踪凡 景晶 何妍 著《四库提要选注（经部卷）》出版

书名：《四库提要选注（经部卷）》

作者：踪凡 景晶 何妍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6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四库提要·经部》23篇，详加校注与评析。搜罗每篇提要的浙本、殿本、荟要本、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稿本、初目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选择最详之本为底本进行校勘、注释、评析，其他版本则附录于后，力图揭示四库馆臣对某一文献的学术判断与论学旨趣，为经学研究和四库学研究提供参考。

【前言】

清代乾隆年間編纂完成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對先秦至清代前期凡三千餘年的典籍文獻進行了大規模甄選、校勘、整理和研究，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全面總結，其中藴含著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中國古代的學科結構以及極爲厚重的傳統文化精神，是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

四庫館臣對於每一部入選《四庫全書》的文獻，都撰寫了較爲詳細的提要。據學者研究，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産生了多種形態、不同版本的《四庫提要》，大致可以劃分爲分纂提要、庫本提要、總目提要三大類。由於四庫館臣學養深厚、態度認真，加之《四庫全書》的官方性質，《四庫提要》代表了清代乾隆時期最高的學術水準，也成爲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内容最豐富、觀點最精湛的官修目録學著作，被近現代學人奉爲學術研究之津梁。余嘉錫先生指出：“今《四庫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别，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故曰自《别録》以來，纔有此書，非過論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司馬朝軍先生也説：“是書也，提要鈎玄，考鏡源流，殘膏剩馥，沾溉百代。”其價值與地位，毋庸贅言。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學術界已經出版了不少研究《四庫提要》的學術專著，其中對提要文本進行校點、整理的就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陳尚君、張金耀等《四庫提要精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吴伯雄《四庫全書總目選》（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等多種。這些整理著作，卷帙或大或小，内容或全録或精選，大都涉及2—3個版本。而現存的《四庫提要》，最常見的就有10種不同的版本，所以前人的研究顯然有不完備的地方。江慶柏先生校點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和趙望秦等撰寫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校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又爲我們提供了新的參照成果和學術起點。其次，在《四庫提要》的注釋和評析方面，衹有陳尚君、張金耀等《四庫提要精讀》比較詳細，論述深入，但是該書所選提要數量甚少，無法全面展示《四庫提要》的面貌和價值。其中經部部分僅僅選入4篇提要（《毛詩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方言》《重修玉篇》），遠遠不能反映經部文獻的博大精深以及館臣的經學思想。此外，新近出版的王培軍《四庫提要箋注稿》（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所選篇目僅限於集部，亦不能全面展示《四庫提要》的學術成就。有鑒於此，筆者擬全面調查《四庫提要》的常見版本，包括浙本、殿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等，參照部分稿本、初次進呈本、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進行研究。文瀾閣本多有配補，文獻價值較低，暫不列入。如果不同版本的文字相差太大，不能視爲同一文獻，那就將它們劃分爲“詳本”“簡本”“極簡本”等若干系統。對“詳本”提要進行詳細的校勘、注釋、評析，其他版本則附録於後，力圖反映四庫館臣對某一文獻的學術判斷與論學旨趣，并從個案角度揭示其圖書整理經過及學術觀點之變遷。

