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道德论

作者：吴天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州学刊》2022年第1期

摘    要：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有四种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君子之道，其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具体含义、适用程度均大为不同，对大汉至今两千多年中国国家治理的实际影响亦迥然不同。尧舜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生活资料极端匮乏，为了种族不至于灭绝，迫不得已实行天下为公，故尧舜之道虽至大至公，却不合人性，不合时宜，不宜提倡；夏商周三代为青铜文明时代，经济发展很快，出现剩余财富，于是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聪明智慧，利人利己，其获利尺度和方式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故六君子之道才是私有制时代万世不变的大仁大德大道，可惜只有“忠道”而无“恕道”，使无法行道的仁德君子难以自处；春秋时代进入钢铁文明时代，华夏无主而又财富暴增，其君子之道在客观上虽也利于苍生，但主观上却自私愚蠢而虚伪，并非真正的仁德君子之道，故不宜提倡；孔子“忠恕”之道排除了尧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六君子之道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新意看似非常有限，但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根据人性自私方可驱动经济发展、天下为家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三代君子诚实利人最终利己的治国经验，按照自己的国家治理理想，托古改制，而创造的利人利己的“新王之道”，不仅被后世思想家政治家所继承，而且经汉代至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反复检验，才是最正确的国家治理之道。

关键词：六代道德；孔子忠恕；新王之道；国家治理；政治哲学

君子的道德问题[1]不仅是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也是尧舜以来四五千年，尤其是大汉至今两千多年，国家治理[2]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治理的全部方略、政策、法律、制度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定依据，具有极其重大而且无比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君子之道问题并不复杂，只是研究君子是否愿意主动与芸芸众生、国家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否自觉自愿承担治理国家、造福苍生、泽及子孙的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和历史责任，是否愿意无论成败都为此奋斗终生，是否在为芸芸众生谋取福祉，为国家民族、子孙万代谋取安宁发展的同时，也自然而然获取部分私利，其获利方式和尺度是否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从而使芸芸众生、国家民族、君子自己的利益都有保障，如此而已。

人的道德观形成于青少年时期；同样的道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形成于其思想文化的发轫期。民族、国家的道德观，总是与其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治理状况、生存发展方式等密切相关；平民百姓的道德观总是深受贵族的影响，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是也。要研究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就要首先研究中国的君子之道；而要研究中国的君子之道，则要首先研究尧舜夏商周[4]春秋六代的君子之道，因为中国是唯一人种和历史文化都没有中断的国家，尤其是夏商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治国之道，早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文化密码。故春秋至今六代道德研究向为学者所重，论者甚多，著述颇丰，硕果累累。

据《论语》《礼记·礼运篇第九》[5]等文献记载，孔子最早对六代君子的治国之道做系统的理论总结，认为六代的国家治理共有四种君子之道：尧舜之道、夏商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之道、春秋君子之道和孔子自己创造的忠恕之道。四种治国之道在客观上均有利于天下苍生、国家民族，故均可泛泛称“仁”“仁道”“道”“德”“道德”等。那么四种仁道的产生背景、具体含义、主要特点、适用情况如何?各有什么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哪种理论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最有启示意义?这些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尧舜之道早已不合时宜

孔子认为六代时期只有尧舜之道才是毫无私心、至大至公、至善至美的仁道。他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6]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7]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8]

综合孔子所论，结合相关史料，可知尧舜之道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尧舜之道是原始社会末期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古国治理之道。当时氏族部落生存艰难，甚至常有灭种灭族之虞。为了种群不至于灭绝，所有成员都自觉自愿克制自己的私心，所有成员的努力都自觉自愿惠及整个氏族部落联盟。下文我将证明，大禹时代即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而尧舜时代石器工具非常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当时的氏族部落联盟很可能生存非常艰难，自然没有什么剩余财富，也就不可能发生阶级分化，没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别，必须完全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全民公有制，全体成员必须团结一心，大家才有可能生存下来。故尧舜之道自然惠及氏族部落的所有成员，是真正的全民之道，并非夏商周春秋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虽然惠及芸芸众生，但主要规范贵族获利行为的“仁道”“人道”。[9]孔子毕竟生活在天下为家的阶级社会，有时难免受到阶级社会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的影响，故误认为尧舜仁政所及，只是少数贵族而已，没有也不可能照顾本集体的所有成员。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10]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1]

孔子这两番话把君子治国之道分为两个等级：“博施于民（贵族）”而且“济众（平民）”，即不仅帮助贵族君子，还帮助平民百姓者是最高等级，孔子称之为“圣”；仅仅“立人达人”即规范贵族的获利行为，使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者是第二个等级，孔子称之为“仁”。孔子认为，即使是伟大的尧舜也不可能既帮助贵族，又帮助平民百姓。这种看法无意中受到后世阶级社会的影响，并不正确。尧舜时代并无阶级，并无贫富贵贱之分，故尧舜之道自然是全民之道。大禹时代才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才出现了贫富贵贱。在阶级社会里，天王、诸侯、大夫及其子弟才是贵族君子。阶级社会经济发展，即使贫贱者亦可生存，故再无必要实行全民所有制。加上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增多，纠纷增多，治理难度增大，君子力量有限，不可能也无必要特别关注每一个成员，故仅致力于规范贵族行为，使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天下大定，亿万生民亦得以休养生息了，这样的治理策略并非不可理解。至今世界各国政府治理国家，也总是首先抓住关键的少数，从而影响大众，影响全局，治理策略与中国古代君子有相通之处。孔子将尧舜治国之道称为“圣道”，将六君子治国之道称为“仁道”，认为如今既然早已天下为家，“圣道”再也无法企及，也无须企及，君子只需尽可能实行“仁道”即可，这个观点倒是对的。

