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各种主义（或教义、思想、理论、学说、文化等等）有高低、优劣、好坏和正邪之别。儒佛道自由主义法家马家诸家的品质依次而分。儒家最佳，佛道次之，自由主义又次之，都属于“好主义”；法家马家都是“坏主义”，法家很坏，马家最坏。 
    
     
    
    各种主义的品质由它们的哲学观（本体论）和人性论决定。
    
     
    
    儒家以仁为本，仁，于宇宙为本体，于生命为本质。仁，即乾元（易经）、天命、天道、诚（中庸）、明德（大学）、天理（程朱）、良知（王阳明）等等；佛家以真如（即如来藏、佛性等，称谓达一百多种）为本，道家以太极为本。三家皆以性善论为主流人性论，认为习性多恶而本性至善。
    
     
    
    个人主义基督教法家马家都不识“本”。但个人主义虽不论本体和本性，能够重视肉体生命，较好；基督教虚构上帝为本，较差；马家以物质为第一性，相当于以物为本，大错。基督教法家马家三家人性观很接近，或以人性为恶，或以为人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哲学观（本体论）和人性论决定着诸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对生命尊重的程度。儒佛道都很尊重生命，利己利人，个人主义利己不损人，法家马家惯于损人，甚至草菅人命。通俗地说，好主义让人变好，坏主义让人变坏。
    
     
    
    损人其实利不了己，一味利己，实为自暴自弃，自误自害。古人云：鳏贪以饵死，士贪以禄死。法家马家人物卑鄙龌龊者众，为名为利为权而死者最多。
    
     
    
    二
    
    
    
    作恶及助恶都要受到良知谴责，付出必要代价。代价的付法千奇百怪，非人心所能逆料。恶贯满盈者，如果不死于法律、死于恶疾、死于他杀、死于各种天灾人祸意外事故，他自己都有可能亲自动手把自己干掉。
    
     
    
    这一切都是报应的方式，都是良知的谴责和惩罚，良知的作用。有一句形容恶人的成语叫丧心病狂，其实良知是不灭的，即使穷凶极恶者，其良知也不会丧，只是受到遮蔽特别严重而已，就像太阳被乌云遮住一样。利欲熏心，良知被熏黑了厚厚一层。
    
     
    
    良知又像一家之主。主子权威，奴仆（习性）听命，君子也；奴仆放肆，欺瞒主子，小人也；豪奴夺权，囚禁主子，恶人也。但主子终究是要起作用的，如果丧失主权，它就会转为暗中捣乱，对人进行各种方式的谴责和惩罚，让人行为颠倒思想错乱命运变坏身心俱病，或者触犯法律、遭遇各种人祸天灾，如果还不能恢复主权（改邪归正，就是主子夺回权力重新做主。）它就干脆让人死于非命。恶贯一旦满盈，就不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们往往认为有权有钱就是幸福，其实是“局外人”的误会。权大财雄是否幸福快乐，因人而异。人的心灵状态是否正常健康快乐阳光，会从其行为、言论、容貌、气色及目光中透露出来。大贪大恶是没有幸福快乐可言的，表面光而已。当今不少官员都不同程度的患有抑郁症精神病，有的了无生趣，甚至自杀身亡。人们对此往往不解，其实一点不奇怪。
    
     
    
    在邦无道、逆淘汰的时代，富和贵并不值得羡慕，相反，那不仅可耻，而且往往是一种不幸。我说过，对于小人来说，遭灾遇难固然可怜，一帆风顺也非吉祥，侥幸暴得大名暴发大财暴握大权，尤大不祥----那只能让他们更加得意忘形，造更多的孽作更多的恶害更多的人，最后害了自己。唯有圣贤，吉是吉，凶也是吉，无论贫富贵贱境遇顺逆，无所不可无往不吉。
    
     
    
    三
    
    
    
    儒家出君子，佛道出善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出小人，法家（商鞅韩非子李斯这一派的“正宗”法家）出恶人，马家出大恶人。
    
