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与科技：从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看清初士人格物风尚

作者：刘溪

来源：《东岳论丛》2021年第11期

摘    要：清初文人纳兰性德以诗词著称，而其所著《渌水亭杂识》为学界所忽视。其实，该书作为一部专研格物的笔记，不仅包含诸多传统格物门类，还涉及许多西方科技的内容，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科技发展与儒学内在转型等问题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纳兰在《杂识》中所呈现的格物观一方面极为清晰地体现了儒学在明末清初崇实黜虚、吸纳西学的学风转向，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清初士人格物风尚相较于晚明的最大区别——受笃好科技的康熙皇帝影响甚深。皇权对知识的干涉，虽极大提高了清初儒士的格物热情，却也造成学术思想为皇权所裹挟。另外，透过纳兰《杂识》可见，清初儒士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有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不同层面的区别，并且存在形下学层面互通互融、形上学层面大相径庭的矛盾。儒者虽付诸不同的努力，却最终未能解决这一存在于知识与价值信仰当中的紧张与冲突。

关键词：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格物；西方科技；

作者简介：刘溪（1986—），女，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研究方向：儒家哲学、科技思想史

引 言

有“满清第一词人”之称的纳兰性德近些年一直是文化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物。王国维曾对其有极高赞誉，认为纳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因纳兰词风“清丽婉约、幽艳哀断”，加之乾隆皇帝曾言《红楼梦》乃明珠家事，故纳兰一直被许多人视为贾宝玉的原型，其所著《饮水词》中的满篇愁绪也被当作是贾宝玉式的厌恶科举官场、鄙夷儒家事功的表现。由是，关于纳兰的研究便极少呈现他积极入世、渴望济世的另一面。实际上，纳兰很早即拜徐乾学等儒学名士为师，积极学习儒家文化，十八岁开始参与编校大型儒家经学丛书《通志堂经解》，收录了先秦至元明经解一百四十余种，为后世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由此可见，纳兰非但不是“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1】，反而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著力甚深。

纳兰英年早逝后，其师友所书的诔词中有一句称颂颇令人瞩目：“聪敏绝世，凡诸天文象纬，舆地山川，宝笈琅函，虫鱼草木，靡不穷蒐广采，考核精详”【2】。纳兰既非畴人，又非博物专家，却对天文历法、地理器物等如此感兴趣，以至于广泛搜集、详尽考证，还著有一部专研格物的笔记——《渌水亭杂识》（以下称《杂识》），似乎令人费解。而实际上，这正是明清之际儒士崇实黜虚，追求格物风尚的体现。处于这一转型时期的文人，正如颜元所言，认为“不独《诗》《书》、六艺，凡威仪、辞说、兵、农、水、火、钱、谷、工、虞，可以藻彩吾身、黼黻乾坤者，皆文也”【3】。

纳兰在《杂识》一书中所涉及的格物范畴，不仅包含传统的天文、地理、水利、医药、机械等诸多门类，还涉及许多西方科技的内容。另外，纳兰宫廷文人的身份又极能体现康熙朝儒士格物风尚的另一特点：受笃好科技的康熙皇帝影响甚深。所以，透过《杂识》而对纳兰格物观的探讨就可以成为诠释如下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清初士人缘何普遍崇尚格物?此一时期的格物风尚对儒学的内在转型及随后的科技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儒士面对着西学的输入，对西方科学的接受情况如何、与明末诸儒有何不同?