第二，尧舜之道出于本性，乃“生而知之”，并非后天习得，所以不存在后世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的时代所谓“仁不仁”“智不智”“义不义”“忠不忠”“恕不恕”的问题。按照阶级社会的观念，尧舜之道自然“仁”“智”“忠”“义”，当时并无“不仁”“不智”“不忠”“不义”者，所以也就无所谓“仁不仁”“智不智”“忠不忠”“义不义”；当时人人都是尧舜，人人都愿意行仁道，都能够行仁道，所以也就不存在“恕不恕”的问题。

尧舜治国实行仁政，毫不染指天下利益，自然而然，在当时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任何人只要处在尧舜的位置，都会像尧舜一样；即使不处在尧舜的地位，也都在做着尧舜一样的人，说着尧舜一样的话，做着尧舜一样的事。只是因为后来进入青铜文明时代、钢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到了“小康”水平，出现了大量剩余财富，于是天下为家，人人为己，后世子孙才觉得尧舜治国之道实在无比伟大、无比崇高而已。尧舜实行仁政就心安理得，不实行仁政就心中不安，即孔子所谓“仁者安仁”[13]。孔子说尧舜像“天”（借代天地）[14]那样毫无私心，“有天下也而不与”，这在原始时代是完全可能的，无数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案例都可以佐证孔子此说。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5]

哀公问政。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6]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17]

孔子所谓“生而知之者”，尧舜；“学而知之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困而学之”“困而知之”者，春秋君子；“困而不学”者，夏商周春秋四代之平民百姓。四代君子所“学”所“知”，四代平民所“不学”，均为治理国家、造福苍生之“仁道”，这个宾语在当时人所共知，所以春秋文献一般都直接省略掉。孔子所谓“安而行之”者，尧舜；“利而行之”者，六君子；“勉强而行之”者，春秋君子。六代君子所“行”者，均为造福苍生之“仁道”。孔子所谓“安仁”之“仁者”，尧舜；“利人”之“知（智）者”，六君子；“畏罪”而“强仁”即勉勉强强不情不愿实行仁政者，春秋君子。可见孔子认为，六代君子治国之道，其道德水平有高低之分，道德来源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之别。孟子曾经进一步解释孔子的尧舜仁德“生而知之”说，孟子道：“尧舜，性者也。”[18]“性”即天性，天生，与生俱来，非后天习得。孟子还说：“舜（借代尧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19]孟子的学孔心得，非常符合孔子本意。

第三，尧舜治国之道虽然至大至公，至善至美，但只适合没有剩余财富、常有灭种之忧的原始社会，并不符合人性，早已完全不合时宜，故不宜提倡。

孔子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人类社会总要不断前进，生产力水平总会不断提高，经济总要不断发展，世人的生活总要不断改善，没有谁会为了所谓的公平正义而愿意真正倒退回原始野蛮的洪荒时代，即使愿意也回不去。如今既已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经济发展已达到“小康”水平，剩余财富已经比较可观，再要求君子毫无私心，一心为公，不获取任何利益，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实行尧舜之道自然也就完全不可能了。所以孔子虽然无比崇拜尧舜，反复盛赞尧舜之道，却从不提倡尧舜之道，他给“仁”所下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定义，就完全不包含尧舜之道，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历史已经反复并将继续证明，孔子认为尧舜之道已经过时，从不提倡尧舜之道，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家大多将尧舜治国之道称为“至道”，即至大至公至善至美之道，这与孔子的“大道”“圣道”说完全一致，也非常科学；但是如果将六代四种君子的治国之道统统称为“至道”，就把四种背景不同、含义不同、特点不同、适用情况不同的“仁道”混为一谈了。我们在使用概念时，务必要注意辨析概念。

从传世文献来看，孔子经常论及尧舜治国之道，有时只是为了发发感叹，发发思古之幽情。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剩余财富越多，世人对财富的渴望就越强烈，因此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君子就越多，这是历史发展的通例。孔子有时则是为了将尧舜治国之道与夏商周六君子治国之道做比较，以证明“天下为公”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在“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的时代，为什么再也不能提倡尧舜之道。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孔子谈及尧舜之道时，往往只是为了突出夏商周六君子治国之道的优势，而后面这层意思才是最要紧的。

二、夏商周六君子之道可行万世

六代君子的第二种治国之道，是夏商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聪明智慧，出自理性和诚心，主动与芸芸众生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通过诚实认真地造福天下苍生、国家民族，最终使苍生获利、国家获利，同时也使自己以及子孙后代获利，而且对天下利益取之有度，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符合集体主义礼义准则的国家治理之道。孔子认为，这种聪明智慧、利人利己的治国之道，完全符合自私自利的人性，但又大大提升了君子的人生价值，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符合芸芸众生所望、国家民族所盼，因此可行万世。

不过，孔子所描述的夏商周六君子治国之道，既基于三代历史，又不完全根据三代历史，其中融入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所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称“孔子立新王之道”，“立”就是创立、创造、创新，董子称“新王之道”而不称“三代王道”，则表示孔子所总结提倡的三代王道，并非完全基于历史事实，这叫“托古改制”。董子的理解非常深刻，非常独到。

大汉以后，中国绝大多数王朝、绝大多数国家治理者，不管他们是否公开承认，事实上都采用了孔子总结、创造、提倡的六君子国家治理之道，这对确保中国长期健康发展，长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具有无比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极少数违背孔子所论六君子治国之道，不以芸芸众生、子孙后代、国家民族为念的王朝和国家治理者，无不荼毒生灵，祸害国家，殃及子孙，最终身死国灭，遗臭万年。大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孔子对六君子治国之道可行万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均承认，大禹时代即已出现了可观的剩余财富，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贵贱贫富之分、君子小人之别，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私有制观念和私有制度，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与孔子所论暗合。孔子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20]

