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建教堂争议与儒者忧患意识
    作者：罗秉祥（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宗教及哲学系教授）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历2011年7月12日
    
     
    
    1. 圣三一堂的建筑方案
    
    
    笔者同意曲阜市基督教圣三一堂的建筑方案有些问题，譬如说该教堂的建筑高度与风格可以斟酌修改。但选址地点应没有问题，因为该教堂选址是在曲阜古城之外，离孔庙有一段距离，而且也得到曲阜市人民的同意。
    
    但耐人寻味的是山东宗教局为何同意这个方案？曲阜市政府与居民为何同意这个计划？中国基督教网站有这条消息：“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于2010年7月25日至29日走访了山东各地教会。27日上午，高峰牧师参加了曲阜市基督教圣三一国际礼拜堂奠基仪式。高牧师在贺词中提到：‘圣三一国际礼拜堂的落成，不仅为当地信教群众和中外游客提供宗教活动的便利，也为推动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交流，提升曲阜市国际的品位，增加城市内涵，扩大曲阜市的影响，招商引资，吸引更多旅游资源，并为基督教神学思想本土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http://www.ccctspm.org/news/lo_ex/2010/82/1082786.html）这段话出自中国基督教领导的口，真是可圈可点。引文中画底线标出的事务与教会何干？那些都是政府的工作，而不是教会的任务。可见整个圣三一堂的建筑计划，教会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与决定者。对于所谓“不礼貌”的指责，教会可能有一些难言之隐。
    
    但这个圣三一堂的重建始终是中国基督教的事，论争半年来，中国教会没有一个代表人物愿意进入公共空间讲几句话，给一个说法，反映了他们不愿意/不习惯与社会对话，只躲在政府后面让政府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就是在自己的安舒区，“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合办的中国基督教网站，也没有就这件事贴出一个正式声明。在该网站搜索“曲阜”，只得出三个网页：1. “谁真正代表孔子与儒学” ？（2011.1.1）；2. “全国政协民宗委举办和谐宗教专题座谈会，于新粒、单渭祥两位牧师参加”（2010.12.29）； 3.“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走访山东教会”（2010.8.2）。在这三个网页中，只有第一个是评论这论争的文章，但作者并非“全国两会”代表，而是独立学者，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石衡潭博士；所以严格说来此文绝不能当作是“全国两会”的正式响应文章。第二个网页中纪录教会领导一些相关讲话，但只是含糊其辞。第三个网页就是上文引用的高峰会长讲话。
    
    笔者对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这个态度感到非常遗憾。人家对你提出质疑，你采取的态度是沉默是金，不站出来响应，这真的是有欠风度。
     
    
    2. “十学者联署意见书”及后来一些言论与事实不符之处
    
    
    另一方面，“十学者联署意见书”（12月22日）及后来一些言论，有些与事实不符之处，夸大了危机感及不必要地制造恐慌；兹澄清如下。第一、曲阜重建教堂是尼山论坛结的果？不是！曲阜市政府在2008年已确定教堂重建的选址，2010年7月27日已进行奠基典礼。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2010年9月26-27日才举行。
    
    第二、参与尼山论坛的是“死儒”？“活儒”都被边缘化了？不是！“意见书”的十位签名者中，其中三位（郭齐勇、颜炳罡、林安梧）都是这个尼山论坛的发言人。请问这三位学者是“死儒”还是“活儒”？
    
    第三、可同时坐3000人的教堂是全中国最大，把最大的教堂建到曲阜来，故意挑战孔门？不是！全球最大的华人教堂是杭州崇一堂，2005年落成，能够同时容纳5000人礼拜；曲阜圣三一堂的容量只约是崇一堂的一半，规格还差远呢。（参http://www.ccctspm.org/jiaotangfengcai/huadong/2008/529/085291141.html）
    
    第四、中国基督徒占人口十分之一？不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宗教报告（2010）》（宗教蓝皮书）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有关宗教信仰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而且详细交代其调查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于2008-2009年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就我国基督教（仅指基督新教，不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等）信徒人数和信仰状况等主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抽样调查。”调查结果之一是基督教徒（包括参与登记场所与未登记场所的信徒）只“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中国宗教报告（2010）》，页190-212。）这本蓝皮书的编者甚至说，“在发展态势上，基督教已经过了一个高速发展期，进入到一个平稳有序的发展阶段，目前基督徒人数增长缓慢，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停滞或下降的情况”（页11）。曾参与这个调查的高师宁研究员的观察是，当代中国发展得最快的是民间宗教，信徒人数最多是佛教，基督教在这两方面都不如他们（2011年4月12日于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再者，经常进行各种社会调查，在国内外享有很高信誉的中国零点调查公司，几年前作过一个“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抽样调查（2007年5-7月在56个地区），结果显示，“佛教是中国最大的宗教，有18%的中国人自己宣称信仰佛教，而认信基督宗教的人只占3.2%。”（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中国宗教现状一瞥：一个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通讯，第3卷第2期，2010年12月，页1。）
    
