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制下的内政外交是什么样的

作者：刘怀岗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二月廿二日丙子

          耶稣2022年3月24日

所谓“内政外交”，是今天人们所经常谈论的话题，大体是指以国家爲对象的对内对外政策框架。而今天所谓的“国家”观念，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不曾有的；卽使有，也是一种乱世下的现象。在王道之治下，是不会强调国家观念的。这并不是说古代缺乏现代的治理观念，而是中国人自古所重的，是讲究相互之间联结的“关系”，而非必分你我、界限清晰的“敌对”（匹敌相对）。而这种“关系”，是一以贯之的，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家与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遵循同样的道理，卽基于基本而普遍的人情。而人情是人人切身而知、个个感同身受的，是不教而知、不学而能的。基于人情而制礼义，依循仁通义路扩充之，推广及于天下国家，天下国家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其效用则是无穷尽的。所以，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僖公二十年，经：夏，郜子来朝。

传：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辞也。

僖公三十有一年，经：冬，杞伯姬来求妇。

传：其言来求妇何？兄弟辞也。其称妇何？有姑之辞也。

此两条经传，都是用“兄弟辞”来体现王道之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兄弟关系。同姓之国，以同宗同脉形成兄弟关系，如郜国与鲁国以同姓爲兄弟。异姓之国，以婚姻纽带形成兄弟关系，如杞国与鲁国爲异姓之国，以婚姻而称兄弟。如此，在王道之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兄弟关系，通过宗族制度形成血脉兄弟，通过婚姻结成异姓兄弟，关系网由此不断扩充，最终形成天下任何国与国之间都有联结关系的、无所不通的天下“互联网”。因此，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而如果国与国之间违背兄弟关系，不仅不互相帮助，反而以彊凌弱、以大欺小，那么就是夷狄之行，要受到天下的谴责。

昭公十有二年，经：晋伐鲜虞。

晋国与鲜虞两个国家是同姓兄弟之国，晋国对鲜虞不予同情，反而无故侵伐。对这种不讲情义、以彊凌弱的行爲，春秋经予以严厉的谴责，贬晋国爲夷狄，衹称“晋”。对此，董子的评价说出了应当以人情爲重的道理：“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爲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礼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庆父之乱，鲁危殆亡，而齐侯安之。于彼无亲，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诗云：‘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味，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婉辞也。”董子的说法，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理解的人情道理。在这里，人情就是道义，道义就是人情，以此爲决断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

国与国之间属于兄弟关系，正是“亲亲而仁民”的体现。而在天下万国之间建立起这种国国互联的天下互联关系，正是王道所追求的仁通体系。而爲了保证达至天下国国互联，先王之制规定同姓不婚，也就是衹有异姓之间才能结成婚姻关系。通过异姓婚姻，便可以扩充亲亲之道，把天下所有国家联结成兄弟关系，人情便可以得到普遍扩充。

僖公八年，经：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

传：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礼也。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爲贬？讥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盖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

此条经传所记录的背景，是鲁僖公娶楚国女爲夫人。楚国与鲁国爲异姓，两国结异姓之好，符合先王制婚姻以扩充人情之义。虽然楚国是春秋经中重点治理的夷狄之国，但对于鲁僖公与楚国的婚姻，春秋经依礼予以肯定，并且因此将对待楚国的态度由称“州”进称爲“人”。然而，齐国以其彊势，强迫鲁国降楚女爲妾，而以齐女爲夫人。在此之前，齐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自鲁桓公开始，便一直要求鲁国与齐国保持婚姻关系，至此又破坏鲁僖公与楚国联结婚姻。先王制婚姻之义，本来就是希望能广结异姓，互通天下之气，以扩充人情。齐国专制霸道，鲁国背信失礼，都是有违王道义理的非法不义行爲。

而鲁昭公娶同姓国吴国之女，大失婚姻之道，春秋经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鲁哀公十有二年，经：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传：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