根据孔子此论，结合孔子其他传世语录和史料，可知六君子治国之道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六君子治国之道是“小康”时代仁德君子的治国之道。尧舜时代应处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没有剩余财富，种群生存艰难，不可能出现阶级分化。大禹时代开始进入青铜文明时代，经济发展水平应远比尧舜时代高，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剩余财富，进入“小康”时代，出现了贫富贵贱的阶级分化。

如今我们在博物馆里虽然只能看到商周两代的青铜器[21]，夏代的青铜器尚待考古学家的发现，但是古代历史文献上对夏代青铜器有非常确切的记载：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22]

据此可知，孟子师徒都亲眼看到并非常熟悉“禹之声”和“文王之声”。大禹时代的洪钟大吕因为年代久远，到了战国时代中晚期，钟钮都快磨损断了，而文王之钟当时钟钮尚好。人类的政治、道德、法律状况无不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人类进入青铜文明时代以前，氏族部落必须团结一心方可生存，这就是尧舜之道至大至公至善至美的经济基础。进入青铜文明时代以后，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剩余财富，氏族部落即使不再实行“大同”制度，大家也都可以生存发展。国王或酋长及其近亲属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占有氏族部落更多的剩余财富，于是经济上政治上就出现了阶级分化，出现了贵族和平民，出现了国家，国家内部就出现了大禹传子、商汤伐桀、周武伐纣之类激烈争夺天下利益的现象，出现了规范贵族获利行为的礼义，出现了惩罚作奸犯科者的《禹刑》，出现了圣人仁人等。

其二，三代的阶级分化可能并不严重，阶级剥削和压迫可能相当温和，与古埃及、古代欧洲、近现代美洲实行野蛮残忍的奴隶制、殖民制和种族灭绝制完全不同。三代都实行诸侯、卿大夫、士23的层层裂土分封制，土地公有，耕者有其田的井田制，平民百姓生活不错，贵族亦有世禄，总体上相安无事。孔子认为，这就是三代圣人聪明智慧利人利己的仁政了。

氏族部落为了种族生存，内部不得不实行公有制，这是人类通例，无须论证。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仍然实行土地公有制的井田制，这在人类历史上却相当罕见。当然，三代的公有制与原始时代的公有制有着本质的不同：三代天王均“一土为王”[24]，然后层层裂土分封，天王封诸侯，诸侯封大夫，大夫封士。农民耕种小贵族代为管理的天王土地，所以要交税，但税率很低。小贵族收税后，要进贡一部分上级贵族，自用一部分。贵族不得剥夺农民耕种土地的权利。这种制度的好处是，贵族有世禄，平民有饭吃，经济平稳发展，国家相安无事。孟子曾反复游说诸侯们说，三代实行井田制，耕者有其田，夏朝每户五十亩，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税率为十分之一至九分之一，不重复征税，山林水泽集市关隘不征税。当时诸侯卿大夫没有任何人否认此说[25]，看来孟子此说必有所据，不可能也毫无必要向壁虚构。春秋战国文献常说，某国、某地、某城“多少里”“方多少里”，都是纵横各多少里的意思，这种在想象当中截长补短使之成为正方形以便测量面积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养成，很可能就是三代长期实行井田制的结果。周代至今的“公私”观念，也应该来自三代井田的“公田”“私田”设计。[26]这些都是三代实行井田制的可靠证据。

三代层层分封，土地公有，贵族的历代宗子[27]均有世禄，农民耕者有其田，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尧舜时代美好公有制度的影响。二是黄河中下游广袤的冲积平原即河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山东大平原28沃野千里，而当时人口较少，为实行这一制度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三是从炎黄颛顼时代开始，最晚至周初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大融合。[29]四是黄河中下游落差突然变小，水利水害并存，任何氏族部落都不可能像共工族那样，用“打土围子”的办法，以邻为壑，独自生存，各族必须团结一心，方可一起生存。五是他们需要共同对付经常抢掠的游牧民族。[30]六是孔子经常讲的，三代君子聪明智慧，他们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只有真正造福天下苍生、国家民族，才能最终也有利于自己及子孙后代。

尽管有改朝换代，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很可能仍然比较平稳地实行到了春秋时代中期。这时天下早已进入钢铁文明时代，社会财富暴增，土地更加值钱，贵族生活奢侈，加上天王约束不了诸侯，诸侯约束不了大夫，于是大贵族巧取豪夺土地，随意增加税收。《左传》记载，郑国上卿子驷执政时，巧取豪夺了许多土地。鲁国“三桓”“三分公室”一次，“四分公室”一次，把天子封给鲁侯的土地公开瓜分了两次，鲁侯成了穷光蛋，“三桓”成了鲁国最大的地主，平民百姓都要租种“三桓”的土地并向其交税，《左传》称为“民食于他”，所以鲁昭公在齐国做了八年的寓公，鲁国无人支持他复辟。春秋晚期华夏各国基本上都将农业税率由十分之一上调到十分之二，山林水泽关隘集市统统开始征税且税率很高。

其三，六君子治国之道是因为他们聪明智慧，后天习得，所谓“学而知之”，并非像尧舜那样“生而知之”。夏商周为青铜文明时代，应主要是口传史的时代[31]，他们从代代相传的口传史中知道尧舜美德，但这时剩余财富已经相当可观，要他们再像尧舜那样毫无私心私利，六君子做不到，也不愿意做。六君子在反复考虑了若干种获利方法以后，最后创造了与芸芸众生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诚实认真地为芸芸众生、国家民族谋利，自己亦自然而然获利的新道德，这就是“学而知之”的意思。孔子经常称赞尧舜才是真正的纯粹的“仁者”，他们实行仁政只是为了心安，所谓“仁者安仁”是也；称赞六君子是聪明的“智者”，他们实行仁政本想自己获利，却把苍生利益、国家民族利益与自己的私利很好地统一起来，最后让双方、多方的利益都最大化最久化。《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第五十九》[32]假托黄帝颛顼之口，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凶；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假借师尚父之口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夏商周三代六君子均为“敬胜怠者”“义胜欲者”，而且均“以仁得之，以仁守之”，故均“其量百世”，六君子都完美地将利人与利己结合起来，这正是他们聪明智慧的地方。

