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所用心言不及义的无聊人士，曾受到孔子严厉批评。其实这种人放在当今中国，已堪称优秀。就算是用心于利、唯利是言，开口就是钱钱钱，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也不过庸俗讨厌而已。
    
     
    
    最可怕的是用心于恶损人利己，坑蒙拐骗不以为耻，为了金钱，为了享受，为了眼前一时的利益，什么亲情友情邻里之情都可以利用和伤害。无论政治动物经济动物，都成了利益动物。这种动物化、畜生化生存，大多数国人已习以为常。互相利用互相欺骗互相坑害互相下毒已成为社会常态。
    
     
    
    牟宗三说过：当今中国人是有史以来最丑陋的。然哉然哉。其中最最丑陋的又数官员。除了暗箱操作出来的特权和借权谋来的脏钱，马家官员及“类官员”什么都缺，缺道德，缺智慧，缺文化，缺人性。（足协、证监会、红会等管理者似官非官，故称之为“类官员”）。
    
     
    
    连红十字招牌都可以用来吸血，成为发灾难财国难财的方便法门，连“慈善家”都可以做成大富豪（注意，不是大富豪做成慈善家），何况其他？（不过，前几天不小心见红十字会秘书长在微博上与网民对骂，还是禁不住心生怜悯，愚痴无极限啊。古人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为绝大多数国民厌恶愤恨切齿咒骂者，活着也是煎熬，而且只怕活不好也活不久，纵不受法律惩罚，也难逃天谴天殃。）
    
     
    
    高薪养廉的主张，在西方和古代都有效，唯独在当代中国行不通。民主社会法律健全严明，贪污腐败大不易，高薪养廉行得通，薪水高了，官员没有后顾之忧，守廉拒腐更容易；儒家社会，官员文化品德较高，“有耻且格”，有“内顾之忧”，高薪养廉也行得通。唯独马家社会，外没有良法良制的防范，内没有良知信仰的约束，薪水最高也喂不饱贪婪的胃口。
    
     
    
    二
    
    
    
    或认为共官总要比“封建官僚”好些，是对历史和传统的无知。“封建官僚”以儒门中人居多，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道德底线，多少有些敬畏，敬天法祖，三畏，坏也坏得有限度，有止境，不至于崇拜邪说、邪恶和暴力，岂是马列邪说唯物信仰培养出来的共官可比？
    
     
    
    儒家不是以穷为荣，而是以道德为荣，以清廉和节俭为荣。崇儒的王朝，官吏都相对廉洁。即使是王朝晚期腐败起来了，也有不少清官支撑门面，甚至清官廉吏仍为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化的王朝中，宋朝又是官场最有道德的朝代，从朝廷到地方，清廉的风气广泛形成，从大员到小吏，俭约的追求深入人心。《昨非庵日纂》一书中收录了大量宋朝大小官员的廉洁节俭的故事。那时候如果“发明”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儒家高官们带头实行将没有任何个人顾虑和障碍。王旦曾任宰相11年。《宋史·王旦传》载：
    
     
    
    “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毡席，不许。有货玉带者，弟以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旦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亟还之。故所服止于赐带。……旦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辞以先人旧庐，乃止。”
    
     
    
    除了秦桧和韩侂胄，宋朝宰相几乎无不廉洁。王旦的表现在宋朝历代高官中毫不稀罕，有些高官的廉洁已到迂腐不近人情的地步。冯梦龙《古今谭概》中收录了一则关于《茶具》的故事：
    
     
    
    范蜀公与温公游嵩山，以黑木盒盛茶。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谢在杭曰：“一木盒盛茶，何损清介，而至惊骇。宋人腐烂乃尔！”子犹曰：“此箕子啼象箸之意也。”
    
     
    
    这个故事出于宋周密的《癸辛杂识》，文字略有不同。明刘元卿的《贤弈编》和谢肇淛的《五杂俎》皆有收录。温公指温国公司马光，大家比较熟悉；范蜀公即范镇，字景仁，仁宗朝知谏院，神宗时以户部侍郎致仕，哲宗立，召不起，封蜀郡公。
    
     
    
    堂堂副部长级别的领导（户部为六部之一，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不过古代是大部制，户部侍郎的权限比财政部副部长要大得多。）有一个茶具，也值得大惊小怪。难怪谢在杭嘲笑：“宋人腐烂乃尔！”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二公身上，可见当时的官场风气。注意：这里腐烂是迂腐的意思，意谓廉洁过度到了迂腐的地步，与现在“腐烂”一词意思正好相反。
    
     
    
