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罗秉祥先生发表了长文《曲阜建教堂争议与儒者忧患意识》，综览全文，其中观点与《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有相同或近似的，也有不同或质疑的。本文仅就其中不同或置疑之处加以回应，对其中某些问题加以申说，以期求同存异。其中所涉及的观点和问题，可以说反映了当前国人对儒教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普遍情况，既涉及到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问题，也涉及到评判标准的问题，只是简单回应是无法说清楚的，因此，本文的回应必然篇幅很长。本文是笔者个人所做出的回应，所以，有些观点和说法与同道有不同之处，希望能够得到理解。另外，笔者尚在学习儒教经典的过程之中，某些地方理解不到位或理解错误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教。
    
    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笔者首先说明，该文中所说的“儒教”是这样界定的：“儒教，是使人如何做人之教，亦即使人自别于禽兽之教。信仰儒教者，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在社会为信友。信仰儒教者，不奉某个人为教主，而尊敬往圣前贤、见贤思齐、以仁为己任。信仰儒教者，不以个人利益、教派利益说话做事，而坚持道义，以道事君、以诚待人，不援上，不媚下，反求诸己。信仰儒教者，祭祀祖先，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信仰儒教者，志于仁义，见利思义，而不殉于名利。信仰儒教者，己所不欲而不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成人之美。信仰儒教者，不惧怕妖鬼魔怪，但逢灾异而能自警而悔过。信仰儒教者，可以是君，可以是臣，可以是民，不论高低贵贱。信仰儒教者，不需要教堂、寺庙作为专门的传道场所，但是，需要有文庙、宗庙、家庙、坟茔举行礼仪，需要书院、学校、私塾问学论道，同时，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凭藉自正而正人。信仰儒教者，不必是圣贤君子，但立志于遵奉圣贤君子并学习圣贤君子。”（参见：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37_374162_5.html）
    
     
    
    第一，“曲阜市人民同意”的说法站不住脚，只能说“曲阜市部分人同意”，况且在曲阜“至圣庙”如此近距离建造高而且大的教堂，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曲阜市的事情了。
    
    罗先生“同意曲阜市基督教圣三一堂的建筑方案有些问题，譬如说该教堂的建筑高度与风格可以斟酌修改”，很高兴，我们能有此共同点。对于“选址地点”“是在曲阜古城之外，离孔庙有一段距离”的说法，我们的不同只是在距离的远近上。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罗先生说“得到曲阜市人民的同意”，恐怕值得商榷。因为“曲阜市人民”同意，意味着对曲阜市的所有人进行过调查，而且至少超过半数以上同意，才能算“得到曲阜市人民的同意”，罗先生认为此事是否经过调查了？没有统计过同意与否的比例吧？况且，在“反传统”的余风仍然严重、传统信仰者严重匮乏的当前情况下，即使是有调查统计，也难以乐观。不过，只要还有民族主体文化和信仰意识的人，只要确实说明了情况，那么，大多数人都不会完全同意那种做法，就像罗先生那样，在“风格”、“高度”和“距离”三个方面中不同意两个，只同意了一个。问题在于，“曲阜市人民”究竟是否确知详情呢？曲阜，因为是孔子的故乡所在地，素以“至圣庙”、“至圣府”、“至圣林”而著称于世，所以，曲阜对于儒教而言，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也正因此，曲阜与其他城市有不同之处，就像首都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一样，罗先生不会把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完全一样看待吧？
    
     
    
    第二，即使“教会可能有一些难言之隐”，也不能否定“不礼貌”的做法；《意见书》既是给政府的意见，也是给基督教会的意见。
    
    罗先生所说的“‘不礼貌’的指责”，应该是指《意见书》中这一段话：“吾等认为，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首要的原则是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尊重，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要入乡随俗、客随主便，而不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对本土宗教及其信众而言，这是个天然的情感问题；对外来宗教及其信众而言，这是个基本的礼貌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罗先生没有否定那种做法“不礼貌”，因为罗先生如果持否定态度的话，恐怕就不会在文章开头就说“该教堂的建筑高度与风格可以斟酌修改”了。罗先生说“教会可能有一些难言之隐”，因为在那个“建筑规划”中，“教会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与决定者”，而另外还有“政府的工作”。《意见书》本来就是主要写给政府和耶稣教会的意见，没有只针对教会，但是，教会也不能因此而逃避责任，因为就像罗先生所说的，毕竟耶稣教会是“一个参与者与决定者”，既然“参与”并“决定”了，就应该负起责来，其所谓的“难言之隐”不应该成为教会逃避责任的借口。
    
     
    
    第三，对《意见书》，耶稣教会的“沉默”和“不站出来响应”，或许“有欠风度”，但是，还要看耶稣教会究竟怎么对待这件事情。
    
    为什么说“或许”是“有欠风度”呢？《意见书》只是表达儒教信仰者和支持者的“意见”，而不是要与耶稣教“辩论”，更不是“斗争”，如果耶稣教会看了《意见书》之后，认识到那种做法确实“不礼貌”、欠妥当，能“站出来”承认错误和不足，而确实地改变原来的做法，那可谓真有“风度”；如果教会认识到了，并确实地改变原来的做法，即使不“站出来响应”，也算是不失“风度”；如果教会根本不把《意见书》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那就真可谓“有欠风度”；如果教会“站出来响应”时，却巧言强辩乃至攻击《意见书》，那就大失“风度”了。我们真切期望的是耶稣教会“真有风度”和“不失风度”的做法。
    
     
    
    第四，关于“一些言论与事实不符之处”的“澄清”之再澄清。
    
    首先，关于曲阜重建教堂是不是尼山论坛结的果的问题，且不论其“种子”从何时而来，“曲阜市政府在2008年已确定教堂重建的选址”，好比是“发芽”；“2010年7月27日已进行奠基典礼”，好比是“成长”；“2010年9月26-27日才举行”的“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好比是“开花”，最后如果是建成了这个“大教堂”，那也就是“果”。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个消息在“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已经举行之后的2010年12月9日才公开宣传？
    
    其次，所谓“死儒”与“活耶”，所指的不是具体人，而是“儒”与“耶教”在中国人民以及学者的心目之中的情况，罗先生列出《意见书》签名中的郭齐勇、颜炳罡、林安梧三位先生，试图说明“活儒”没有“被边缘化”，是把“活儒”当成了具体人来看待了。本人所撰写的拙文《“死儒”与“活耶”的对话》，说得很清楚，此说法是网名天禄的朋友说的，我采用的时候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指“儒学研究者与耶教信仰者”，所论的是“尼山论坛”的问题，不是建教堂的问题。（参见：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37_374186_1_next.html）“死儒”与“活耶”的最大不同，恐怕在于：“死儒”对“圣人”并没有“信仰”，所以，他们对圣人之言也或多或少地加以取舍、居高临下地进行评判，甚至敢于怀疑；而“活耶”则对耶和华、耶稣奉为绝对的“上帝”和至高无上的“圣人”，不敢也不想对《新旧约全书》进行随意取舍和评判，更不敢怀疑。如果两者在一起“交流”，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意见书》中没有把那个在曲阜要建造的教堂称为“全中国最大”，如果有某个人这么说，那也只能算是“有误”而已，改变不了这件事情的性质。如果为了做学术研究，罗先生举出杭州崇一堂来证伪，可谓治学严谨。不过，《意见书》以及对此而涉及的问题，最主要的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思想文化信仰问题。如果在西方建造一个“同时容纳”一百万人的教堂，我们也丝毫没有意见。但是，在“曲阜”建造“同时容纳3000人”、高达“四十余米”的“大教堂”，究竟是否“故意挑战孔门”，当事者自己心里有数；退一万步说，即使不是“故意挑战”，也难逃“故意挑战”之嫌。
    
    另外，《意见书》中，没有说过“中国基督徒占人口十分之一”，这个说法出自韩星先生回答《羊城晚报》记者问时的说法，原文是：“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天主教在祖国大陆平均每三天建两间教堂，基督教在祖国大陆有一万五千间教堂、三万五千个传教点，洋教教徒已有一亿多人。……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道佛为辅的模式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与思考。可以想见，如果几亿中国人的都信了天主、耶稣基督，不再讲传统礼仪，不讲人伦道德，不讲孝悌之道，我们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会是中国吗？”（参见：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12312&replyID=&skin=1）前后联系可知，汤恩佳先生说，中国大陆“洋教教徒已有一亿多人”，在韩星先生后面的说法中，把“洋教教徒”直接写成了“基督教徒”。即使这个说法多少有点夸大，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因为汤先生和韩先生所要表达的意思，一定是耶稣教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引起我们政府和国人的注意。至于“当代中国发展得最快的是民间宗教，信徒人数最多是佛教”，假如由此而引导出“基督教在这两方面都不如他们”就需要大力发展而欲与佛教争高低的意思，那就超出这里所要说的话题了。不过，一家院子里，如果正房矮小破陋，而厢房高大堂皇，罗先生恐怕也觉得不合适吧？
        最后，罗先生所引用的《中国宗教报告（2009）》，其说法很值得怀疑，罗先生的“儒教信徒实在不必如此恐慌”恐怕也对“儒教”有误解。中国已经有长达百余年而且全面的“反传统”，罗先生不会否定吧？罗先生不会认为“反传统”失败了吧？如果罗先生不否认，那么，就不能说“中国仍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当然，“儒教文化”也没有在中国断根。“过重”的“危机意识”固然不好，因为“过犹不及”，但是，没有“危机意识”，则可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不相信耶稣教能够“动摇”“中国社会的根基”，但是，我们尊重每个个人的信仰选择，却不能不倡导一个国家民族信仰的主体选择。真正的“儒教”以及信仰儒教者，不是要与耶稣教以及其他信仰争高低，而是出于责任意思。借用《诗经》中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第五，对于耶稣教的发展与儒学“弱势”的因果关系，罗先生认为与“儒教元气大伤”无关，是看到了表面浅象，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下，说不定罗先生自己都会否定自己的看法。
    