一、纳兰性德格物观与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向

明清之际之所以被称为“天崩地解”的时期，更多的是暗喻一种思想、文化方面的动荡与变迁。儒学自身的困境加之与西学的遭逢，使得这一时期的学风转向有了更为复杂的呈现方式：一方面，王学末流积弊甚深，迫使儒学自身进行内部的更新与改造；另一方面，西方科学陆续传入，其引发的冲击又使得儒学亟需不断地自我调适。清初士人对格物风尚的追求，即是这一学风转向的清晰写照。

格物风尚的兴起可追溯至程朱对“格物致知”这一儒学概念的重新诠释。此前，张载讲“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4】，“物交而知”的见闻之知一直被排除在对性理的“德性之知”之外。而到了二程、尤其是朱熹不但强调了“格物”的必要性，还进一步拓展了格物的范围。首先，“致知”必须经过“格物”，并且这里的物不是“悬空底物”，而是“实体之物”【5】；其次，无论是“草木禽兽”这些“至微至贱”的物【5，还是“农圃、医卜、百工”这一类的“小道”皆有道理【5】，故而需要“物物上穷其至理”【5】。虽然此时对外物的探究依旧附庸在对天理的体认之下，但是毕竟使“格物”这一原本只强调道德修养论意义的儒学概念具有了认识论的蕴含。随后，伴随着晚明实学思潮的兴起，这种知识论、认识论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从此前朱熹的“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5】，到顾炎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6】，这不仅仅代表一种程度的差异，还表达着一个观念的转变：对经世实用之学的探究已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附属品，而是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在特殊时期的价值甚至超越了纯粹的“德性之知”。此种崇实的格物风尚的兴起，也使得西方科学得以更顺畅地为传统儒学所接纳，由此形成了“格物穷理之学”这一囊括中西方科学的新型学术样式，此即梁启超所说的“大反动的成功”【7】。

由于纳兰的恩师徐乾学与著名实学思想家顾炎武乃甥舅关系，故常有学者将《杂识》与顾炎武的《日知录》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杂识》的写作或是受到《日知录》的启发，故而在写作体例、涵盖内容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在此一格物风尚的影响下，这类涉及天文、地理、医药、百工等领域的书籍很多，其中康熙皇帝的《几暇格物编》、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刘献廷的《广阳杂记》等，都是笔记体的格物著作，其中均广泛涉及中国古代科技以及西方科技的内容。

在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则“度数旁通十事”的规划建议，详尽列举了以数学为基础、对民生日用极为重要的十个领域：天文气象、水利工程、音律、军事、会计、建筑、机械、舆地测量、医药、钟表制作【8】。后世学者多对徐光启能做此列举区分评价很高，认为“其思想倾向已具备了近代科学的一些特征”【9】。徐光启所认为的这些“格物穷理”的重要领域，在纳兰《杂识》中几乎均有涉及【10】：

纳兰《杂识》不仅在格物门类上体现着儒学在明末清初崇尚实学、会通中西的学风转向，书中对许多技艺、器具的推介也折射出清初儒士对“重道轻器”“道本技末”等传统儒学价值观念的颠覆。《杂识》当中对西人龙尾车的介绍便是典型的一例：

中国用桔槔，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其制用一木柱，径六七寸，分八分，橘囊如螺旋者围于柱外，斜置水中而转之，水被诱，则上行而登田。又以风车转之，则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于农事。苟得百金，鸠工庀材，必相仿效，通行天下，为利无穷。【10】

实际上，传统儒道皆对此类“技艺末务”多有批判，《庄子·天地》中提到这类灌溉所用的机械桔槔时，曾借拒绝使用机械的老农的感叹表达对机巧之物的贬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11老子也批判“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12】。传统儒家更是如此，一直将这些机巧、技艺定义为“奇技淫巧”，认为儒士不应流连于此，而应该专心于道。因此，来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在与徐光启一同翻译介绍西方水力学的著作《泰西水法》的时候，就曾十分担心这些西方科技的内容会被儒士用“百工艺事，非道民之本业”【13】来加以批评。

纳兰在《杂识》中对中国传统所用的桔槔与西方新型灌溉机械龙尾车的比较，清晰地体现了追求格物风尚的清初士人相较于传统观点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转变：既不再执着于“道本技末”，也不过分纠结中西之别，西方机械比中国传统器具更为便利，更有利于生活、生产，就应当“通行天下”。正如王徵所言，凡是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就是“最切要者”【14】。

