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售希望

作者：温迪·沃鲁森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我被诊断出癌症显示出消费主义已经多么泛滥，甚至已经影响到旨在治愈疾病的医疗领域。

2021年5月，我度过了人生最糟糕的一天。坐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我得到了诊断出恶性肿瘤的消息。从那以后，我经历了一系列检测、程序、治疗，从轻微的不舒服到轻微侵入再到彻底羞辱等。朋友常常问我“难道没有让你生气恼火？”我的医疗状况的现实是没有——我的意思是，你能做什么？但是，的确让我生气的是在这样糟糕的处境下，我仍然无法摆脱垃圾世界的困扰。

廉价、空洞和毫无意义的东西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最隐蔽的部分。身体健康之时，我根本感受不到这一点。

最初，我享受到一种略带嘲讽的超脱，可以远离无用的、被扔掉的、粗制滥造的消费品，因为我曾经撰写过一本谈论该问题的书，标题就叫《垃圾：美国廉价品的历史》（2020）。在此过程中，我形成了与此话题的一种既爱又很的关系。该书讨论了荒谬的产品如图层随机位移工具（Baconizer）、印有交织字母的垃圾桶、看着像狗呕吐物的塑料馅饼、还有其他无用的东西——香蕉面包、乳房形状的啤酒杯、液压土豆销皮器——除了给大海中漂浮的垃圾堆增加新东西之外没有多大用途。《垃圾》详细论述了美国几个世纪以来对廉价商品拥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我们一方面欢迎大众消费推动民主的力量，一方面又对虚无主义物质主义的腐蚀性影响感到忧心忡忡。

在书中，我将“垃圾”定义为物品的存在状态而非物品本身。虽然垃圾的某些品质是相对的或者具有历史偶然性——我觉得是垃圾的东西在你看来可能不是，某些从前觉得根本不必要东西（如回答器）现在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了——从根本上说，垃圾是不诚实的，就像使其变得吸引人的迷人广告。比如，小配件（Gadgets）往往许诺功能如何如何——-我指的是“奢侈的无用性”——常常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为我们制造了更多工作。在一元店发现的廉价商品根本就不算便宜货，因为它们无论在价格还是质量上都极其廉价低劣。一旦这些东西坏掉或者散掉了，就必须扔到垃圾堆里，然后再去买新的。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收藏品”的成功依靠的是大量充满热情的收藏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进行聪明的投资，从来都没有欣赏其价值。我们在购物时获得的免费赠品（Freebies）根本不是礼物，而是看不见面孔的公司以方便的方式闯入我们的生活，去创造一种它们真的非常关心我们的虚假意识。

从本质上看，垃圾商品承诺的比送来的东西更多，其生产和推销天生就缺乏真诚。我从众多单词如废旧物品（junk）、垃圾（trash）、原料（stuff）、庸俗艺术品（kitsch）、廉价小饰物（tchotchkes）中选择crap这个词（垃圾）就是因为只有它包含了这东西的全部范围而且简炼地抓住了它们玩世不恭的、低劣的、和轻蔑的含义——还有它们天生的虚假性感伤。

现在，在被诊断患上癌症之后，我遭遇了医疗垃圾的海洋。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又一个毫无显著特征的检查室，一个又一个不熟悉的护士告诉我治疗情况。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她进来时拿着光鲜亮丽的工业化药品的宣传材料，该体裁对我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了。这是我们在《垃圾》绪论中看到的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 ）早期场景中描述的人行道上熟练叫卖的后期资本主义摊贩卢·布克曼（Lou Bookman）花言巧语的舌头的医疗化对等物。这样的摊贩有能力将普通的缝制丝线狂热赞美成为人造丝绸领带，让你能迷惑死神先生，他本来要带走我们和蔼可亲的主人公，却因为摊贩的干扰而没有能成功履行职责。

