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遍搜广读严复著述，举凡《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均一一翻检，叹其译笔畅遂，文采富逸，前人所谓瑰辞达奥旨云云，诚千古不易之笃论。而其态度之严谨认真，亦颇有宗教家之献身精神，自称“一名之立，旬日踟蹰”，“字字由戥子称出”，的确并非虚语。虽为译事，亦不朽宏业。至于诗文、书信、按语（翻译按语及古书评语）、日记等，中华书局已于1986年将其汇辑为五大册出版，颇方便学人。余自去夏以来，亦辗转托人访得，乃循序颂览，晨昏不辍，有如晤面对谈，大有生不同时，相见恨晚之叹。盖其伤时忧世，无时无处不为中国谋长远前途；虑深爱切，随时随地皆为民族求永远福祉！集中书信往返；数量之多，竟达一册，交往者多为师友名流，亦收录不少家书，皆直抒心迹，发自肺腑，读来尤感亲切有情味，爱而不能释手。其中与熊纯如书信最多，凡一百零九通，可谓数十年间音讯不断，终生皆有交谊，感情既笃且深。
    
    纯如何人耶？乃严氏得意门生熊元锷（字季廉）之从弟，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虽为晚辈，严氏信中语气仍很谦退客气，与其说视之为弟子，不如说待之如朋友。而纯如勤学好问，执礼甚恭，故严复答书最多，论学之语亦最夥。余依序一一细览，颇觉其一生心志情怀皆跃然纸上，恍然有同处一时代之感。至第七十二通，忽得其所撰《心远校歌》一首，低首徘徊，反复咏唱，殊感其辞明快畅达，深得国家民族精神微意，乃录之于此，与诸同道共勉焉。歌辞曰：
    
    中华何有？四千年教化。舟车未大通，指此 为诸夏。五千年来交五洲，西通安息非美欧。天心欲启大同世，国以民德分劣优。我曹爱国起求学，德体智育须交修。守勤朴，历肃毅，涵养性情奋志气。此时共惜好时光，他日为人增乐康。庐山九叠云锦张，彭蠡章贡源流长，世传校风良。
    
    歌辞作于1918年，时严复已66岁，因长期患气喘剧咳，欲避北方严寒，遂由北京转福建老家调养。病中有致熊纯如书云:“嘱撰祝辞，数番临纸，不能用思，无以报命，愧悚之至！忆羲之有云：‘吾老不堪事，即作此书，便大顿。’真不佞今日情形也。欲似数年前精力，何可复得耶？”又说：“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可见自《心远校歌》撰成之后，他便精力日衰，备受病痛折磨，不再喜欢谈论时事。惟学校之建设，仍时有挂念，尝有言云“心远中校，得大力为之展拓，或另建校舍，为立不拔之基，皆极为好事。”惜《心远校歌》撰成三年后，他便病逝于家乡，临终前留有遗嘱：（一）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辛酉条）可见《心远校歌》实为晚年少数重要作品之一，与遗嘱一样，都表达了严氏一生渴望重建国家民族、再造华夏文明之心愿，体现了对后来者之无尽关爱和深厚情义。
    
    歌中提到之安息，即今伊朗高原之古国名；而所谓非美欧者，则概指非洲、欧洲、美洲等五大洲。五千年中国教化之文明，实以天下一家为根本，未尝拘拘于一隅之地，以此疆彼界自限。严氏尝引英国护士迦维辛（Miss Cawell）之言云：“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盖其时迦维辛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目睹好战者多假借爱国之名义，将最不道德之手段美化为最崇高之目的所必要，所谓三百年欧洲文明之进化，不过“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而已，遂一吐心中愤懑，留下此醒世之言，且长期为后人所重。可见严氏并非不主张爱国，而是反对盲目之爱国、本能主义之爱国，提倡反思的爱国、理性主义的爱国。狭隘或极端化之民族主义，反而极有可能引发原教旨式之狂暴行为。因此，尚有必要认真正视高于爱国主义的神圣存在，只能强化而非削弱人们的价值感——善恶、是非、对错、好坏的判断能力——彰显人类最可宝贵的良知美德和正义力量。爱国必本于纯正之动机，以“天心”为己心，符合宇宙自然创化发展之本质，既立足于本民族又超越于本民族，并在实践中为自己之行为后果负责，维护自己的自由必须以尊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赢得自身的尊严也应该以尊重别人的尊严为基础，决然不允许假道德之名行邪恶之事，最终之鹄的则为趋向理想境界之“大同”。
    
