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Brad Wilcox】中国有必要借鉴传统文化以提升生育率

栏目: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暨放开二胎、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22-02-07 10:03:01
标签:生育率

中国有必要借鉴传统文化以提升生育率

作者:易富贤;Brad Wilcox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原载《中国经济报告 CHINA POLICY REVIEW)》  2021 年第 6 期,OVERALL AND STRATEGY 全局与战略49-52

 

 

提 要: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婚育观念,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经济模式仍将惯性延续,因此鼓励生育的难度很大。而中国未富先老,无力像日本那样通过财政手段提升生育率。对未来迷茫时,不妨向古人借智慧,古老的哲学往往会露出年轻的微笑。

 


一、中国空前严峻的人口形势

 

日本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在二战后就开始下降,在 1974 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 2.1,导致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年均经济增长率从 1946-1973 年的 9% 降至 1974-1991年的 4%、1992-2019 年的 0.9%。

 

中国的生育率在 1991 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 年只有 1.22,开始低于日本;2010 年、2015 年分别只有 1.18、1.05,二孩政策也未能提振生育率。中国的 15-59 岁劳动力在 2012年开始负增长(据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经济增长率从 2011 年的 9.6% 下降到 2019 年的 6%。中国 2019 年、2035 年的人口结构分别类似于日本 1992 年、2018 年,意味着经济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加。2020 年中国 1 个 65 岁及以上老人对应 4.9 个 20-64 岁劳动力,而到2035 年、2050 年一个老人只分别对应 2.4 个、1.6 个劳动力,养老金缺口将不断扩大。

 

日本在鼓励生育上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降低幼托、教育、医疗、住房成本,提供生育补贴。这些举措成本高,但是效果不佳,生育率从 2005 年的 1.26 提高到 2015 年的 1.45 后,又降到 2020 年的 1.34。因为日本的政策只聚焦于“养不起”上,而解决不了“不愿生”、“生不了”这两大难题。

 

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婚育观念,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经济模式仍将惯性延续,因此鼓励生育的难度比日本要大。而中国未富先老,无力像日本那样通过财政手段提升生育率。对未来迷茫时,不妨向古人借智慧,古老的哲学往往会露出年轻的微笑。

 

二、家庭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远古时代,“知母不知父”,人口难以增加。在新石器和金石时代,产生了婚姻家庭,在双抚养体系下,人口增加,诞生了人类文明。

 

各文明演化出的家庭价值,在文化层面是多样的,但是在文明层面却是趋同的,滋养着人口的繁衍。恪守传统家庭价值者,生育动机强,劳动积极性高,会牺牲个人的享乐而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奉献给家庭、抚养孩子。

 

美国的生育率从 1960 年的 3.65 降至 1976 年的 1.74,时任总统卡特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开会以强化家庭。1981 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的家庭价值,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政策,生育率上升到 1989 年的2.01。但是美国近年的家庭价值再度式微,有宗教归属的人从 1999 年的 70% 降到 2020 年的 47%,生育率也从 2007 年的 2.12 降到 2020 年的 1.64。

 

纵观各国,保守派的生育率更高。美国犹他州家庭观念强,生育率最高,非婚子比例最低。以色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算高,但是坚守传统信仰,家庭稳定,婚育年龄早,生育率高达 3.0,非婚子比例低。中国东北的传统生育文化最淡薄,生育率也最低;而广西钦州、玉林等地儒家传统家庭价值犹存,宗祠、族谱文化还较浓烈,2010年的生育率是东北的 3 倍。

 

三、为什么儒家思想有利于人口繁衍

 

在物理世界,热从高温向低温转移,最终达到热平衡,这个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叫熵增,最后是热寂。而生命系统却是从无序到有序的熵减。人类各文明由于建立起家庭和政治这两大秩序,因此具有生命力。春秋战国时期,杨朱学说、墨家、法家相继成为显学,但儒学却能在与诸子百家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儒学有利于建立起家庭和政治秩序。

 

儒家经典《周易》认为,“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可见,儒家以婚姻为基础,构建起家庭秩序,再推衍出政治秩序。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批评杨朱和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国家)也”,极端个人主义将导致无法维持大共同体,政治秩序崩溃;“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平等的爱是从有序到无序的熵增,将导致“无父”危机,家庭秩序崩溃,人口和文明衰落。

 

