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按:本文乃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应香港法住学院院长霍韬晦先生之约，以东方文化为观照视域，就一触即发之危机时局发表之评论。原文揭载于香港《性情文化》2003年第2期，反映甚为强烈。今特检出，略加修改，再公诸世人，聊供读者哂正。窃以为虽时移势转，国际关系变化甚大，然文中所言之理，仍有可酌采者，如《易》兼变与不变等多义，可变者事，不可变者理也。大要言之，凡恃强力者虽可得逞一时，然终不能与天地共长久，必去霸道而归王道，人心乃可归依，天下遂能安睦。即使复杂万千之国际政治秩序，亦必有相应之义理基础以作依托，不能背出自人心人性之认同框架太过遥远，此乃生命意义存在之基础，亦乃秩序违构长久之准则焉。辛卯年六月八日日新民补记于麟山北麓寓所。
    
     
    
    一、引  言
    
    
    
    当进步、发展、繁荣、富强的绚丽曙光，伴随着人类的欢呼声和陶醉声一起进入新世纪之际，象征世界物质文明成就和未来希望的纽约世贸双子大厦，却在顷刻之间烟飞灰灭、夷为废墟。“九一一”事件之后，恐怖暴力活动始终有增无减、连续不断；而冤冤相恨，仇仇相报，对立日深，杀风日炽，美国的报复行为也不断升温或升级。继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已视伊拉克为下一个“反恐战争”目标。现在尽管反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战争的爆发已是箭在弦上，形势危如悬崖垂累卵，以致自信与乐观的主题也反讽似地变成了生与死的抉择。世界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戾气。面对急遽变化、诡谲万千的国际形势，人们有必要重新省思：新世纪的人类翘首期盼未来时，他们迎来的究竟是进步、发展、繁荣与富强的时代主题，抑或是仇视、恐怖、战争和杀戮的惨淡困境？
    
     
    
    二、寻找价值理性的根据
    
     
    
    美国要发动惩治伊拉克的战争，当然有自己的各种理由。长期以来，美国始终是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对象。因此，从美国的角度看，打击恐怖主义不仅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且也是维护世界秩序的一种道义担当。可见美国在依据工具理性实用原则来策划发动战争的同时，也在寻找价值理性方面足以说服世界舆论的借口。这便足以显示：国际政治尽管极为狡诈、虚伪、矫饰、多谋，甚至不管愿意或不愿意，短期内可以快速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仍不能不是凭借军事实力做出扶择的工具理性行为，但只要稍一 冷静检讨反思，便会发现合法性的终极根据依然难以脱离代表人类基本精神诉求的价值理性取向，秩序化的深层义理基础总是扎根于人们发自生命深处的心悦诚服的自觉认同。诚如孟子所说:“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有不赡也；以德服人，中心悦服。”(《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话足以说明，中国人很早就认认识到力量的压服固然可以收效一时，但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可久可大的乃是德性光辉力量的感召，它才是长久稳定秩序建构的基础。试想仅凭赤裸裸的军事强力来征服一个国家或民族，仅凭强硬的霸权手段便想把世界纳入到统一的国际秩序结构之中，一旦军事强力耗尽，霸权威势解体，原先征服的国家或民族必然会奋起抵御反抗，国际秩序结构亦会随之分崩离析。故孟子又特别强调：“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川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 尽管今天的强权霸道模式治或战争策动方式已大不同于往者，但孟子以道义凝固秩序才能“天下顺之”的看法仍未过时。美国如果不想将世界秩序建立于沙泥之上，辄不妨认真聆听一下这位两千多年前的睿智哲人发出的宇宙大音。
    