    首先，罗先生说：“炎黄子孙要在儒学外寻找精神家园，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多个先例，而且都与儒学‘元气大伤’无关。”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从“道教的兴起”来说，需要注意其中的“兴起”二字；从“佛教的成功在中国生根”来说，需要注意其中的“生根”二字。道教和佛教的“兴起”和“生根”都是在汉朝，为何说佛教“生根”在唐朝呢？在“兴起”和“生根”之后，却遇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长期非常黑暗混乱的时代，那正是“儒教元气大伤”的时代。耶稣教在明朝的时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它得到大力发展却是在“彻底反传统”（蒋庆先生语）开始之后的近百年，乃至“思想及价值观念的裂变”（韩星先生语）非常严重的近三十年，这不是正说明了耶稣教的“大发展”是在“儒教元气大伤”的时候吗？一个有真诚信仰的人，不会改变他的信仰；一个绝大多数人信奉儒教的民族，任何外来宗教都不会得到大肆扩张。一个外来宗教在中国大地上盛行，与当时的国家政治和教化有关，更与当时国家民族的对其主体信仰程度的大幅度降低有关。
    
    其次，罗先生认为“在儒学外寻找精神家园”是因为“儒学不能完全满足国人宗教需要”，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全力复兴中华文化，不一定能‘彻底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制止‘国人趋奉外来宗教’”，这种说法的产生，是因为对儒教的认识不足，更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自信。在汉朝以前，没有佛教、道教，中国人莫非“不能完全满足国人宗教需要”？春秋时代，老子和孔子没有分过“你是道家”、“我是儒家”，都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但是，春秋时代已经是“大道裂”的时代，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程度更一步恶化，秦朝则直接重用法家的霸道学说，“不接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开出的尚德的‘王道文化’，而接受了法家尚力的‘霸道文化’，背离了‘圣人之教’的文化传统。”（蒋庆先生语，参见：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jqxsdgyhwxjwhwtdtw.htm）汉武帝之后，虽然道教开始兴起，但只是兴起而已，没有大肆盛行，其后便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黑暗与混乱，其君不正，教化不行，所以，道教和佛教这种与“政治”关系不很密切、偏重个人精神解脱的宗教才盛行起来。道教和佛教“挖走部分国人的心灵皈依”，主要不是儒教“不能完全满足国人宗教需要”，而主要是国家政治和教化出了问题。至于唐朝玄奘，他本身就是佛教僧人，他取经于印度，不是因为儒教“不能完全满足国人宗教需要”，而是因为他所学习和信奉的本来就不是儒教，又感到中华大地上没有佛教的“真经”，才不辞劳苦地“西天取经”。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产生和兴盛，主要是因为本来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移民到中国的很多，更不是因为儒教“不能完全满足国人宗教需要”。如今，耶稣教、佛教开始兴盛，原因何在？蒋庆先生说：“一百年来，热爱中国文明的志士仁人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政治瓜分与文化扩张下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强烈诉求，如今，国保了，种保了，但‘教’没保住，中国成了‘无教之国’。”（参见：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37_379605_4.html）因为如今中国是一个“无教之国”，一百年来，国人不仅极少接受儒教教化，反而使原来所残存的那点儒教信仰以及赖以维持这种信仰的外在形式也倍受摧残。国人连儒教是什么都不清楚，连儒教经典都没有几个人通读过，又怎能得出儒教“不能完全满足国人宗教需要”的“结论”呢？所以说，罗先生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再次，罗先生“非常同意要全力复兴中华文化”，这是我们相同之处，但是，罗先生却说，其目的不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这一点就不敢完全苟同了。我们并非仅仅因为儒教产生于中华民族，所以，我们才要“全力复兴”它，才去“守护”它。儒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能够“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冒天下之道”，（《周易·系辞传》），所以，他贯通天道、地道、人道而为一，上明形而上之道，下通形而下之器，是使人知道人如何区别于禽兽、人类社会如何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教”，他产生于中华民族，却不仅仅适用于中华民族。正因如此，作为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全力守护儒教、复兴儒教，这是上对得起往圣前贤，下对得起子孙后代，中对得起整个人类的事业。当今的世界，可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西来之说近于杨墨，众人之议近于申韩，世俗所仰多近佛氏，然世人惑而不自知，在此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守，不能不护，这不仅是“为往圣继绝学”，而且是“铁肩担道义”。仅仅从最低来说，如果“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失去了，那么，中华民族的人们岂不成了精神流浪汉、精神寄生虫？
    
    最后，罗先生说，他“全力复兴中华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外来宗教在华发展”。如果说是用“阻止”这个词，那么，确实不应该，也确实“这个目的不能达到”。《意见书》中说得很清楚：“曲阜建造耶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耶教在中国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沉沦。”我们所主张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而不是“纯粹唯一性”。我们知道“厚德载物”、“泛爱众而亲人”、“有容乃大”的道理，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强不息”、“反求诸己”的道理。所以根据儒教的“王道仁政”原则，我们不是要“阻止外来宗教在华发展”，若要“阻止”，则是以力而行，近于霸道了。“我们不能主客不分，不能主次不辨。外国传教士以善意来到传教，我们会以客人之礼而热情相待，然而，任何外来教派以主人自居，或者意欲喧宾夺主、反客为主，就不能忽视、纵容了。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参见：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37_374152.html）
    
     
    
    第六，罗先生说“儒学在社会影响力式微，始自清朝结束，两千年来的社会结构发生激烈变化，儒学失去昔日的载体，再加上五四运动等因素。因此，儒学式微留下的信仰真空，已经有一个世纪，不是最近才发生”，这是事实，基本同意罗先生的说法。不过必须弄清楚“儒学在社会影响力式微”的根本原因。
    
    这种“式微”，虽然“始自清朝结束”，但是，明朝后期李贽等人的“离经叛道”有关，还与清代掌权者表面极力推崇儒教，却要阉割了儒教的阳刚之道，而增加了太多的阴柔之气，迫使学儒之人无法在当时成为“行者”而不得不走训诂、考据之路有关，更与满清后期完全失去民心、腐朽昏庸有极大关系。这种情况，不是儒学（儒教）自身的问题，而是官方所大力推行的儒学（儒教）已经是严重扭曲变形乃至变质的“伪儒学（伪儒教）”了，在清亡之后，人们岂能不批判这种“伪儒学（伪儒教）”？满清朝廷的腐朽昏庸，加上西方列强如狼群一般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情况下，爱国志士未暇进行必然缓慢的儒教正本清源，于是，纷纷把眼光投向西洋或东洋。在他们一旦认可了洋人的那些东西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时候，为了尽快使之成为“信仰”，便对他们认定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千方百计进行不遗余力的破坏。其破坏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们不约而同地组织了一个和儒家传统彻底决裂的联合阵线，一而再再而三地痛击孔家店，把儒家的价值系统拆散，然后各个击破。他们的策略可以分为正反两方面。从正面，他们强调传统文化中非儒家主流思想的积极因素：墨子的兼爱，墨经的逻辑，韩非子的法治，老庄的自由，道家的科技，乃至民俗学方面的神话、格言、传说、口头文学等。从反面，他们减杀儒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比如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把先秦儒家界定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的一鸣一放，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把宋明理学归约为官学，属于上层社会控制系统中的意识形态，而和一般人民的信仰结构毫无关涉。儒家被相对化和等级化之后即变成了一套专制政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强制执行的礼教。如何很批‘吃人的礼教’便成为青年志士当仁不让的首要任务。”（《一阳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07年，第62页）这是第一次大攻击。马列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又有第二次大攻击。毛泽东思想成为最高指导思想以后，又有第三次大攻击。文革的时候，又有病态地大攻击。看看这个过程，难道能说儒教不是受害者吗？当然，罗先生说得对，“儒者该摆脱受害人/弱者意结”，而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尽人事，听天命”。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儒者不该有那样的“意结”，但不等于说儒教不是受害者。
    
     
    