其四，六君子治国之道都是实实在在的“忠道”。六君子既然明白只有苍生国家民族的公利最大化最久化，君子的私利才能最大化最久化的简单道理，也就非常诚实地实行仁政，非常认真地为国家民族、芸芸众生谋取公利，这就是周代文献中反复讲的“忠”。

其五，夏商周出现了主要规范贵族获利行为的“礼义”，其实就是关于贵族获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方式和尺度的一系列成文不成文的规范。人之天性贪得无厌，无法改变，没有强而有力的制约，君子就会尽可能占有天下、国家、苍生的所有利益，这不仅会损害国家利益和苍生利益，最终必将损害君子私利。而这个获利方式和尺度，这类“礼义”，就是君子获利的准则规范。遵守这些准则规范，不仅国家民族、芸芸众生的利益可以最大化最久化，君子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的利益也能最大化最久化。

从考古学、文献学和文字学、训诂学上讲，“礼”必源于饮食[33]，源于宗教祭祀活动，最早主要是规范人神关系，后来含义逐步扩大到规范天人关系、华夷关系、人民（贵族与平民）关系等，但最要紧最困难的，是规范贵族之间的父子君臣关系。因为在经济快速发展、利益争夺日趋激烈以后，天下再大，人口再多，其主要影响者必定是贵族，所以最要紧的是规范贵族的获利行为；人之天性贪得无厌，贵族手中又有宗教权和行政权，因此每个贵族都有杀死别的贵族（甚至包括自己的君父兄弟）、抢占他人利益的冲动，这些人又是天王诸侯的亲族、戚族、功臣、人才，是天王诸侯的统治基础和依靠对象，天王诸侯又离不开他们，所以最为困难的就是用“礼义”规范贵族的获利行为。

管理国家从来都有四种具体方法，按照约束性由弱到强，依次为德治、礼治、政治、法治。德治、礼治主要是一系列成文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有一定的约束性。狭义的政治今称行政法，一般只采取经济处罚手段，但不对人用刑，不杀人。法也称刑，远古特指刑法，包括杀人并兼处经济处罚，今称刑事处罚附带民事处罚。古人有时将这四种治理方法笼统称为“礼”，有时又分别称之为“礼”“法”，今之学者往往分别称之为德治（德治和礼治）、法治（政治和法治）。尧舜时代不需要“礼”更不需要“法”，因为财富太少，无利可争。夏商周青铜文明时代财富多了，纷争自然多，作奸犯科的也多，所以古代传说大禹时代就有《禹刑》，孔子说夏商周“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反复要求春秋君子“克己复礼”，核心意思就是要求春秋贵族都像夏商周六君子那样，对天下利益取之有度，以确保苍生和自己的利益都最大化最久化，而不是要恢复什么“西周奴隶制”[34]。

其六，孔子只推崇夏商周六君子之道，并不推崇尧舜之道，非常鄙视春秋君子之道。孔子只推崇夏商周六君子之道，是因为六君子之道既符合芸芸众生所望、国家民族所盼，也符合君子的私利，而且他们实行仁道都非常认真，有“忠道”。孔子还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5]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36]

孔子承认“我非生而知之者”，是说自己并非尧舜那样真正的纯粹的仁者，倒不是因为孔子自私，也不是因为尧舜之道不高尚不伟大不值得学习效仿，而是因为孔子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尧舜之道不再可能实行了。在经济快速发展、剩余财富增加、“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要求君子完全不考虑私利是不可能的。孔子认真研究了古代君子的道德之后，用理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他教导弟子樊迟要做“先难而后获”的智者，不要求樊迟做大公无私的仁者[37]，道理也不难理解。可见孔子深刻认识到，六君子利人利己，对天下利益取之有度，获取私利完全符合“礼义”准则的道德，才是在“天下为家”时代应该倡导的道德。

上引孔子语录对夏商周六君子“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治国之道的定义，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运用现代学术语言，可以考虑这样表述：君子要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谋取私利（“己欲立”“己欲达”），就要首先为天下苍生、国家民族谋取公利（“立人”“达人”），并对天下利益取之有度，获利方式和尺度都要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礼）。如此，则天下苍生、国家民族之公利和君子自己、子孙后代之私利，才能都最大化最久化。

曾子认为孔子之道，合而言之谓之“仁”，分而言之谓之“忠”“恕”。我的学习心得，孔子的“忠道”仅仅是对夏商周六君子之道的总结，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因为尧舜之道出自天性，也就谈不上“忠不忠”的问题；而春秋君子之道自私愚蠢而虚伪，无“忠”可言。“恕道”则是孔子自己完全独立的创造，是对六君子之道的补充和发展，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是也。因为尧舜时代人人都是尧舜，没有“恕不恕”的问题；春秋君子为了私利，反复瓜分天下、国家、他人利益，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也不存在“恕不恕”的问题。这就是说，孔子虽然研究了六代所有的君子之道，但他对“仁”的定义，他的政治理想政治哲学，并不包括尧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夏商周六君子之道的创造性总结和必要补充。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称“孔子立新王之道”，即孔子假借夏商周历史和六君子治国之道，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理想的王道。董子此语可谓深得孔子之心。

三、春秋君子之道自私愚蠢虚伪

春秋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三大基本特点。一是西周灭亡[38]，王室东迁，天王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合法性都不断下降，逐步丧失华夏共主的地位，遂使华夏无主，于是从春秋初期的郑庄公开始一直到春秋末期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或公开问鼎，或暗中夺鼎，无不试图取而代之，诸侯、卿大夫、陪臣无不僭越礼制[39]，因此春秋时代有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霸主，远远不止历史学家所谓春秋五霸[40]。二是铁器广泛使用，天下财富暴增。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如果治理不得法，剩余财富的增加不仅不可能带来公平正义、人民富足、国家安宁，反而会带来深度的私有化和极端的贫富分化，春秋战国如此，现代世界也如此。三是三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开始被公开破坏，所有国家均出现了土地兼并。[41]华夏无主而又财富暴增，春秋君子治国之道便形成在这种情况之下。