    在再早一年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9）》内，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仍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我们无须有过重的危机意识，基督教动摇不了中国社会的根基”（〈“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再研究”报告〉，页199）。因此，儒教信徒实在不必如此恐慌。
    
    
    3. 儒教“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A）基督教发展与儒学“弱势”的因果关系没弄清楚
    
    一些儒者们（如蒋庆、韩星）说：曲阜人要建大教堂，显示基督教趁儒教元气大伤，乘虚而入。这个判断至少有三个值得商榷之处。第一、炎黄子孙要在儒学外寻找精神家园，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多个先例，而且都与儒学“元气大伤”无关。道教的兴起，佛教的成功在中国生根，都发生在儒学壮大的汉唐盛世。儒学不能完全满足国人宗教需要，由来已久。可见全力复兴中华文化，不一定能“彻底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制止“国人趋奉外来宗教”。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儒学不能满足国人的宗教心灵需求。当汉武帝罢聉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炎黄子孙却发起道教，挖走部分国人的心灵皈依。之后，国人还是觉得不满足，以致有大批国人相信佛教这个外来宗教，玄奘不理唐太宗的禁制令，私自出关，涉万水千山，不辞艰苦，要到印度取经，才能满足宗教心灵饥渴。还有伊斯兰教，在唐朝开始传入，信徒（包括汉人）也一直增加。我非常同意要全力复兴中华文化，但目的不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阻止外来宗教在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目的不能达到。宋明理学大盛时，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有受到制止吗？
    
    第二、按蒋庆先生与韩星先生的“乘虚而入”逻辑，“乘虚而入”的宗教其实是佛道二教。事实上，《中国宗教报告（2010）》（宗教蓝皮书）还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佛教界在组织制度建设、举办夏令营和禅修活动、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表现出中国佛教界正处在黄金发展时期。”（页2）再者，按照上述中国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现在中国佛教徒占人口18%，是人数最多的宗教，而民间宗教发展最快。所以说基督教乘虚而入这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
    
    第三、儒学在社会影响力式微，始自清朝结束，两千年来的社会结构发生激烈变化，儒学失去昔日的载体，再加上五四运动等因素。因此，儒学式微留下的信仰真空，已经有一个世纪，不是最近才发生。
    
    （B）儒者该摆脱受害人/弱者情意结
    
    假如把儒学的受到摧残归咎于文革，基督教、佛教与其他宗教同样在文革受到摧残，所受到的伤害，绝对不在儒学之下。找基督教做靶子，是焦点错置，过度简化问题。文革已结束三十多年，是时候摆脱受害人情意结了。再者、在文革重创后，基督教、佛教等皆能恢复元气。为甚么儒学不能恢复元气去占领文革后的信仰真空，而让基督教“乘虚而入”？这些年来全国高校都有国学热，儒学热，儒学出版物非常多，形势大好；基督教却完全没有这个有利条件。在这个独占鳌头的优势下，为甚么儒学信仰没有攻下高校学生这个桥头堡？全国儒学组织不止一个，每年都开年会，人强马壮，哪里是“弱者”，哪里有甚么生态不平衡？为甚么声势浩大、猛将如云的儒学没有重占国人信仰真空？有些儒者说：这些高校的儒学学者很多都是“死儒”，“活儒”只是少数。既是这样，儒学信仰不能普及，是儒学群体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外在因素了。为甚么有如此多终身研究儒学的人却不信仰儒学、不实践儒学、不传播儒学呢？此外，学界有不少人还是认为儒学是哲学，不是宗教，而且地位比宗教更高（如冯友兰的学统）。这也是儒学群体内部的问题；把基督教当作靶子泄愤，恐怕只是找个目标转移注意力，逃避面对自家内部的问题。换言之，“十学者联署意见书”内提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沉沦”不能只归咎外因（五四运动、文革、外来宗教、政府），儒学信仰者的忧患意识，恐怕需要再深化。针对基督教的暗示指责，既与事实不符，也不利儒教自身的健康发展。
    
    （C）儒学的宗教地位不应本末倒置
    
    儒学要成为受国人信仰的宗教，不能老是要求政府马上改变宗教政策，把儒教与五大宗教并列。任何宗教都要靠本身力量先发展起来了，人数众多，有广泛影响力，然后才要求政府承认；否则是本末倒置。中国政府目前只承认5个宗教，这个政策肯定不能维持到千秋万世。问题是当政府要开放更多宗教时（譬如说，开放到10个），儒教本身的发展，准备好了没有？发展儒学信仰，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当代儒学信仰者。任何一个宗教要得到政府承认，都需要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民间力量才是最重要（笔者很高兴看到有些言论也持相似论点，如问玉、彭永捷、曹景年等）。笔者愚见认为，台湾的证严法师与慈济功德会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儒教信徒参考的例子。
    