    第七，罗先生说：“假如把儒学的受到摧残归咎于文革，基督教、佛教与其他宗教同样在文革受到摧残，所受到的伤害，绝对不在儒学之下。”这种比较，把问题简单化了。
    
    首先，儒教与其他所谓宗教，在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地位不同。邵雍《皇极经世书》中说，孔子所传的大道“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孙五伯”；《论语》中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中庸》中说，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柳诒征《中国文化史》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第231页）因此，儒教所传的是贯穿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那个“统”，（参见：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asp?BoardID=37&ID=307672&replyID=&skin=1）这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无法比拟的。百年反传统的重点，就是要反这个“统”，所以，《诗经》被论定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书经》被论定为“现存最到的政治文献汇编”，《礼经》因为批判“吃人的礼教”而几乎被彻底否定，《乐经》被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易经》被论定为卜筮之书、哲学之书或筮者的实录，《春秋》被论定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总之，把“六经”完全从“经”的地位上拉下来。使“经史子集”没有了“经”，何异于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斩首行动”？其他哪个宗教遭受过如此的灭顶之灾？
    
    其次，儒教对中国的影响之深度和广度，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无法比拟的。固然，道教、佛教、耶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引人向善这个方面，是与儒教相同的，但是，但其根本性的不同在于，儒教关系到个人、人际、家庭、邦国、天下、天人以及鬼神，关系到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关系到道、德、礼、乐、政、刑，关系到内圣、外王，关系到“教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可以说，儒教中的道义，就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那个“统”，是中华民族赖以判定是非对错的那个标准，所以，儒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不仅是精神家园的问题，而是与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无不息息相关。皮锡瑞《经学通论·自序》中说：“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可惜自孔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这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无法相比的。在那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反传统”所采取的方式是“矫枉必过正”，是“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一齐上阵的“群众运动”，其重点仍然是儒教，文革之中专门的“运动”就有“批判‘黑修养’”、“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批林批孔”等等。
    
    再次，早在鲁迅先生被奉为“旗手”的时期，他在《青年必读书目》中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后，大陆的学校教育内容之中的“四书”“五经”就逐渐消失，其中的“中国书”也侧重于宣传外国思想学说，其中的“外国书”更不用说。文革的时候，虽然也不许看马列主义之外的“外国书”，但是，对“中国书”之中的“四书”“五经”的毁坏和批判更猛烈。儒教赖一“传道”的场所不再传儒教所传的道，“文以载道”的“文”所载的不再是儒教之道，其实际的影响之大，同样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
    
    最后，在文革中，对儒教的摧残，不仅是对经典，不仅是对圣贤，而且还是对社会和生活中的礼仪习俗。天坛、地坛、社稷坛不再是举行祭祀的地方；曲阜以及各地文庙被严重毁坏，更不会再举行什么祭祀；祠堂、家庙、家谱遭到极为严重的毁坏；祖先牌位被强迫烧毁；坟墓被强迫平掉。如此等等，其他哪个宗教可以相比拟？可以说，当时，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宗教也受到了打击，但是，并非毁灭性的打击，毕竟还有道观和道士，毕竟还有寺庙和僧侣，而儒教则是受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况且，耶稣教的根不在中国，更谈不到任何毁灭性打击。
    
     
    
    第八，罗先生说“找基督教做靶子，是焦点错置”，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严重误解，而且是“对立思维”的体现。
    
     撰写和发布《意见书》的原因，是因为耶稣教在“曲阜孔庙附近正在建造一高达四十余米、容众三千余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而不是针对耶稣教；《意见书》所呼吁的是“有关各方尊重中华文化圣地，立即停建该耶教教堂”，而不是任何其他耶教教堂。因此，说《意见书》“找基督教做靶子”，本身就是严重误解。
    
    为什么说这是“对立思维”的体现呢？儒教所教导我们的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不是“对立思维”，或许可以称之为“和而不同”的思维吧？然而，多年来的教育和舆论，都是所谓“对立统一规律”，是“矛盾论”，已深置于众人之心而不自知。笔者曾经有一篇拙文《论矛盾》，曾经说过：“我们知道，矛是用于进攻的武器，盾是用于防守的武器。我们今天在说到“矛盾”一词的时候，我们便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存在了‘矛盾’就是‘对立’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矛’是‘进攻’的，‘盾’是‘防守’的，‘进攻’与‘防守’当然是‘对立’的。可是，我们是否想到过，什么时候的军事作战只‘进攻’而不‘防守’，或者只‘防守’而不‘进攻’？哪个士兵会只拿矛而不拿盾，或者只拿盾而不拿矛？只拿矛而不拿盾的人，是不要命的人；只拿盾而不拿矛的人，就像缩头乌龟。”“当我们把‘矛盾’理解为‘对立’关系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来刺我们的别人的矛与我们用来防护自己的盾放在一起来看待了，也就是说，是把‘他的矛’与‘我的盾’放在一起来说了，而不是说‘我的矛’与‘我的盾’之间的关系。”“矛盾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说，不是对立统一关系，而是和而不同的关系。我们从太极与阴阳的关系来加以解说。万物各有一太极，一个人同时拥有矛和盾，也就符合太极的状态；阴阳并不是对立的，而只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又只是‘太极’之‘气’的转化而已，因此，矛和盾是两种并列存在、不可或缺的不同东西，在同一个人那里却又是统一的。这是华夏文化的太极思惟、王道观念的根本精神之所在；是修身、仁政的立论基础。”（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http://bbs.cqzg.cn/viewthread.php?tid=387437&fpage=1&highlight=）
    
     
    
    第九，罗先生说“在文革重创后，基督教、佛教等皆能恢复元气。为甚么儒学不能恢复元气去占领文革后的信仰真空，而让基督教‘乘虚而入’？”关于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的。
    
    首先，儒教和其他宗教达到“信仰”的过程和要求不同。耶稣教和佛教，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信”的问题，亦即通俗所说的“信教”，它不要求信徒学通、理解了《新旧约》，只要承认耶和华是能保佑他的万能的“上帝”、救苦救难的耶稣是“基督”，然后“赞美上帝”、“赞美基督”，就可以算是“信徒”。佛教也与此相同。当然，其信徒之中有学通的、理解的，但那是极少数。儒教的信仰，不是仅仅“承认”和“信仰”这个简单，更不是以祈求圣人“保佑自己”为主，而是通过“学而时习之”而后“承认”和“信仰”，否则便是“盲目的信”，亦即所谓“迷信”，这不是儒教所倡导的做法。可是，百年不读经，文言文被称为“古代汉语”，正体字不被教育所普及，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全面胜利，所以，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要读经已经很难读懂，长期反传统对经典的歪曲、怀疑、批判的余风还远远没有肃清，所以，固然“这些年来全国高校都有国学热，儒学热，儒学出版物非常多，形势大好”，但是，其中能够真诚承认“经”和“圣人”是“经”和“圣人”、并通过学习而达到信仰程度的人和书却非常罕见，其中作为学术研究者众多（当然，并非贬低和否定学术研究，但是，学术研究所要求学者的恰恰是“平等地”、“客观地”乃至“居高临下”地对待经典和圣人之言，这是与信仰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并非阅读了儒教经典就算做儒教信徒，所以，儒教的信徒不能与佛教、耶稣教的信徒同等看待；佛教、耶稣教的信徒可以很多，但儒教的信徒却很少。关于对儒教徒、儒者的原则和要求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见《礼记·儒行》（http://nouslog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5&highlight=%E5%84%92%E8%A1%8C）
    
    其次，儒教和其他宗教要发挥的作用不同。其他宗教，一般说来，所重视的是“精神家园”、“个人信仰”、“引人向善”，而不直接参与今人所谓的“政治”。儒教所要发挥的作用却绝不仅止于此。儒教的内圣之学，所讲的个人修养问题；儒教的外王之学，所讲的是政道和治道的问题。儒教的经典，是用来指导、引导后世君主如何实行王道仁政的，也是用来纠正现实政治的错误、弥补现实政治的不足的。学习儒教经典的人，要有“士君子”之志，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如孟子所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如孔子所说：“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不仅要做到孝悌，还要做到忠信；不仅要节情守礼，而且要坚持道义。儒者可以是君，可以是臣，可以是民，但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都是要“自正”而后“正人”。“政者，正也。”儒教是用来指导、引导儒教所谓的“政治”的，是直接参与儒教所谓的“政治”的，是与儒教所谓的“政治”一体的，否则，便不是儒教所指的“政治”，而是今人所谓的“政治”而已（按“西化的汉语”标准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政治”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正式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09页）。耶稣教自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基本上成了世俗化的“新教”，在表面上，耶稣教国家的总统在就职宣誓的时候还手按他们的“圣经”，但其实质上，耶稣教也只是“政府”用来“教化”百姓的一种方式，与“政治”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分离”状态。在中国大地上的耶稣教，更是与今人所谓“政治”相分离的。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恐怕中国人中绝大多数选择信奉耶稣教的人是没有想过要学习儒教经典的人，或者没有学过儒教经典的人，或者是不承认儒教是“教”的人，或者是没有读通儒教经典的人，事实是不是这样？
    