     
    
    君子善人多情多义重道德，“有耻且格”；小人薄情寡义不重道德，“民免而无耻”，但一般不至于太坏；恶人无情无义无德，大恶人变本加厉反道德。在唯物论及性恶论双重邪说的培养下，人们不相信仁义是本性，不相信善恶有报应，不知道道德的奥妙和重要，故一切底线都会被突破，什么人间罪恶都可以创造出来。
    
     
    
    恶人在欺压残害善良的同时也一定会相互欺压相互残害。法家和马家集团内部无不内讧内斗、相互残杀你死我活。他们的领袖人物死于自己人手上的比死于敌对阵营更多。这是由他们的文化背景及其生命观世界观决定的，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宿命。
    
     
    
    韩非子死于李斯之手，李斯和秦二世（赵高的学生）死于赵高之手，吴起曾“杀妻求将”，商鞅曾利用老交情取得魏国公子昂的信任而袭杀公子昂……这些故事都说明了法家大腕们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做他们的同道、朋友或老公，都有可能大祸临头。欺诈奸恶、刻薄冷酷和心肠毒辣这些性格特征，为历史上“正宗”法家所共有。
    
     
    
    李斯在死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刘少奇“辞去国家主席，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的要求亦成妄想。何其相似乃尔。比较而言马家党内斗争的残酷程度比法家更甚。斯大林王朝毛泽东王朝的血雨腥风，举世瞩目。
    
     
    
    想起《昨非庵日纂》中一个小故事：“有盗三人，发古冢获金，二人设计令一人买饭，俟其回推于崖下，二人平分所得。而买饭之人更欲独吞，预先投毒饭中，于是人皆死。”
    
     
    
    故事虽小，触目惊心。盗墓团伙往往有血缘关系，无血缘就很难相互取信。马家集团比盗墓团伙更绝，有血缘也靠不住，夫妻父子之间都有可能相斗相残。或许在“盗墓”准备期及“盗墓”过程中，它们也可能团结成步调一致的统一战线，但那时暂时性、表面性、利益性的苟合，持而不坚，坚而不久。
    
     
    
    马家王朝的帮凶帮忙帮闲们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解放”以来，多少知名知识分子以及毛共的高官大吏忠臣良将，饱经苦难、饱受迫害乃至死于非命啊。
    
     
    
    他们都曾经为毛共取得政权、为毛氏登上神坛做出过巨大贡献，最后以自己的悲惨命运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作了最好的诠释。这句话虽是俗话，堪称真理。看到《红歌浏阳河作者的悲惨命运》一文，我又不由得想起这句话。
    
     
    
    吹捧毛泽东的《浏阳河》是一首经典红歌，最先的版本创作于1950年底---1950年底是毛共向地主开刀正杀得痛快的时候，在1951年“献礼”于中南海。然而，《浏阳河》词与曲的作者后来全部当了右派，命运十分凄惨。
    
     
    
    据介绍，创作红歌最多的红朝艺术家李劫夫，下场也很悲惨。他因爲由林彪集团案的牵连而被审查，于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因心脏病发作，猝死逝于“学习班”中。这就是谄媚毛氏的下场。可想而知，毛氏对众多帮闲帮忙帮凶及谄媚者是打心底里轻蔑鄙视的，所以一个一个、一批一批不断地利用不断地抛弃甚至加以残害。什么叫报应，什么叫自作自受，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这就是了。
    
     
    
    四
    
    
    
    在社会层面，如果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制度不重要；君子善人占多数，制度也不是很重要；小人社会，制度就很重要。必要的时候，君子之间及小人之间都可以达成某种良好的契约关系，唯独恶人社会，只能产生恶制恶法。
    
     
    
    真正的儒家社会，道德原则在个体及政治、社会及层面都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制度自然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一般儒化的国家，即使暂时性制度落后，转型起来不会太难。（象明清两朝，在尊儒的同时，对儒家又有所扭曲和偏离，只能算一般儒化的国家。）马家之国朝廷民间恶占上风，是最难改良和转型的。
    
