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庄：被遗忘的中国式公益基金会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二月廿六日庚辰

          耶稣2022年3月28日

一

青年时代的胡适留学海外，受西方个人主义社会风尚的感染，忍不住在日记中吐槽起中国的宗族传统来：

“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吾国家庭，父母视子妇如一种养老存款(old age pension)，以为子妇必须养亲，此一种依赖性也。于妇视父母遗产为固有，此又一依赖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为兄弟有相助之责。再甚至一族一党，三亲六戚，无不相传依。一人成佛，一族飞升，一子成名，六亲聚咬之，如蚁之附骨，不以为耻而以为当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

二十世纪初叶，五四运动前后，从吐槽传统文化乃至从深挖国民劣根性的角度思考中国问题，是当时中国公知圈的时髦思潮。胡适也未能免俗。但胡适这么说，却有“过河拆桥”之嫌，因为他的父亲胡铁花，即是“吾国之家族制”的受惠人，如果没有宗族的赞助，胡铁花大概过不上体面的士人生活。

胡适祖籍为安徽绩溪县，世代以经营小本钱的茶叶生意为业。据《胡适口述自传》，胡铁花从小就帮着家人打理茶叶店，由于“十分聪颖，早为其有志为学的伯父所赏识。他认为有这样资质的青年子侄，实在不应该在一个小茶叶店里埋没了。所以父亲被家中长辈特地选出，让他专心读书，以便参加科举。”胡铁花因此成了一名读书人，后来他到北京另图发展，也是由一位经商致富的族伯资助了一百银元——按他儿子胡适的标准，这应该是“依赖性”乃至“奴性”的表现吧。

历史上的徽商最重宗族情谊与科举功名。徽商在外经商，不管走得多远，赚到钱财必寄回故乡修宗祠、建族学，让族中子弟有一个读书入仕的机会。绩溪胡氏也应该设有自己的族学。可惜胡铁花入学未久，便爆发太平军乱，皖南恰是重灾区，到处都是“焚掠、屠杀、饥荒”。待到战乱平息，胡门一族已从原来的六千多口人，锐减为一千多口人，宗祠也毁于战火。胡铁花是一位对宗族怀有深情的旧式文人，面对被战火摧毁的家园，他决心重建宗族。经过十一年筹备，终于募捐到银元一万多元，并于1876年重新修建了胡氏宗祠，编纂了胡氏宗谱。值得指出的是，胡氏家族得以重建家园，全赖宗族力量的支持，那些在外经商的绩溪胡氏族人，踊跃捐款，“他们的汇款也救活了家人，并助其重建家园于大难之后”。

胡铁花是这项家园重建工程的规划者和执行人，看得出他是将重修宗祠当成人生的骄傲来看待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述重建胡氏宗祠的经过。这位敦厚的父亲，大概想不到他的儿子胡适会在多年后居然成为宗族传统的掘墓人之一。

与胡适差不多同时代的钱穆先生，对宗族传统则始终持“同情与理解”的态度，他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我相信钱穆先生是基于真实的人生经验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他本人便是宗族传统中“人道观念”的受益者。

钱穆出生的七房桥钱家，是苏南无锡的百年望族。祖上曾经划拨族产，设立三所义庄，作为族人的赈济基金，其中以怀海义庄最大。钱穆在回忆录《八十忆双亲》中记述说，怀海义庄的产业原本由富有的三房轮管，其他人不得过问，因而族中贫民得不到救济，出现了“老死者无以葬，幼小者无以教，婚嫁之赀无所从出，有欲出外就业，亦乏赀遣”的情况。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贫苦孤儿出身，“特痛悯同宅中孤儿寡妇”，又想到“祖宗置此义庄，本为子孙救灾恤贫”，因此向富三房提出怀海义庄“理当开放，务为拯恤”的要求。但不获同情，屡商不洽，钱承沛便将富三房告上了县衙门。经知县调解，二房某叔父被委托为怀海义庄的新管理人。钱承沛则协助二房叔父打理义庄，订立义庄的抚恤救济条款，“自此五世同堂一宅，幼有养，老有归，皆得赖祖宗庇荫，粗衣淡食无忧，一宅欢然，而无伤义庄之赀产”。