就像发言人诱人地向潜在客户展示新产品，护士向我展示的不仅仅是软踏踏的阅读材料文件夹，而是厚厚一摞材料，用整齐的维可牢搭扣密封起来。这个特别的治疗宣传材料兜售的是一种带涡流技术的植入式智能输液港（SmartPort Plastic Implantable Port）。在这手册的光鲜表面，我看到了被选中宣传该设备的代表。那是一对迷人的老年夫妇，皮肤完好，脸上都带着迷人的微笑。我认为，他们的皮肤正好体现了充满活力的品质，我应该将其与这种产品联系起来。（其实，材料背后的小字告诉我，上面的这些模特“仅仅用于展示目的。”）

美国人对廉价商品拥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我们一方面欢迎大众消费推动民主的力量，一方面又对虚无主义物质主义的腐蚀性影响感到忧心忡忡。

护士非常熟练和高效地打开文件夹来做一个大展示，那是我自己的带有涡流技术的植入式智能输液港的身份证，有信用卡那么大，现在显然是我作为病人的新身份的核心，我被建议随时随地都戴着。接着护士指出了数据包中某些更显眼展示的东西，那是被具体设计好要你适应的东西。这是个塑料手镯，一边刻有产品名称，天空蓝背景下是白色字；另一边携带有模式号码。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我的脸上肯定流露出头脑中的蔑视想法——又一个见鬼的橡胶手镯，不是在开玩笑吧？——因为护士马上补充说，“这个东西，你不需要戴”，快速将文件夹合上。那个时刻，我的心思快速飞到我在《垃圾》中谈论的免费赠品。我认为，不真诚的、免费赠送的东西掩盖了礼物形式的资本收益指令；它们是带有不可告人动机的礼物。就像这个橡胶手镯，它们上面印有公司名称和商标，接下来，那些戴着这些行囊（swag）的消费者事实上就成了它们的品牌大使。（耐克（Nike）2004年推销的鲜亮黄色手镯如果不是第一个至少是首批橡胶手镯之一，说是为支持癌症幸存者的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the Lance Armstrong Foundation）筹款。这个项目启动以来，卖出了几千万只黄色手镯，那些手腕上环绕这些东西的人以此持续塑造了他们的身份，作为癌症幸存者和阿姆斯特朗品牌代言人。）

虽然感激这家公司开发出一种设备能够显著地改善我的生活质量，但我感到生气的是这种特别的廉价赠品存在，这在特别的治疗背景下显得格格不入，真的令人讨厌。对于那些不知这些事的幸运者而言，输液港是个附着在一根蜿蜒曲折通向皮下颈静脉的导管上面的如耳塞大小的塑料器件，它提供了准备好的场所让电视屏幕可监督进入血液中的药物。我刚刚通过手术安装的输液港就放置在皮肤下的袋子里，就在我的锁骨下面和右胸上面。虽然预告输液港的橡胶手镯是垃圾，我当然希望放置在我身上的医疗技术不是。

当前，我唯一健康的东西是我对类似企业“赠品”之类东西——尤其是老掉牙的橡胶手镯——实际代表的空洞姿态的极度厌恶。但是，在这个案例中，我对这个物品的愤怒是扩散性的，涉及范围很广的。这个手镯不仅仅是毫无价值的垃圾，而且是与油嘴滑舌的癌症拥护者狼狈为奸的象征，是医疗工业联合体的隐喻。它是渗透进我们生活中最私密部分的廉价的、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垃圾的具体表现，它们向下直达最脆弱的自我，并对其探查，这尤其是恶劣的和难以抗拒的东西。在我是健康人，在我写书之时，我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个方面。