    儒家社会，盗亦有道，马家官员则没有底线。古代任何王朝的官场都不至于腐败得这么彻底、龌龊得这么深刻、“贫困”得这么全面。不仅官场黑幕重重，一些协会、学会组织也类官场化，从中国足协、证监会到红十字会，无不黑幕重重。
    
     
    
    三
    
    
    
    前三十年不用说了，后三十年的马家政府，即使不是最坏，也是有史以来最坏的政府之一。就拿对自然环境和资源来说，几十年的破坏和浪费，只怕几百年、几千年来也恢复不了弥补不了啊。
    
     
    
    我在《九十光阴尚有几》中指出：“现在生态环境恶化和各种资源浪费之严重都是空前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各方面环境更是全面恶化。再这么‘坚持’下去，在并不遥远的将来，中国这片土地是否适合人类居住都成问题。”《财经国家周刊》于2011年7月12日披露的消息，为东海这段话作了生动的注脚----当然，仅仅是注脚之一。
    
     
    
    《财经国家周刊》题为《多城市饮用水标准降至劣五类，江苏湖库达标率仅3.07%》消息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一项调查表明，因为新中国60年间，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变化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水源大都严重污染，中国目前不缺水的省市仅有10个，占国土面积不到16%；而严重缺水区和极度缺水区占国土面积60%以上。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更发现，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存在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政府通过去除某些水安全指标，降低检测标准，来使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达标”。如目前上海市青草沙水库是上海最好的“水质良好的二类水水源地”，却是在政府下令“去除总氮、总磷检测指标”后而升质的 ——“没有这两个指标，青草沙水库就是二类水，如果按照国家标准纳入总氮、总磷指标，青草沙水库的水质就一下子到了劣五类。”----“劣五类水质”为水质最低标准，国际上禁止饮用。
    
     
    
    由于目前中国尚未有一座城市的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能达到100%，很多污染在没有入网的情况下直接排出，所以百姓喝的“劣五类水质”，不仅有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常规指标超标，还检出不少有机污染物——“许多有机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发性，对人体健康存在长期潜在危害。饮用它无异于慢性自杀。”
    
     
    
    前国家环保总局曾对全国56个城市的20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有机污染物监测表明，中国的饮用水源地受到132种有机污染物污染，其中103种属于国内或国外重点控制的污染物。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调查表明，全国31个省市只有西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存在上游来水水质超标的问题。其余地区上游来水水质不达标现象都极为严重，成为饮用水源地污染的重要原因。
    
     
    
    专家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弄虚作假，将各地的“劣五类水质”皆谎称为可饮用的“二类水质”，实际上是在逼民众慢性自杀——这些“劣五类水质”是今日中国遍地“癌症村”、“肿瘤小区”的重要原因。
    
     
    
    为了经济发展，不仅牺牲生态、自然环境，而且弄虚作假隐瞒水质真相，根本不顾广大国民生命安全。付出这样高昂代价发展经济，其意义、目的何在？还有比这更不负责任的政府吗？这是剜肉补疮、吃子孙饭啊，这是做一天领导维一天稳、“我身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心态，这是随时准备弃船的心态啊。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唯物者更鄙，不屑远谋。
    
     
    
    四
    
    政府官员所缺的，知识分子同样缺，他们热衷于为专制抬轿、为特权帮忙、为“共和国”站台，兼为骗子作配角。哪里有丑剧、悲剧、惨剧及骗局，哪里就有戏子们忙碌的身影。有的知识分子干脆一身兼二职，既戏子又骗子。
    
     
    
    古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而今是：婊子或有情，戏子更无义。婊子不立牌坊，戏子骗子则都喜欢大立特立牌坊，一个比一个堂皇。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李二曲曰：“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应之机,捷于影响。” 陆九渊说：“风俗成败，系君子小人穷达，亦系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各级领导及知识分子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领导”社会潮流和时代风气的。
    
     
    
    明杨继盛曾上书列举严嵩“十罪五奸”第十条罪状是：“自嵩用事，风俗大变，严嵩好利，天下皆尚贪，严嵩好谀，天下皆尚谀，败坏风俗。”严嵩贪污纳贿，卖官鬻爵，私财无数，富甲天下，曾得意地宣称：“朝廷不如我富”。身为首辅，公开以富为荣唯利是图，官场能不腐败、风俗能不败坏乎？
    
     
    
    明朝虽出了严嵩腐败集团，官场仍多清官廉吏，朝野仍多正人君子，假恶丑与真善美并存，官场纵腐，民间不败，不像现在，官员腐败全体性，道德沦丧全民性。这一切都是拜“灭天理，纵邪欲”的马家所赐，唯物主义导向物质主义，专制主义造就特权至上，以经济建设的为中心让国民沦为经济动物，理所当然啊。
    