但钱穆十二岁时，父亲钱承沛不幸去世。族人前来吊唁，见钱家孤儿寡母，生活艰困，便提出按照钱氏例规，“领取怀海义庄之抚恤”。钱穆母亲是有志之人，推辞不受，族亲说：“义庄抚养孤寡，乃符合列祖列宗遗意。且五世同堂一门，孤寡受抚恤者何限？二嫂独不受，此诸家怀念往昔，何以自安？”钱穆一家遂接受怀海义庄的接济。正是靠着义庄救济，钱穆“一家生活，虽极贫苦枯寂”，但毕竟温饱无忧，钱穆兄弟还能入学读书。

数年后钱穆的兄长钱挚从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回到七房桥，呼吁钱氏宗族拨出阖族三个义庄的一部分资产，创立一所新式小学。这所小学叫“钱氏私立又新小学校”，是公益性学校：凡七房桥钱氏子弟中的适龄儿童，皆可入学，当然是免费的，办学经费出自钱氏义庄。钱挚当校长，另聘两位老师，一文一理，教授经学、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科目。

民国十七年（1928年），未及不惑之年的钱挚突然病逝，此时儿子钱伟长才十六岁。后来钱伟长成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失怙之后，钱伟长能够度过人生难关，完成学业，应该感谢叔父钱穆所说的宗族传统之“人道观念”。晚年钱伟长在他的《八十自述》中回忆说：

“进入苏州高中才一个月，传来父亲中年39岁早逝的噩耗，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指钱穆）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从少年钱穆与少年钱伟长的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依托于义庄的组织与机制，七房桥钱氏宗族实现了对族中孤寡贫困人家的制度性救济。今天，我们在无锡还能够找到怀海义庄的建筑物，不过已经成为文物单位与旅游景点，参观还要收门票。

二

以宗族义庄为代表的实体性公益组织与制度化救济机制，首创于北宋的范氏义庄，迄至民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六十一岁的范仲淹到杭州任太守，因为杭州与他原籍苏州相去不远，“遂过姑苏，与亲族会”。通过与苏州范氏族亲的会商，范仲淹决定为家乡族人做两件事情，一是续修范氏族谱，二是创立范氏义庄。

宋代官员俸禄优厚，范仲淹宦游多年，又生活俭朴，因此一生颇多积蓄。他将全部个人积蓄都捐献出来，在苏州购置良田千亩，作为范氏义庄的公益基金；又订立十三条规矩，作为范氏义庄的运行制度。

这十三条规矩主要对苏州范氏族人可以从义庄收益中获得哪些权利作出了明晰的规定。我将它们概括归纳了一下，范氏族人的收益权包括：

一、口粮：五岁以上的族人，不分男女，每口每月给白米三斗。

二、衣料：成年族人每人每年给冬衣衣料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的儿童各给半匹。

三、婚姻补助：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女儿若改嫁，给钱二十贯；族人娶媳妇，给钱二十贯，二婚不给钱。

四、丧葬费：族人身亡，按其辈份大小，给予二贯至二十五贯的安葬费。

五、路费：族人参加科举，或者外出赴任，给予路费补助。

六、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诸房共同核实后，可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

范氏义庄成立、运行三年后，范仲淹便逝世了。他的儿子范纯仁兄弟继承父志，也将所得俸禄捐给义庄，将义庄田产扩至三千亩。又“随事立规”，续订了二十八条规矩，完善了范氏义庄的制度。

这二十八条规矩主要对义庄的管理机制以及范氏族人的责任作出了规定。如果说范仲淹首订的十三条规矩是“权利法案”的话，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规矩便相当于“责任法案”。这里我择其要介绍若干条：

