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必要借鉴传统文化以提升生育率

作者：易富贤；Brad Wilcox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原载《中国经济报告 （CHINA POLICY REVIEW）》  2021 年第 6 期，OVERALL AND STRATEGY 全局与战略49-52

提 要：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婚育观念，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经济模式仍将惯性延续，因此鼓励生育的难度很大。而中国未富先老，无力像日本那样通过财政手段提升生育率。对未来迷茫时，不妨向古人借智慧，古老的哲学往往会露出年轻的微笑。

一、中国空前严峻的人口形势

日本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在二战后就开始下降，在 1974 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 2.1，导致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年均经济增长率从 1946-1973 年的 9% 降至 1974-1991年的 4%、1992-2019 年的 0.9%。

中国的生育率在 1991 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 年只有 1.22，开始低于日本；2010 年、2015 年分别只有 1.18、1.05，二孩政策也未能提振生育率。中国的 15-59 岁劳动力在 2012年开始负增长（据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经济增长率从 2011 年的 9.6% 下降到 2019 年的 6%。中国 2019 年、2035 年的人口结构分别类似于日本 1992 年、2018 年，意味着经济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加。2020 年中国 1 个 65 岁及以上老人对应 4.9 个 20-64 岁劳动力，而到2035 年、2050 年一个老人只分别对应 2.4 个、1.6 个劳动力，养老金缺口将不断扩大。

日本在鼓励生育上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降低幼托、教育、医疗、住房成本，提供生育补贴。这些举措成本高，但是效果不佳，生育率从 2005 年的 1.26 提高到 2015 年的 1.45 后，又降到 2020 年的 1.34。因为日本的政策只聚焦于“养不起”上，而解决不了“不愿生”、“生不了”这两大难题。

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婚育观念，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经济模式仍将惯性延续，因此鼓励生育的难度比日本要大。而中国未富先老，无力像日本那样通过财政手段提升生育率。对未来迷茫时，不妨向古人借智慧，古老的哲学往往会露出年轻的微笑。

二、家庭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远古时代，“知母不知父”，人口难以增加。在新石器和金石时代，产生了婚姻家庭，在双抚养体系下，人口增加，诞生了人类文明。

各文明演化出的家庭价值，在文化层面是多样的，但是在文明层面却是趋同的，滋养着人口的繁衍。恪守传统家庭价值者，生育动机强，劳动积极性高，会牺牲个人的享乐而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奉献给家庭、抚养孩子。

美国的生育率从 1960 年的 3.65 降至 1976 年的 1.74，时任总统卡特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开会以强化家庭。1981 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的家庭价值，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政策，生育率上升到 1989 年的2.01。但是美国近年的家庭价值再度式微，有宗教归属的人从 1999 年的 70% 降到 2020 年的 47%，生育率也从 2007 年的 2.12 降到 2020 年的 1.64。

纵观各国，保守派的生育率更高。美国犹他州家庭观念强，生育率最高，非婚子比例最低。以色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算高，但是坚守传统信仰，家庭稳定，婚育年龄早，生育率高达 3.0，非婚子比例低。中国东北的传统生育文化最淡薄，生育率也最低；而广西钦州、玉林等地儒家传统家庭价值犹存，宗祠、族谱文化还较浓烈，2010年的生育率是东北的 3 倍。

三、为什么儒家思想有利于人口繁衍

在物理世界，热从高温向低温转移，最终达到热平衡，这个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叫熵增，最后是热寂。而生命系统却是从无序到有序的熵减。人类各文明由于建立起家庭和政治这两大秩序，因此具有生命力。春秋战国时期，杨朱学说、墨家、法家相继成为显学，但儒学却能在与诸子百家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儒学有利于建立起家庭和政治秩序。

儒家经典《周易》认为，“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可见，儒家以婚姻为基础，构建起家庭秩序，再推衍出政治秩序。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批评杨朱和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国家）也”，极端个人主义将导致无法维持大共同体，政治秩序崩溃；“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平等的爱是从有序到无序的熵增，将导致“无父”危机，家庭秩序崩溃，人口和文明衰落。