这个手镯回答了很多医疗设备制造商面临的品牌辨认和营销难题。因为他们的产品放置在人体之内，对于其生产者来说，消费并不足够显眼和瞩目。这个橡胶手镯采用了熟悉的材料比喻，与很多“提高意识”的宣传活动以便增强人们对产品的认识是一样的。这里，它在广告中牵涉到我是因为在我身上装了他们的设备还不够。我猜想，这个输液港能够被设计得带有地形学品牌，这样其商标就可以清晰地出现在我那过分拉紧的皮肤上，就像文字品牌凸起的伤疤组织，或者美国男士休闲服装著名品牌艾索德（Izod）的三维标签，那是我永远也去不掉的印记。这是了不起的概念，或许已经被营销部门充满热情地演练过很多次了。不过，因为输液港存在之处仍然隐藏在衬衣或其他服装后面，通过产品本身创造品牌意识的任何明显尝试还是遭到了挫败。

疾病为推销各种内置设备提供了数不清的机会。

现在，橡胶手镯是公司能够做的最好之事，它让我感到恶心。我的医疗创伤已经为公司提供了将其设备装到我身上的机会，这还不够，他们还要通过扔给我垃圾赠品让我戴在手腕上的方式慢慢深入到我身体的更深处。我在《垃圾》中详细描述的20世纪初期的免费赠品鼓吹者，市场营销专家亨利·邦廷（Henry Bunting）非常清楚，哪怕是最廉价的东西，如果是杂乱地赠送出去的都能让生产者给通常感到厌恶的消费者灌输一种错误定义的“善意”意识。正是抓住了赠品的深刻矛盾性，邦廷提到它们时称之为“企业亲密举动”，正确地假设他想象的大部分赞助者都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些廉价赠品。不过，与他们不同，我对输液港制造者的爱并不能因为其廉价的橡胶手镯就被轻易勾起来。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在这个事情上我是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免费赠送的垃圾更多成了一种侮辱。

正如我提到的那样，医疗产业联合体的信息传播者，无论是好心的护士还是精明的销售代理都倾向于用尽可能闪亮光鲜的形式传播信息。在这个不确定性的大海中我能够指望的是，我知道有人给我巧妙生产出的文件夹、小册子和宣传单，所有这些都有专门化的营销部门和顾问团队提供的焦点突出的分类描述。毫无例外的是，他们生产的这些宣传品使用了一种颜色调色板，白色、迷人的天空蓝、令人安静的灰色文本——刻意追求的寻常和中立旨在暗示医疗的纯洁、无菌、和真诚，灌满必然“康复幸福”的弦外之音。刻画虽然遭遇不幸但仍然过最好生活的美人的俗套形象，这种材料往往采用一种令人感到异常亲切的口吻“化疗和你”、“高级指令——由你来决定”、“你很特别，你的肿瘤也一样”等。当然，这里的“你”包括我，但也包括这种医疗化信息的所有其他疾病接收者。那是关于我的，也是在我们中间制造一种意识，我们现在属于一个显而易见的新消费者群体，在我们适应新诊断时，也必须在这个——对我们来说至少——新市场空间里遵循新的礼仪形式。

当然，病人不是浮华耀眼的癌症宣传行动的唯一消费者目标。所有这些光鲜亮丽的文献和隐蔽圆滑的营销手段在文化本身无处不在，目标针对的不仅有照顾病人的家属还有广大民众。他们的托辞就是“提高意识”。

一旦成了病人，你会突然意识到而且很快就适应专门针对你和其他可怜傻瓜的信息流。我就对一本偶然碰到的看似没有多大关系的杂志印象深刻（没错，是在肿瘤学家的候诊室看到的）。由好莱坞明星的插图组成的一个圆圈占据了这一页的核心，有马特·达蒙（Matt Damon）、索菲娅·维加拉（Sofia Vergara）、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马克·哈蒙（Mark Harmon）等人，显然从非常有名的人到“好像有名的人”。作为完美身材的典范，他们都穿上了写有S↑2C （战胜癌症the Stand Up to Cancer）字样的体恤衫，那是战胜癌症宣传活动带性别的商标速记符号。该运动所属网站给我提供了额外的商品选择，包括（这个月打折）自然有更多衬衣、订制的拖鞋、棒球帽、刻写有 ↑ 符号的三种不同风格的镀金尖头（强大力量）领带、虚假图腾、狗皮带等等，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这么多人迷恋癌症商品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它就在手边，随时供你选择使用，非常符合我们文化的消费心态，这是非常方便的方式让人觉得他们购买了东西就是在做事。