依礼，春秋经在记录时，对国君之妻称夫人，以表示尊重；对夫人的称谓要系其母国之异姓，以表示合礼，比如“夫人子氏”、“夫人姜氏”，子氏与姜氏都是与鲁国姬姓爲异姓关系的。因爲吴国与鲁国同爲姬姓，而鲁昭公娶吴国女，严重违背了同姓不婚的婚姻之道，所以此条经文在书写上就以深讳的方式，衹写作“孟子”，以表示对鲁昭公的严厉批评。

旣然王道旨在基于人情建立天下博通联气的“关系”，那么，无论内政也好，外交也罢，需要做的便衹有一件事，那就是联系人情，维系人情关系；而需要加以防范禁止的，也就衹有一件事，那就是要禁止任何破坏这种普遍人情关系的行爲。

维系人情关系，包括对内的君臣关系之维系，以及对外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维系。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建立人情关系的原则是仁义，维系关系的原则也是仁义。具体做法，古代的圣王是通过礼义施化的方式，将天下的人与人、国与国引导到中庸之道上来。一方面，通过礼义来销化强戾，化武爲文。我们常说的“化干戈爲玉帛”，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干戈指武力，玉帛指文礼。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礼义来兴起柔弱，使之强进于礼义。总之，就是使过与不及都能通过礼义达至中正，而中正就是人情关系的主干。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

孔子回答子路问强，指出南方之强不报无道会使无道者肆无忌惮，而北方之强的死而不厌又如暴虎冯河，衹有君子之强，才是中正之强。君子之强，就是和而不流（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行而无节谓之流）、中立而不倚（独立自强而不寻求倚仗）、国有道不变塞（国虽有道也不会放弃自己所守的道义）、国无道至死不变（国无道更是卽使面临死亡威胁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通过礼义所建立起来的这种中正之强，就是王道之下所追求的人情关系的主干。而通过礼义所建立起来的人情关系，不仅可以强化人情，而且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有效的保护。

庄公十有二年，经：秋，八月，甲午，宋万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传：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无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无累者乎？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仇牧？仇牧可谓不畏彊御矣。其不畏彊御奈何？万尝与庄公战，获乎庄公。庄公归，散舍诸宫中，数月，然后归之。归，反爲大夫于宋。与闵公博，妇人皆在侧。万曰：“甚矣，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也。天下诸侯宜爲君者，唯鲁侯尔。”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顾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至？”万怒，搏闵公，绝其脰。仇牧闻君弒，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摋仇牧，碎其首，齿着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彊御矣。

此条经传，记录了宋闵公失礼义之防而致身死，与仇牧明礼义而不畏彊御。宋万曾经在与鲁国的战争中被抓爲俘虏，被释放回到宋国后，宋闵公把他请入宫中下棋，并在妇人面前相互开玩笑，导致宋万一怒之下把宋闵公给杀了。宋闵公不知礼义之道，疏于礼义之防，而招来杀身之祸。而仇牧素行礼义，一听说国君被弒，便持剑赶到。虽然因不敌宋万而身死，然而这种“不畏彊御”以维护礼义的行爲终究是正义的。如果作爲国君能深明礼义之道，那么臣下个个都可以像仇牧一样不畏彊御，卽使有再强大的敌人来犯，也会性命无虞。由此推广及任何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如果都能以礼义建立中正的人情关系，自然会天下无敌。

真正依礼义建立的人情关系，是尊而不僭，敬而不渎，亲而不亵，谨而不慢，如此才可以保证关系的永久而不致变质，同时这种关系也最强大。这衹有经由礼才能达到。仪礼经记载了二帝三王圣世之时，建立、维系人情关系的各种礼义，比如对内君臣关系有射礼、燕礼，对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朝礼、聘礼。以燕礼爲例，燕礼是国君以酒宴乐群臣之礼，君臣以酒合欢，不醉不归，以尽君臣之情；而在行礼的过程中，每一环节都需要合乎礼义，以明君臣之义。具体行礼的情形，在诗经中有多篇均有记载燕礼的盛况。比如「鹿鸣」燕群臣嘉宾，「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故旧，「湛露」燕诸侯等等。

