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序》制作与孔子删《书》说新证

作者：高中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辛丑腊月十七日壬申

          耶稣2022年1月19日

《尚书》有《书序》一篇，约在汉武帝或更早时期，随同古文《尚书》一起出现。《书序》称“序”，其实是理解孔子“删《书》”之说的一把钥匙，然而前人却多有误解。唐代孔颖达认为“序，所以为作者之意”，至今还有受众。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金縢》一篇，因末简背面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十四字，与今本《金縢》之《序》相近，而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序言”。这类意见，用来定义中古以后个人文学作品中的“序”体，自然合适。但是否可以解释先秦之“序”，则要打个问号。今人如果以此立论，认为“序”最重要之处在于强调“所以为作者之意”，那么显然忽视了作为文体之“序”的早期功用和形态。

早期文体之“序”

“序”在先秦多表“次序”，与“叙”音义接近，常可通用。《说文》攴部以为“叙，次弟也”。作为文体的“序”得名也应当与“次序”之义有关。日本学者池田秀三已注意到《文心雕龙·论说》在分析诸多文体内涵时，认为“序”是“次事”。从《书序》《诗序》篇目看，这种以《诗》《书》“本事”为顺序来编次篇目的形式较为明晰。今天见到的《书序》以《尧典》为首，次以《舜典》《汩作》等，终以《秦誓》，其间大致依时间先后为序，以虞、夏、商、周为类，间或以人物（如伊尹、周公）相属。

因此，早期的“序”本就是对文献进行编选或固定其篇次的副产品。先秦时期文献的载体——竹、帛等的物理特质，决定了一部文献的结构是以篇、卷为单位。“序”的出现及撮述文意的序文，则有确定次序、指示篇旨的功用。在此情况下，述说作者之义及篇题，不仅便于经师授学，也利于收藏者辨别诸篇。因此“序”的早期形态均是独立成卷。应当说，在西汉以前，独立的一句或几句说明篇目内容或作者的文字，并不能称作“序”。此外，《书序》的价值不仅仅如一些学者所言，在于说明内容、作意，或者提供一份目录。它的形成，应当建立在当时儒生将存世的众多《尚书》类文献进行编选的基础之上。《书序》所反映的对《尚书》的编选意义，远大于一书目录。从这个角度看，说它是一份《尚书》类文献的选集之目似乎更准确。而真正现代意义上作为叙述作意的序，根据学者研究，大概要到东汉之时。诗人自拟的叙事之序，则可能“在晋代开始流行”，而两汉不少诗、赋之序，真实性都“尚待考究”。可见，这种单独列于诗、赋前的序要晚出得多。孔颖达所代表的观念，可能也是此种“序”体兴起以后形成的。

《书序》所反映的战国时书类文献的编纂意义，要远大于它的次序、编排功能。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儒家内部，书类文献编选可能也会产生其他类似之“序”。这或许也与孔子删《书》、孔子作《书序》之说的出现有关。

孔子删《书》说

孔子对书类文献进行编纂之事，至迟在战国中期就有流传。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记载有“圣人”对《诗》《书》等进行“论会”“逆顺”的工作，当与整理《诗》《书》有关。学者已注意到此篇简34—35“喜斯慆”段与《礼记·檀弓下》子游语“人喜则斯陶”一段文句相类。《性自命出》中此句可能是对子游话语的摘抄。这与春秋战国间“剿说”“言公”的著述行为相合。《性自命出》的整体成篇年代，定为子游之后不久，应当不至大谬。

此外，上博简《君子为礼》简15—16记子贡说“禹治天下之川，子治《诗》《书》”。将孔子治《诗》《书》的功绩与圣人治水相论，也可想见战国以降儒生对孔子整理《诗》《书》功绩的推崇。研究者过去多就《论语》中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述而》），自卫反鲁后，曾“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认为他曾整理《诗》《书》。《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编次三代之事“上纪唐虞、下至秦穆”，类似说法还见于《三代世表》《儒林列传》等。这些材料，过去被作为孔子作《书序》的证据，《史记探源》已有辨析。扬雄《法言·问神》“古之说《书》者为《序》也”“若《书序》虽孔子亦末如之何矣”两句，径以《书序》为汉以前说解《书》之人所作，并未明言与孔子的关系。

约与扬雄同时代的刘歆所作《七略》则不同：“《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相比《孔子世家》语义的含混，刘歆似乎明确《书序》为孔子作，而且共计百篇，有意将孔子与当时的古文《尚书》加以牵合。到了东汉时，郑玄《书论》依《尚书纬》认为孔子求《书》三千余而“以百二篇为《尚书》”，孔子作《序》之说愈发“清晰”。陈梦家判断“以《书序》为孔子所作，创自刘氏父子，马、郑、王述其义”，大概可信。

后学损益与《书序》制作

从今古文《尚书》篇目差异来看，孔子以后的儒生可能对孔子的编选有过损益。即就后学编辑的《论语》而论，《尧曰》所录《汤誓》片段，为商汤禳旱之祷辞，与今本《汤誓》非为同篇，前者先秦古书曾多次引用，当符合孔子或后学的选录标准。此外，还有一些未著篇名的称《书》，散见于《为政》《尧曰》等篇。这些篇目如果为孔子摒弃，后学将其编入《论语》，恐怕也难以说通。至于后来儒家文献中所引溢出《书序》的篇目，亦有不少。

还可为佐证的是正考父校正《诗经·商颂》十二篇，今本《诗经》仅存五篇。郑玄在《商颂·那》的《小序》下解释说“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时，又无七篇”。可见篇籍随时间推移而流散、淘汰实属必然。以此类推，到《书序》时期，书类文献的篇目也应经历了减损（不排除有增加）甚至改换的动态过程。

《诗》《书》等经典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共知识资源，到了战国末，邹鲁之地的儒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可以想见，约在战国晚期，鲁地的《书序》作者应当就是在孔子及以后历代儒生“断远取近”的编选及解说基础上，依照他们心中可为世法的选取原则，按顺序编排《书》篇，简述篇义、说明作者，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见到的百篇《书序》的初始版本。如果《史记》所说孔子择取《书》篇时代为尧舜至秦穆的记载属实的话，当时的部分核心篇目可能已经较为稳定，因而才会被今古文《尚书》选本继承。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