这则广告似乎推崇抗癌运动倡议，但这是玩诱饵调包手法的花招，它并没有进行有意义地实际医疗研究，相反通过强调正关联或与明星搭上关系而推销一种品牌S↑2C。与这些英俊漂亮的健康美人（富豪）共度“一个夜晚”“并肩战胜”癌症，要干嘛？筹款，提高意识，给我们娱乐？通过将其品牌与抗癌事业联系起来进一步推销自己？他们的意图从来不很清晰，所以我们现在只好假设其意图是真诚的，而非捞取个人利益。

但是，这则广告是双重的诱饵调包花招。比如，我们看到马特·达蒙拿着一张宣称“我代表”的卡片；手指向下插入一个白色的长方形的单词“父亲”。非常精彩的是，我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我的挑战而是这位明星的挑战上。不是达蒙的父亲，我应该感到遗憾，他的名字到了现场只是为名人、时装模特等进行的专业摄影而添加的道具而已，但是对于达蒙来说，是陷入家中有病人的困窘生活。但在像变魔术一般的巧妙手法中，我们同情的不是“父亲”而是达蒙本人。他和他的明星同胞是以并不复杂的优美地喷枪喷绘方式刻画出来的“抗癌运动”（Standing ↑ 2C）的英雄，非常吻合晚期资本主义的明星。当然，显然被隐藏起来的是实际的疾病、痛苦和混乱。如果他们和我或者其他还没有战胜癌症的病人有任何相似之处，那就还不如这样描述癌症患者，“屁股坐在沙发上，或许喝太多的啤酒，强制性地购物消费，有时候呕吐，偶尔玩字谜游戏，或一口气看完一部电视剧”。

结果在于我们应该接受这些健康的半人半神者努力为我们做战的叙述，而不是认定他们是在从事机会主义的自我推销活动。而且，他们出现在这些营销努力中极大地刺激了人们购买这些抗癌运动的垃圾的热情。这并非因为事业本身，而是因为得到了我们喜欢的明星的认可：因为明星，我们去购买癌症幸存者连帽衫、世界癌症日塑料彩虹串珠手链（上帝帮助我）、带商标的球鞋和咖啡杯等等。抗癌运动官方网站的底部注释对此写得非常清楚：“抗癌运动是娱乐产业基金会（EIF)）的分支机构”。除了自称合作支持者和媒体的公司之外，对于明星本人，甚至对于更大的好莱坞明星制造工程而言，这都是晚期资本主义完美的推销机会。事实上，这个仅仅一页的杂志携带了46个不同商标，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到美国娱乐公司收费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网络服务商（Starz）无所不包。所有这些公司都在帮助他们销售产品。

抗癌运动仅仅持续了一个晚上。但是，对参与这场喧哗的人来说幸运的是，病人提供了数不清的其他机会来推销广告搭售品。比如乳腺癌意识运动在十月份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在包括今日秀（the Today Show）的扩展部分在内的所有媒体上铺天盖地播放，你根本无法逃避它，这种广告当然也在肿瘤学家的候诊室里播放，诸如拉夫劳伦（Ralph Lauren）公司的的粉红小马抗癌慈善项目（Pink Pony）就出现在我一直阅读的杂志上。

