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后的帝国治理体系：儒法互补、王霸并用

作者：朱汉民

来源：《儒、法政治治理思想及管理学意义》

编者按：

本公众号将从“三代国家治理的霸道和王道”“儒家的国家治理目标：民意”“法家的国家治理目标：效能”“汉以后的帝国治理体系：儒法互补、王霸并用”“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五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儒、法政治治理思想及管理学意义》以飨读者。

现代政治学特别关注政治治理的两个方面：能效和民意。这既是政治治理的目标，也是政治合法性依据。政治学家亨廷顿称其为“政体能力”和“政体类型”。当然，无论是传统国家还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治治理的能效和民意之间，即“政体能力”和“政体类型”之间既可能相互补充促进，又可能相互影响干扰。

中国传统政治的治理理念主要由儒、法两家构成，并且形成了儒法互补、王霸并用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国传统政治的长期稳定，就因为这一套独特的儒法互补的治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效能和民意两个目标。这一套儒法互补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的历史经验，可以为现代管理学建构提供思想资源。

4、《儒、法政治治理思想及管理学意义》之《汉以后的帝国治理体系：儒法互补、王霸并用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与法家分别继承了三代先王的王道和霸道。儒家的政治治理思想强调了政治的民意基础和治理目标，但是却非常缺乏治理能效而不为任何诸侯国所采用。而法家继承三代先王的霸道，主张富国强兵以统一，严刑峻法以制民，这适应了诸侯国希望统一天下、强化集权的政治需求，故而得到有效的实践。但是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却突然崩塌，证明法家也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治理思想。可见，儒家或法家、王道或霸道，任何一方均不能形成相对平衡的治理结构。

汉代吸取秦亡教训，汉武帝崇拜三代先王的治理，故而推崇《五经》而寻求新的统治思想。西汉名义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融通儒家和法家，奠定了“王霸杂之”的新的治理结构。汉代以法家制约民众与保障王权，以儒家道德制约王权与体现民意，达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政治治理体系。所以，汉在秦统治基础之上建构起的多元一体治理模式。考察三代与汉代的治理体系，我们发现其内在的治理结构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汉代形成儒、法互补、王霸杂之的多元一体的治理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汉帝国建构起稳定的治理秩序延续两千多年，其国家治理模式贯穿了的古代中国。

儒、法互补模式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只列举其攻、守互补。

古代的王朝政治总是包括两个方面：“攻”的一面，即开创新皇朝、建立国家；“守”的一面，即安定社会、治理国家。在运用儒、法两家政治学说时，因处于“攻”和“守”的不同阶段而有不同侧重。一般而言，在开创皇朝、建立霸加时，主要偏重法家学说，因法家那种讲现实、重效率、崇权势的精神，更有益于霸主创建事功；而在安定社会、平治国家时，则主要偏重儒家学说，因儒家讲仁义、重礼教、崇道德的精神，更有益于稳定民心、维护秩序。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大帝国的秦始皇，所以能够成功地统一中国，成就了历史上辉煌的霸业，同他成功地运用法家学说分不开。但是，由于他不懂得儒、法互补原理，在统一中国后仍迷信权势，实行严刑酷法、横征暴敛等法家政策，造成“赫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的局面，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开创霸业和平治天下的策略与方法是不同的，开创霸业要用暴力，而平治天下要用仁义。他在分析秦皇朝迅速灭亡的原因时说：“秦王怀贪鄙之心，引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视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推崇暴力、刑罚、权势，这是法家的理论；提倡仁义道德，则是儒家的理论。贾谊认识到“攻守之势异”，认为“攻”与“守”必须运用不同的方针与策略，这实际上就是儒法互补的问题。“外王之道”既包括攻，又包括守，因而需要儒、法两家学说相互补充。秦始皇因没有把握儒法互补原理而迅速灭亡，但它毕竟给后世留下一个巨大的历史教训。以后的王者不再敢那样迷信权势、暴力了，其中许多人认识到儒、法互补的道理。刘邦很明白“马上得之”的政权并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曹操相信：“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三国志·魏志·高柔传》）儒、法互补结构在自发地调节着社会政治的运转。

王、霸杂之模式也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也只略说。

最早把政治分最早把政治为“王道”与“霸道”的是儒家，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王与霸正好是儒、法两家的不同治理模式，儒家的理想政治以仁义道德作为统治原则和目的，是“王道”；法家的政治理想则强调以效能作为政治原则和政治目的，是“霸道”。但在历史活动和政治实践中，仅仅以“王道”或仅仅用“霸道”，皆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治理。中国历史上那些正视现实、注重实际的思想家、政治家，皆是肯定这一点的。如东汉初年的桓谭曾提出“王霸并用”的政治原则，他认为“王道”就是“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使知好恶去就”；而“霸道”则是“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新论·王霸》）“王道”重德，关心民意；“霸道”重功，关心权位。但两者都有益于国家治理，故而“王道”和“霸道”须并用。对唐初“贞观之治”产生很大影响的魏征，也是以“王霸并用”为政治原则，他主张：“德、仁、功、利，……兼而行之。”（《贞观政要·君臣鉴戒》）德、仁体现了“王道”的政治原则，功、利体现了“霸道”的政治原则，而德、仁、功、利兼行，也即是王霸兼行。从历史学、哲学的角度论证“王霸并用”原则的是南宋事功学派的陈亮。当时，理学盛行，理学家朱熹认为汉唐以来政治家皆行“霸道”，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他们希望以义利之辨、理欲之辨来批判现实政治推行霸道，主张恢复三代的王道。陈亮认为，汉唐以来的政治家们虽然奉行“竞智角力”的“霸道”，但他们也有“王道”之心，他们的“霸道”是以实现“王道”为目的的。如汉高祖刘邦，“竞智角力，卒无有及沛公者，而其德义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刘氏得以制天下之命。”（《陈亮集》卷3）反过来说，“三代”的“王道”中也同样体现着“霸道”，没有征伐、谋位的“霸道”，禹、汤、文、武等人也无法成就“王道”。陈亮又从义利统一的道德哲学论证了“王霸并用”的观点，肯定义必须体现为利，故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因而，“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陈亮集》卷3）尽管程朱理学发展了“内圣之学”，常常以“内圣”的标准衡量“外王”，但儒家本质上要求“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所以，即使是理学家，也不能不考虑一些经邦济世的问题。十分有趣的是，理学家们一涉足于经世的问题，也不能不是“王霸并用”的，如激烈反对“霸道”的朱熹，在论述具体的政治问题时，也主张“王霸互补”。他说：“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齐民。”（《朱文公文集·答程允夫》）他并不反对“以政道民”的霸道和“以德道民”的王道并用。理学家王阳明甚至带兵打仗，毫无顾忌地行使其“霸道”。

（2015年11月参加湖南国学践行英伦行，在牛津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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