     
    
    五
    
    
    
    49年是一道华丽丽的分割线。经过中共持续不断的努力，人骗人、人害人、人吃人早已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强人吃弱者，弱者吃更弱者，甚至对亲朋好友下口。人间地狱就是这么造成的。
    
     
    
    由于条件、知识、能力等限制，弱势群体算计、欺辱、坑害的对象往往局限于亲朋好友。流行已久的传销就是专“吃”亲朋好友的，参与者都属于弱势。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穷斯滥，有点小钱更滥；常受欺，略有力量就欺人，甚至毫无力量也欺人。
    
     
    
    有乐于助人的律师对我埋怨愚民太多，要助弱势，不仅要与强势集团斗，还要防范救助的对象。我告诉他：愚比恶好。当强者弱者都普遍豺狼化的时候，你没变成东郭先生，算你幸运。
    
     
    
    鲁迅曾经严批“国民劣根性”，而今国民的种种劣根，比起民国时代，早已变本加厉。鲁迅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其实不是民族性，而是文化和制度的产物。满清政府的部族专制和对儒家的扭曲利用，导致某些国民劣根萌发，终究有限；马列文化和党主统治对人性的败坏却是无底的。
    
     
    
    五四虽然鼓呼打倒孔家店，但孔家店并未全倒，真仁义与伪道德义并存。文革以来，别说真道德，连伪道德、次道德都没剩下，一切都反着来了，不仁不义无道无德的东西被抬上天去，吃起人来就冠冕堂皇、肆无忌惮了。
    
     
    
    一个致力打倒中华文化、高喊“仁义道德吃人”的人成了民族魂，这个民族还有什么魂？有的只能是野蛮、邪恶的魂。“解放”六十多年来，各种恶习全方位释放和大范围泛滥，恶的力量完胜（尽管从历史的阳光看是暂时的），良有以也。
    
     
    
    特别羡慕古人，政治无道，还有民间可以寄托，有农村可供隐居，而现在的农村，早已不适宜隐居养老了，恶化的不仅是自然生态环境，还有民风和人心。天下滔滔，能够幸免者寡。官员和知识分子缺的，其它阶层照样缺，连自古以来最为淳朴的农民也早已普遍非人化。
    
     
    
    一些农民有一种可笑而又可怕的邪见：认为做老实人吃亏，总希望自己坏一点或者有机会坏一次，结果越坏越吃亏，越苦难，进入恶性循环。下一代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也很容易成为奸诈恶毒的“聪明人”。
    
     
    
    曾有一辈子老实贫苦的老大爷对我说：“人死如灯灭，一切都是空的。趁活着时有好吃的好穿的就别省着，别苦了自己。”（大意）很感谢他的关心，可是这种物质主义生命观却让我感到可怜，感到没有生命信仰的可怕。
    
     
    
    不能信解儒家或佛道，哪怕信鬼神信上帝也好，多多少少有点内在的约束。唯物信仰者则不然，一旦有了条件或有了权力，坏起来伊于胡底。即使没机会坏，人生也是悠悠荡荡苍白凄凉的。这个老大爷的观点，实为唯物主义者共有。国人道德没有底、心灵没有家，根源就在这里。
    
     
    
    日前读到（明）谢肇淛的两段话，不由得感慨系之。他说：“贫贱不如富贵，俗语也；富贵不如贫贱，矫语也。贫贱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谪，亲不及养，子不能教，何乐之有？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出游，留连忘返。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之足比乎？”
    
     
    
    而今农村早已非古典的田园，山水被破坏，田地被污染，鱼虾麋鹿早无踪，同调之友更难觅。兀坐一室，拆迁之声隐隐，命驾出游，怨苦之声处处，何乐之有，又岂忍心独乐？今时今世，身为儒者，富贵难求（邦无道，富且贵，耻也。）但隐居之处、养老之地、同调之友更难求。
    
     
    
    六
    
    
    
    生平对心地不良者不仅有一种天生的反感，而且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我想，是那种阴暗龌龊的心地散发出某种特殊“气息”让人不舒服。这种敏感，一方面说明我高度灵敏，一方面也说明修养不到家，未能抵达“不动心”之境。
    
     
    
    在自己的文化道德力量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势”，还无法有效感化和普遍教化之前，我只能提醒自己，暂时离“坏心人”远些。就一时一地而言，社会的力量、人类习性的力量太大了，滔滔者天下皆是，儒者个人的道德力量太薄弱了。
    