    其三，儒教与其他宗教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甲，儒教没有入教的形式，没有信教的标签，因此，儒教的信徒有多少是无法统计的，也不必统计的，无法也不必与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数做比较。乙，儒教经典中没有主张有意组成儒教的教派和团体的言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都是凭借个人的修养和德行而发挥其作用，而不是有意组成党派、得到权势、构成团体。儒者出仕，也是凭借个人德行才学。奉行儒教的朝廷，以学校作为儒教教化、培养君子的场所。科举制度符合儒教要求时，以科举作为选拔贤德君子而“选贤任能”。书院是儒者切磋交流的场所。文庙是尊圣祭祀的圣地。丙，儒教通过王道仁政而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由此而使百姓安居乐业，以“修文德”而使“近者悦，远者来”，这样也就减少了违法犯罪、焦虑不安，这样的人也就无须其他宗教形式那样的“解脱”方式。丁，当然，儒教有最高和中级经典，有与经典有对应的纬书，也有启蒙读物。最高经典为六经，中级经典是“四书”、《孝经》之类，纬书是“四部”之中的“子史集”之类，初级的启蒙读物则有朱子《小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之类。这样，各个层次的人都有学习儒教的可能性。戊，儒教也有提供给任何一个个人作为“精神家园”、“精神解脱”、“精神归宿”的内容和形式，比如“父慈子孝”的家庭教育、“格致诚正”的修身之道、“明德率性”的修道之途、“天地君亲师”的信仰、“敬鬼神而远之”的各种祭祀礼仪形式，如此等等。以上这些儒教发挥作用的方式，在百余年来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毁坏，如今岂能一蹴而就？
    
    其四，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儒教遭受摧残，岂止是区区百年？岂止是皮肉之伤？甚至不仅是“伤筋动骨”，而是“元气大伤”。因此，儒教复兴，不仅需要疗伤治病的时间，还要有固本培元、正本清源的时间，然后才能说到复兴。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段时间所谓的“国学热”，“热”在如何对待国学、传统的讨论方面，“热”在究竟是儒学还是儒教的讨论方面，“热”在是否需要读经的讨论方面，“热”在儒教是否“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以及如何“利吾国”的讨论方面，这样的“热”，固然有作用，但是，这是“虚热”，甚至有些像是西医所说的“发炎”。如今，想读经、愿读经、能读经的人尚且是少数，要真正产生“入门”、“升堂”、“入室”的贤哲还差得远，但是，毕竟已经有一部分人打开了或踏入了儒教的大门，这就是儒教复兴的希望所在。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周易》中说：“与时偕行”。孟子说：“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儒教复兴的春季刚刚到来，正是耕田播种的时候，即使是冒着严寒而早播种生长起来的，也只是到了秀穗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想要收获，实在是太心急了吧？
    
    其五，儒教对君子的要求很高，只是在行教化的时候固然以期望和关怀之心对待，而不做作为要求。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儒者绝不“枉道而从彼”，“又恶不由其道”。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说：“或曰：‘居今之世，出处去就不必一一中节，欲其一一中节，则道不得行矣。’杨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是以孔孟虽在春秋战国之时，而进必以正，以至终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因此，儒教复兴，应该以正致正、以善致善，绝不枉尺直寻，也不枉寻直尺。以利欲而诱惑，以力害而威胁，是儒教之所不取，“儒学信仰”也就不会以“战争心态和方式”去“攻下”“高校这个桥头堡”。
    
     
    
    第十，罗先生说：“全国儒学组织不止一个，每年都开年会，人强马壮，哪里是“弱者”，哪里有甚么生态不平衡？为甚么声势浩大、猛将如云的儒学没有重占国人信仰真空？有些儒者说：这些高校的儒学学者很多都是“死儒”，“活儒”只是少数。既是这样，儒学信仰不能普及，是儒学群体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外在因素了。为甚么有如此多终身研究儒学的人却不信仰儒学、不实践儒学、不传播儒学呢？”这就是“学术之儒”与“儒者之儒”的不同所导致的结果。
    
    关于这个问题，陈复先生曾经说过：“在台湾推广心学，面临最大的困难，在於‘心灵’与‘文化’的脱钩，关注文化议题的人，不关注心灵议题，觉得讨论这种议题感觉‘很软弱’，关注心灵议题的人，不关注文化议题，觉得讨论这种议题‘很严肃’。这使得心灵人士归於心灵人士，文化人士归於文化人士，彼此的属性渭泾分明，相互不关注。”齐鲁风先生也说：“这个问题在大陆更甚，毕竟传统的脉络在台湾还有延续，而在大陆经过文革的扫荡后所剩无几。脱离心灵的文化只是知识，没有文化的心灵便无法发挥作用。”（参见：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asp?BoardID=37&ID=363673&replyID=&skin=1）其实，“关注心灵议题”的人，也就是倾向于信仰性的人；“关注文化议题”的人，他们并非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去理解和把握“文化”，其中缺乏“道德礼义教化”方面的内涵和作用，因此，他们所认为的“文化”内涵，不再“以文自化”和“以文化人”，而只是从知识、学术的角度去研究、评论、挖掘历史、器物、现象、形式之中被不同的“文”而“化”出来的东西，这样做的学者如果不改变其做法，那就永远成不了“知行合一”的儒教信仰者。
    
    诚然，“全国儒学组织不止一个”，而且也确实是“每年都开年会”，这些组织之中肯定会有信仰儒教的会员，但是，更多的是儒学的支持者或“客观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儒学应该研究，但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因而主张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式来为我们的时代服务，这是根本谈不到“信仰”的，这样的出发点也永远不可能达到“信仰”的程度，除非某一部分学者、会员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改变了这个出发点；这些组织及其年会也确实为“国学热”、“儒学热”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恐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承认“儒教”，甚至反对把“儒学”当作“儒教”，因此也谈不到“儒教信仰”；这些组织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定名为“研究会”，既然是“研究”，就要遵从“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避免任何主观情感的参与，这样的“研究”更不会成为信仰。研究佛教、耶稣教的学者要站在佛教、耶稣教之外、之上去评判、分析、研究佛教和耶稣教，甚至可以怀疑、批判佛教、耶稣教的“经典”和“圣人”，否则便不被认为是合格的“学者”，而是“传教士”；同样，研究儒学、儒教的学者，如果本来就是一个信仰者，那么，他就首先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样，他也就会被认为在“研究”中搀杂的主观情感，而不是“客观”地研究了，他的“研究成果”也会被怀疑是否公正、可信，更为重要的是，“信仰者”不会去有意搞“独创性”、“创新性”，可是，当今的学术研究所格外重视的恰恰是“独创性”和“创新性”。所以，这样的组织是无助于儒教信仰的。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组织之中的民间组织，往往所重视的不是“学术研究”，这些组织是迫不得已而将组织命名为“研究会”，其实却是在不同程度上偏重学习和普及的，这样的组织可能稍微多几个信仰者，但能达到“信仰”程度的比例还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研究会”和“学者”为什么不能成为信仰者呢？为什么“不信仰儒学、不实践儒学、不传播儒学呢？”这是研究儒学的组织和学者自己比较难以决定的，更不是学者的自愿选择，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被“学术研究”规范所决定的。所谓“学术研究”，是可以和“信仰”是相脱离的。比如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确定为道教全真教的赵卫东先生，不是信仰全真教，所传播的却是儒教义理，身在佛教研究会的高士涛先生，所信仰的也不是佛教，却在传播儒教义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儒教，研究佛教、道教、耶稣教，与研究古董、木乃伊一样，被要求必须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因此，研究古董的人不会信仰古董，研究木乃伊的人不会信仰木乃伊，研究儒教当然也不会信仰儒教。
    
    再进一步来说，这种被要求有“独创性”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不仅无助于儒教的信仰，而且不利于产生信仰。因为这样的学术研究，被要求的是严守学术规范，亦即要走高、精、尖、新的路线，而不能是普及、宣传性的路线，所以，“学道传道”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也不能是“学道传道”。正因如此，儒学、儒教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读者，往往也是相关的学者，其目的本来也不是为了让普通百姓去看，实际上很多普通百姓也看不懂，这样的做法，怎么会“传播儒学”呢？再从“研究”二字的含义上来说，“研”是把一个东西弄碎，也就意味着需要条分缕析，这是与“一以贯之”、“为道日损”恰好是背道而驰的；“究”是深入地挖洞，挖得越深越长就越好，而挖洞的过程中，其前、左、右都被洞壁挡住了，后面的又看不到，因此也就意味着但见自身的存在而不见天地人。所以，只要是“学术研究”，也就不可能“学道传道”，也不可能“信道”。耐人寻味的是，罗先生用的词语是“儒学群体”，而不是“儒教群体”，时而说“儒学”，时而说“儒教”，罗先生的“潜意识”中究竟是否承认“儒教”这个“教”呢？
    
     
    
    十一，罗先生说：“学界有不少人还是认为儒学是哲学，不是宗教，而且地位比宗教更高。”罗先生的这个说法，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中西文化的名相、分类和标准的问题。罗先生在这里使用“哲学”、“宗教”这两个词语的时候，恐怕根本没有想过，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是否会用这两个词语呢？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见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会想到罗先生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含义吗？总之，一句话，当今的中国人已经在有意无意之中在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评判标准上“全盘西化”了。
    