西周灭亡，王室东迁，天子逐步丧失了华夏共主的地位，礼乐征伐于是逐步出自诸侯。春秋初期，郑庄公、齐桓公等霸主还假模假样地“奉天子以令诸侯”；到了春秋中晚期，大约从晋国成为超级大国、晋文公公开召见周天王开始，天子就被天下完全无视了。当然，诸侯也逐步被自己的公卿大夫完全无视，所以出现了鲁国“三桓”专权、晋国“三家分晋”、齐国“田氏代齐”等现象，至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那就多到数以百计了。子夏曾说，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历史（刘向《说苑》引），这毫不夸张。这些大都是孔子亲闻甚至亲见亲历的。

夏商周处于青铜文明时代，大约西周末期或春秋早期，西亚的人工炼铁技术传入中国，于是中国开始进入钢铁文明时代。钢铁便宜而且非常锋利坚韧，铁器得到广泛使用，不要说沃野千里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就连楚、齐等国贫瘠、黏性、墒情又不好的黄土地亦得到大量开垦，农业手工业都飞速发展，社会财富高速积累，私有制观念和私有制度进一步深入人心，贵族的生活便越来越奢靡[42]，农业税率普遍由十分之一增长为十分之二，山林水泽关隘市场普遍开始征税而且税率都很高。

华夏无主加上财富暴增，于是春秋时代的贵族们无不利令智昏，诸侯都想一口吞并天下，公卿大夫则都想一口吞并方国，公卿大夫的家臣则都想一口吞并卿大夫的采邑甚至整个国家，可是他们谁都做不到，为了谋取更大的私利，只有假模假样勉勉强强实行仁政。所以孔子认为，春秋君子实行仁政治国，虽然在客观上对天下国家、芸芸众生也非常有利，却并不是出于他们聪明智慧理性的选择，其道德仁义也毫无诚信可言。春秋君子既不可能有尧舜那样至大至公、毫无私心的崇高道德，又缺乏夏商周六君子那样利人利己的聪明智慧和自觉自愿认认真真实行仁政的诚实态度，仅仅因为“畏罪”，仅仅因为要谋取私利，于是不情不愿勉勉强强实行仁政，根本没有同时为天下、国家、芸芸众生谋取公利的想法。

总之孔子认为，六代君子的第三种治国之道，是春秋时代大大小小各个层级的许多霸主的治国之道。在孔子看来，春秋君子之道与尧舜之道、夏商周六君子之道相比，除了客观上都对天下苍生有利以外，其主要特点就是极其自私、愚蠢、虚伪。正所谓利令智昏，春秋君子们居然都不明白一个极其浅显的道理：在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的时代，君子们想谋取私利，本来无可厚非。但君子们只有认认真真地实行仁政，切切实实地造福苍生，才能最终有利于自己；只有使国家民族苍生的利益最大化最久化，自己的私利才能最终也随之最大化最久化。所以君子们实行仁政，必须非常认真，非常诚实，即所谓“忠”。但是春秋君子普遍缺乏利人利己的聪明智慧，自然也缺乏对国家民族芸芸众生的诚实态度，所以他们实行的仁道只是非常自私、愚蠢、虚伪的仁道，不能提倡。孔子所界说的“仁”，孔子所谓的“忠恕”之道，就完全不包含春秋君子的治国之道。

四、孔子之道补充六君子忠道

上文对夏商周六君子聪明智慧利人利己治国之道的定义，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并不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话来说，六君子之道只有“忠道”无“恕道”。“忠”即诚实，“忠道”就是君子认认真真地实行仁道，实心实意地照顾平民百姓，在造福天下苍生的同时，自然而然也会为君子自己及其子孙后代谋取重大、根本而长远的利益。从传世文献来看，三代天王均实行封建制，天王分封同姓异姓诸侯，诸侯分封同姓异姓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同姓异姓士，如此层层分封。而且三代均实行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土地名义上均归天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由中小贵族具体控制，每户农民均有即使在灾荒年景也足以养活自己的土地，农业税率低至十分之一至九分之一，山林水泽关隘集市均不收税，劳役每年不超过三天，平民百姓的日子都不错。天下苍生的日子都很好过，君子自己自然也会获得丰厚而且长久的回报：历代宗子均有丰厚稳定的世禄。孔子认为，这就是夏商周六君子治理国家的大仁大德大道，就是六君子的“忠道”，就是他们聪明智慧的地方。“忠道”并非孔子的独创，只是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也融入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而已；只有“恕道”才是孔子自己的独创，才是对六君子之道的必要补充和发展。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恕道”在理论上的贡献非常有限，其根本的意义，只是为那些无法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实现政治理想者，提供一个心理平衡的支撑点。

夏商周六君子之道为什么只有“忠道”，没有“恕道”，很可能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其一，与春秋时代相比，夏商周时代天下的政治形势总体上比较清明，仁义道德的地位比较高，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利己利人的君子比较多。孔子虽然只列举了六位君子，但并非说三代只有六位君子，只是以六君子为代表而已。

其二，也可能与六君子的见识受到时代的局限有关。夏末、商末、周末都有许多仁德君子无法立己达己、立人达人，春秋文献均有大量记载，春秋君子对此多有议论，但是夏商周六君子却并没有因此而创造出“恕道”。历史证明，即使在三代，仁德君子施展抱负、实现理想也非易事，但三代君子却并没有创造出“恕道”，说明他们的见识受到了时代环境和自己理论水平的制约。孔子曾对子贡讲，君子实行治国平天下的“忠道”，要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未必都可以终身行之；但当君子迫于无奈，最终放弃立己达己、立人达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只能独善其身时，要做到不强求自己和他人去立己达己、立人达人，实行“恕道”，却操之在我，可以终身行之[43]。孔子所论，就是“恕道”的本意。