人们关注的焦点总是从我们这些遭到厌弃的病人身上转移到其他地方，病人被看作恶化氛围和污染品牌的丧门星。相反，我们听到地“英勇无畏的”幸存者的故事，以及长期承受痛苦的“丈夫、妻子、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朋友”等。粉红小马提醒我们注意到受到大众消费“影响的我们”要团结起来，无论是疾病还是追求地位时都要如此。（这里，我忍不住在畅销书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首次发表在《哈波斯》 Harper’s 2001年的犀利文章“欢迎来到癌症国”中再添加更多的东西）。就像很多其他形式的一揽子慈善活动一样，这种广告策略或许是虚假的和不真诚的，其意图根本一文不值。

以提高癌症“意识”的名义宣扬的这种廉价促销活动最臭名昭著的支持者或许是苏珊•科门乳腺癌基金会（the Susan G. Komen Foundation）。与它关联的机构没有任何挑选，各种公司如肯德基炸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含酒精气泡水（迈克的硬柠檬水Mike’s Hard Lemonade）还有职业橄榄球大联盟（the NFL）等都与其合作，科门还发布了“粉丝带银行信用卡”，为达到一定购买量的人返还现金。（科门基金会的网站具体列出它将从持卡人头三个月的每一百元消费中获得八分钱。）从其他慈善组织筹款，科门也能宣称“为了癌症治疗”，令人恼火的是，十年前它们就收回了对计划中的父母身份的支持。指控这个组织“洗粉”（pinkwashing即某些公司以关心女性健康尤其是关注乳腺癌的名义推广产品和服务。这里,粉色就是暗指粉丝带,即乳腺癌意识的象征——译注）的批评家宣称，科门更感兴趣的是通过各种品牌推广活动推销癌症而非真正关心女性健康，关心环境中减少致癌物质或真诚地试图治疗疾病。按照科门网站的说法，美国每八个女性中就有一位女性受到的乳腺癌的影响。其实，很难反对的是，鉴于科门的独特粉红色（严格地说是潘通色卡232C（Pantone 232 C）出现在从网球选手的护肘到开采油气的液压破裂法使用的企业钻头等几乎任何东西上，人们肯定纳闷，该基金会是依靠慈善的名义兜售这些品牌产品，癌症已经变成了科门从疾病中捞钱的方便机会。果真如此，这是另一个例子，证明了垃圾及其传送带在根源上最根本的不诚实。

癌症主题的商品，无论多么廉价蹩脚，都是以牢固的、看得见的和不变的方式深刻地背叛了我们，而身体显然不会背叛我们。

这么多人迷恋癌症商品——无论是高端的马球衫(开领短袖）还是带有粉红色丝带心的玩具熊——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它就在手边，随时供你选择使用，非常符合我们文化的消费心态，这是非常方便的方式让人觉得他们购买了东西就是在做事。对于乳腺癌粉红色运动而言，这尤其是真实的，它就像恶性细胞本身已经变成转移性肿瘤和无法区分的东西，侵入从网球鞋到高尔夫球座到隔热咖啡杯等一切东西之上。

虽然有源自从病人身上牟利的不良意图的垃圾性，但这些东西的物质性——它们与身体亲密联系——赋予其一种肃穆和庄严，这是此类垃圾品的另一个矛盾。戴在手腕上的橡胶手镯就像奖品一样成为特定部落成员身份的象征，就像用粉色施华洛世奇水晶（Swarovski）镶嵌的丝带吉祥小饰物。内部塞有棉絮的图腾般动物玩具传递出美好开朗、支持和安慰等信息，它们同样令人舒服地坐在人们的怀中或摆放在小饰物架子上。尤其是当病人选择骄傲地将自己的疾病当作荣誉徽章而非掩盖病人身份时，这些物品无论是别针、体恤衫还是可携带的水瓶都能帮助人们塑造新身份，还能成为我们赋予神秘特性的护身符或偶像神物。我们将它们放在贴身之处，希望它们帮助我们治愈疾病。但是，它们也像我们祈祷和冥想时使用的念珠一样带来一种秩序意识，成为病人混乱无序、不知所措、不可预测的生活的礼仪。