二

在研讀、校勘《四庫提要》的過程中，我們更深刻地感受到四庫館臣深厚的學識、精深的見解以及復興漢學的願望。《大戴禮記》浙本提要（殿本、文津閣本同），出自著名經學家戴震之手。自漢代以來，《禮記》的傳本就有《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兩個系統。由於《小戴禮記》長期列於官學，研究成果豐碩，館臣在《禮記正義》提要中重點梳理其傳習起落過程以及諸家注疏的風格特徵；而《大戴禮記》一直聲名不顯，篇目次序錯亂不堪，幾乎瀕臨失傳的境地，戴震的書寫重心便在於厘清錯誤認知、梳理篇目次序、肯定學術價值等方面。他對《隋書·經籍志》《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以及陳振孫、韓元吉、晁公武等人的記載進行分析，揭示《大戴禮記》篇目錯亂的根源，在於隋唐之後“析《盛德》篇爲《明堂》篇”，把一篇拆爲兩篇，篇目順序發生變化；加之《夏小正》一篇或載書中，或别出單行，使篇數的計算更加紊亂。戴震按照既不多析《明堂》一篇，亦不别出《夏小正》一篇的正確計算方法，得出《大戴禮記》的準確篇數應爲39篇。此外，戴震還認爲《大戴禮記》中的《曾子》10篇保留“曾子”篇題，實爲原《曾子》18篇的古經遺文，有重要文獻價值。經戴震考校之後，《大戴禮記》的地位已經有了明顯提升，時人阮元稱：“今學者皆舉‘十三經’之目，’十三經’之外宜亟治者，惟《大戴禮記》矣。”此後汪中《大戴禮記正誤》、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及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等學術著作的産生，都與戴震的努力以及“十四經”研究這一新興學術風潮有關。戴震所撰提要的學術價值和影響，於此可見一斑。《詩集傳》浙本提要（殿本、文淵閣本同），就像是一篇内容翔實的校勘記。館臣首先羅列馮復京校證《詩集傳》經文錯誤12條，陳啓源校證14條。而當代學者陳才先生以多種《詩集傳》善本（宋元刻二十卷本）對照這26條校勘條目，發現其中有22條原本不誤，皆爲後代“傳寫之誤”。接著館臣又羅列陳啓源校勘《詩集傳》傳文錯誤13條（其中異文10條、衍文2條、奪文1條），史榮校勘傳文錯誤10條（其中異文9條、奪文1條），經研究也大都是傳寫訛誤，衹有少量爲朱子本人失誤。館臣所言，乃是以明代刊刻的八卷本《詩集傳》爲據，從中不難看出明刻本訛誤之多，錯亂之甚。讀者如果不知道宋刻二十卷本與明刻八卷本的區别，還真的會被館臣誤導，以爲是朱熹本人的錯誤。那麽四庫館臣爲何要不厭其煩地羅列前人對於《詩集傳》的校勘成果呢？陳才先生考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中的其他各書提要，發現館臣在不少提要中對《詩集傳》都作出了有違事實的負面評價。他們對《毛傳》《鄭箋》等《詩經》學著作中的錯誤并未過多涉及，偏偏揪住《詩集傳》的錯誤不放，其中有很多係流傳過程中的錯誤，而不是朱熹本人的錯誤。其實《詩集傳》在元明清三代影響巨大，一直是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館臣却對此視而不見，隻字不提。這種現象，無疑是清乾隆時期“崇漢反宋”思想潮流所决定的。館臣刻意貶低宋學，不惜羅織罪名，移花接木，觀點實不足取。衹有《四庫全書簡明目録》論及後世遵用《詩集傳》的情况：“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用至今。”也算是對《詩集傳》的一種有限度的回護。

三

通過對不同版本《四庫提要》的對比，我們還可以部分恢復館臣整理《四庫全書》的學術經過，進而管窺館臣對不同典籍的學術評價。《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收録歷代易學文獻，館臣將《周易注》和《周易正義》（亦稱《周易注疏》）一并收入，分别位居第五、第六，并各自撰寫提要。但是我們發現，《周易注》文淵閣本提要與《周易正義》文淵閣本提要（浙本、殿本同）有部分重複現象，跟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提要更有大段雷同，其中原委，值得探尋。今考《周易正義》各提要撰寫時間如下：《薈要》本（乾隆四十年二月）—文淵閣本（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文溯閣本（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簡明目録》本（乾隆四十七年進呈）—文津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十月）—《總目》浙本、殿本（乾隆四十七年進呈，六十年刊刻）。乾隆皇帝下詔纂修《四庫全書》，時間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次年，乾隆認爲《四庫全書》卷帙浩繁，難以披覽，又下詔在修《四庫全書》的同時編纂《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實爲《四庫全書》的縮編本），乾隆四十三年謄繕完畢，存放於紫禁城摛藻堂，以供隨時翻閲。《周易正義》首篇提要撰寫於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上距乾隆皇帝下詔編纂《四庫全書薈要》僅有兩年，很可能是第一批編入此書的典籍，可見其地位之高。試比較《周易注》提要的撰寫時間：翁方綱分纂稿（乾隆四十年左右）—文淵閣本（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文溯閣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簡明目録》本（乾隆四十七年進呈）—文津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總目》浙本、殿本（乾隆六十年）。儘管文淵閣《四庫全書》將《周易注》置於《周易正義》之前，但事實上《周易注》提要的撰寫時間（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却遠在《周易正義》提要（乾隆四十年二月）之後。因而，我們有理由推測，四庫館臣最初衹是决定將《周易注疏》編入《四庫全書》，并没有考慮《周易注》，因爲從内容上講，《周易注疏》已經完全包括了《周易注》；六年後他們發現，《周易注疏》十三卷對《周易注》進行了拆分、破壞，於是采納翁方綱在分纂稿中提出的“岳氏此本之精善，應存以爲校核之資”的建議，决定再將《周易注》十卷增補進來，以宋相臺岳氏刻本爲依據抄入，以存原貌。據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四庫全書總目》初稿辦竣。旋即奉旨改變體例”；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四庫全書總目》編次改定，永瑢等奉表奏上。同時完成《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乾隆四十六年是《四庫全書總目》修改定稿的關鍵時期，而第一篇《周易注》提要（文淵閣本）也在這一年撰寫，恰好驗證了《周易注》是最後一批進入《四庫全書》的文獻。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初稿，應該不包括《周易注》提要，因爲第一篇《周易注》提要，是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撰寫的。乾隆四十六年三月，館臣在爲文淵閣本《周易注》撰寫提要時，很自然要參考乾隆四十年撰寫的《薈要》本《周易注疏》提要、乾隆四十一年撰寫的文淵閣本《周易正義》提要，以及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初稿，以便相互呼應、配合。館臣發現，《四庫全書總目》初稿（上圖稿本）的内容比較充實，其中對王弼、韓康伯注的編撰、流傳、體例以及學術影響論述頗佳，於是將其大段文字移抄過來。這就造成《周易注》文淵閣本、浙本、殿本提要與《周易正義》上圖稿本提要有大量重複的現象。