孔子能够创造“恕道”，也可能主要与两个因素相关。

其一，孔子认真总结了黄帝颛顼时代至春秋时代末期的历史[44]，发现即使是政治清明的夏商周三代，也并非所有的仁德君子都可以获得施展政治抱负的平台和机会，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孔子经常提到的殷末“三仁”就是典型的例子，孔子无比感佩的周公也是例子。孔子曾说：

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45]

“仁之难成”即仁德君子空怀壮志而无由施展，这种情况当从夏代就已经如此了，所以孔子说“久矣”；“惟君子能之”，当指六君子等才有幸获得平台和机会，得以施展安定天下造福苍生利人利己的政治抱负，而许多君子却无此幸运。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45有机会就“行”道，没机会则只能把道“藏”起来。认认真真“行”道，就是“忠”；迫不得已“藏”道，就是“恕”。自己不能“行”道，被迫“藏”道，需要“恕”自己；他人不能“行”道，被迫“藏”道，需要“恕”他人。后世曾子孟子不仅深谙孔子“忠恕”之意，而且亦当经常遇到壮志难酬的现实情况，故亦常有类似论述。

其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末期，包括孔子师徒在内，仁德君子普遍被当时的诸侯卿大夫们嘲笑鄙视，而那些无所顾忌地抢掠财富者却普遍被视作英雄。在这种情况下，仁德君子如果没有“恕道”自我原谅、自我宽慰，同时原谅朋友、宽慰朋友，他们将何以自处，何以终身?我终身学习春秋战国文献，窃以为，春秋文献，其事虽大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义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战国文献，觉得除了《孟子》等极少数文献以外，其事其义均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末期也就是六代末期，战国时代那种为了一己私利毫无道德底线、礼义廉耻，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此时已经呼之欲出，六代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连巫祝上帝鬼神都成了君子们谋利的工具，而真正谋求治国平天下的仁德君子反而成为世人嘲笑愚弄的对象，各级贵族为了争夺利益，已经无所不用其极。虽然真正的仁德君子没有不想立己达己、立人达人者，但是诸侯不用，没有平台，也只能徒唤奈何而已。孔子弟子除了颜回、曾参等少数人继承了孔子的衣钵、苦苦支撑以外，大多数弟子虽然发自内心地承认孔子倡导的六君子之道才是最好的国家治理之道，但是最终还是被迫放弃了孔子的道德理想，转而去做了法家、兵家、纵横家的祖师爷，这就是对当时残酷现实的无奈回应。仁德君子无法立己达己、立人达人，被迫像孔子自己那样周游列国十几年，“累累若丧家之狗”[46]；像弟子颜回那样穷居陋巷，独善其身；像弟子原宪那样衣不蔽体，藏身草莽，如此则委实不必苛求自己，也不能苛求他人去立己达己、立人达人，去治理国家、造福芸芸众生。这便是孔子“恕道”的来源和本意，“恕”的对象既包括仁德君子自己，也包括其他仁德君子。孔子去世后，曾子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孟子还把孔子忠恕之道总结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这两句话，遂成为后世两千多年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这便是孔子忠恕之道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至于战国至今学者如何将孔子的“恕道”不断反复地抽象化，使之具有普遍意义即哲学意味，成为哲学概念、哲学术语，那主要是后世学者之意，已经不完全是孔子的本意了。

五、初步的结论

孔子研究六代君子治国之道的根本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提倡自己以夏商周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又经过自己发展、改造的夏商周六君子利人利己、治国安民之道，从而为华夏民族的子孙万代创造一个卓有成效的国家治理之道，让芸芸众生福祉满满、生活安宁，让华夏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

孔子告诉弟子，尧舜之道即使再美好、公平、正义、伟大，也只适合“天下为公”的原始时代，不适合经济快速发展、剩余财富大增、“天下为家”的新时代，人类绝不可能仅仅为了公平正义，就倒退到远古洪荒时代去。孔子明白，人类不可改变的私心，苍生对美好生活的无尽追求，才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不竭驱动力。人性不可改变，生产力水平只能提高，经济只能发展，社会只能进步，剩余财富只能增多，人民的生活只能越过越好，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天下君子都应该琢磨，既然“天下为公”的原始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天下为家”的历史规律不可逆转，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无法改变，我们应该怎样治理国家，怎样为芸芸众生谋福祉，为国家民族谋安宁，为子孙后代谋未来，同时也让国家治理者适当获利——除了经济利益，还包括崇高的历史地位、子孙后代的感激和怀念、国家民族给予的充分肯定?君子只有把为芸芸众生、国家民族谋公利，与为自己谋私利完美地统一起来，把芸芸众生、国家民族、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当作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才能真正治理好，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芸芸众生才可能得到福祉，君子自己才能得到合乎公认礼义准则的私利。春秋君子完全不懂这些基本道理，他们只是迫不得已勉勉强强实行仁政，其治国之道自私虚伪而愚蠢，当然不应该提倡。