总之，在明末清初崇实的格物风尚影响下，“理”与“物”“道”与“技”（“器”）之间固有的价值模式被打破了。“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15】，清初士人对自然事物、技艺器具的重视，也为这一时期的科学发展开放了更多的可能性，明清之际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启蒙时期”。

二、纳兰性德格物观与君王科技好尚的影响

格物风尚在清初的发展虽然只是明末的赓续，其中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此风尚最有影响力的推动者由崇尚实学、爱好西学的儒士，变成留心格物、好尚科学的康熙皇帝。《清史稿》曾赞美康熙皇帝“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观”【16】，这一评价其实并不失实。康熙皇帝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等诸多格物门类都有深入研究，其在西方科学方面的造诣甚至远胜于许多格物专家。由于康熙皇帝身份的独特性，其学科学、用科学的过程又持续了数十年，可以说对清初科技发展产生了诸多重要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带动格物风尚的进一步发展。康熙皇帝大力提倡西学、广泛搜罗科技人才、组织编纂大型科技典籍，极大促进了康熙朝士人崇实格物的主动性、积极性。

纳兰家族一直同皇室关系密切，世代联姻，纳兰之父纳兰明珠即为康熙朝重臣。纳兰参加殿试，获赐进士后，并未出仕，而是被康熙皇帝选授为三等侍卫，后又升至一等侍卫。“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汤泉及畿辅五台、口外盛京、乌喇，及登东岳，幸阙里，省江南，未尝不从。”17康熙皇帝出巡多地，纳兰皆为随扈人员，可以说君臣二人一直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康熙皇帝不仅经常赐予纳兰“金牌、彩缎、上尊、御馔、袍帽、鞍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17】之类，还曾为其亲笔题诗。纳兰对康熙皇帝的文德武功也十分钦佩，曾作诗文称颂：“武功诞著，文德丕彰”“勋高乎千古，道冠乎百王”【18】。

“癸丑病起，披经读史，偶有管见，书之别简。或良朋莅临，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18】由《杂识》序言可知，纳兰写作该书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此时正值“杨光先历狱案”结束不久，这场由中西历法之争所引发的冲突无论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还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着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西方传教士日益扩大的影响，儒士杨光先一边呼喊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9】的口号，一边写成《摘谬十论》《辟邪论》《正国体呈》《请诛邪教状》等文章，控诉西洋传教士历书编写错误、教义悖理反道等问题。最终造成汤若望被判死刑，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被判充军，钦天监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官员被处死的惨烈结局。然而，杨光先替代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监正以后，历法的推算运用却屡屡出现问题。基于天文历法在政权稳固、国家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亲政后的康熙皇帝决定重审此案，在观象台组织了多场公开测验。在中西历法的全面较量过程中，南怀仁依据西洋历法的推测一直准确无误，而杨光先、吴明烜等人的推算却差谬频出。最终，康熙皇帝果决翻案，将杨光先等人革职，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并恢复了汤若望“通微教师”的称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西历法公开测验的过程中，负责验判的大臣之一正是纳兰明珠。此后，由于康熙皇帝对西方传教士的重视，纳兰明珠也一直同传教士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康熙皇帝讲授西方科学的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奏折中曾特地提及纳兰明珠：“他出于对天主教的满腔热忱，只要是能办到的事情，不论什么事都给天主教以协助，并支持传教士的布教计划。”【20】可以说，有康熙皇帝与家庭环境的双重影响，纳兰对西方科技持认同态度丝毫不足为奇。