儒家倡导的是亲疏有序的爱，捍卫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也重视大共同体。在“老吾老、幼吾幼”的前提下，“以及人之老、人之幼”；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儒学与英美保守主义类似，比如儒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将逝者、生者、未出生者都视为文明的一部分，因此能全心全力地抚育孩子，也把生养、死葬、精神愉悦以及死后的祭祀都托付给了孩子，生育动机强。英美保守主义的教父埃德蒙·柏克也认为文明的载体是一个将逝者、生者、未出生者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对祖先的轻蔑，也是对未出生者继承权的剥夺。儒家和柏克所倡导的其实是一份信托，活着的成员是这份遗产的受托人，他们有义务增进遗产并将其传递给后人，这种符合熵减原则的家庭秩序可以让人口和文明生生不息。而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却是熵增的，生者垄断一切特权，凌驾于前人和后人之上，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四、警惕“无父”危机

一些人建议中国像欧美那样通过非婚生育以提高生育率。其实欧美的政策与被中国淘汰了两千多年的墨家类似。随着社会福利的提高，欧美出现了孟子所预警的“无父”危机，美国的非婚子占比从 1960 年的 5% 提高到 2018 年的 40%，福利水平高的法国、冰岛甚至高达 60%、71%。而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东亚国家的非婚子比例只有 2%。在欧美生活的东亚裔的非婚子比例也很低，生育率在所有族群中最低，比如 1990 年美国的生育率为 2.08，但是华裔只有 1.36 ；2010 年美国加州的生育率为 1.9，华裔只有 1.3。就是说，即便中国能达到欧美的福利水平，生育率也无法提高。何况中国未富先老，无力漫灌式推行福利政策。

另一方面，欧美的福利政策不可持续。“不亲其亲，不子其子”，纳税人成为公共父亲、公共儿女。人类耗费上万年才将“男人”变成了“父亲”，而几十年的福利政策就将“父亲”变回了“男人”，不再参与养幼，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现在男性的生育意愿已低于女性，劳动积极性也在下降，比如美国 15 岁以上男性的就业率从1950 年代的 82% 降到 2019 年的 66%，法国甚至降到 55%。法国女性的就业率相当于男性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50% 上升到现在的 86%，冰岛更是高达 91%。将人口再生产的重担过度压在单亲母亲的肩膀上，是不公平的，她们既要产人，又要造物，将不堪重负，生育率将下降，进而导致老龄化。而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 6-7 岁。老年妇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兰、日本、德国的 60-64 岁妇女的就业率从 1995 年的16%、39%、10%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56%、59%、57%。也就是说，男人（尤其是男青年）越来越轻松，女人越来越辛苦，还将老无所养。

并且随着人口老化，将面临老年的福利与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间的残酷博弈。北欧福利国家中老龄化最严重的芬兰，生育率从 2010 年的 1.87降至 2020 年的 1.37。美国的生育率也从 2007 年的 2.12 降至 2020 年的 1.64，各州的非婚子比例与生育率负相关。

比较历年世界各国的就业率和生育率的关系，发现男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直线正相关；而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缺乏相关性，因为女性就业率提高，提高养育能力，但却减少养幼时间和精力。韩国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原因之一是男青年就业率过低，养不起家。韩国 20-24 岁、25-29 岁的男性就业率，从 1980 年的 66%、88% 降到 2019 年的40%、70%（女性为 47%、71%），而 2019 年美国的该比率分别为 68%、84%，日本为 71%、91%。中国 15 岁以上男性就业率从 1995 年的 82%降 到 2019 年 的 72%， 女 性 也 从 71% 降 到 58%，尤其青年就业率降幅最大，这种趋势值得警惕。

今后中国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男性就业率不应低于 70%，女性不应低于 55%（美国、以色列的水平）（以上数据引自世界银行的报告）。

五、避免“大政府、小家庭”

儒家认为家庭秩序比政治秩序更为重要，提出“杨近墨远”、“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倡导“大家庭、小政府”。历史证明儒家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政治失序，但是由于家庭秩序犹存，文明延绵不断。