孔子对夏商周六君子利人利己治国之道的高度总结和伟大创造，既有一定的三代历史事实做依据，更包含着孔子自己为当时君子和后世子孙所做的国家治理理想方案的伟大设计，即董仲舒所谓“孔子立新王之道”。他采取“三代历史依据+历史发展规律+理想模式设计”的方式，创造的这个六君子之道，对战国至今中国的思想理论、历史文化和国家治理实践，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战国至今，孔子的伟大政治理想一直后继有人。孔子死后，子夏传经，曾子、子思、陈良、孟子传仁政，及至汉唐宋明，后人更是丰富光大了孔子的治国理论。中华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世界顶级强国，原因固然复杂，孔子倡导的国家治理思想在大部分时代都基本得到实现，国家治理比较公道，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公正，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汉代至今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者，凡是聪明智慧、真诚效法孔子所创造推崇的夏商周六君子之道，认真为苍生谋福祉、为国家民族谋发展的，芸芸众生、国家民族和君子自己的利益就有切实保障，国家就安宁祥和，社会就稳定文明，经济就快速发展，君子的历史地位就很高。即使那些为天下苍生奋斗终生最终却几乎一事无成的君子，后世子孙亦无比感佩，无限怀念，君子也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凡是像春秋君子那样自私愚蠢而虚伪，不真诚为天下苍生、国家民族谋利的，王朝就无不短命，百姓就无不遭殃，君子自己的下场亦无不悲惨。《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第五十九》总结这一历史规律道：“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即使现在看来，这个总结也是非常科学的。

孔子在世时，正是诸侯公卿陪臣们疯狂抢掠、反复瓜分天下的时候，除了无权无势甚至连性命都无法自保的鲁哀公，除了颜回、曾子、子贡等少数入室弟子，当时没有谁真正在意这位伟大的仁者和智者创造的国家治理理论，因此孔子十分孤独寂寞。但他所总结、创造、提倡的六君子治国之道，即国家治理的“新王之道”，却在大汉以后两千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大放异彩，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孔子总结、创造、提倡的夏商周六君子公道治理（仁）、公正分配（礼）的国家治理思想，是对中国也对世界最有启示意义的国家治理理论。

注释
 
1梁启超先生所谓“公德”“私德”，当下社会所谓“道德”，都只是普通公民的行为规范而已，虽然也有意义，但与君子治国之道不可相提并论。
 
2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历史学上的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五帝时代，考古学上的仰韶文明、黄帝古城文明、红山文明、二里头文明、屈家岭文明、河姆渡文明时代，均为“古国”时代，大禹至今则为国家文明时代。可从。故尧舜至今，本文均称国家。古代“天下、国、家”概念不同，为了语言简洁，行文方便，符合今人语言习惯，本文笼统称之为国家，其社会治理均笼统称国家治理。
 
3《论语·颜渊篇》12·19。《尚书·君陈篇》:“尔惟风，下民惟草。”可见孔子此说亦渊源有自。
 
4周：春秋战国以西周为周，汉代至今以西周春秋战国为周，本文用春秋战国古意。
 
5有学者怀疑《礼运篇》为秦汉之际无名氏所作。将该篇与《论语》《左传》《孟子》《礼记》《大戴礼记》残卷所引孔子语录仔细对读，从思想理论和语言文字两个方面来看，该篇应为孔子所言，弟子所记。
 
6《礼记·礼运篇第九》。
 
7《论语·泰伯篇》8·19。尧：本章两个“尧”字均借代尧舜。假借“尧”或“舜”指代“尧舜”，假借“文武”指代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是春秋君子的语言习惯，文献案例甚多。民无能名：春秋时代至清末民初礼制，君子出生命名，成年命字，去世命谥，古代均称“名”。命谥礼俗，官方高层乃至平民百姓至今犹存，只是谥号不同而已，今人习焉不察，俗称“盖棺定论”。尧舜治国之道无比崇高伟大，子孙不知用何美谥方可概括尧舜之美德。尧舜时代并无命谥之礼，后世君子叙说远古历史，经常会在无意之中窜入后世礼制。文章：典章制度，成文史。核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叙说方式是历史。尧舜时代的典章制度经过代代口耳相传，至西周末期春秋早期即有钢铁有“方策”的时代，记录为《尧典》《舜典》等。
 
8《论语·泰伯篇》8·18。舜禹：同时使用了“借代”“连言”两种修辞方法，也是周人的语言习惯。“舜”借代尧舜，犹上章假借“尧”指代尧舜。尧舜传贤不传子，才是“有天下而不与”，而大禹传子，“天下为家”，并非至公。孔子赞美尧舜“有天下而不与”而言及大禹者，“连言”之也，犹孟子称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连言”后稷，而后稷并无“三过家门而不入”故事。详见《孟子·离娄下》8·29。有天下而不与：拥有天下而毫不染指。“有天下”，这是大禹之后私有制时代的观念，尧舜时代尚无此类观念。春秋时代私有制深度发展，孔子受此影响，用春秋时代观念解说尧舜时代故事。
 
9春秋文献“人”多指贵族，“民”多指平民，“人”“仁”二字经常互通。尧舜仁道乃全民之道，夏商周春秋仁道重点在“立人安人”，如此则“民道”问题自然解决。战国墨子主张“兼爱”，孟子主张“民本”，其仁道遂“人道”“民道”并重，与尧舜之道相通，但起因和结果均大为不同。
 
10《论语·雍也篇》6·30。“博施于民”与“济众”:前者指帮助贵族，后者指帮助平民。周代文献中“人”一般指贵族，“民”一般指平民。但“民”字有时指贵族，周代文献有此特殊用法，《论语》就有四个案例，“举逸民”即是，故“博施于民”类似孔子所谓帮助贵族的“立人达人”，“济众”则指帮助平民百姓。仁、圣：均就君子治国之道而论，有时含义相同，如孔子常将六代君子治国之道笼统称之为“仁道”；有时“圣”高于“仁”，例如本章，以及《论语·述而篇》7·34。
 