一种过日常生活的人生是未来受限制的人生。像我这样制订慢性规划，进行前瞻思考和向前走的人现在肯定将所有承诺都加上星号或根本不再做任何承诺了。如果你不再对编制清单抱有信心或删除清单上的项目，就没有任何满意度可言了。因此，护身符或偶像神物，无论你称作什么，都将为你提供一种可靠的、可理解的物质性，这恰恰是药品或疗效等的对立面，关于药品，你不清楚其成分和潜在的毒副作用，关于疗效，你觉得飘忽不定。癌症主题的商品，无论多么廉价蹩脚，都是以牢固的、看得见的和不变的方式深刻地背叛了我们，而身体显然不会背叛我们。

而且，不是病人的消费者也出于同情购买这些商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花的钱能带来一些变化，他们买的东西实际上有助于抗癌和癌症治疗。情况常常并非如此：兜售这些东西的人多少都是骗子，他们从慈善努力中将大量财富装入自己的腰包。

很多企业在走钢丝，一方面通过向病人兜售常常是垃圾的缓解剂产品创造了病人消费者，为其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乘机剥削他们。他们更像过去时代到处游走售卖狗皮膏药和包治百病的神奇万灵药的骗子为人提供虚假的希望。就拿假发店和化妆品公司为例，它们专门针对女性顾客销售各种商品，帮助她们在化疗期间打理外貌，这对其身体和外貌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可以肯定，化疗对男性和男性身体产生同样的破坏效果，但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依靠外貌来评判或做出价值判断的，我们觉得这种影响更深刻也更具个人色彩，女性逐渐将自己看作疾病对象而非欲望对象。）

很多企业在走钢丝，一方面通过向病人兜售常常是垃圾的缓解剂产品创造了病人消费者，为其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乘机剥削他们。

我也不愿意屈服于这些压力和现实。我不仅想尽量长时间地保守自己患病的秘密，而且也想避免人们在看见我掉头发时露出让人讨厌的惊讶表情。我对戴假发的人一直有一种些微的不信任，但已经说服自己去接受假发，将其视为考虑他人感受的预防性措施，一种处理和缓解他人不舒服的可能方法。幸运的是，我的保险公司给我报销了“完整的颅骨修复体”的费用。

有了这个意图之后，我在第一次化疗之前，这个周末请好朋友陪我一起到假发店。我们在南泽西（South Jersey）的专门满足患癌症妇女需要的地方游逛。这家店的主人被我称为梅芙（Maeve），是位中年妇女，身材修长的地球母亲类女性，梳了健康人的那种带有鲜红颜色的长发，就像美国电视剧《霹雳娇娃》中饰演私家侦探的美女费拉·福赛特（Farrah Fawcett ）那样。（很难说那是她的真头发还是假发，她是在用那一头漂亮的头发吸引我吗？）她穿的是扎染的长及脚跟的长袖衣服遮住了里面的白色弹力裤--毕竟，-这是在泽西——显露出机敏灵巧的干练效率，同时又表现出赏心悦目的得体，让你感到亲切温和以及同情，在我看来又不显得过分甜腻或同情。对此，我非常欣赏。我坐在她那讲究的椅子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瞧，我非常不愿意戴这种东西，我通常在理发店理发。”虽然如此，她还是能找到适合我头发颜色和“风格”的假发，如果说得上有风格的话。幸运的是，假发不是很夸张或过于花里胡哨。我被告知，这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假发，我那勇敢的伙伴说得非常巧妙，说看起来就像我的“维持一天好发型”的真头发，意思当然是看起来在任何一天都比真头发更好。公平地说，被我命名为“小精灵”（The Gremlin）的假发在我掉头发之后一次也没有戴过，它一直放在我的写字台附近的陶瓷猫王半身像顶部。这个假发已经成为我自己的癌症象征，提醒我这场持续至今的荒谬超现主义旅程。因为我没有戴假发小精灵，我有借口参与为秃头服务的其他显著消费形式，不理智地购买了按需订制的德国制折顶弯帽檐软呢帽，准备在到了公共场合后就戴。朋友出于关心和爱护编织的更朴素但更昂贵的手工编织的帽子——当然不是垃圾——在家里让我感到温暖和保护。