    蒋庆先生早就说过：“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是局部出了问题，而是根源处出了问题，根源处出的问题需要从根源处着手才能解决。……那么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又是什么呢？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就是这一百多年来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以西方解释中国’，中国丧失了‘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能力，中国文化沦为被西方任意解释（肢解、曲解、丑化）的对象，中国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国’，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进而‘中国的中国’不存在，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亦不复存在了！”（《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页）这个说法，恐怕是当今的中国学者，包括儒学、儒教的学者、信奉者都比较难以接受的说法，但是，很不幸，这个说法却是事实。这个事实的形成，归功（或归罪）于近一百年。
    
        由于我们大力引进西方的概念、判断与推理，从而，西方的形式逻辑逐渐成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太极思维和两仪思维方式也就被赶出了舞台，于是，我们的教科书都采用了以西方逻辑思维为主的编排和表述方式，中国原有的道学、经学、理学以及“经史子集”四库的框架被逐渐抛弃了。现在，我们快要无法理解《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维方式了，快要无法理解《周易》的表述方式了，快要无法理解“六经”的结构方式了。
    
        由于我们大力引进民主与自由精神，从而，西方的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逐渐成了我们的主流意识追求，中国建立在“民本”基础之上的“内圣外王”政治体系成了“落后”的，甚至被认为是“专制的怪物”，中国的“道德政刑”、“诗书礼乐”被逼到了象牙塔之中，甚至成了僵尸古董。我们把“民主”当成了最高的“普世价值追求”，而忘记了中国的“王道”精神、“大同”理想；我们大力宣扬着“民主”与“法制”，却批判着“道德”与“礼法”；我们可以客观对待耶稣教教、佛教的存在，却自觉不自觉地否定中国的“神道设教”；我们只知道西方有“博爱”，却不知道中国的“仁政”与“和谐”观念了。
    
    由于我们大力引进科学精神，从而，西方的条分缕析、条块分割逐渐成了我们看待一切的方法和衡量一切的标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整体综合观在我们的心中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中国文化的大厦，为了适应科学的分类而被拆成砖瓦而用来建造洋房（今人称为“解构—重构”）。比如，为了符合西方的“哲学”要求，像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学术著作就把六经、诸子学说整体打碎，然后从中寻找符合西方哲学的材料，似乎中国没有“哲学”就是我们祖先的耻辱，结果造出了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国哲学”。再比如，为了建构符合西方框架的“中国的历史学”，我们虽然还是保留着“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但是，我们却按照“进化论”而构造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框架，并且不顾中国原有的史学原则而编成了各种历史教科书，中国史学中的“求正”精神被西方史学的“求真”精神所代替了，中国史学中的“鉴古正今”原则被西方史学的“学术研究”所代替了。（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几年前写出而未出版的拙作《道德学方法论》：http://bbs.cqzg.cn/thread-430856-1-1.html）
    
    当我们从小所学的都是西方文化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之根也就成了西方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的，我们的思维内容是西方的。这样，当我们要看看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对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非常陌生了，我们不自觉地开始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东西了，结果发现似乎祖先的东西都与西方不同，好象都不符合我们的需要了。我们用进化论来看待一切，不知道我们的太极理论了；我们用形式逻辑来思考问题，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怎么会创造出《周易》、《春秋》那么奇怪的东西了；我们用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衡量我们的文学，我们发现我们两千多年来对《诗经》的注解几乎全都错了，发现先秦时代基本没有文学了；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待一切，我们发现我们祖先的思想不是唯心的，就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或者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正都不如辩证唯物主义！总而言之，我们的一切都不如西方的，于是，我们没有了自尊，而只有自卑！我们没有了自信，而只有崇洋媚外！如此情况，华夏文化怎么会有复兴？怎么还会有儒教复兴？所以说，到了重视“以中国解释中国”的时候了。（参见：http://bbs.cqzg.cn/thread-300953-1-1.html）
    
     
    
    十二，罗先生说：“儒学要成为受国人信仰的宗教，不能老是要求政府马上改变宗教政策，把儒教与五大宗教并列。任何宗教都要靠本身力量先发展起来了，人数众多，有广泛影响力，然后才要求政府承认；否则是本末倒置。”笔者对此，表示基本认同。
    
    首先，不读儒教经典，无法谓之学儒。读经之人，自己对圣人之言无敬畏之心，只去予取予需，随我取舍，谋我之名利，是凌驾于圣人之上。学儒的人，自己没有树立儒教的信仰，儒教无法成为信仰。因此，在闻知建教堂事件之后，心兰先生首先重视其事，倡议发出儒教界的声音。当时，笔者请教于马培路先生、炎平先生，遵马先生之意，起草《呼吁重视中国传统信仰的主导地位》一文（参见：http://bbs.rujiao.net/read.php?tid=36986），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振兴，需要我们反求诸己，自正正人，从我做起。”
    
    其次，建教堂事件引起了儒教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因此而有《意见书》的发布。需要说明的是，《意见书》的意见，总起来说是“鉴于在中华文化圣地修建耶教大教堂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议”，才“谨向曲阜市政府、济宁市政府、山东省政府、中央政府以及热爱并尊重中华文化的耶教徒提出以下意见。”毕竟“在中华文化圣地修建耶教大教堂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于政府，但这不是“要求政府”，更不是依赖政府。意见之中的第四点中的说法是“政府宜尽快儒教的合法地位”，而不是“要求政府”如何。就笔者的理解来说，之所以提出“儒教的合法地位问题”，是因为当前的政府以及众多学者、国人，鉴于“宗教”一词已经西化而且所接受的就是已经西化的“宗教”，根本不知“宗教”一词的“中国解释”，又加上多年来“宗教是精神鸦片”的广泛宣传，所以，罕见有认可“儒教”一词的，更不承认“儒教”的存在，《宪法》中没有体现“儒教的合法地位”。
    
    再次，《意见书》非个人之事，笔者个人对其中第四点所说的“赋予儒教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持保留意见。儒教应该有“合法地位”，但是，笔者个人认为，不能把儒教作为“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教，这就好比是一个院子中的主房不应与厢房齐平，更不应低陋于厢房；好比是一座房屋不能让栋梁和檩子、椽子一样粗细，更不应使栋梁反而比檩子、椽子更细；好比是对自己的祖先和对别人的祖先完全一样对待。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孟子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程子说：“墨氏兼爱疑于仁”。若将儒教“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对待，则类似于墨氏之说。当然，如果《意见书》中所表达的不是笔者所说的意思，那就是笔者的误解了。
    
     
    
    十三，罗先生说：“发展儒学信仰，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当代儒学信仰者。任何一个宗教要得到政府承认，都需要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民间力量才是最重要。”对此，笔者表示不完全赞同。
    
    首先，儒教复兴，当然首在“当代儒学信仰者”，但是，却不能说“责任不在政府。”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有仁心而后必能有仁声仁行，此是个人修行；“善政”与“善教”，则不能不说是政府的责任。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大学》中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又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如果政府不倡导“以义为利”，却倡导“以利为利”，其结果有识之士已知已见；如果政府不倡导儒教，却像文革一样反儒教，其结果则是众人已知已见。因此，不能说“责任不在政府”，只是作为“儒学信仰者”应当“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同时，还必须说明，儒教的复兴，不能依赖政府，但是，当政府不给予儒教合法地位的时候，要复兴儒教是不可能的。在文革时期，别说复兴儒教，就算是在公开场合称赞孔子一句，能被允许而不被批判吗？
    
    其次，罗先生说“民间力量才是最重要”，这是笔者所赞同的。“天下有道”，则孔子“不与易”。孔子为什么以私人身份讲学？大概首先是因为官方所设的讲学场所所讲的不合于道，乃至有悖于道吧？其目的一定是为了使“天下有道”吧？儒生无论是“危言危行”还是“危行言孙”，都有一个“危行”在其中，而且在“邦无道”的时候更把“危行”放在第一位。所谓“民间”，不应只是指“庶民”，而应是无论在官还是在野，都能“义之与比”、“惟义所在”的人；应是所有能“素位而行”、“弘毅任仁”的人；应是所有“反求诸己”、“德弘道笃”的人。笔者也很高兴地看到，当今已经有这样的“民间力量”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具体事情。
    
     
    
    十四，儒教当然不是“拜孔教”，但是，对本民族圣人的敬意却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一个民族不信仰自己民族的经，对自己民族的圣人没有敬意，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在耶稣教为主体的国家和民族中，信仰耶稣教的人，在进入教堂之后，听到耶和华、耶稣的名号之后，当然不会没有敬意，而且，在那里即使是不信仰耶稣教的人，进了教堂也不敢指手画脚，对耶和华、耶稣也不敢说三道四，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体信仰得到了比较普遍的承认，其中体现出来的，是这个国家民族的主体文化精神受到了重视。
    