“杨光先历狱案”结束后，由于康熙皇帝的支持，再无人敢公开诋毁西方科学，西人、西学的地位大大提升。康熙帝大力敦促礼部选拔、培养天文历法方面的人才，还谕令钦天监的官员必须认真学习西洋新法，务必达到精熟掌握的程度，“向者新法旧法，是非争论，今既深知新法为是，尔衙门习学天文历法满洲官员，务令加意精勤。此后习熟之人，方准升用，其未经学习者，不准升用。”【21】纳兰在《杂识》当中对西方天文历法的认识，与康熙皇帝“深知新法为是”的态度非常一致，他认为“西人历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曾未有也”【18】。而西洋历法之所以能胜于中法，纳兰也提到了两个方面的优长之处：其一为测量方法，其二是观测工具。例如，他列举西方测木、水、金等五星之法，认为该法可很好地避免清濛气对测量的干扰，“诚良法也”【18】。他还介绍了西方的天文观测工具——望远镜。“中国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积气，天主教人于万历年间至，始言气无千古不动者，以望远镜窥之，皆小星也，历历分明”【18】。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一直都认为银河是由云雾之气积聚而成，但是通过望远镜观测，会发现银河是由密集的小星组成，由是纠正了传统的错误看法。

徐乾学曾提到纳兰“间以意制器，多巧倕所不能”【22】。的确，从纳兰在《杂识》中介绍的自行车、风车等可以看出其对器械、尤其是西洋器械极为感兴趣。而这也同康熙皇帝在此一时期的兴趣点极为吻合。纳兰写作《杂识》的那几年，即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十五、六年，康熙皇帝与西方传教士的互动愈加密切，并开始正式同南怀仁学习西方科学。这一时期，康熙皇帝格物的重点主要在于西方的仪器、工具。他命南怀仁制作了种类繁多的器械，分别有：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天体仪等天文仪器；用于民生运输、灌溉的滑轮组、绞盘车、水平仪等机械；为平定三藩叛乱而设计制造的西洋火炮等武器。其实，在明末西方传教士初入中土之时，就为了笼络官员士大夫而传入了大量的仪器、工具。到了清初，由于统治者对西方科学的喜好，士大夫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西方的器械，例如康熙皇帝十分喜爱的自鸣钟，就深受士大夫欢迎。纳兰曾写作长篇《自鸣钟赋》，赞叹西方技艺之“巧”：“……余为转辗思维，末由悟其蕴；低徊俯仰，惟有叹其神……”【23】。这篇文章常被后人认为是应和康熙皇帝的《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24】不唯如此，纳兰的胞弟纳兰揆叙、十七阿哥允礼都写作过应制诗《咏自鸣钟》。南怀仁在提到中士对自鸣钟的兴趣时，也说：“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他们的皇帝和达官显贵们，总是对机件复杂的钟表显示出极大的偏爱。因此我们的神父们也总是搜寻这样的钟表，并调试完好。”【25】由此可见，对西方器械的喜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社会地位的潮流，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儒士对西方科学的接受。

因纳兰去世时年仅三十岁，《杂识》又写作于康熙皇帝学西学、用西学的早期阶段，故其中所反映出的格物观，尤其是纳兰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与康熙皇帝深入掌握西学之后的观点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的观点未曾体现康熙皇帝在1703年【26】之后开始大力倡导的“西学中源”说。纳兰在谈到中国传统历法时，认为“后世言历者，必宗元史，以历书为郭守敬所作，高出古人故也”【23】；而在提及西洋历法时，赞叹“西人历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曾未有也”【23】，这是对西方天文历法的彻底信服。康熙皇帝虽然前期十分肯定西方历法，但其在倡导“西学中源”说之后，就开始常常提及西方历法的谬误，认为“西法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积久不能无差”【27】。并且，康熙皇帝还强调西方历法的源头是在中国，“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24】。面对西方传教士，康熙皇帝也不再如之前一般信任，“礼仪之争”等问题逐渐发生后，他对西方传教士也开始有提防之心：“现在西洋人所言，前后不相符，尔等理当防备”【28】。在康熙皇帝对西人、西学、西教的态度发生转变之后，康熙朝儒士李光地、梅文鼎等人旋即跟随其格物好尚，大力论证“西学中源”说，如“新历以地为圆体，南北东西随处转移，……其说与《周髀》合”【29】，“西洋历所言寒、暖五带之说，与《周髀》七衡吻合，岂非旧有其法欤”【30】。

