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何以在实践观上跨时空“握手”？

受访者：何中华

采访者：安英昭 韩禹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辛丑腊月廿三日戊寅

          耶稣2022年1月25日

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是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标举的“实事求是”，是对此哲学问题的深刻回应，也是百年来屡创成就的重要法宝，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内核，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强调具有共通性；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其实践力量的充分彰显，以及中国文化对实践取向的看重，都有着内在关系。当今世界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博弈，能否克制或搁置成见，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关乎人类共同命运。

2021年7月，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图为展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像。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居何种地位？

何中华：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学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即“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特别标举“实践”这面旗帜。实践性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之所以能实现人类认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变革，就在于他把实践置于其哲学的核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就哲学的原初基础来说，实践作为感性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使用过“物质实践”这一概念。突出实践的本质意义，就是“新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特点或曰优点。

二，就哲学的功能来说，马克思的学说也是实践性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谓“改变世界”，就是人们诉诸感性活动，实际地而不是观念地改变现存的一切，是“起而实行”而不是“坐而论道”。这也是恩格斯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成功，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离开了这种鲜明的实践品格，是无法想象的。

2017年9月，由中华文化学院主办的“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端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新社发 钟欣 摄

中新社记者：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历代大哲怎样看待实践、如何认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体现了怎样的中华文明根性？

何中华：儒家非常推崇“践履”和“躬行”，对知行关系多有讨论。譬如，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是理论性的，而习是实践性的。“学”和“习”既不相同又不可分割。对于人的道德人格的成就，“习”乃为完成环节。

孔子主张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在孔子那里，“行”构成其“四教”之一，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荀子则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个观点影响到韩非子，后者提出的“参验”说，就可追溯至荀子。孟子说：“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之谓“熟仁”说。“熟”原指成熟，但到了宋儒朱熹那里，就被引向实践之义，例如他说：“想见前贤，造诣之深，践履之熟。”但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明季王廷相对宋儒有所矫正，格外强调“行”的优先性，他说：“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

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也认为，行为知之本，强调“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是故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因此，他主张“必以践履为主”。从朱熹的“知先行后”，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再到王夫之的“行先知后”，有一个辩证的开展，显示的轨迹和取向，是向先秦儒家强调践履的复归。应该说，这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初衷。

2021年9月，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东省胶州市少海孔子广场举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缅怀至圣先师。中新社发 王昭脉 摄

中新社记者：您在著作《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论述了儒家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本质上的同构性，并指出这种同构性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选择的重要原因。两种实践观有何相通之处？二者如何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融会贯通？

何中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实践，侧重道德哲学的角度。道德属于实践的领域。在西方亦如此。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理论的、创制的和实践的三类，而道德属于实践知识范畴。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康德也把道德归属于实践理性范围。

中国传统社会从总体上说是“礼治”社会。“礼”的本义即为“履”，亦即所谓“行”。对“礼”的自觉有赖于对“礼”的践履。儒家重视“躬行”和“征验”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没有遇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理阻碍。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获得了马克思所说“实践能力的明证”。这无疑是中国人信赖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出，与其实践力量的充分彰显，以及中国文化对实践的格外看重，都有内在关系。正因此，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早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他还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毛泽东把知行关系作为其《实践论》的副标题，并认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构成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这同中国古典文化一脉相承，又加上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发展。

2011年11月，北京，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首次对外开放。图为馆内展示的中国第一本《马克思纪念册》、《唯物史观浅释》等书籍。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和行动方法是否具有超越中国的普遍意义？对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推进有何启示？

何中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邓小平也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核心。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实事求是的过程，既是实践的过程，也是认识的过程，但首先是实践的。正视现实，不回避客观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才是摆脱当代人类面临危机的开始。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首先直面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使我们真正“回到事情本身”，才能使我们同事情的本真状态照面。

当今世界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博弈，国家利益冲突、地缘政治纷争、意识形态碰撞、民族问题纠葛，加上新冠疫情肆虐等。这一状况，很容易使人陷入荀子所说的“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最可怕的是有危机而无危机感，有忧患而无忧患意识。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其实，“零和博弈”到极致，也正是走向“正和博弈”的转机，但需要人类的智慧去把握。在这样一个关乎人类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能否克制或搁置成见，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事情的是非曲直，为未来选择一条希望之路，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考验。(完)

受访者简介：

何中华(1962—)，山东莒南人，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等著作。有些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译)载，在学界有较大反响。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