    论证如果要建立长久的和谐秩序，务必要清醒认识深层精神来源与义理基础的重要,似不必寻找过多过远的历史经验事实。反思百年来的国际秩序变动格局,前苏联的垮台便是典型的负面例证。前苏联未解体前，它所谓的以解放人类为己任的价值诉求，不可谓不宏远高大，但隐藏在宏大话语后面的霸权意图，最终仍成了自我扼杀的绞索。无论凭借暴力来掠夺别人的财富，抑或通过剥夺他人的生产资料来占有巨额般的劳动成果，都意味着新的不公或非义已经形成，远远脱离了长期历史过程自动自发逐渐形成的自由经济秩序，不能不依靠强权政治维持暂时的稳定，终难免解体垮台而不能长存于天地之间。现在，美国政治家也喜欢标榜自己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但它动辄就要以武力消灭异己的实际行为，却使人不仅担心美国的前途，而且更忧虑世界的未来。《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价值理性必须来自真诚的生命信念，才不会变成任意玩弄的概念游戏，才可能以责任承担的方式落实为真实的行为。比照美国所标榜的价值理念与实际行动，确实中间尚存在相当大的区别或距离。
    
    
    
    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精神
    
    
    
    如果再进一步探寻价值理性的根源，则不能不追溯到形而上的天道，以及天道贯注下的人类心灵及其外显的道德生活秩序。形上天道的重要，涉及超验的无声无臭的世界，我们姑且不论。但价值理性与德性伦理，二首之间有着某种同构的关系，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无论社会生活或国际政治行为，如果缺乏价值理性的支持，便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而无论国家群体或整个人类秩序，假若没有道德基础的温润或维系，也必然难以保持长久的稳定。可见国际交往关系或国际社会结构仅靠利益来联结是不够的，必须更多地强化道义情感的相互沟通与精神心志的相互交流。
    
    与美国喜欢炫耀武力，崇尚力量政治哲学，总是要把自己的霸权原则转化为强制性的普遍化国际标准迥然不同，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儒家传统，更重视道德的政治哲学，他们很早就依据自己的人性经验和政治智慧，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依靠道德（王道）而不是武力（霸道）的方式，才能长久地维系或稳定天下的秩序化运作结构。力量政治哲学强调征服，认为秩序的存在与维护不能脱离霸权，秩序的产生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相互制约或平衡的必然结果；道德政治哲学则关注感召，以为秩序的存在和来源必须植根于认同，秩序的建立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感通理解的自愿归宿。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既然秩序的长久稳定必须出自心悦诚服的认同，当然就应依准于自然与人文自动自发的行为所形成的生发机制，即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理想的人文秩序便是最自然的充满了活泼创造生机的秩序，一切存在均可在其中分享到符合自身天性特征和发展要求的自由。除了形而上的天道具有普遍性外,一切存在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决不能以普世主义的名义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别人。任何弱小的个人、民族或国家，都拥有生存发展并赢得尊重的天赋权利.
    
    中国王道思想所代表的政治哲学，历来强调以德行统天下，以仁爱治宇内，认为只有以道德仁义感召人心，以价值理性化成天 下，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安顿人间秩序，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处理世俗事务， 才能真正实现大小远近无不和谐统一，亲疏贵贱无不融洽相处的文化理想。中国能维持数千年的大一统局面而不变，不能说与中国文化追求和谐、反对武力的一贯价值诉求毫无关系。相比之下，美国则始终缺乏雍容大度的国家气象，它在国际事务上的所作所为，除了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可以炫人耳目于一时外，远今为止仍看不出丝毫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气象和精神风度！
    
     
    
    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理想
    
    
    
    必须指出，我们批评美国以工具理性干预世界各国事务，并非否定美国人也有很强的宗教情感或价值理性；我们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也并非赞成恐怖主义。与此相反，我们严厉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更不赞成任何冤冤相报的仇杀行为。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美国人价值理性的对象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本土或西方文明世界，一旦涉及别的他者型的异文化国家，使是工具性、实用性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了。这方面美国也有必要向内涵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精神学习。至于恐怖主义，当然是一种毁灭性的极端暴力行为，代表了一种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发展方向。但深一层分析，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国人民长期遭受西方世界的欺压与盘剥，宗教情感普遍受到损伤，人格尊严普遍受到贬斥，最终由屈辱与仇恨引发破坏性的心理反弹，恐怕也是造成极端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怖活动大多以自杀的方式进行，大有雪仇洗耻的宗教殉道精神或英雄主义气概，就颇值得各国人民再三深思。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野蛮和落后归咎给伊斯兰世界，把文明与先进归功于西方世界。即使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立场观察问题，也有必要提醒自己认真进行自我反思：现代性的文明内部是否也可能滋生野蛮的毒素，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规训（福柯语）与控制是否也是人类精神的一种退堕。中国大乘佛教历来强调怨亲平等、慈悲忍辱，儒家传统更一贯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诗）。这是何等的宽容，何等的大度！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立场谋求问题的解决，则不仅恐怖主义能够以德感化，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也可以以德感召。美国要想赢得伊斯兰乃至世界各国的尊重，首先仍要自己先尊重伊斯兰乃至世界各国。真正的威信要靠别人自动尊重才能建立或形成，决非仅凭武力即可强行索取或产生。这是中国文化最为强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理(《论语·雍也》)，可惜美国至今尚不明白。倘若以“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的政治文化理念绳之，美国仍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
    