墨家弟子参与创建的法家，与墨家一样是大共同体主义。法家瓦解大家族，推行“强政府、弱家庭”，这有利于巩固政治秩序，但是却会导致社会僵化，活力下降，秦朝仅享国十五年乃亡。在法家散沙化的社会，家族的互助体系崩溃，养育成本提高；家族制瓦解，“逝者 - 生者 - 未出生者”这一文明链断裂，人们生育意愿下降；繁重的徭役，导致夫妻分居；沉重的赋税，导致“生子辄杀”，因此秦朝和西汉的生育率偏低。法家可以导致迅速崛起，但是无法长期延续文明。

汉武帝时期，总结历史教训，将儒家尊为官方意识形态，才重新恢复了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后，历朝都用儒学进行教化。汉武帝之后的中国政治，并非“儒表法里”，而应该是“三明治”：外套儒家伦理以维持社会和谐，中插法家钢筋以强化政治秩序，内垫儒家的家庭秩序以延续人口。在政治调色板中，儒家比例高的朝代，人丁兴旺、社会和谐。

美国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保守，支持“小政府、大家庭”，家庭完整，非婚子比例低，生育率高。而美国民主党、法国和北欧的政党与墨家一样是大共同体主义，提倡“大政府、高福利”。最近美国几次总统选举，各州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正相关，而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与生育率负相关。

中国尽管在 1980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整个 1980 年代生育率还稳定在 2.4，这得益于1979 年的农村经济改革形成了“大家庭、小政府”格局。而 1990 年代由于实行了导致“小家庭、大政府”的分税制改革等政策，使得生育率从 1990年的 2.3 降到 2000 年的 1.22。目前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只占 GDP 的43%（《中国统计年鉴 2021》），而国际上一般占GDP 的 60%-70%。中国如此“小家庭”的财税体系是无法抚养两三个孩子的。必须大幅改革财税政策，强化家庭，才可能提升生育率。

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婚姻“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是“人之终始也”、“治乱因之，兴亡系焉”，攸关文明兴衰，因此“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生育的前提是结婚，孟子期望“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历代统治者也都重视婚姻，比如唐太宗发布《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以提高结婚率。中国的离婚率从 1980 年的 0.3‰提高到2000 年的 1.0‰、2019 年的 3.4‰，是日本的 2 倍，是中国台湾地区的 1.5 倍。2019 年中国东北的离婚率高达 4.8‰，全球最高，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2015 年只有 0.56，意味着下一代人口只是上一代的 1/4。中国的初婚人数从 2013 年的 2386 万减少到 2020 年的 1229 万，尤其是 20-24 岁的结婚数从 2011 年的 953 万锐减到 2020 年的 303 万（《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21》）。可见，中国面临很大程度的家庭危机。

孔子主张适时结婚，“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普遍在16-18 岁，这符合生物学时序。1980 年中国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将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推迟到男 22岁、女 20 岁，并鼓励晚婚（男 25 岁、女 23 岁）晚育。

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生育能力不断下降。“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的比例，30 岁 以 下 妇 女 为 11%，35-39 岁 增 至 39%。30 岁以下孕妇的自然流产率为 10%-15%，40 岁增至 35%。妇女怀唐氏综合症孩子的概率，20 岁只有1/2000，35 岁 升 至 1/350，45 岁 高 达 1/30。男性不孕率也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

东亚地区的初育年龄是全球最晚，生育率也最低。2017 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妇女初育年龄高达 31-32 岁，而美国不到 27 岁。相对于其他东亚地区，中国大陆的婚育年龄有“后来居上”的趋势。2015-2019 年 日 本 各 县、 美 国 各 州 的 男、女初婚年龄都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男性相关性更强，日本男、女的相关系数为 -0.75、-0.65，美国的为 -0.79、-0.78。男性婚育年龄推迟，除了生育能力、养育能力下降外，培养新一代的激情也下降。如果男、女初婚年龄不能控制在 27 岁、25 岁以下，生育率是难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

结论：

中国的生育环境堪忧，人们面临三大难题：心理上，不愿生；物质上，养不起；生理上，生不了。如果只聚焦于某一块短板，即便政策力度再大，也难以提升生育率。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家庭要有“底层设计”，国家要有“顶层设计”，不妨借鉴儒家思想，对经济、社会、法律、教育、卫生、伦理、文化、城市规划等进行联动性改革，补齐每一块短板、修好每一个窟窿，才能让人口和文明生生不息。

（作者易富贤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Brad Wilcox 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全国婚姻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