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傚。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通过行燕礼，能达到的效果就是「燕义」所称的“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也就是说，通过行礼，在朝的君臣可以深明正道，在野的生民可以在井田制下安居乐业，各尽其分，因此上下和亲。显然，这样的效果不是通过说教宣传而达到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人文化成。

人情关系的核心就是五伦关系。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具体在孝经中，则体现爲五等之孝：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各有其分，“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五伦关系正，五等之孝行，然后就可以圣教兴于朝廷，而君臣自然敦礼；井田之制行于乡野，而生民自然尽利。这种和乐的景象，正是王道圣世的写照。

礼义旣是建立人情关系的方式，同时也具有限制人情关系不致堕落腐化的内在机制，因爲礼义本身具有“免疫力”。

礼义的“免疫力”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礼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一旦有一方失礼，必然会受到相对方的鄙夷。如果失礼严重，就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将会寸步难行。因此，在礼义社会，行礼义者自然会受到尊重，而失礼的代价会很大。中庸称之爲“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就是说如果不孝的话，连朋友也交不到。

文公七年，经：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

传：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诸侯不可使与公盟，眣晋大夫使与公盟也。

此条经传记录了众诸侯排斥鲁文公而不屑与之结盟的事。原因正是鲁文公处处违背礼义，因而诸侯耻与之爲伍。董子指出：“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庙，乱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予盟，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这就是失礼之后寸步难行的结果。

其次，礼义之道之所以要强调“义”，就在于“义”是一种内置的自我修正机制，在内在的“义”与外在的“利”之间有着明确而严格的分限，也就是“义利之辨”。在礼义社会中，士农工商的职分非常清晰，不可混淆。农工商负责兴利，士负责政教。负责政教者不事生产，当然需要取之于民，但必须取之有道，遵循“什一而藉”的原则。爲官者享受俸禄，绝不可以再谋利、贪利。因此，礼义要求不与民争利，也就是说官不可置产业，置产业就会侵犯农工商的利益。董子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韩诗外传」说：“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财货，不贾于道。故驷马之家，不持鸡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图牛马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货财，冢卿不脩币施，大夫不爲场圃；委积之臣，不贪市井之利。是以贫穷有所懽，而孤寡有所措手足也。”都是讲不与民争利。

隐公五年，经：春，公观鱼于棠。

传：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公曷爲远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登来之者何？美大之之辞也。棠者何？济上之邑也。

君子不与民争利，而鲁隐公听说棠邑盛产肥鱼后，便从国都跑到很远的棠邑去捕鱼，这是严重的与民争利的行爲，因此春秋经给予严厉的批评。

第三，君臣以义合，要求臣不助长君恶，不事恶君。这也是对礼义的一种保证。

庄公二十有四年，经：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

传：曹羁者何？曹大夫也。曹无大夫，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曹羁？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义，君请勿自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义也。

君臣以义合，当君不守礼义时，臣可以三谏不从则去，春秋经认爲这样是“得君臣之义也”。何邵公说得非常明白：“不从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义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贤者之志，孤恶君也。”

总之，在礼义社会，人人受到王道教化，人人明礼而知耻，一旦有非礼的行爲，便自觉耻辱。所以，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卽使偶尔有无耻的行爲发生，社会自然会对其施以报应，使其寸步难行。因此，在礼义充盈而人人知耻的社会，繁杂的刑法自然可以省去，社会人群乃至国家天然具有自我修正的内在功能。史载周文王爲西伯时能持正，诸侯各国有矛盾都会去找周文王来裁决。虞国和芮国有纠纷，于是去找周文王。进入到周国境内，发现周国之人“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虞人和芮人都非常惭愧，不再好意思去见文王，相互谦让而去。这就是礼义廉耻化及国家的例子。因此，春秋制下的所谓内政外交，无非是践行王道教化，勤谨于礼义修爲。这其中的关键，董子论之甚详且明：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汉书·董仲舒传」之天人三策）

董子指出，礼乐教化之所以能起作用，关键就在于能使人“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人能知道自己的“贵”，才会重视性命，而使仁义流行。人人如此，便是天下大同，尧舜之治也不过如此。因此，爲政者的使命，就在于使仁义流行，所谓的内政外交，都是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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