儒家倡导的是亲疏有序的爱,捍卫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也重视大共同体。在“老吾老、幼吾幼”的前提下,“以及人之老、人之幼”;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儒学与英美保守主义类似,比如儒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将逝者、生者、未出生者都视为文明的一部分,因此能全心全力地抚育孩子,也把生养、死葬、精神愉悦以及死后的祭祀都托付给了孩子,生育动机强。英美保守主义的教父埃德蒙·柏克也认为文明的载体是一个将逝者、生者、未出生者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对祖先的轻蔑,也是对未出生者继承权的剥夺。儒家和柏克所倡导的其实是一份信托,活着的成员是这份遗产的受托人,他们有义务增进遗产并将其传递给后人,这种符合熵减原则的家庭秩序可以让人口和文明生生不息。而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却是熵增的,生者垄断一切特权,凌驾于前人和后人之上,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四、警惕“无父”危机

 

一些人建议中国像欧美那样通过非婚生育以提高生育率。其实欧美的政策与被中国淘汰了两千多年的墨家类似。随着社会福利的提高,欧美出现了孟子所预警的“无父”危机,美国的非婚子占比从 1960 年的 5% 提高到 2018 年的 40%,福利水平高的法国、冰岛甚至高达 60%、71%。而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东亚国家的非婚子比例只有 2%。在欧美生活的东亚裔的非婚子比例也很低,生育率在所有族群中最低,比如 1990 年美国的生育率为 2.08,但是华裔只有 1.36 ;2010 年美国加州的生育率为 1.9,华裔只有 1.3。就是说,即便中国能达到欧美的福利水平,生育率也无法提高。何况中国未富先老,无力漫灌式推行福利政策。

 

另一方面,欧美的福利政策不可持续。“不亲其亲,不子其子”,纳税人成为公共父亲、公共儿女。人类耗费上万年才将“男人”变成了“父亲”,而几十年的福利政策就将“父亲”变回了“男人”,不再参与养幼,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现在男性的生育意愿已低于女性,劳动积极性也在下降,比如美国 15 岁以上男性的就业率从1950 年代的 82% 降到 2019 年的 66%,法国甚至降到 55%。法国女性的就业率相当于男性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50% 上升到现在的 86%,冰岛更是高达 91%。将人口再生产的重担过度压在单亲母亲的肩膀上,是不公平的,她们既要产人,又要造物,将不堪重负,生育率将下降,进而导致老龄化。而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 6-7 岁。老年妇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兰、日本、德国的 60-64 岁妇女的就业率从 1995 年的16%、39%、10%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56%、59%、57%。也就是说,男人(尤其是男青年)越来越轻松,女人越来越辛苦,还将老无所养。

 

并且随着人口老化,将面临老年的福利与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间的残酷博弈。北欧福利国家中老龄化最严重的芬兰,生育率从 2010 年的 1.87降至 2020 年的 1.37。美国的生育率也从 2007 年的 2.12 降至 2020 年的 1.64,各州的非婚子比例与生育率负相关。

 

比较历年世界各国的就业率和生育率的关系,发现男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直线正相关;而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缺乏相关性,因为女性就业率提高,提高养育能力,但却减少养幼时间和精力。韩国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原因之一是男青年就业率过低,养不起家。韩国 20-24 岁、25-29 岁的男性就业率,从 1980 年的 66%、88% 降到 2019 年的40%、70%(女性为 47%、71%),而 2019 年美国的该比率分别为 68%、84%,日本为 71%、91%。中国 15 岁以上男性就业率从 1995 年的 82%降 到 2019 年 的 72%, 女 性 也 从 71% 降 到 58%,尤其青年就业率降幅最大,这种趋势值得警惕。

 

今后中国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男性就业率不应低于 70%,女性不应低于 55%(美国、以色列的水平)(以上数据引自世界银行的报告)。

 

五、避免“大政府、小家庭”

 

儒家认为家庭秩序比政治秩序更为重要,提出“杨近墨远”、“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倡导“大家庭、小政府”。历史证明儒家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政治失序,但是由于家庭秩序犹存,文明延绵不断。

 

