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早晨我便得到皮先生不幸去世的噩耗，我实在不敢相信先生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我与先生在武汉相识。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学者，是我的良师益友。与先生相处使我受益匪浅，我永远无法忘怀先生对我的谆谆教导。

    先生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为推广儒家文化竭尽心力。先生的品行与学问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先生是我接触的第一个把修行信仰当事业来做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多么难得，多么可贵。先生非常注重自我的修行，为此先生编著《修养提纲》，以警示自我。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我想先生称得上“克己”的君子。

    先生于2007年初来到武汉云深书院，任书院院长。云深书院是两岸分立58年来，第一所两岸人士共同合作的民间书院，成为国内外儒学同道以文会友的场所。

    先生说，书院的根本精神，实行全人格共起居的师徒制，讲究自由讨论，重视传道弘道，日用践履，读书不忘劳动，心灵不离克己复礼内圣成德之追求。

    云深书院地处武汉郊区，先生自己种菜，做饭。每月拿着最基本生活费用惨澹经营。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云深书院依然得到诸多人士的关注。长江商报、楚天都市报以及湖北卫视、新洲电视台进行了深入报道。书院活动也得到儒学同道与各方友人的支持。

    2007年6月，先生应武汉大学哲学院院长郭齐勇推荐，受到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的邀请，做为正式邀请代表参与在武汉大学的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先生向大会提出《呼唤经学回归──重建中国学术之核心价值》一文，回应重建经学的时代呼声，文中论道：

    “中国人的经学慧命，毕竟诞生、成长、壮大在这片五岳群山，黄土江河之间，一路的绵延不绝，一路的与天地、与山河、与草木风雷、与淑人君子、与匹夫匹妇，相激相荡，共感共应，蕴藉而酿造成中国人特有的才情与灵魂。中国人要要找回他心灵的故乡，只能重新回归天人一贯、物我同仁的经学传统，重建一个统整百代，融通西学的新经学。如此才能重新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精神，接通无数先圣先哲心魂汇聚的能量海洋，引无极太极、阴阳共振的能量，以澎湃我人当下的慧命与气机。通过经学之再造，中华之复兴，进一步向世界提出“儒学全球化、全球化儒学”的中国梦想，创生出世界全球化的中国方桉，为生存于核毁灭危机下的所有生灵，尽我们儒学君子的一片仁心。斯即为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德慧梦想之所在！”

    宋代的大儒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慷慨陈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中国士人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先生对中华文化的豪情与胸怀足以与宋儒媲美。

    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而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

    先生也是“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的发起人之一。2008年8月，我与先生合办《两岸儒学》小刊物。这份刊物的策划、主题皆为先生所定。先生确定的主题有两个：一、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二、四书进中学课堂。

    先生在文中称道：

    “万年积成的中华文明，当然有许多圣人，有许多传承教化的老师，但孔子无疑是所有老师中，最伟大的，成就最高的。因此柳翼谋先生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他说‘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此盖2000年文化历史之共识，所以有‘万世师表’之封衔。” （皮介行《等待春天的消息——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两岸儒学第三版）

    先生认为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可以作为中国人的信仰。因为，信仰对于一个民族是极其重要的。失掉了“信仰”，世界只是一堆偶然的、无意义的物质存在，与生命毫无关系。这样的人生是地狱的人生，这样的民族是地狱的民族。信仰只在人的一念，一念的产生，并将这一念坚持下去，贯彻、融入自己的生命。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爱”的信仰就在于“我欲”。意念的连续构成了信仰的巨大精神力量，一个人的生命赖此光芒四射，甚至照耀千古。一个民族赖此，其文明生生不息。

    2007年底，先生离开云深书院后，一直想自建书院，但无财力无资源，苦无良策。2009年初先生转往嘉兴以“光文讲堂”名义，与苏伟刚先生合办“四书研习班”。讲课地点在鸳湖书局二楼，每周六先生就在这里向公众免费讲述四书。

    鸳湖书局是由苏伟刚先生开办的，苏先生是个生意人，却有很高雅的人文情怀，愿为嘉兴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开了这个书局。书局前是环河绿化带，再前则是运河，是南湖公园，在细雨飘坠中，草树特别迷离苍翠，很有诗意。我于4月份来嘉兴拜访先生，曾在书局逗留一日。

    先生认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统称〔四子书〕是中国圣哲心灵与智慧的结晶，经唐韩愈等人的推崇，到朱熹之后确立为儒学核心经典，千百年来，被大多数中国人阅读与崇敬，成为引导中国人安身立命，建设精神家园的价值主轴。虽然古今历史背景不同，但是安身立命、格物明德的价值追寻是不变的。

    先生每周都十分认真的准备讲稿。参考各种四书注本，写成讲义的形式。内容涉及到礼之用和为贵、知人与自知、德礼与刑政之辨、知天命而悟大道、观人之道、言与行的关系、克己復礼、仁以养德、君子的风仪等人文性的主题。先生并非照本宣科的讲授，在保证学术的准确性的前提下，结合当下现实生活予以适当发挥。每讲结束，先生总是很认真的写总结——《光文讲堂手记》，记叙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不足之处，以待下一讲改进。

    先生依然沿袭书院自由讲学的风格。在期间每周末总是会有些热爱传统文化的来听讲，也有学者、教授闻此赶来会讲。在这个传统文化不被重视的时代，能够真心关注它的毕竟是少数人。然而即便是少数人来此受教，将来成德才兼备的君子，对社会的影响当时不可估量的。先生主讲光文讲堂持续一年。

    先生是儒学的实践者，先生一直在探索儒学重建的突破口。先生认为，儒学在教育体制与社会生活中，仍缺乏自己有形的立足点，没有培育儒者的成形体制，没有支撑自己的群众基础，只是散兵游勇式的个人爱好，毕竟不足以支撑儒学的壮大，也不足以支撑中华的复兴……什么才是儒学重建的突破口呢？先生一直思考着……

    经过一番探索，先生受到乡村建设者晏阳初、梁漱溟二位的启发，认为农村社会与生态问题，应该可以成为儒学再出发的基点。从而与王宁川、邹宇泽共同提出“海峡两岸共建儒学生态文化村”的设想，他们认为只有农村稳定富足，才有国家的安定强盛。

    为实验自己的设想，先生搬到莫干山中居住，并承包土地。重新修养儒学，借劳动及山林勃勃生气，提升自己的心灵觉悟。如得到两岸有力人士或当地政府支持，也可以推行“儒学生态文化村的设想”，引入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观念，为中国新农村建设，探索一条儒学生态文化村的道路。

    先生到莫干山后，我因工作，也未曾去拜访过先生。2010年冬天，先生来武汉逗留过一段时间，我才得以与先生相见。先生在旅途中也不忘学习，去年我们相见时，先生竟然拿出随身带的《四书集注》（中华书局版）跟我谈论儒家的学问。

    我也于今年年初离开武汉，不想上次相见竟是永别！ 

                                  辛卯于善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