     
    
    自古圣贤大儒不轻易见人，不轻易应征，是有道理的。“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即使有尊儒为善的倾向，倘若程度不够，君子也不一定“入”。）
    
    公山氏召，佛肸召，孔子都有欲往之意，后来结果都未往，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孔子知道公山佛肸终究是不可教化的。尽管自己可以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但也没必要做无用功。
    
     
    
    孟子说得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化启蒙、道德教化、良制良法建设等等都离不开一定的权位。程子曰：“孔子为宰，为陪臣，皆可以行大道。若孟子，必得宾师之位而后行也。”（《二程集》）可见，圣贤在世，没有相应的权位也难以行道。孔子也得为宰为陪臣才行，孟子则“必得宾师之位而后行”。
    
     
    
    宰，古代官吏的通称。《周礼-目录》：宰者,官也；《公羊传》宰者何？官也。“陪臣” 即臣之臣。诸侯国的卿大夫对诸侯称臣，对天子称“陪臣”；卿大夫的家臣对诸侯而言为“陪臣”。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中都宰，即中都的地方长官；司空是主官建筑与道路等事务的长官，大司寇是掌管司法的长官。钱穆认为：“孔子自中都宰迁司空，亦见《孔子家语》，应为小司空，属下大夫之职。”（《孔子传》）
    
     
    
    宾师指不居官职而受到君主尊重的人，相当于客卿和帝王师。《孟子·公孙丑下》朱熹注引范氏的话说：“孟子之于齐，处宾师之位，非当仕有官职者。” 
    
     
    
    当今中国真知正见不彰，恶性异端为王，政治、文化、社会、道德诸环境皆远不如孔孟时代，真正的儒者处境更为艰难，连“周游”和“跑官”的动作都可以免了----好在还有互联网，真理正见不用藏之名山矣。
    
     
    
    七
    
    
    
    每个人的命运与社会共业有关，但主要是别业（不共业）造成的，业由心造，归根结底，命运决定于自心。救人、维权很重要，救心、“维心”更重要。心坏，命运就会败坏，还会给他人给社会带去灾难，坏心人多了，社会的“命运”就坏掉了----共业由别业综合而成。
    
     
    
    不过，一个社会不可能这么无止境地堕落、恶化下去，良知不灭故，斯文不丧故；某些人物和势力也不可能再这么无限度地腐败下去，天道好还故，否极泰来故。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历史最龌龊的一页终将被翻过去。古人云：
    
     
    
    “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举而措之一家之人,谓之产业；举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谓之冤业。以事业作产业,人怨之；以产业作冤业，天殃之。” 
    
     
    
    人怨天怒，焉能长久？黎明前的黑暗，预兆着太阳已经悄悄觉醒；儒家一阳来复，则预告了新时代曙光将现。儒家目前力量虽然微弱，但前途不可限量。释迦牟尼说过，世间有四种东西虽小却不可小觑：毒蛇、火种、王子、佛法。毒蛇可以咬死巨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子登基权势广大，佛法流传普度众生。儒家“仁法”也是如此。
    
     
    
    挑战与机遇并存，毁灭与新生同在。是随波逐流还是砥柱中流，是被淘汰还是成德成圣，历史把庄严的选择摆在很多人面前，并为某些曾握屠刀但良知未泯的人物提供了“立地成佛”的旷世机遇。
    
     
    
    或认为姑且冷眼旁观，静候世局变迁，就是独善其身。其实身为体制中人，“不作为”就是恶，就有罪----尽管相对较轻。某些恶业互相影响关系密切，大家一起受果报，称为共业。济群法师在讲到共业时曾举过两个例子：
    
     
    
    一，譬如你参加了一个诈骗集团，虽然你没有直接参与诈骗活动，但是诈骗集团也给你了一份利益，将来招感果报的时候，你照样有一份。这属于共业；二，譬如同在杀猪场工作，财会人员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杀猪的行动，但每月开工资的时候，他也照样拿一份，将来招感果报的时候，他也要承担一份。
    
     
    
    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历史性变革，继续“坚持”固然愚昧，逃避旁观也不是办法。方式方法可以因人而异，但不能毫不作为毫无动静，至少要发出一点声音来。
    
     
    
    爱民是最好的自爱表现，道援是最好的成德法门。希望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到儒家“道援天下”的事业中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将从血腥烈火中凤凰涅槃，向世界重新展示真善美的辉煌。让我们为了这一伟大目标共同努力。
    
    
    
    2011-7-16东海儒者余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