一、义庄的田产须租给外姓人耕种，范氏族人不得租佃义田。

二、义庄不得典买范氏族人的田土。

三、义庄不得为牟取暴利，将资产用于放高利贷。

四、范氏族人不得在规矩外“妄乞特支”义庄的钱粮。

五、范氏族人不得将义庄的义宅舍屋“私相兑赁质当”。

六、义庄的一切公事，听从掌管人依规处置，即使是族长也不得侵扰干预掌管人之权。

七、掌管人有独立之权，但须接受宗族监督。族人若发现掌管人有欺弊情事，可请诸人到“文正位”（范氏宗子）跟前讲理，由族众裁断，或“申官理断”。

八、若遇有规矩所载不尽事理，由掌管人与族人共议，商定新规矩，并向“文正位”申明。若未申明“文正位”，不得仅凭族人文字便擅自施行。

义庄规矩经历次修订、增补，“关防益密”，确保了义庄得以长久运转。自范仲淹创立，范氏义庄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有效运行了九百年，即便是改朝换代的变故与烽烟四起的战乱，也莫能摧毁，成为中国历史上维持时间最长的NGO。

当然，说范氏义庄是NGO，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不同意，因为义庄具有封闭性，其福利只能为同族之人分享，外人则无权染指。范仲淹设义庄，初衷也是出于收族、恤族：“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

但范氏义庄在实际运作中，还是惠及范氏宗族之外的乡亲与亲戚，就如义庄规矩所言：乡亲、姻亲、亲戚若贫窘不能度日，也可以得到范氏义庄的救济。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的人道观念，却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范氏义庄可为此话作一生动注脚。

其实传统中国的义庄，也并非只有族内福利一种模式，还有一种跨宗族的救济模式，以创建于南宋明州（今宁波）的“乡曲义庄”为典范。乡曲，意为乡亲。顾名思义，乡曲义庄便是为赈济乡亲而设立的义庄。

南宋淳熙—绍熙年间（1190年前后），赋闲在家的明州士绅沈焕因见“乡间有丧不时举，女孤不嫁者，念无以助”，而“随时拯恤，其惠有限”，深切意识到，明州需要成立一个实体性的公益组织，创建制度性的救济机制。

沈焕便找他的朋友、也是明州望族的史浩、汪大猷商议：何不仿效姑苏范氏义庄，创设乡曲义庄，以周济家乡的贫困士人？沈焕的提议立即得到史浩、汪大猷的赞同，“二公欣然意合，果于集事”，汪大猷率先捐献二十亩田产，充作乡曲义庄的启动资金，然后又向众人募捐，募集到三百亩义田，明州政府也给予资助，划拨了二百亩官田给义庄。

明州乡曲义庄成立四年，史浩与沈焕便先后去世了，义庄的筹备与早期运作，基本上由汪大猷主持、操劳。义庄的严密制度便是汪大猷一手制订出来的，按照制度，义庄“推爵齿之高而有才力者提其纲”，即选举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担任义庄的领袖；“又择仕而家食者一人，司其出纳及庄之事”，再推选一位居乡士绅负责义庄的日常出纳；“凡仕族有亲丧之不能举、孤女之不能嫁者，投牒于郡，参稽得实，以次而授”，明州的读书人家，如果生活贫困，无力举办红白喜事，可以向明州政府提出救济申请，由政府核实，即可获得义庄的救助。政府并不插手义庄的日常管理，只是充当监督人与公证人的角色。

明州乡曲义庄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到元末时仍在有效运行。

三

范仲淹开创的义庄，以固定的族产作为可永久生息的基金；族产之产权归阖族所有，任何个人（包括族长）均无权私自处分；族产之收益（如田租、利息）必须用于族人福利或作族内救济金；义庄的运转有一套严密的制度给予约束和规范。这样的宗族救济模式，突破了过去的随意性赈恤，实现了救济组织的实体化、救济机制的制度化。

