他许多乾嘉学者对于如何“整合先秦儒学的思想资源，重建儒学的理论体系”[21]的普遍思考。既然如此，那么考察乾嘉学者在“整合先秦儒学资源，重建儒学的理论体系”之中荀子思想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乾嘉思想学术与荀子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一个需要具体厘清的极为重要的课题了。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书选择以“戴震、章学诚与荀子思想关系研究”为题”，来对以戴震、章学诚为代表的乾嘉学者的义理思想与荀子学说的关系做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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