     
    
    儒家社会道德挂帅，兼重法律，选贤与能，有德者必有其位；自由社会法律挂帅，以能力衡人，有能者必有其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地位）；法家社会，君主至上，法律为君主服务但不乏一定的严肃性，有术懂势能欺诈者必有其位；马家社会，暴力第一特权崇拜利益至上，完全逆淘汰。
    
     
    
    佛道得真理的大部，大体无误；个人主义得真理的一半，半对半错；法家真理性很低，小对大错，马家真理性最低，大体错误。所以对于儒家，佛道容易尊重，
    
    个人主义也能尊重，法家一定反对，马家绝对反对，原教旨马家对儒家及各种正知正见正义正教，必然敌视仇恨，灭之而后快。
    
     
    
    马家与儒家的思想冲突是哲学观、人性观、生命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源头上的，格格不入，无法调和。不反对儒家的马家，儒化的马家，定非真正马家，定为修正主义。儒家越是“原教旨”越好，马家则修正主义好一点。注意，是“好一点”而已。马家修正主义之后，有可能偶尔利用儒家，但不可能真正尊重，利用也是歪曲性、最恶劣的利用。
    
     
    
    儒佛道之间则不同，纵有冲突不是根本性的，纵有冲突也会很平和。注意，宋儒辟佛，有其特定的历史之机和现实需要。宋朝内忧外患频仍，佛教作为出世法却极其兴旺，把大量人才吸引过去，宋儒不得不奋起辟之（其实辟得很文明）。程子曰：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辟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程子当时这么说，有其道理。此言放到现在就不对机了。尽管有出世入世之异，儒佛道三家文化品质相近，心性论异中有同。宋朝以后，三家经过一定磨合，相互交汇融合的程度逐步提高。佛教早已儒家辅统和中华文化的三大统之一。现在，佛教及楊墨皆已无害，马家才是為害最甚的。
    
     
    
    五
    
    
    
    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类似法家，所以基督教社会与法家社会有得一比，西方中世纪也象我们秦始皇时代一样黑暗。政教分离之后，基督教虽然存在，已经不能主导政治和社会，其教义中的不良思想得到有效抑制，危害性被降到最低，某些良性教诲则有机会发扬起来。
    
     
    
    一种主义或教义拥有言论自由与具有指导思想地位，是两回事。儒家作为指导思想最好，自由主义次之。法家马家及基督教则不适宜作指导思想。但在儒家社会或自由社会，它们的言论自由应该得到保障。
    
     
    
    在自由社会，只要没有“重大而即时性的危险”，即使是错误的“主义、反动的理论乃至邪恶的思想，也有言论自由。例如，在自由社会，可以自由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组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政党，但是，它的政党必须在民主自由的原则下活动，即使竞选成功，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写进宪法，不能用它来“指导”国家。
    
     
    
    言论自由虽然“纵容”了各种歪理邪说，同时也保障了正知正见的自由传播，加上有良制良法的制约，歪理邪说危害性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维护言论、信仰自由方面，未来的儒家政权应该比西方自由社会做的更好。
    
     
    
    自由社会没有言论罪思想罪煽动罪，惩治邪教，不是因为其教义，而是根据其犯罪事实。德国法律禁止纳粹思想的宣传，仅是特例，不影响其它国家纳粹宣传的自由。法律不外乎人情民意，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麻烦”太大，给世界制造的罪恶太深，德国政府为了表示对民意的尊重，对各国的歉意，故出台此特别法条。
    
     
    
    法家马家及基督教在上（拥有宪位或类宪法地位），其它学说特别是儒家要遭受摧残打压；儒家或自由主义当道，则可以保障各种邪说的自由。这是“坏主义”与“好主义”的根本性区别之一。
    
    
    2011-7-18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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