11《论语·宪问篇》14·42。
 
12《论语·颜渊篇》12·11。
 
13《论语·里仁篇》4·2；《礼记·表记篇第三十三》。
 
14《论语·泰伯篇》8·19。
 
15《论语·季氏篇》16·9。
 
16《礼记·中庸篇第三十二》。
 
17《礼记·表记篇第三十三》。
 
18《孟子·尽心篇下》14·6。
 
19《孟子·尽心篇上》13·16。
 
20《礼记·礼运篇第九》。
 
21西周末期春秋初期，西亚人工炼铁技术传入，中国开始进入钢铁文明时代，故春秋贵族基本不再铸造青铜器，战国时代青铜开始做钱币使用。《孟子》有“兼金”之说，汉代以来赵岐等学者多有猜测，窃以为就是黄铜与锡的合金，指青铜，不是黄金。战国诸侯公卿动辄赠送孟子几十甚至几百斤“兼金”，帮他养弟子，故孟子在齐宣王朝做客卿时，拒绝齐王的俸禄。国家用“兼金”制造货币，一直实行到清末。如今中国农村还保存了“明钱”的说法，“明钱”即明朝政府铸造的铜钱，以铜锡合金铸造，这就是“兼金”。
 
22《孟子·尽心篇下》14·22。高子：孟子设帐弟子，名与表字均失传。孟子弟子可考者十八人，名与表字大多失传。追蠡：追，音堆，赵岐注：“钟纽也。”蠡：赵岐注：“欲绝之貌也。”可从。
 
23据《左传·隐公元年》《隐公五年》，士在春秋初期尚为贵族武士。春秋晚期大贵族不断兼并小贵族土地，士遂文士化、平民化，孟子称“士庶人”，汉唐称“寒士”，元朝称“九儒十丐”。
 
24古人对“王”字有许多解释，多有附会。窃以为，只有“一土为王”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25详见《孟子·滕文公上》5·4；《滕文公下》6·2。
 
26一井田平均分为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其余八块是“私田”，八户农民一家一块“私田”。“公田”由农民义务耕种，所得归贵族；“私田”所得归农民，但要交税十分之一。古人的公私观念即由此而来。
 
27宗子是贵族的法定储君，与余子（余夫）相对而言。这一制度形成于商代晚期，周初确认，直到清末。
 
28黄河中下游本有两大支流，一条在山东入海，一条在河南北拐，经内蒙古赤峰至秦皇岛入海。汉武帝时代黄河北方支流因洪灾淤塞为“无定河”，宋改名为“永定河”。近代史家谈及黄河冲积平原，大多仅指河南大平原，本文则兼指黄河在河南、华北、山东的所有冲积平原。春秋以前几大平原气候温暖湿润，多有热带、亚热带动植物，非常有利于农业。西周末期华北突然变冷，但河南大平原气候变化不大。
 
29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徐旭生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主要由西北羌戎、东夷、南蛮三大族系融合而成。各族先人先后均往黄河冲积平原及其周边地带发展。从仰韶彩陶、黄帝古城和《尚书》记载来看，炎黄等西北羌戎大约七千年前就已发展到了黄河冲积平原地带，并制造了仰韶彩陶，五千多年前就建造了黄帝古城。尧舜夏商周五代先人后来也从四面八方发展到这里。据《礼记·明堂位第十四》记载，周初华夏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礼俗文化上已经形成。只因西周灭亡，王室衰弱，华夏无主，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华夏，恢复丛林本色，又经春秋战国五百年，将其大部重新融入华夏而已。
 
30殷武丁时代即遭雅利安人入侵。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均用车兵，《尚书》均有记载。联盟讨伐野蛮人，想必也用车兵。井田的宽阔笔直的田埂就是大马路。战国时代井田制被破坏，华夏诸侯无法使用车兵，赵武灵王等不得已而舍弃车兵，改用骑兵，男性贵族被迫放弃裙子，改穿裤子，即所谓“胡服”。
 
31成文史何时出现，除了文字制约因素以外，书写材料也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甲骨易得但连缀、传播均极为不便，青铜极其昂贵而且传播亦不方便，故三代成文史很少。只有进入西周末期春秋初期的钢铁文明时代，先人才可以预先大量制作“方策”（发布政府文告的木板和记录文献的简牍），文献这才多了起来。
 
32此篇应成篇于秦汉之际，可视作秦汉儒者对夏商周君子之道的理论总结。
 
33《礼记·礼运篇第九》，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古人祭祀，请鬼神祖先饮食，然后子孙饮食。
 
34夏商周是否为奴隶制，另当别论。上文已论证，三代实行井田制，耕者有其田，这不可能是奴隶制。
 
35《论语·述而篇》7·20。
 
36《论语·雍也篇》6·22。
 
37 西周灭亡原因，古代史家大多关注周幽王沉溺女色烽火戏诸侯，其实长江黄河上游大地震形成堰塞湖，然后冲击西北广大地区，北方又突然变冷，冰雪线南移至黄河，迫使游牧民族南下抢掠，才是主要原因。
 
38 陪臣：臣之臣。因为春秋中晚期天王已经形同虚设，故晚周文献所称之陪臣往往特指卿大夫的家臣，如《论语》记载的鲁国的阳货、公山弗扰，晋国的佛肸，《左传》记载更多。
 
39 五霸说始于《孟子·尽心篇上》13·30，后代史家为究竟是哪五霸，遂争论不休，其实大可不必。
 
40 孔子在世时，只是反对弟子有若帮助季氏增加税收。战国时代孟子则反复说，天下经常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因此终身呼吁恢复三代井田制，说明那时井田制已经被破坏得十分严重，土地已经几乎完全私有化。
 
41 《礼记》收有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最复杂、最奢侈的菜谱，远比几千年之后《红楼梦》中荣国府、宁国府的菜谱复杂。不管这一菜谱成篇于战国还是秦汉之际，都与春秋君子的奢靡生活密切相关。至于春秋君子车马服饰之类的奢靡，古今学者的讨论就太多了。
 
42 《论语·卫灵公篇》15·24。
 
43 详见《大戴礼记·五帝德篇第六十二》。太史公写作《五帝本纪》，即主要采用孔子此篇。
 
44 《礼记·表记篇第三十三》。
 
45 《论语·述而篇》7·11。
 
46 《史记·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