墨家弟子参与创建的法家,与墨家一样是大共同体主义。法家瓦解大家族,推行“强政府、弱家庭”,这有利于巩固政治秩序,但是却会导致社会僵化,活力下降,秦朝仅享国十五年乃亡。在法家散沙化的社会,家族的互助体系崩溃,养育成本提高;家族制瓦解,“逝者 - 生者 - 未出生者”这一文明链断裂,人们生育意愿下降;繁重的徭役,导致夫妻分居;沉重的赋税,导致“生子辄杀”,因此秦朝和西汉的生育率偏低。法家可以导致迅速崛起,但是无法长期延续文明。

 

汉武帝时期,总结历史教训,将儒家尊为官方意识形态,才重新恢复了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后,历朝都用儒学进行教化。汉武帝之后的中国政治,并非“儒表法里”,而应该是“三明治”:外套儒家伦理以维持社会和谐,中插法家钢筋以强化政治秩序,内垫儒家的家庭秩序以延续人口。在政治调色板中,儒家比例高的朝代,人丁兴旺、社会和谐。

 

美国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保守,支持“小政府、大家庭”,家庭完整,非婚子比例低,生育率高。而美国民主党、法国和北欧的政党与墨家一样是大共同体主义,提倡“大政府、高福利”。最近美国几次总统选举,各州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正相关,而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与生育率负相关。

 

中国尽管在 1980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整个 1980 年代生育率还稳定在 2.4,这得益于1979 年的农村经济改革形成了“大家庭、小政府”格局。而 1990 年代由于实行了导致“小家庭、大政府”的分税制改革等政策,使得生育率从 1990年的 2.3 降到 2000 年的 1.22。目前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只占 GDP 的43%(《中国统计年鉴 2021》),而国际上一般占GDP 的 60%-70%。中国如此“小家庭”的财税体系是无法抚养两三个孩子的。必须大幅改革财税政策,强化家庭,才可能提升生育率。

 

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婚姻“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是“人之终始也”、“治乱因之,兴亡系焉”,攸关文明兴衰,因此“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生育的前提是结婚,孟子期望“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历代统治者也都重视婚姻,比如唐太宗发布《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以提高结婚率。中国的离婚率从 1980 年的 0.3‰提高到2000 年的 1.0‰、2019 年的 3.4‰,是日本的 2 倍,是中国台湾地区的 1.5 倍。2019 年中国东北的离婚率高达 4.8‰,全球最高,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2015 年只有 0.56,意味着下一代人口只是上一代的 1/4。中国的初婚人数从 2013 年的 2386 万减少到 2020 年的 1229 万,尤其是 20-24 岁的结婚数从 2011 年的 953 万锐减到 2020 年的 303 万(《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21》)。可见,中国面临很大程度的家庭危机。

 

孔子主张适时结婚,“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普遍在16-18 岁,这符合生物学时序。1980 年中国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将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推迟到男 22岁、女 20 岁,并鼓励晚婚(男 25 岁、女 23 岁)晚育。

 

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生育能力不断下降。“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的比例,30 岁 以 下 妇 女 为 11%,35-39 岁 增 至 39%。30 岁以下孕妇的自然流产率为 10%-15%,40 岁增至 35%。妇女怀唐氏综合症孩子的概率,20 岁只有1/2000,35 岁 升 至 1/350,45 岁 高 达 1/30。男性不孕率也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

 

东亚地区的初育年龄是全球最晚,生育率也最低。2017 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妇女初育年龄高达 31-32 岁,而美国不到 27 岁。相对于其他东亚地区,中国大陆的婚育年龄有“后来居上”的趋势。2015-2019 年 日 本 各 县、 美 国 各 州 的 男、女初婚年龄都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男性相关性更强,日本男、女的相关系数为 -0.75、-0.65,美国的为 -0.79、-0.78。男性婚育年龄推迟,除了生育能力、养育能力下降外,培养新一代的激情也下降。如果男、女初婚年龄不能控制在 27 岁、25 岁以下,生育率是难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

 

结论:


中国的生育环境堪忧,人们面临三大难题:心理上,不愿生;物质上,养不起;生理上,生不了。如果只聚焦于某一块短板,即便政策力度再大,也难以提升生育率。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家庭要有“底层设计”,国家要有“顶层设计”,不妨借鉴儒家思想,对经济、社会、法律、教育、卫生、伦理、文化、城市规划等进行联动性改革,补齐每一块短板、修好每一个窟窿,才能让人口和文明生生不息。

 

(作者易富贤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Brad Wilcox 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全国婚姻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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