    美国要发动对伊战争的另一个合法化理由是：推翻萨达姆之后，将在伊拉克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从而为中东地区建立民主的典范。姑不论战争会杀害大量无辜，彻底暴露现代文明的残酷与野蛮，并引发深刻的人道主义危机——再理性的战争方式，也掩盖不了血迹斑斑的杀人事实。难道拥有现代或后现代的文明成就，获得强大的国家物质力量，就可以对无辜的冤死无动于衷，对四处飘泊的难民麻木不仁吗？即使从逻 辑上进行分析，建立民主典范要用武力强制而不是和平转化，必须仰仗心理压服而自愿认同，其本身也是对民主的一种悖论性反讽。何况民主只能在自己置身的历史性语境中进行，不能不有思想、文化、政治、宗教等多方面条件的配合。尤其重要的是，道德和良知的价值本来就先于民主、自由的价值，无论盗取任何美妙崇高的名义，战争与杀戮都是非道德的行为，不但有违于人的良知，而且根本就背离了天道，一旦妄加滥用便会堕入野蛮的窘境——中国夷夏之辨所要严加斥责的非人道的异化绝境。至于民主以数量多寡作为政治合法性判断的标准，虽不能完全否定其正面的价值，但由于缺乏形上天道 的思考维度，仍难以激励人的生命境界的自觉升华，更遑论深刻超越的人性自我体验，暴露出来的问题或弊端依然触目惊心，也有必要依据中国文化的精神来加以批判或对治，以确保人的安身立命的意义归宿不致幻化或落空。而在生命素质的贞定与真正的民主制度之间，也应建立起互激互荡、共同增长的良性社会发展运作机制。
    
    
    
    五、人类最伟大的感召力量
    
    
    
    伊拉克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增加与临近，再次提醒一切善良的人们，人类正面临着核能爆炸、生化病毒、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各种威胁，多和多样的危机依然潜伏在我们的周围。人类既饱受现代性文明的福泽与恩赐，也品尝了现代性文明的无情与冷酷，取舍之间稍有忽略犹豫，双刃剑就会刺向我们的血躯。和平时期隐蔽着的死亡与生存孰从孰去的考验，随时都会通过战争乌云的压抑摆在世人的面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认为中国的王道文化——本着儒家所强调的一体之仁来解决世界问题——仍可为现代性的政治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为什么说传统王道政治仍有现代性意呢？不妨先看孔子的看法：”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所比。“(《论语·里仁》) 王道政治即意味着“利”的原则之上，尚有更重要、更根本的“义”的原则。孟子也明白指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王道政治离不开不忍之心，不忍之心正是王道政治的本源性基础。《庄子•齐物论》则提到：“昔者尧问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何故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然，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人的德性力量可以超越太阳，温暖人间，感召四海，也可化解仇恨，涵育生机，维护尊严。三小国尽管僻远卑微如蓬蒿艾草，也应该以德性的温暖力量去感化他们。倘若放弃“德之进乎日”的伟大感召力量，反而用武力去征讨弱小边缘的三小国，即使胜利了也会造成内在良心的愧疚不安，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失败而非成功。
    