梅芙温和地将假发小精灵包装在豹纹印刷纸里，放在手提袋中，接受了我的付款。在这之后，她建议我考虑一下癌症病人化妆品的其他选择。这里是更加前途未卜之地，是一个已知的未知之地。我们都听说过化疗会造成掉头发、呕吐和疲惫不堪等故事，已知的未知之地让我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在面对充满说服力的推销时根本就招架不住。我之前不仅讲授过而且写过很多医疗强行推销的伎俩，我本来对此应该非常了解的。甚至想到这些东西，我都有些羞愧。但我仍然上当受骗了。

在其他物品中，我能（应该能）购买“已经通过认证的有机”眉毛增长液和睫毛增长液皮肤调节凝胶（Lash & Brow Conditioning Gel），其突破性技能“或许”帮助维持化疗中的眉毛和睫毛。我那迫在眉睫的惹人嫌的毛病被推销文献吸引住了，让它变得极具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脱口而出“这种增长液多少钱？”一瓶睫毛膏大小的大概在49.95美元，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了，因为这显然是在第一次化疗之前必须被使用的。否则我说的“毒化过程”就开始了。我被告知，假发小精灵应该有自己的假发垫，还要有自己的洗发膏（25美元一瓶），还有护发素（我没要）。梅芙还提出送给我特别的洗发水和护发素对这假发进行预处理，免得我自己做。我可能也应该买些特殊的束发带把假发弄得更好些。她还建议我可以考虑买一个头皮营养丝巾或里面塞有头发的棒球帽，免得我匆匆跑商店一趟。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它提醒我意识到天空商城（the SkyMall）目录上售卖的附着在高尔夫面罩上的假发面罩（the Flair Hair Visor）。把商品当作赠品向“什么都不缺的人”推销，我曾经邀请读者对《垃圾》的收场白/尾声的荒谬性一笑置之。梅芙所有还未销售的东西都可能轻易让我再花费两百块钱。我成功地抗拒了劝诱，但我想象很多其他赞助者——他们并非“什么都不缺”而是只有恐惧、焦虑和担忧，绝对抗拒不了诱惑。我根本不能怪他们。

除了医疗产品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相关产品，我们常常被迫不及待地鼓励要在死前大把消费这些东西。

我认识到这位妇女很会做生意，她的某些产品可能真有些作用。但是，鉴于我激烈反对廉价垃圾的情感和很低的宽容性，我忍不住看到该领域的掠夺性本质，无论他们多么巧妙地用女性主义、力量和团结、抗癌运动等等动人辞藻包装起来，利用女性的脆弱和病人在此最脆弱时刻对希望的迫切需要和对尊严的欲望牟利。虽然在过去10年里我一直在研究和撰写有关赠品消费品的著作，但我不得不把自己当作病人消费群体的成员之一，无论我多么不愿意承认。在疾病遭遇美学遭遇身份认同的这个地方，我可能是厌倦腻烦稍微多一些的消费者，但我仍然是个消费者，是个符号和标记，不管怎么说。

病人及其亲友显然已经成为具有自身权益的独特的消费者群体。可以有机会购买的东西当然是各种各样的医学“治疗方案”——通常就像疾病本身一样野蛮残酷、令人身心疲惫——它们本来是应该治病救人的。我们在购买的不过是再活一天的希望，或者没有星号的更长久些的未来。

若用更加愤世嫉俗的口吻，我不得不询问我们是否依靠永远没有完结的系列“英雄般干预”以便不要过早死掉，那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持续充当忠实的病人消费者了。毕竟，我活得时间越长，医疗设备公司就越有更多机会把我变成其产品的用户，就可以把更多垃圾像品牌手镯一样缠在我手腕上，行迹可疑的慈善组织能通过很多吉祥小饰物和让人失能的护身符“提高意识”，各路明星能依靠显然并非病人的身份炫耀其健康优势。