    在严复看来，依据民德与民智建构之秩序才是合理、稳定、可靠、长久之秩序，否则便难免浮泛、表面、虚假和短暂。尤其民德更是构成秩序的内在资源基础，它与外在的社会生存、生活、生产活动构成了人之存在不可或缺之两大方面。灵魂粗鄙、道德麻木与贫穷落后、封闭固陋一样，都为真正优秀之民族和国家所不容许。同样重要的是，无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都决然不能成为狭隘心智施行罪恶的庇护所。犹如天使可能堕落为魔鬼一样，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也有可能走到自己之反面。故民德之高低良窳，实乃判断一国文明优劣之标准。即使接受西方之理性主义启蒙精神，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作出民族自我道德性之否定。数千年华夏文明所形成之教化体系，仍不可轻易毁之一旦。一旦失去道德原则之依凭，赤裸裸之武力便会横行天下。而教化体系之建构既不能脱离传统，必须具有历史之经验基础，又有赖于“道”之指引，需要一定的价值及相应之符号以作范导或规约，同时尚有必要妥当处理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关系，促使其形成合理之张力结构，避免一切与价值理想相反之可能性结果之出现。至于经“启蒙”而逐渐升温之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老人也明显地对其作出了反思和质疑。
    
    严复是戊戌时期提倡变法自强之理论家和宣传家，亦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之早期启蒙者，但晚年未必就如某些人所称只是一“顽固老人”，退堕到传统中讨一己之生活。这一看法或许恰恰是现代性之偏见和误读，让我们难以理解严复晚年老成谋国之思想性言说。作为“中国西学第一人”（康有为语）之严复，尽管晚年又回归自己所生活于其中之传统，但仍然是思想日趋成熟之必然逻辑归宿，实乃自由主义与儒者道德伦理长期碰撞磨合，最终出现之切身性转化之自然结果，不能简单地以进步或落后作二元论之简单切割与划分。东方与西方通过诠释或解读最终仍应走向会通，所谓冲突其实多源于自己认知上之肤浅与隔阂。钱钟书后来撰写其力作《管锥篇》，便作了大量东西方文化会通发明之示范性比较工作。可见严复之所作所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实大有再思再认重新诠释之必要。他长期在“西学”与“中学”两个世界中穿行徘徊，对两边都有激烈之批判和温情之欣赏，吾人不能武断论地将中国文化当成一切“西化”行为之对立物，也不能以为非此即彼之化约论作法才是正确之价值抉择。无论西方标准或现代标准，都不能将其绝对化为天然合理之判断标准。而主观任意地扬人抑己或卑己屈人，严格说都有失历史之公道。
    
    当然，“严复现象”之复杂正好说明文化交流之复杂，激进与保守往往同时集于人之一身。激进乃是希望社会酝酿催生出更多既好且快之改革，保守则为对人类某些美好价值与义理之固守。而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实践所积累起来之绵延不断之智慧，本身就是援引吸纳西方文化资源为我所用不可或缺之触媒母体。保守未必就意味着退步，激进也不一定就是进步。当然，即使依据学界长期习见之进步与落后二分法进行分析，我们透过《心远校歌》也不难看出，贯串严复一生乃至生死不渝者，依然是发自内心之爱国精神和文化主体意识。尽管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他内心深处也充满矛盾与痛苦，但凭借同时兼通西学与中学之长所形成之敏锐观察眼光，他仍希望中国富强而不丧失自己之文化特性，认为现代化必须同时兼顾物质性与精神性，民德与民智都有必要随着时代之进步而逐渐提高，不能不是社会和国家长久存在必不可少的维系衡量尺度，最终目的则是以涵盖东西方文化经验且同时拥有二者优长之方式，再造一个更高形态之既古老又崭新具有更高形态之华夏文明。
    
    追求长久、永恒、合理、健康、富裕、道德、高尚之文明新秩序，或许才是严复一生孜孜以求不断思考、不断超越之核心主题。生存与生活及其发展之真理告诉他，民德与民智都为合理健康之文明秩序所必须。无论多么崭新伟大辉煌之时代，都不能不有相应之民德与民智以作秩序基础；发展并非就是西方现代世俗价值之发展，进步也不是西方现代世俗价值之进步。这恰好是反思和质疑我们而非别人之的立论正当性前提：致思之出发点提问之方向是否存在着偏失——不是吗？
     
             二〇一一年元月八日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励道楼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