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2011-07-26)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大公报报道，26年前，位于山西西南的偏远县城翼城县试点推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生育办法，如今，当地不仅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婴儿性别比也处于国际正常水平。 

　　记者 马睿 

　　1979年11月，时任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梁中堂在提交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和大会发言中，提出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即允许生二胎，但要拉开时间间隔。他的初衷是想证明「晚婚晚育加间隔」是一个无需专人控制，即可在农村普遍复制的生育政策。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的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典型的农业县、人口情况清晰、县委领导能力强、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等四个条件。 

　　出生率接近零增长 

　　经过层层审批后，1985年，翼城县获准以「不能宣传」为前提作为中国首个「人口特区」，该县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农业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 

　　「晚婚晚育加间隔」是指在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基础上，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子女年限，杜绝生育计划外第三个子女。村民男年满25岁，女年满23岁初婚为晚婚；已婚妇女年满24岁生育第一个子女为晚育。年满30岁生育第二个子女为间隔生育。 

　　在试点初期，翼城县总人口为26万，约占山西总人口1%；以「晚婚晚育加间隔」政策推算，2000年总人口可以控制在29万多，接近中央下达给山西省人口目标3000万的1%。 

　　2000年，翼城县的总人口是30.023万，实现了试点政策前制定的把人口总量控制在30万人左右的目标。同时，占山西省人口总数的比例也从1985年的1%降低到2000年的0.93%。 

　　2000年以来，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接近零增长。2011年，翼城县人口总量控制在31.6万，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72，依旧保持了低生育水平。 

　　如今低生育率已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目前，约有31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1.5之下，并且未来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到「极低生育水平」的行列。 

　　在中国，不少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生育水平已多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因此，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该借鉴韩国的经验，及时考虑当前的生育水平是否过低的问题。但另一种意见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人口规模大，各地差异悬殊，农村人口比重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仍然存在生育水平上升的可能性。 

　　放开二胎缓老龄化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自觉地生几个孩子。如果子女太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翼城县的村民王大伟告诉大公报记者。如今翼城人早已不愿多生，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人口专家表示，「二胎」政策的构思和设计，是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既符合农村生産力发展水平的实际，也符合农民生産生活和心理的需求。农村经济来源本身就少，再有那么多孩子需要抚养，农村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困难。以翼城县的成功经验来看，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二胎」，不仅可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偷生现象也会减少，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放开「二胎」对农村生育水平影响并不大。 

　　「不论计划生育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産生了多少影响，但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説。 

　　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无论是「计划生育」的概念还是曾经的「人口特区」的提法，在翼城县的农民眼里已经被消解，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样的话题。当记者向村民追问26年前开始的那场试验，他们更多时候不知所以，回忆当年，神情恍若隔世，彷佛那已经是遥远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