在此或可作一假设，若纳兰并非英年早逝，他的格物观、尤其是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很难不受一直塑造自身“知识权威”形象的康熙皇帝的影响，他因此也将会像康熙朝其他儒士一样，丧失学术思考的独立性。所以，这即是清初士人格物风尚相较于明末的最大不同之处：一方面，康熙皇帝对格物的热忱，极大地推动了康熙朝士人格物的热潮，不但促进了清初科技的发展，也加速了儒学的内在转型；另一方面，康熙皇帝在知识、文化领域的强势态度，又使得本朝士人的学术思想难逃为皇权裹挟的命运，从而丧失了良性的发展前景，这最终将是对儒家道统的侵害。

三、从纳兰性德格物观看清初士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

第一，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有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不同层面的区别

在明末清初崇实致用的格物风尚影响下，加之统治者的倡导，清初士人对西方科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可以说西方科学对此一时期的儒士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影响。然而，将他们对西方科学认知的程度作细致区分，又会发现他们处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不同的理解层面。

一般士人接触和接受的多是西方科学的知识层面、技艺层面。例如，他们会被地圆说等一些新的知识观点所吸引，也会对望远镜、地球仪、钟表、自行车等精巧的器械感兴趣，但是基本未能深入到方法和思想的层面去理解西方科学。纳兰在《杂识》当中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即属于这个层面，他提到一些西方天文历法的知识，也谈及黄液、白液等西方医学的知识，还介绍了自行车、风车、龙尾车等西方器械，但是都缺乏更进一步的探究。

第二个层面是对西方科学方法的认知。纳兰在《杂识》中虽也涉及到西方科学方法，如测五星良法，但是仅限于介绍，并未真正的运用到实践当中。相较之下，康熙皇帝对实证、实测、实验等西方科学方法的运用就很值得一提。从“杨光先历狱案”中，康熙皇帝首次体会到了测验的重要性，遂在以后数年学西学、用西学的过程当中经常使用这一系列方法，如亲自用天文仪器进行日影观测实验、用几何方法测量山高与河宽，在外出巡行的时候安排传教士用科学仪器探测大气和土地的情况等。另外，纳兰在《杂识》当中提到明末传教士金尼阁所编写的用罗马拼音标注汉字的《西儒耳目资》一书时，只简单介绍此书：“西人之字，因人之语声而作之，其书名曰《耳目资》，唯谐声一门，非六书也”【31】，而并未思考此种注音方法有何种价值。然而，方以智、方中履父子在谈到该法的时候，都将其同中国传统音韵学注音方法进行了细致对比。方以智在《通雅》中认为西方的拼音标注法弥补了中国文字假借、通用的繁琐纷乱，“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32】；方中履也在《古今释疑》中认为《耳目资》中介绍的方法较之中国传统注音方法更为便利，可以作为中法的借鉴，“泰西入中国，立字父母，即以父母为切响，而翻字无漏，何其便乎”【33】，真正点明了其价值所在。

对西方科学认知的一个更深入的层面是对西方科学思想、精神、观念等方面的深入理解。例如，李之藻对西方科学严密的逻辑思想极为推崇，认为可借之补中法之不足，“缘彼中先圣、后圣所论天地万物之理，探源穷委，步步推明，由有形入无形，由因性达超性，大抵有惑必开，无微不破”【34】。徐光启对《几何原本》一书极为推崇，认为“几何之学，深有益于致知”【35】，并指出这种科学方法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中国传统数学相比最重要的优长之处在于“贵其义也”【35】，深入了解这种科学思想，可以纠正中学的诸多错误，清楚“向所揣摩造作，而自诡为工巧者皆非也”“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向所想像之理，多浮虚而不可挼”【35】，从而对儒学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第二，对待西方科学普遍存在科学知识与价值信仰的冲突

西人的格物穷理之学有一种清晰的“形下—形上”认识论模式：格物→穷理→知天主，即通过对自然知识的探求，来获得自然事物之理，最终表达对天主荣光的赞美。中国传统格物穷理观也有一个完整的“形下-形上”模式：格物→穷理→知天理，只不过其最终指向的是万事万物“所当然者”的“天理”，即通过对“当然之象”的探究，来求得“所以然之故”，最终体认“不得不然之理”【36】。由此可见，二者在形下学层面可以互通互融，但在形上学层面却大相径庭。

