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 著《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出版暨后记

作者：王东杰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内容简介

本书追索了明清思想转型的要角、清初北方思想家颜元的生命史，寻绎其心理、情感和身体的经验如何滋养并型塑了他的思考，并试图展示那些在今人看来也许是“陈腔滥调”的儒家理想，如何对一个人产生深刻的意义冲击。作者主张，应重视“基层圣贤”在推动中国文化统一性、塑造基层思想流向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应把“被教化者”视作一种教化主体，关注细民怎样改造自己心意中的“乡里的圣人”。本书运用心理史学、“具身认知”等方法和概念，刻画了思想与生活之间无声的互动过程，妙尽幽微，引人胜地。

作者简介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曾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2005）、《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2016）、《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2018）、《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2019）等。

目录

导言  “平庸”的思想者有思想史的价值吗？

一、 颜元其人其学

二、 “平庸者”的思想史如何可能

第一章 血脉与学脉：从人伦困境看颜元的学术思想

一、 身世之变与学术破茧

二、 延嗣之憾与人伦创伤

三、 结论

第二 气质为何不恶：颜元的身体经验与思想建构

一、 颜元论气质之性

二、 颜元对气本论的接受

三、 成圣之具

四、 疾患与学术

五、 结论

第三章 在乡里“作圣”：颜元与其乡人的互动

一、 做圣贤与处乡里

二、 共享“异端”文化

三、 圣贤与方士

四、 结论

附录一  颜元年谱简编

附录二  颜元交游人物表

参考文献

主题索引

后记

【后记】

这项研究本不在我的学术计划中，只能视为自己偶尔的一次放逸之举。而我之所以不务正业，溜出来与颜元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一个原因是我的上一个课题已经结束，下一个课题尚未展开，中间休息，东看西看，一时兴起，不免“误入歧途”。

这些文章的最初推动者是张循，第一章原本就是由他提出的一个有趣问题激发的，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细读了颜元史料，又牵连出新的线索，遂有后续的第二、三两章。各章写作完毕，亦经其费力一阅，提出若干修改意见。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常与内子辛旭及学友韦兵等分享和研讨其中的一些观点，复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的刘文楠慷慨拨冗通读一道。他们热情的鼓励和精彩的质疑都体现于修改后的文字中，为本书增色不少。当然，余下的缺陷和错误，则统由我文责自负。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清华大学的靳帅、郑思俊，北京大学的李辉祥几位同学都为我提供了资料方面的帮助，也一并感谢。

2018年6月，经当时还在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杨瑞教授邀请，我曾前往该校演讲，其间拜访了研究颜李学派的大家陈山榜教授，蒙其慷慨惠赠一套《颜李学派文库》。陈先生多年致力此一课题，为学专注，为人豁达，令人钦佩。与王坚、李敏两位年轻学友的交流，亦使我受益良多。

此次又经博野县文联主席孔繁浩和颜元研究室郑文林（现已调回博野中学）两位先生安排，前往博野北杨村和蠡县西曹佐村，拜访颜习斋祠堂和李恕谷墓。颜元族人颜世绪提供了有关祠堂和颜元的资料。这次拜访途中，有两件事使我至今难忘：一件是，习斋祠堂房屋破损，灰尘遍布，油漆脱落，院子里摆放着几块石碑，其中一些是从颜元墓中迁来，而墓地在“文革”中被破坏已尽，于今竟然无存！另一件是，寻找李塨墓时，我们几次向当地人打听，均不得要领，直到遇到一位赶车（在颜元的认识中，赶车就相当于六艺中的“御”）的老人，告诉我们：不知道有“李塨墓”，但这附近有个“恕谷墓”。这才柳暗花明。此事使我意识到当地仍保留着许多今日已难得一见的礼数。见到父老对李塨的尊重，然而又不无几分隔膜，多少构成本书第三章未有明言的认知“原型”。

郑文林先生是一位素心且热心的绩学之士，多年来搜集了大量地方文献，对之如数家珍。离开博野后，我多次为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叨扰文林兄，皆承他不厌其烦，慷慨指授。2021年5月16日，我与陈卓先生再访博、蠡，承文林兄全程招待，辛苦奔波。到蠡县后，并邀请蠡县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第二部《蠡县志》责任编辑张立伟先生作陪。张先生和文林兄一样熟知当地文献，更难得的是，他就是刘村人。因此，在他的指点下，我得以亲睹颜元的出生地——那里现在已无房舍，夹在两户人家中间，只余几株绿槐。这类信息，若非当地饱学之士明告，是无法知晓的。自“路程本”上得来，不如亲自行过。习斋诚不我欺。