    以庄子的看法比照美国和伊拉克，则尽管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但超级大国亦应守柔处下，谦让待人，以获得小国的真心拥戴。而伊拉克相对美国显然是小国，但小国也可恪义守仁，竭诚尚礼，以获得大国的尊重和保护。庄子的看法蕴含着极为重要的国际关系理念，它不但长期内涵在中国文化的精神生命之中，而且也有长久的历史经验的具体积累，迄今看来仍有示范性的启示意义。这当然不是以竞争的方式将对方一概视为敌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是以谦退的方式视对方为朋友，一起寻找共生共荣的发展大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语·为政》)，如果将其视为一种有助于维护人的存在尊严的文化理念，辄不但应该尽早转化为国家行政治理措施，同时也有必要及时落实为国际秩序关系建构实践。原因是非仅个人应成为道德的个人，社会应成为道德的社会，而且国家应成为道德的国家，人类应成为道德的人类。强者守礼，弱者好德，强不骄弱，弱不谄强。即使国家与国家之间，亦应以相互尊重为第一义原则。只有摆脱卑琐的利益中心主义，超越狭隘的民族中心观点，一起寻找既能“各正性命”，又能共生共荣的发展大道，世界才会有长久的和平，人类才会有真实的希望。
    
    伊拉克危机究竟以战争抑或和平的方式解决，正是对人类本体智慧和心性良知的一次深刻检验。我们相信，人类的永久和平只能安立在理性、道德的深邃人心和深广文化之上，缺少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友爱，不仅谈不上真、善、美价值的追求与实现，甚至连起码的和平与安定也难以获得或享有。而一旦缺少最能满足人性意义诉求的真、善、美基本价值，丧失任何起码的理性都知道其为人生所必需的和平与安定，则非仅是社会家国的大缺陷，同时也是宇宙天地的大遗憾！
    
     
    
    六、结   语
    
     
    
    最后想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如果真正恢复了自己的主体性精神，重新焕发出“德进乎日”的伟大感召力量，较之已习惯于以霸道原则或高科技武力炫耀世界的美国，必将更能积极参与创建合理健康与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更多的维护和平发展和繁荣进步必需的基本价值诉求。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需要具体国家的示范——不但有言教的示范，更重要的是有身教的示范——示范不仅预示着有具体的典型可供效法，而且象征着文明发展新方问的开启。放眼世界各国各民族之林，惟有中国最具备相应的精神文化理念，积累了大量蕴涵着智慧的具体历史经验。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文明绵延最为久远的国家，拥有世界各国罕见的从未中断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宇宙生命的流转与人的存在价值有着深切的体会，最了解长久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必须调功的天道性理资源和文化经验资源。
    
    整体性地分析，国家不分大小，无论强弱，如果要谋求健康合理、繁荣兴盛的发展，都无一例外地必须依赖于长久稳定的良性秩序。从这一意脉络出发，我们也可将长久稳定的良性秩序，视为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福祉。易言之，如果要为人类诉求福祉，首要的条件便是建构合理健康的秩序。秩序的建构当然离不开典范，典范的产生则是秩序建构的结果。然而旷观古今，极目中外，惟有中国才最有可能成为世界各国仿效的王道政治的实践典范，亦只有中国最有可能以真正的软性力量重开国际关系人性化发展的新格局。而所谓真正软性的力量，实亦来源于人的德性号召力。《尚书·大禹谟》将正直、刚克、柔克称为三德。刚克、柔克无疑都属软性力量，但又代表正面的正直品质，具有无尽的感召力量或吸引力量，恰好是秩序认同的心理来源基础，足可形成最为稳定持久的道义联结秩序，远远胜过百亿军费开支维系起来的短暂强力联结结构。借用中国自身的表述,也可说是一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良性和平稳定秩序。
    
    从根本说，中国传统以历史经验与形上关怀合为一体的政治智慧，着眼点乃在开出万世共享的太平盛世，无论人类的发展进入何种阶段或时代，都值得回过头来认真反思、总结、学习和借鉴。
    
     
    
    西历二○○三年二月十七日晨于贵阳花溪象王岭西麓寓所，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修改于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新民谨识。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