    当今的中国、中华民族是什么情况呢？天坛、地坛、社稷坛，长期没有国家的祭祀礼仪了，总算有人要举行“祭祀”了，却是“表演”，而且身穿清代服装，而不用“华夏衣冠”。各地文庙虽然纷纷得到修复，但是，总体来说，多是借旅游以牟利的景点，或者为今人所谓的“经济”而“搭台”；尚可幸的是，近几年来，有了官方的祭祀，只是级别不够，或许这要等待时机成熟吧？当初，滕文公欲以正礼举丧，遵孟子之教，而亲人、官员不赞同，而文公独自亲身而行，并未等待时机成熟。更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民间儒者、孔氏宗亲在文庙的祭祀，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正规，据笔者所熟知者，如山东曲阜有段炎平先生，河北正定有高士涛先生，至于笔者有所闻而未熟知者尚多。不幸的是，当今的中国人，大多平时就不承认儒教经典就是中华民族的经，顶多认为它是一家一派的经，严重缺乏敬意；大多平时就不承认孔子是圣人，顶多认他为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样严重缺乏敬意；即使是到了文庙，在孔子塑像前、墓碑前，也是许许多多的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反而不如进入佛寺、耶稣教教堂。这究竟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国家民族出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信仰出了大问题了。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儒者责无旁贷，政府也责无旁贷。
    
     
    
    十五，罗先生说：“遍布全国各城各乡，大大小小的祠堂，这些都是历来儒教的宗教场所。儒教要发展，不是没有宗教场所；能够灵活生存下去的宗教信仰，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宗教信仰。……祭祖与地方宗祠活动目前在民间非常活跃，‘有愈演愈烈之势’，儒教人士无需妄自菲薄。”这段话中，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第一是“宗教场所”问题，第二是“灵活生存”问题，第三是“妄自菲薄”问题。
    
    首先，关于“宗教场所”问题。祠堂的恢复或重建，宗祠活动的举行，是最近几年的事。《论语》中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所以，不管其动机是什么，都可以肯定。不过，也不能不清楚，这些祠堂未必就是儒教的“宗教场所”，这些活动未必就是儒教的礼仪形式。因为儒教初兴，如春季伊始，未可苛求完美完善。祠堂能够恢复或重建，宗祠活动能够举行，固然与近些年来儒教信仰者、儒学研究者的倡导有关，也与政府“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政策导向有关，但是，其中有些并非是因为学习儒学、信奉了儒教而出现的，一定有一些人因为人人内心本来就有的本心、本性而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不应因此而乐观，也不应因此而悲观。
    
    其次，关于“灵活生存”问题。儒教有“经权说”，蒋庆先生说：“经权说是主张既守经志道，又根据具体情况变通行权的学说。”（《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如果罗先生所说的“灵活”是指以“守经志道”为前提的“变通行权”，那么，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守经志道”作为前提，而只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和现实的需要而取舍、改变，那就不能赞同了。《礼记·曲礼上》中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易经·蒙》中说：“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因此，儒教复兴，不应该是为了迎合现实和众人的喜好和利益而降低标准、改变做法，更不能去媚俗。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是世人尚未信仰儒教的时候而能独信儒教，在世人尚未以是为是的时候而能独是其是，在儒教遭受普遍而彻底的打击的时候而能独守而不变，才是儒教永久断以及儒教复兴的真正希望。子不会“枉尺而直寻”，也不会“微寻而直尺”，因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高雅之士，不会因为阳春白雪的曲高和寡而改唱下里巴人。《大学》中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小人在小人之位而“以利为利”，尚可；小人而在君子之位而“以利为利”，即使并无恶意，亦危。《周易·系辞上传》说：“《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
    
    再次，关于“妄自菲薄”的问题。在《论语》中，有位晨门，认为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四书章句集注》引胡氏的话说：“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知乎此，则儒生不会妄自菲薄。况且，仅就笔者所比较了解的来说，蒋庆先生、康晓光先生、王财贵先生、陈明先生、颜炳罡先生、韩星先生、任重先生、袁彦先生、孔祥东先生、耿硎先生、王瑞昌先生、王达三先生、鞠曦先生、段志刚先生、吴飞先生、刘怀岗先生、洪秀平先生、柳红军先生、马培路先生、陈复先生、余樟法先生、傅路江先生、赵卫东先生、高士涛先生、吴孟恩先生、范必萱女士、方哲萱女士、吴晖莹女士……等等，都在为儒教复兴尽心尽力，笔者所不甚了解、不了解、一直在默默为儒教复兴做事的同道更多，还有虽然不承认儒教之名却在做着为儒教启蒙或在用儒教经典行教化的人就不计其数了，有谁在“妄自菲薄”呢？
    
     
    
    十六，罗先生说：“历史上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刚到中国时，都分别受到巨大排斥。”这个说法不属实，至少是不完全属实。《意见书》更不是要“排斥”耶稣教以及其他宗教。
    
    伊斯兰教“刚到中国时”，是否受到“巨大排斥”，笔者不知。但是，佛教和耶稣教“刚到中国时”，却绝非如此。
    
    据柳诒征先生《中国文化史》，“佛教之入中国，盖在西汉之末，东汉之初。《魏书·释老志》：‘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其中只说“未信了”，当是“未信未明”之意，而绝非“排斥”之意。稍后，中国东汉之时不仅未排斥佛教，反而“既受优遇”，“故月氏、安息之高僧，接踵而来”，“翻译佛典，凡数百部”。（第354-355页）又据中国佛教学会编《中国佛教》第一辑，“后汉末期汉地对于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的奉佛。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版，第8页）再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佛教入中国，远在东汉初年，或尚在其前。惟佛法之流布，则直到汉末三国时代而盛。其时则多为小乘佛法之传译，高僧多属外籍。东晋南渡，佛学乃影响及中国之上层学术界，其时则僧人与名士以清谈玄言相倾倒。直道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极一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60-361页）由此可证，佛教“刚到中国时”，根本没有“排斥”，更谈不到“巨大排斥”。
    
    再说耶稣教“刚到中国时”。柳诒征先生从广义的“西教”说起：“西教之入中国也久矣。在唐为景教（属天主教——笔者注，下同），在宋为一赐乐业教（属犹太教），在元为也里可温教，是皆在中国书籍碑版，信而可征者。外史载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国者尤多，然其教在中国无大关系，仅如摩尼教、袄教等，得一部分之信从耳。景教经文传入中国，虽有译本，亦未传播。一赐乐业教经仅藏于寺，其教更不迨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响。其存者，惟可供考古者研索耳。中国耶教之盛（即耶稣教，或称新教），实由于欧洲之改革宗教，由印度满剌加而渐及于中国。自利玛窦等来华，而文士信从者众。至明之季年，奉教者达数千人。”（第650-660页）由此可知，无论是天主教、犹太教还是耶稣教，“刚到中国时”只是信从者少，而没有遭到“巨大排斥”。
    
    所谓耶稣教遭到“排斥”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据韩星先生著《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明清之际以耶稣教会为主的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教会士，既终于他们心目中的上帝，由具有足够的智慧、学识和度量，采取了独特的传教策略：——献奇器：打通关场关节，取得官方支持。——在文化上，采‘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传道之际，多取经于教义和儒学的沟通’。——通过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和艺术等知识和文化，吸引中国官员和士人，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作用。”“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得到了当时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的积极响应，早期来华的麦安东、孟三德、金尼阁、艾儒略、毕方济等人，无不以利玛窦的方式接近中国社会。”他们不反对中国信奉西教的教徒祭祀祖先和圣人孔子，“获得了中国人的认可”。（第1-5页）其实，这种策略，在佛教刚入中国的时候也有相似之处：为了使自己的教得到中国人的接受，他们依附中国本有的学说，尊重中国既有的习俗和礼仪，可以说是为了在中国“立足”“生根”而采取的暂时性计谋。但是，等到西教在中国已经“立足”“生根”之后，策略就会改变。甚至可以推测，即使利玛窦没有逝世之前，假如耶稣教在中国已经盛行了，也必然会改变策略，而力图使中国的耶稣教徒和西方的耶稣教徒遵循同样的规矩、戒律，力图使中国耶稣教徒接受“纯正”的耶稣教教义。当今中国的耶稣教徒被要求不许尊祭祀祖先，不许崇奉孔子，是耶稣教站稳脚跟之后的必然做法。
    
    “利玛窦逝世后，既定的传教策略受到后来者的怀疑。龙华民继任耶稣教会中国会长后，批评利玛窦的做法迎合儒家，他本来就反对会士们容忍中国教徒祀孔祭祖，更反对用《尚书》中的‘上帝’和‘天’对译Deus（拉丁文‘神’的意思）。龙华民、庞迪我等人认为，中国人祭祀祖先、孔子的典礼是崇拜偶像，是祭祀之礼，应该加以禁绝。他们的态度在耶稣教会内部引起争议，即为‘礼仪之争’之起。到了17世纪30年代，‘礼仪之争’扩大到了天主教内部，爆发了耶稣教会与多明我会和方济会的争论，内容还主要是对‘天’和‘上帝’的称呼，对中国信徒的祭祖祭孔是否属偶像崇拜，是否是迷信的分歧。”（第6页）这样的争论其实是必然发生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些争论传到罗马教廷，迫使其做出裁决。1645年，罗马教廷下谕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对此，耶稣教会士坚持利玛窦策略和思想的教士不能接受，便派卫匡国回欧洲辩解。1654年6月，卫匡国来到教廷。”“据耶稣会史料，康熙本人至晚在1700年11月30日正式介入了‘礼仪之争’。当天在京神父闵明我、安多、徐日升、张诚起草的满文请愿书送到了皇帝手中，内中认为祭孔是‘敬其为人师范，并非求福、祈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注意，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而已。’收到请愿书的当天，康熙就加以朱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钦此。’”（第6页）“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抵京，向康熙说利玛窦不合教义之处。康熙解释说：‘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后人尊敬之意，并无异端之，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万岁，称呼虽异，敬君之心则一。又谕西洋人：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誓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寒痹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关于敬孔，他说：‘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第7页）如果事情到此就结束了，那么，中国仍然不会对耶稣教有任何“排斥”；如果当今在中国传耶稣教的人仍然如此，那么，我们也不会“排斥”，而且，我们现在已经退让到他们不允许中国的耶稣教徒祭祖祭孔而仍然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教的地步！
    