四

在研讀過程中，我們還發現了《四庫提要》以及當代研究者的一些粗疏和錯誤。有些文獻，四庫館臣没有寓目，或者因爲工作粗疏，在判斷上存在偏差。例如孔穎達《周易正義》一書，《薈要》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都是以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十三卷爲底本，進行謄録的；但是負責撰寫文淵閣本提要的館臣，不知爲何却手拿著明代刊刻的九卷本《周易兼義》，以此爲據撰寫提要，結果就著録爲《周易正義》十卷（正文九卷首一卷），還在提要中表示困惑：“此書初名《義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説明他不知道《兼義》九卷與《注疏》十三卷的區别，便武斷地將“兼義”改爲“正義”。紀昀等在彙總《四庫全書總目》時，也没有發現提要與正文的錯位，想當然地認爲該提要是根據殿本《周易注疏》撰寫的，於是在“周易正義十卷”下擅自標注“内府刊本”4字。這就造成了書名與卷數、提要與正文不相符的情况。所以，我們在“評析”部分進行比對分析，試圖對館臣的歷史功過給予客觀評價。又如對《文選》李善注本的來源，《文選注》浙本提要（殿本、文淵閣本同）發現善注中雜有五臣之語，於是做出推測：“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真見單行本也。”認爲毛晋所刻《文選》李善注本，是從六臣本中抽離出來的。其實最早的李善注本是宋尤袤刻本，他撰寫的《遂初堂書目》中明明著録有《文選李善注》六十卷，説明他家裏就藏有單獨的李善注本，又何必費盡周折，從六臣本中摘録呢？館臣的錯誤判斷，影響中外學術界達二百年之久，近期纔被“文選學”專家糾正。對於這一點，《四庫提要精讀》《四庫提要箋注稿》等均未能予以揭示。有些閣本提要過於簡略，有塞責的嫌疑。例如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是《春秋》《左傳》學史上的經典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薈要》本（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文淵閣本（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提要衹有區區165字，文溯閣本也衹有243字，顯然與這部巨著的價值和地位不相匹配。紀昀看到閣本提要，肯定是大失所望，於是他乾脆重新撰寫（或請人新撰），完成了961字的長篇提要，對於《左傳》的作者與成書年代問題、史料來源問題、《經》《傳》關係問題、《左傳》不見於《漢志》問題、注疏問題等學術公案進行梳理、考辨，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這些現象，都是通過對勘比較後得知的。當然，館臣也有取捨失當，甚至畫蛇添足的時候。《説文解字》三十卷，《總目》提要在閣本提要之後增加了800餘字的按語，詳細梳理了《古文尚書》的流傳和篇目情况。這雖然增加了《總目》的學術含量，但正如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所云：“（按語）迂回不得其旨，段玉裁注極曉暢，孟《易》非壁中，尤足以破《總目》之惑。”其實，許慎《説文解字叙》中的所謂“《書》孔氏……皆古文也”，并非指古文經，而是指“古文”字形，是一種流行於戰國時期的字體。東漢杜林、賈逵傳授的《尚書》，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爲許慎所取資。紀昀對今古文《尚書》的發現、流傳、篇目、注釋情况反復申説，迂迴考辨，不得要領，也有跑題的嫌疑。此外，清張行孚《説文發疑》曾對“新附字”是否爲徐鉉所加提出質疑。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中所引“濤”“劇”等字實爲今本之“新附字”，可知在宋朝徐鉉等人重刊之前，這些字就已經存在，起碼有一部分已經存在。“新附字”并不完全係徐鉉所加。如此重要的内容，却爲館臣所遺漏，是不應該的。在校注、評析過程中，我們還糾正了《四庫提要》以及提要研究者的某些錯誤。例如《樂書》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彙訂》第二卷：“暘，字晋叔，閩清人。”彙訂：“‘字晋叔’，殿本作‘字晋之’，誤，參《宋史》卷四三二本傳。”該書《凡例》稱：“本書以中華書局影印浙江杭州本《總目》爲底本。”今查浙本提要，却是：“暘，字晋之，閩清人。”而殿本纔是：“暘，字晋叔，閩清人。”顯然，《彙訂》作者將浙本與殿本搞顛倒了。另外，《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列傳》：“陳暘，字晋之。”《［弘治］八閩通志》卷六十二：“陳暘字晋之，祥道之弟也。”皆與浙本同，故“晋之”不誤。而殿本提要“字晋叔”之説，其實也不誤。陳暘家譜《千郎公系譜圖》：“玩公（陳暘父），朝議大夫，妣熊氏生深道、祥道、安道，繼妣謝氏生暘道、從道。”可知陳暘於五兄弟中排行第四，依“伯仲叔季”兄弟排行之序，除長子爲伯、次子爲仲，末子爲季外，中間排行之子均可稱“叔”，故陳暘字“晋叔”亦可。衹需要羅列異文即可，不需要判斷正誤。