已死的消费者就已经不再是消费者了。但即使个别人消失了，病人这个集体似乎永远不会消失——看看我坐在拥挤的候诊室里场景，那么多等待下一次扫描或排毒或医生预约人，这不是明显的标志吗？除了医疗产品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相关产品，我们常常被迫不及待地鼓励要在死前大把消费这些东西。垃圾太多太多，无论我们在谈论的是帮助癌症患者的阿姆基金会“坚强生活”（Livestrong）明晃晃的黄色手镯、有粉红心的填充玩具泰迪熊，还是轿车保险杠上粘贴的绿色丝带肝癌 检测仪宣传品。在最近的癌症支持讲座中建议我们如何应对“强烈情感”的心理学家甚至建议我们在网络商店平台（Etsy）上购买塑料心形状的按钮作为自我关心的形式。这类垃圾实在太多太多。垃圾：在疾病和健康时，我们每个人都被所有人裹挟着前进，从总部位于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到我自己医院的专业治疗师。

我能做出的唯一观察和相对清晰的观察是，我在书中描述的垃圾产业联合体没有任何羞耻心，也没有任何底线。这也是我在最近才逐渐真正明白的东西，因为我不再拥有历史学家的奢侈——知情的超脱，我本人也陷入垃圾医疗商品的旋涡之中。他们总有机会向我们兜售更多垃圾，甚至或许特别向脆弱的病人和丧失亲人的哀悼者兜售垃圾。这种状况而非疾病本身让我义愤填膺，这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代表病人这个集体。

看不清面孔的公司插进我们的生活，创造一种他们真正关心我们的虚假意识。他们总有机会向我们兜售更多垃圾，甚至或许特别向脆弱的病人和丧失亲人的哀悼者兜售垃圾。

我们在哪里划定垃圾和高质量商品、信仰和事实、科学和怀疑主义的界线呢？有时候，我去看自己的医生，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相信他，就像沿街叫卖的推销员布克曼（Lou Bookman）及其巧舌如簧的兄弟等现代化身。毕竟，他们直瞪瞪地注视像我一样迫切渴望活下来的乡巴佬，非常熟练地向我们兜售野蛮的（化疗、放疗）和有毒的（基因组测试和免疫疗法）等医疗程序、设备和灵丹妙药。我纳闷的是，难道我是在承诺健康“革新”和恢复“活力能量和身体功能”的电燃料电池和化妆品等现代版骗局中做出选择吗？它们就是19世纪的神秘皮带和手套吗？

就像所有最好的屁话一样，这些光鲜亮丽文本的形象大使隐隐约约地描绘美好生活或者延长寿命的光明前景，却从不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或许我就像死神先生一样，他的故事打开了我的书。最初，他对布克曼招揽顾客的宣传花招感到困惑和怀疑，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慢慢地被推销员巧舌如簧劝诱说服了，以至于在灰暗的夜晚祈祷“我要买下你手头的一切。”无论21世纪医药领域的黑魔法能否救我的命，现在我要拼命抓住人家递过来的一切——我知道，即使没有那些廉价的橡胶手镯垃圾缠在我的手腕上，我照样能够摆脱尘世的所有烦恼进入极乐世界。

译自：Selling Hope by Wendy A. Woloson

https://bostonreview.net/articles/selling-hope/

作者简介：

温迪·沃鲁森（Wendy A. Woloson），罗杰斯大学卡姆登分校历史教授和系主任，著作涉及美国物质和消费文化、资本主义历史、附属经济学，最新著作是《垃圾：美国廉价货物的历史》。更多信息可参阅网站：https://sites.rutgers.edu/wendy-woloson/ 

译注：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和原刊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