    然而，就在此时，康熙“看到1704年罗马教会明令禁止祭祖祭孔的上谕，大为恼火，便朱批禁止洋人在中国传教”，“1722年雍正登基，举行全面禁教政策”。（第7页）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中国对耶稣教的“排斥”乃至“巨大排斥”是由谁引起的？不许中国耶稣教徒“祭祖祭孔”究竟是否应该“排斥”？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意见书》中会说“大量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案例却表明，不同宗教的道场在狭小区域内对峙并存，常会引发宗教对抗和文明冲突。”我们已经退让到了如此地步，考虑的不是儒教与耶稣教的冲突，而是耶稣教与其他宗教的冲突，笔者写到这里都感到非常羞愧，难道还能说我们“排斥”耶稣教吗？ 
    
     
    
    十七，罗先生先后列决了英国的爱德华·吉本的“强大的罗马帝国之所以走上衰亡的道路，是因为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说法，和美国威尔•杜兰的“道德低落，促成帝国的瓦解，……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而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就因为罗马帝国之日渐萎缩，才使基督教快速地发展。”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威尔·杜兰所说的是“倒果为因”，但不全是；而后者凭借国家的患难而求得耶稣教的发展有点像“发国难财”。因此，罗先生因此而比附儒教的复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儒教与耶稣教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耶稣教的“神”与儒教的“神”有根本的不同。甲，耶稣教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即他们所谓的“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显现为三个，但是他们的每一个都是“完全的上帝”，其中任何一个的旨意都体现着“上帝”的旨意。而其中的耶和华与耶稣都是有形有象的“神”，所以有人称之为“人格化的神”，称耶稣教为“一神教”。但是，儒教所说的“神”是什么？“阴阳不测之谓神”，“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乙，耶稣教的“神”中，耶和华是造物主，是人类的主宰；耶稣则在人间体现耶和华的旨意，是救世主。只有绝对尊信耶和华、耶稣的人才能得救，如果不尊不信就不能得救，不论善恶。儒教所谓的神，既不是造物主，也不是救世主，更不去主宰人类和世界万物；而且无私无为无意地“福善祸淫”，而不有意地去奖惩。丙，耶稣教的神是人的创造者，人本身没有神性，只有耶稣可以通神、体现并执行神的旨意，任何人只能信神而求得神的保佑，却永远不能通神，更不能成神，只能祈求、感谢神的赐恩，所以，信神是最关键的。儒教之中，人人都有神性，德高者、得道者，生可以通神，死可以成神，人之敬神、祭神的目的主要不是求得神的保佑，所以，个人心性和道德的修养是最关键的。总之，在耶稣教来说，信神者得救而不信神者则不得救，由此而利诱并威胁着人去信神，而且把神高在了人类外在的、高不可攀的位置上；在儒教来说，神不要求人们遵之信之，信不信由己，不利诱也不威胁，这样就使得人们重视自得自行，而不“愿乎其外”。丁，耶稣教中，无论是耶和华还是耶稣，都凭借其“奇异”的“神迹”而使人信从。儒教不以“神迹”使人信从，而以德行化人。戊，耶稣教中，把人认定为有原罪和本罪的，生来就是罪人，所有的善都是来自外在。儒教则认为“人性本善”，所有的善都是由本心本性而发。己，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人与“上帝”所订立的“契约”，具有“交易”的性质，犹如买卖。儒教是建立在人作为人的自身责任上，比如，子女是否孝敬父母，不是因为父母是否慈爱子女而决定的，而是作为子女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同样，父母是否慈爱子女，不是因为子女是否孝敬父母而决定的，而是作为父母本来就应该如此。如此等等，不同之处必然还有很多，所以，与其注重参考耶稣教的做法，不如注重借鉴往圣前贤的做法；与其多横向地向外看，不如多纵向地向儒教的历史去看。当然，不是不看耶稣教，也不是不向外看。
    
    罗马帝国立耶稣教为国教，意味着在现实的君主之中另立一个最高而且最霸道的神，这个神和现实的君主同时利诱和威胁着人们必须尊之信之，当现实君主把自己当成神的化身的时候，也就是“日渐萎缩”而至于灭亡的时候，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未尝不可说“罗马帝国之所以走上衰亡的道路，是因为把基督教立为国教”。换一个角度来说，“首批基督徒”有“严厉的道德观”的时候，他们的“宗教自律”使他们发挥作用，能够“博得人民的尊崇”，从而使耶稣教快速发展了起来了，然而，这些“神职人员”没有“选荐贤人以从政”的体制作为保障，因而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样一来，君臣越是昏庸邪恶而不尊信神权，民众对这些耶稣教徒的尊崇就越就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未尝不可说是“基督教的成长，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把儒教立为国教，以神道统君，任贤以为臣，以礼而教民，民修以成贤，所重视的都是修身，即《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于耶稣教大不相同了。再者，儒教的选贤为臣和“不仕无义”，以及效法天地“无私覆载”之道、“归功德于君主”，可以避免与君主争功德、夺民心，除非君主背弃道义、斥贤害贤、任佞用奸，而导致贤者或死或离，那就是君主自取灭亡了。
    
    《旧约》和《新约》合在一起，都被耶稣教称为“圣经”，信奉耶稣教的信徒不会多去注意两者之间的不同，但其不同却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差别很大的。在非耶稣教徒看来，《旧约》之中至高无上的、创造天地以及人类的耶和华充满暴力、血腥，其杀戮人类之事或恩赐人类之事，都不是根据人的善恶而确定的，简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儒教所所的“霸道”，这与儒教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视同仁”的王道仁政是截然相反的。有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惟恐天下不乱”，比如因为“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怕人类“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所以，他“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到了《旧约》当中，从“圣灵”而来的亚伯拉罕的第五十二代孙耶稣，出生时神奇，出生后受尽磨难，也同样充满神奇，这是与耶和华不同的；更为重要的是，耶稣自己在行善，而且在教人行善，但总起来说，与其说其言行近似于孔子，不如说近似于墨子。与墨子有所不同的是，墨子虽有“尚鬼”之说，却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的儿子”，从来不通过“神迹”显现什么。这样的耶稣教，在没有儒教的外国，可以发挥较大的正面作用，所以，我们不应对国外的耶稣教说什么不好的话。但是，在中国，有诸子之中的墨家，更有以载大道的、作为诸子之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经”之儒教；在中国，虽有霸道，但是，更有讲求王道的儒教。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设若当时不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圣王之道占主体地位，杨墨之言不至于“紫之夺朱”，大概孟子不会“不得已”而去“距杨墨”吧？如今，西来学说近于杨朱，西来耶稣教近于墨翟，圣王之道不占主体地位，所以，不应不节之、拒之。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仿照此说法，我们可以建议国家政府和国人说：“耶稣教，我所欲也；儒教，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耶稣教而取儒教者也。霸道，我所欲也；王道，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霸道而取王道者也。”
    
    罗先生期望儒教能够发展起来，这当然是善意。不过，就笔者的理解来说，为了在国家“日渐萎缩”的情况下追求儒教的“快速发展”，是非常不妥的。甲，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传授弟子、编著经典，并非想要趁着国家混乱而“发展壮大儒教”，而是为了使天下有道、国泰民安，因此，只要能使天下有道、国泰民安，儒教之名可以不用计较。乙，儒教之所以名之为儒，从字的结构来说，儒就是人区别于禽兽之所必需，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之所必需；“儒教”是“名”，“人区别于禽兽”和“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是“实”，如果“名副其实”当然最好，如果“二者不可得兼”，那么，儒生应该首先致力于其“实”。丙，如果把“儒教”看成是一个由众多的儒者所形成的“教派”，假如在国家“日渐萎缩”的情况下追求儒教的“快速发展”，那么，儒教“快速发展”起来而国家“日渐萎缩”了，恐怕对儒教来说是事与愿违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违背儒教原则的做法。
    
     
    
        十八，罗先生说：“透过这个历史视野，我们不禁要问，基督教在今天中国有所发展，是否也有这个道德因素？”如果耶稣教真的是因为中国的“道德因素”而“在今天中国有所发展”，正说明了是“趁虚而入”，更需要我们重视儒教的“主体地位”问题。
    