五

由於卷帙較大，《四庫提要選注》擬分爲經部卷、史部子部卷、集部卷三帙，陸續出版。本書有以下特點：1.廣搜版本，力求完備。學術界對《四庫提要》所進行的校理工作，大都僅限於兩個或三個版本。例如吴伯雄《四庫全書總目選·凡例》：“僅以武英殿本及浙江書局本兩本互相參校，擇善而從，不出校記。”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彙訂凡例》：“本書以中華書局影印浙江杭州本《總目》爲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前武英殿刻本《總目》爲對校本。”二書僅限於浙本和殿本。又，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録·例言》：“本書所選提要，以浙本《四庫全書總目》爲底本，以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卷端提要爲參校本。”則擴大到3個版本的比較。即便是專題性研究如李建清《〈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提要匯校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用殿本作底本，參用浙本和書前提要之《薈要》本、文溯本、文津本相校”，亦僅限於5種版本。本課題則進一步擴大範圍，將版本擴充爲10種：分纂稿、總目提要（浙本、殿本、初次進呈本，上圖稿本）、庫本提要（《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録》。通過比較不同版本的文字異同、内容繁簡、觀點差異，管窺各版本提要的學術價值，進而分析四庫館臣學術觀點的變遷。這一校勘，無疑是對現有學術成果的突破，對“四庫學”研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2.卷帙適中，選目典型。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收録提要一萬餘篇，卷帙巨大，無暇作注；吴伯雄《四庫全書總目選》卷帙較小，也没有作注。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録》收録提要1000則（篇），每一篇提要皆有簡要注釋，以學術考證爲主，可資研究者參考，但不利於一般讀者閲讀。本書擬收録《四庫提要》100篇，每卷25篇左右，卷帙大小適中。選目兼顧提要對象的代表性和提要本身的學術性，例如《經部卷》部分，就以“十三經”和小學著作爲核心，同時還有意選擇了一些内容相關、彼此血脉相連的典籍（例如《周易注》與《周易正義》，《大戴禮記》與《禮記正義》，《説文解字》與《説文繫傳》）的提要，更便於讀者研究、比較。3.注評詳盡，雅俗共賞。對每篇提要都進行詳細的注釋，包括人名、地名、書名、典故等。語言上力求通俗易懂，方便於一般讀者的閲讀與學習。注釋之後，尚有評析文字，不僅概述提要基本内容，還對其功過得失進行評判，并比較各版本之異同，梳理館臣觀點之變遷。蹤凡2021年4月

【目录】

前 言

凡 例

周易注十卷

周易正義十卷

尚書正義二十卷

毛詩正義四十卷

詩集傳八卷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儀禮注疏十七卷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大戴禮記十三卷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孝經正義三卷

經典釋文三十卷

孟子正義十四卷

論語義疏十卷

論語正義二十卷

四書章句集注十九卷

樂書二百卷

爾雅注疏十一卷

方言十三卷

説文解字三十卷

説文繫傳四十卷

重修廣韻五卷

集韻十卷

後 記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