本书部分章节曾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0―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系列讨论会上提出，并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河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做过演讲。2020年，复经清华大学“中国近世文化史专题研究”课程班讨论。参与这些会议、讲座和课程的学友皆曾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唯因人数太多，不能一一列出。我只想特别提到其中一位，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袁天赐，他的课堂发言表现出的学术积累和见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记得5月底最后一次在线课程，他告诉我自己正在住院，遵医嘱要尽早休息，但又不愿错过课程。为此，我安排他在那节课上第一个发言，九点半（那门课排在晚上）就让他下线。当时我全未曾料到，就此竟成永诀！一个月后，忽知他身罹癌症；又过一个月，他竟遽而去世。他交来的课程报告还放在我的案头，而人已去往另一个世界。天妒英才，运命乖戾，令人结舌！我只能祝他在那边安宁快乐，继续他喜欢的读书、思考生活。

书中三章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感谢孔令琴老师、黄兴涛教授和应星教授为此所做的工作。陈卓兄在读过心理史学那章后，鼓励我继续写下后边两章，才有了这本小册子的诞生。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岳清为本书的编辑投注了大量精力；刘静涵手绘了一幅清初冀中地图，以便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颜元主要活动的空间状况。

以上诸位都是本书的接生士，我心存感念，一并表示谢意！

2021年5月18日

又记：

经与陈卓兄商定，本书增入一篇“主题索引”。中文书一向不重索引，学者利用不便。在中国学术正逐步走向世界之时，这一点，还是应该向西人学习。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有时凭借索引，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学界是一共同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编制索引是一份辛苦乏味的工作，必须手工操作，仅凭电脑检索，可能出现离奇的错误，比如物理学、地理学、生理学都被归入“理学”之目，等等。但手工劳作，同样有疏误的可能。这一点，恳请同仁谅解。

2021年7月2日

附记：

2021年8月5日，星期四。一大早传来消息：余英时先生已于四天前遽归道山。乍闻噩耗，一时无言。我是被余先生的著作喂养长大的。初读其著述，算来已是三十年前。大三开学返校，火车抵达成都正值夜半，赶到学校时，宿舍还大门紧闭，刚刚下过一场雨，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又清凉又悲伤的气息。无奈何，我走到食堂外的台阶上，借着路灯打开了《士与中国文化》。

没有想到，那次平平常常的阅读成为我此后人生的起点。今日看来，《士与中国文化》重新界定了中国知识人的认同，让我们在历经半世动荡与漂泊之后，还能有根可依，知所趋向。在这四十年来出版的著作中，至少对我个人来说，仅此一部，无可替代。

我在无言中，打开余先生的书，恰好翻到《从政治生态看朱熹学与王阳明学之间的异同》。这也是十多年前读过的。这次重读，忽然想到，颜元对时事的“沉默”，恐怕不只是因为我在《导言》中提到的那些理由。他曾在五十五岁时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此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在观点上虽有详略高下之不同，在精神上实不无相通共贯之处，令我们想及那一时期的“政治生态”有可能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自然，阳明转向“觉民行道”，是因悟及“得君行道”之路受阻，这和颜元的思路有天壤之别，我这里没有将之混同的意思。我想指出的是，余先生拈出“觉民行道”四字，不但涉及儒学思想史上一个大事件，且对今日之学者尤具非凡之启发。

余先生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儒家相信人人可以成圣，那与外在的职业、地位无关。哪怕一个端茶童子，能够尽到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有益于人，也可以说是圣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理想”，而这也让我想起颜元的话：即使不能做到整体的“圣人”，只能得圣人之“一端”，亦是“得尺是尺，得寸是寸。”圣人毕竟“是我做得”的。在这个意义上，余先生曾借托马斯・曼的一句语式说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里面那个“我”字，便可指任意一个人。此外，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又全因每一个自居为“中国人”的“我”身上所焕发的那种“文章光华礼仪”。我们无法把自己归入“狼”族，化作禽兽。

谢谢陈卓兄，邀请我在本书马上要送入印刷厂前，匆匆添上几句话，用来向余先生表达一个晚辈读书人的敬意。

2021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