    顾亭林《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罗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道德严重滑坡”，岂不就是走向“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境地吗？在此情况下，为了挽救“道德严重滑坡”也就是挽救“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蒋庆先生说得更深入：“中华民族是最重文化的民族，中国人不怕亡国，亡国可以复国；中国人不怕亡天下，亡天下可以复天下；中国人最怕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道德亡教化，人沦为禽兽夷狄之行，无复人道天理，人亦不成其为人。”（《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此情况下，如果在中国传耶稣教的人，其动机和目的纯粹是为了挽救“道德严重滑坡”的问题，则不应非议；如果其动机和目的是趁此之机而欲求耶稣教“在今天中国有所发展”，往轻了说是“动机不正”，往重了说是“趁虚而入”进行“宗教侵略”——当然，绝不是所有来传耶稣教的国外耶稣教徒都是如此。如果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其实对儒学也是一个黄金机会”，那么，儒者宁愿不要这个“机会”，更不要所谓的“黄金机会”，因为儒者应存之心在于忧国忧民忧天下，而不应存有“趁机发展壮大儒教”之心。
    
    从中国的耶稣教信奉者的角度来，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选择信仰儒教、道教还是别的什么教，我们不想干涉、不能干涉；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有呼吁恢复中华民族“主体信仰”之必要，有担当恢复中华民族“主体信仰”责任之义务。换一个角度和说法来说，如果中国有形的领土、领海、领空有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也许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意识到这种侵略，可是，中华民族文化信仰的“主体地位”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那意味着对无形的“思想文化、精神家园”的侵略，这往往是很多人没有想过、没有想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对没有想过、没有想到其严重性的信奉外来宗教、传布外来宗教的人饿，没有想过、没有想到中华民族文化信仰的“主体地位”之重要性的人，当然不能怪罪，我们却期望他们能够早一点想、早一点想到。“挽狂澜于既倒”，不如“亡羊补牢”；“亡羊补牢”，不如“防微杜渐”；“防微杜渐”，不如“不治已病治未病”。当前，大概应该不属于“防微”时候，却属于“杜渐”的时候吧？
    
    罗先生“也希望儒学可以复兴”，并说“儒教也可以透过民办书院，身体力行，把儒学价值观实现于‘人伦日用’之中，建立口碑”。虽然前面用“儒学”这个称呼，后面用“儒教”这个称呼，却已经显示出承认“儒教”的趋向。大概罗先生的问题也恰好出在有了这个趋向却还没有确定这个问题上，所以才会说“全国小学中学都可以选读《论语》、《孟子》”。这个说法的问题出在何处呢？笔者认为，首先，出在“选读”二字上。为什么不说“必读”？为什么不说“全读”？其次出在“《论语》、《孟子》”上。为什么不说“四书”？为什么不说“五经”或“六经”？不知罗先生是否认同笔者这样的说法：这两个问题发反映出来的恰好是当前中国有识之士对儒教的认识现状，是一种从“学儒”向“信儒”过渡阶段的必然，这种必然之中含有儒教复兴的希望。
    
     
    
    十九，《南风窗》的报导：“最近几年，年轻一代对基督教比以前宽容多了。”这种“宽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值得深思。
    
    一个不幸落水的人，只要能得到任何一个有可能救助他的东西，他都不会放过；在岸上的人，看到落水者得到了他当时能偶然得到的有可能救助他的东西，就在落水者手下就有真正可以救助他的东西，落水者和岸上的人没有看到或者不相信那个东西真正能够救助他，怪不得落水者，也怪不得岸上的人。罗先生的引文之中所说的“年轻一代”就类似于岸上的人，那些信奉了儒教以外宗教的中国人类似于得到了他当时能偶然得到的有可能救助他的东西的落水者。再进一步来说，这里所说的“年轻一代”，在中国的现实之中绝不仅仅只是“年轻一代”，而是非常普遍地存在着的大多数人，而且这些人自己也是落水者。
    
    蒋庆先生说过：“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有时也会出现道德滑坡与精神空虚的情况，但那是有规则而做不到这些规则所致，现在我们连规则都没有了，更谈不上怎样去做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句话：是中国文化崩溃，具体说，是儒家文化崩溃。中国文化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是‘礼乐的文化’，是体现圣贤之学与圣贤之道的文化，中国文化中蕴含着人伦日用的普遍道德与超越神圣的精神价值，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这种道德功能与精神价值维系着中国人的日常人伦生活与个人道德行为，安顿着中国人的精神生命与超越心灵，使中国人能够过上一种有道德有规则有超越神圣价值的能够安身立命的生活。但是现在，中国文化崩溃了，出现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情况，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出现了‘旧文化崩溃，新文化未建立，中国处在文化真空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没有文化来维系中国人的日常人伦生活与个人道德行为，来安顿中国人的精神生命与超越心灵，因而不能使中国人过上一种有道德有规则有超越神圣价值的能够安身立命的生活。在中国传统中，文化就是‘教’，‘教’的功能就是“人文化成”，使人过一种有道德有教养而合乎礼乐的生活。现在中国文化崩溃了，中国的儒教崩溃了，中国没有文化和‘教’了，因而中国没有了人伦日用的普遍道德与超越神圣的精神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不出现‘九百万平方公里无规则，十三亿心灵在漂荡’的情形呢？由此可见，文化是解决道德滑坡与精神空虚的法宝，要解决当今中国的道德滑坡与精神空虚，就必须复兴中国文化，即复兴体现‘礼乐’精神与圣人之道的儒家文化。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解决当今中国的道德滑坡与精神空虚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儒家文化的崩溃。”（《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的生命之道与政教传统》）在此情况下，“年轻一代”对耶稣教的“宽容”岂不非常容易理解吗？但是，这种“宽容”又未尝不令人无奈地喟然长叹。喟然长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起而担责、身体力行地复兴儒教，才能解决问题。
    
     
    
    二十，罗先生说：“儒学与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可以携手合作，挽救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而不是互不理睬，互相排斥。让我们致力共建中国和谐社会！”这个说法，恐怕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仔细而深入地思考一下，恐怕其问题也很严重。
    
    早在1968年，杜维明先生就说过，“自然，我们都急于发生一点‘实际’的效用，为中国找出一条通向富强的捷径，但是今天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最缺乏的莫过于‘隔离的智慧’了。没有这种智慧，我们免不了又变成另一批激情主义的牺牲者。”（《一阳来复》，第85、87页）是啊，我们很多“知识分子”都“急于发生一点‘实际’效用”，却往往因为没有“隔离的智慧”（笔者私自把它解释为不苟同于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而高出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学问），却凭借一己之私智，或随波逐流于一时之崇奉，而难免有好心而做出坏事。我们都急于“为中国找出一条通向富强的捷径”，却往往因为没有“隔离的智慧”，而不知“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离骚》）假如借用“隔离的智慧”来说，那么，最高最大的“隔离的智慧”就在我们民族早已有之、贯通三才之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四书”、“六经”之中。
    
    “我们虽然生为中国人但对中国自己的东西，不论古往今来，都了解得太有限了。学文学的不懂莎士比亚是耻辱，但没有摸过杜工部是可原谅的；学哲学的不能不知道康德，但可以完全忽视朱熹；学历史的没读过《罗马衰亡史》是遗憾，但没摸过《史记》却很平常。”（《一阳来复》，第87页）如今，我们动辄说“学贯中西”，其结果只能是被西所贯；动辄说“中西合璧”，其结果只能是仅剩下西璧；动辄说“中西合作”，其结果只能是协助西人而作；动辄说“中西交流”，其结果只能是被西流淹没。为什么“只能”是这样的“结果”？原因就在于，我们连中华民族自己的圣和经都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乃至随意取舍，随时取舍，怀疑批判，还要侈谈“学贯中西”之类的话，其结果怎能不是邯郸学步？古人说“敝帚自珍”，“敝帚”尚且要“自珍”，何况儒教不是“敝帚”？古人恨“数典忘祖”，“数典”而“忘祖”尚且可恨，何况我们根本不“数典”而又“忘祖”、“忘经”、“忘圣”？所以，笔者呼吁：中国人先少谈外国，先来认真学习中华民族的经典；中国人先别急于称道外国之“圣人”，先来祭祀和敬畏中华民族的圣人；中国人先别大谈外国宗教信仰，先重视中华民族自己的儒教。 
    
     
    
    说明
    
    本文撰写的目的，当然与罗先生的文章直接相关，但主要是为了阐明笔者当前对罗先生文章之中涉及到的某些问题的当前的思考结果，因此，其中有些内容并非仅仅对罗先生而说的。因为笔者自己尚在学习儒教经典的过程之中，某些地方可能会有理解不到位或理解错误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同时，笔者不是信仰耶稣教，也不信仰佛教，对耶稣教和佛教的认识可能有更多的不足和错误，在信仰者看来，在下的说法有些恐怕很难接受，但笔者无恶意，因此，敬请理解和谅解。笔者对信仰外来宗教的中国人士可以理解，但是，笔着倡导中国人先信仰中国文化和圣人，尤其是倡导信仰儒教。《意见书》是集体的意见，此文是笔者的个人看法；在《意见书》已经发布之后，笔者对个人的不同看法持保留态度，但在表达个人看法的时候，不求与《意见书》保持“高度一致”。
    
    最后，感谢罗先生的文章对笔者的启迪，敬佩罗先生对儒教以及儒教复兴的关注和思考，若有不敬之处，还请罗先生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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