    “十学者联署意见书”中提到孔庙成为纯旅游观光点，笔者也同样深感遗憾。但一方面，儒教的本质不是拜孔教；另一方面，遍布全国各城各乡，大大小小的祠堂，这些都是历来儒教的宗教场所。儒教要发展，不是没有宗教场所；能够灵活生存下去的宗教信仰，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宗教信仰。事实上，《中国宗教报告（2010）》（宗教蓝皮书）也提到，祭祖与地方宗祠活动目前在民间非常活跃，“有愈演愈烈之势”（页8），儒教人士无需妄自菲薄。
    
    历史上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刚到中国时，都分别受到巨大排斥。他们虽然受尽白眼，但仍艰苦经营，最终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靠的是自力更新，而不是靠政府。
    
    （D）儒教成为中国国教
    
    发起这次论争的一部分人士（如蒋庆、陈明、康晓光、耿硎等），近年来一直鼓吹政府应把儒教定为中国国教。这个构思问题更多，笔者在别的地方已有详细分析，在此不赘。（〈蒋庆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必然及永久冲突〉，范瑞平编，《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 – 与蒋庆对话》，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页118-137。)
    
    4.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可作参考，提供儒基对话与合作的桥梁。
    
    基督教的兴起，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罗马帝国国教，而是在民间默默耕耘三百年，而且历尽迫害。这样一个弱小的“外来宗教”，为何后来能在强大的罗马文明中立足？我们都知道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这个英国的作者仰慕法国的伏尔泰，讨厌基督教；在书中他尝试解释强大的罗马帝国之所以走上衰亡的道路，是因为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结果。因此，在这书中，他必须交代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壮大的原因。
    
    书中第15章的题目是“基督教成长的五大原因”，而其中第四个原因是“首批基督教徒的严厉的道德观”。按吉本所言，与那个堕落的时代相比，这些基督徒有“显得更为纯洁和更为严肃的两种动力 – 为过去的罪恶忏悔，以及值得称许的维护自己所属社团名誉的意愿”（《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思, 黄雨石译；北京 : 商务, 1997；页264）。因为前者，很多行为恶劣的人于皈依基督教后，便决心“终生致力于善行而且将终生忏悔”（页265）。因为后者，“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极为警惕地注意他本人的行为，同时也要注意他的同教弟兄们的行为”（页265）。再者，“他们的严肃的独居生活使他们憎恶当时人的骄奢，而习惯于奉行廉正、淡泊、俭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他们便有责任以最大的诚实和最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俗的人对他们的外表的圣洁极易产生的怀疑。世人对他们的鄙视煅炼了他们的谦虚、温和和忍耐的习惯。他们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紧密地彼此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关怀和毫无猜忌的信赖使许多非基督教徒都十分感佩，也常给一些假情假义的朋友以可乘之机。…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博得人民的尊崇”（页266）。
    
    正如前述，吉本个人不喜欢基督教，他不会对基督教有溢美之词，所以以上这个对基督教成功原因的分析，一定有充分根据。事实上，罗马帝国后来的社会道德腐败，连第四世纪罗马史家马奇尼鲁斯（Marcellinus）在《功业录》中也曾哀叹（载于《古罗马的荣光II – 罗马史资料选译》，邢义田译，台北：远流，1998，页707-709。）。因此，二十世纪的美国史家威尔•杜兰认为吉本倒果为因，他总结说：“道德低落，促成帝国的瓦解，…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而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就因为罗马帝国之日渐萎缩，才使基督教快速地发展。” （威尔•杜兰，《西泽与基督》，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03，页878-879。）
    
    透过这个历史视野，我们不禁要问，基督教在今天中国有所发展，是否也有这个道德因素？回到曲阜重建圣三一堂的争议，按《南风窗》的报导：‘“最近几年，年轻一代对基督教比以前宽容多了。’在丰宗洁看来，这也是兴建基督教堂的一个有利条件。事实上，在记者的采访中，当地人对这座教堂的宽容出乎意料。孔祥振是曲阜史志办副主任，也是孔子第75代后裔，在他看来，基督教近年来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化解矛盾、稳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现在随着信徒的大量增加，要求建教堂也是合理的，‘只要不在曲阜古城内建，我觉得都无所谓。’孔祥振说。”（《南风窗》2011.1.12-25，总第428期，页61；大陆网上版这一段完全消失。）因此，今天基督教在曲阜有所发展，与约两千年前基督教在罗马有所发展，有共同的因素。
    
    假如基督教因为促进小区和谐而有所发展，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其实对儒学也是一个黄金机会。不需总是寄望政府下令儒学班师回朝，能打破“王官学”的情意结，在野的儒学可以自立更新，成为浊世的一股清流。我也希望儒学可以复兴，全国小学中学都可以选读《论语》、《孟子》，培养活泼的道德心灵，建立敬虔而有诚信的人格。儒教也可以透过民办书院，身体力行，把儒学价值观实现于“人伦日用”之中，建立口碑。我深信有活力、有生命力的道德文化，必须孕育自民间，出于自发，源于虔诚。中国儒教能产生一个类似台湾证严法师般的信仰领袖及社会领袖吗？
    
    儒学与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可以携手合作，挽救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而不是互不理睬，互相排斥。让我们致力共建中国和谐社会！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