“来于中西双方的科学知识得以会通，但自然观与本体论观念未能会通，造成科学知识与自然观和本体论的一定程度的脱节。”【37】这一矛盾普遍体现于清初士人的格物著作当中，如纳兰在《杂识》中一方面认为“西人历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曾未有也”【38】，另一方面又认为“西人长于象数而短于义理”【38】，并且“尊其天主为至极而谤佛，又全不知佛道”【38】。这里其实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历数、历理、中国传统儒释道的天道观，这也是前文谈及的中西历法之争的矛盾关键点。在清初历法之争当中，杨光先、吴明烜等儒士对自己不精于历法测算的解释是“儒家但知历之理，而不知历之数；历家但知历之数，而不知历之理”【39】，由此可见，在普通儒士心中，懂历理、清晰儒家天道观是最重要的，而历数属于技艺层面，并非为必须要掌握的内容。即便是历数的精确与否已经极大的影响了对历理的诠释，清初士人的选择依然是“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也就是将西人的质测之学置于中土通几之学下，一方面弥补“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40】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可维护儒家道统不受侵犯。一直试图实现“君师合一”，以儒家道统代言人身份自居的康熙皇帝之所以在其晚年大力提倡“西学中源”说，其用意之一也是解决这一存在于知识与价值当中的矛盾。

当然，不得不说，明末清初儒士解决这一矛盾所采取的方法，也并非简单的“嫁接”，如徐光启、王锡阐、薛凤祚等人“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41】的中西学会通模式，也极为有效地吸收了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观念，用以改造中学。可以说，“西方近代科学中所蕴含的实证精神及工具理性等对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价值体系形成了内在的冲击”【42】，只是这种冲击最终没有形成气候，直到清末“中体西用”说兴起时依然能够体现出这种知识和价值的紧张与冲突。

注释
 
1 王国维：《人间词话》，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第22页。
 
2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3页。
 
3 颜元：《颜元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0页。
 
4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页。
 
5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8页，第295页，第1200页，第291页，第2831页。
 
6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页。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8 徐光启：《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32-338页。
 
9 汪建平，闻人军：《中国科学技术史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7页。
 
10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83-735页，第689页。
 
11 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12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9页。
 
13 徐光启著，李天纲点校：《测量法义（外九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页。
 
14 王徵著，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页。
 
15 徐光启：《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7页。
 
16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17 徐乾学：《憺园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一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2页，第602页。
 
18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第583页，第620页，第619-620页，第618-619页。
 
19 杨光先等：《不得已（附二种）》，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79页。
 
20 [法]白晋：《康熙皇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21 《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04页。
 
22 徐乾学：《憺园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一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3页。
 
23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0页，第621页，第620页。
 
24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2428页，第1624页。
 
25 南怀仁著，高华士英译，余三乐中译，林俊雄审校：《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页。
 
26 康熙皇帝最早提出“西学中源”说是在其所著《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文中，对于该文的写作时间，学界多认为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经韩琦考证，该文完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本文采用此说法。参见：韩琦：《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成书及其背景》，《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7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1页。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1页。
 
29 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全书》（第八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页。
 
30 梅文鼎：《历学疑问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31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0-621页。
 
32 方以智：《通雅》（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页。
 
33 方中履：《古今释疑》（卷十七），清康熙十八年杨霖刻本，第16页。
 
34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35 徐光启：《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7页，第82页，第77-78页。
 
36 熊明遇著，徐光台校释：《函宇通校释：格致草（附则草）》，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37 尚智丛：《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38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0页，第621页，第621页。
 
39 杨光先等：《不得已（附二种）》，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82页。
 
40 方以智：《物理小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41 徐光启：《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74-375页。
 
42 杨国荣：《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哲学研究》，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