因此，范氏义庄问世之后，很快便成为宗族救济的典范，为士绅家族所纷纷效仿，尤以江南为盛——“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一份调查材料显示：20世纪初，江南吴县有64所义庄，除了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还有1所设立于16世纪，3所设立于17世纪，10所设立于18世纪，43所设立于19世纪，5所设立于20世纪，1所创立时间未详。常熟县有义庄90所，其中35所成立于19世纪后半期，5所成立于20世纪初。可以说，太平军乱平息之后的19世纪下半叶，是江南义庄的快速生长期。

很多义庄到了民国时期还很活跃，比如无锡钱氏宗族的怀海义庄。七房桥钱家人才辈出，至少走出了六位院士，包括国学大师钱穆、“力学之父”钱伟长、环保学家钱易、经济学家钱俊瑞、物理学家钱临照和工程力学家钱令希，蜚声海内外。钱氏这一惊人的家族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不归功于传统宗族组织的福利—救济机制。钱氏祖训要求子孙后人：“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因而，钱氏宗族置有义庄、学田、族学等族内公益组织。正因为有宗族提供赈济与福利，钱氏族中的贫家子弟才得以免于匮乏，才能够将心力专注于读书。

有些家族尽管不立“义庄”之名，但运用族产设立公益基金的思路，还是借鉴自义庄模式。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老人萧一湘老先生，曾经撰文介绍了民国时湘南常宁县的各类宗族公益基金，当地人称为“公堂”：祭祖有“清明公堂”；救荒有“积谷公堂”；助学有“崇文公堂”、“文昌公堂”等；社会公益有“茶亭公堂”、“渡桥公堂”等；文娱活动有“春灯公堂”、“狮子公堂”等；协助社会治安有“弭盗公堂”，等等。

这些宗族公益基金除了用于族内救济与族人福利，也造福于地方社会，比如“茶亭公堂”修建的茶亭，便为社会公众所共享。据民国湘南的贺氏族谱记载，“（贺族在）河洲五里许之凉水洞，建立茶亭，耗国币400余元，另腴田3亩，施给茶水，永便行人。又凉水洞亭者，路通祁、衡康衢要地，游宾络绎，往往冬寒夏暑、夜雨霜晨，到此极为局促，尤以粤东盐贩为最难。凉水亭建，诸难解焉。”

清末—民国之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科举罢，学校兴，国家要求各地创办新式学校，推行义务教育，以适应时代要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进程中，宗族及其公益基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当时政府财政窘迫，无力建设太多学校，便要求将各宗族私有之族产提充区立小学的经费，但能自办学校的宗族可免提充。于是，各地宗族纷纷利用原有族产，创办学校。钱穆兄长钱挚创办的“钱氏私立又新小学校”，便是这类新式族学。

在民国的湖南常宁县，除了县城两所小学是县立学校之外，东南西北四乡的四所学校是士绅与各族联合创办的，其余的学校基本上也是宗族办起来的。大的宗族，由于族产雄厚，可以给入学读书的本族子弟很多赞助，包括提供学杂费、伙食费；小族的适龄儿童，若本族未设学校，也可以到大族设立的学校读书。可以说，如果没有族学支撑，民国的新式教育根本就不可能蓬勃展开。

然而，也是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传统宗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先是，宗族制度包括其救济机制被举国的激进公知吐槽；随后，宗族组织包括其族产，被汹涌的时代洪流冲毁。但吊诡的是，那些有志于摧毁宗族传统、建设美丽新世界的人，并未能创立任何一种比义庄或者乡曲义庄更有生命力、更有救济力的民间公益组织。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修订的《常宁崔氏五修族谱》前言，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民闭关思想一与欧美文化相接触，烈风迅雷，何止一瞬千里。故急进者，恒矫枉过正，对我国固有之伦理建设、社会基础，施以怀疑疾恶态度，毁之犹感不力，弃之犹恐不速，凡言宗族者、忠厚廉耻者，皆视为封建意识，思想落后，讳莫如深。然前人成法，有可弃者，亦有可存者；有随时代变迁而殁与扬弃者，亦有万古不变永为人类之指南与桥梁者，吾人当具备冷静理智与目光，予以适当之选择。”

——这段话，放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毫不过时。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