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正统儒家，重整山河待后生

作者：尔雅台

来源：作者投稿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二月廿五日己卯

          耶稣2022年3月27日

正统儒家的复兴，蒋庆是第一棒。过去三十年，“以中国解释中国”是儒家复兴运动里，最耀眼的流星。蒋先生之学，可粗分为二部分：其一是传承公羊学脉，其二是承康有为的应时改制之学。前者守先待后，功莫大焉。后者争议颇大，接受人的不多。

其症结其实是从康有为哪里就埋下的。康有为以孔子改制之义，去构想了不少应时的制度变革，却忽视六经一体。制度损益之义本来在三礼，秦汉以后逐步演变出《十通》。在这个传统里，春秋主断，三礼主制，相得益彰。而康有为脱离了这个传统，所以当时就有评价其“貌孔心夷”。蒋庆先生则搞三院制、虚君共和之类，显然也不甚接地气。但其学对于思考公羊义理，作沙盘推演，意义较大，值得传承。

所以，现在需要接力第二棒。第二棒是什么呢？应该是兼宗汉宋，接通正统儒家学脉。春秋学在汉宋以来的学脉变化是什么，为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不搞清这个问题，蒋庆之学很快就会式微，接不下去。董仲舒还有白虎通都提到了三纲，但何休显然没有重视，然而到宋儒那里则是念念不离三纲？何以故？这才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有二个核心的问题，一是断正史，一是断损益。司马迁从董生，也是公羊大家，其作史记开启了经史会通的新进路。其后左氏兴公羊微，其实皆受史迁“以义断史”的影响。毕竟微言难言，面对后世历史愈加复杂的演进，以义断史显然更为有力。故胡氏春秋，与公羊微言，路数有显著的不同。司马光作通鉴则二种路数兼而综之。但终归是以义断为主，读王船山的通鉴论可见其精神气魄。今人凡以二十四史为专制背书的皆是学脉不正，比如余东海及弟子。

其二是断损益。其实从荀子论性恶开始，就大致意识到三代礼制很难再复。汉承秦制，二千年来多有损益沿革，宋儒虽说是架漏牵补，但也没有说能照搬三代。三代之制不可为，学三代之道而已矣。三代之道的核心，就是三纲正而万目举。而三纲的核心在宗法，汉儒复古改制，是重新奠定了上层的宗法，朱子作家礼，是厚实了下层的宗法。故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陈寅恪谓三纲六纪是中华文化之魂，皆守住了正统儒家之学脉。

然西学东渐，吾人在古今中西之间一度迷失。张之洞曰保国保种保教也无可奈何花落去。静安先生愤而跳湖，鹤寿先生寄情柳如是。但历史很诡吊，吾人依旧承秦制而立国，而崛起。只是三纲依旧未能正。

现代性商业独大，是其得亦是其失。现代化的很多问题，如养老问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生老病死，这些全球性的症候，都说明恢复宗法的重要性。以宗法为主导重构、重建民生治理，是时代的使命。门内之治在宗法，门外之治在民法典。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其实也必将是中华文化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民主是现代性的产物。从一个大历史尺度上看，民主的要旨是摆脱教权（西方），或宗法（中国）。吾人过去二千年，治权构建确实是宗法性的，但今天大势，宗法下沉民间，上层政治以政党政治为特征，以蒋庆先生三重合法性实现更化与提升，亦是一种可宜的进路。

总之，以宗法的精神为主导去会通现代性，重建三纲，重构现代治理体系，是正统儒家的使命。所以，秉承正统儒家学脉，解决“无人”的问题，这是急务，当下的急务。这是第二棒，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接力的重心。

第三棒是复古改制，三五十年后当有董仲舒再世。蒋庆先生所谓的上行路线，自会水到渠成，落地开花。第四棒是再下一个五十年乃至百年后，民间的儒学全球化，必有朱子再世，作全球文化宗主。儒学儒家，始终是时代的儒学，时代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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