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辉 著《融“西”继“绝”：乾嘉天算专门之学论稿》出版

书名：《融“西”继“绝”：乾嘉天算专门之学论稿》

作者：陈志辉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乾嘉学术是清代近三百年学术的高峰。然而乾嘉学术中的天算之学，因其作为考证工具的技术性质，常常为人所忽视。本书以天算专门之学为核心概念范畴，通过若干具体而微的案例，讨论其在乾嘉时代以来融合西学、继承绝学以考证经学的特质，考察天算专门之学如何融合渗透到经学考证、科举考试、地方教化等学术文化活动，进而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式知识转型过程中重要一环。

本书针对江声、李锐、许桂林、李明彻等乾嘉学者以及邵璔等晚清学者的天算专门之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通过结合明清时期的天文学、数学等专门知识，重点讨论天算专门之学“融合西学、继承绝学以考证经学的特质”，别具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陈志辉

2013年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博士学位；2014年1月开始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任教，同年10月前往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国家科研中心之哲学、科学与历史研究所（Laboratoire SPHERE UMR 7219,UniversitéParis 7–CNRS,France），在其欧盟SAW（Mathematical Sciences in the Ancient World，古代世界的数学科学）项目下进行访问研究，主要从事19世纪中国数学及相关科学的史学史研究工作。学术兴趣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与数学史、以乾嘉学派天算专门之学为代表的近代知识转型问题、19世纪中国天算学的史学史，以及中国古代文献学等。

【目录】

序

第一章 绪论：天算之学的清代学术史背景

第一节 缘起与问题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第三节 史料文献与概念术语

第二章 汉学范式中形成的乾嘉天算专门之学

第一节 乾嘉汉学之形成

第二节 清朝前期天算专门之学源流

第三节 乾嘉之际天算专门之学的各种表现形式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乾嘉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

第一节 康熙禁止以天文算法命题的历史背景及其策略

第二节 纪昀的乡、会试策论题：科举考试中对天算学术史编撰体例的讨论

第三节 天算专门之学在乡试策论与八股中的渗透——以1804年江南乡试为中心

第四节 学者官员在初级功名考试中的天算专门之学取向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以天算注释经典：乾嘉学者对两种数学经注传统的重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江声及其学术与交游

第三节 江声《恒星说》及其“恒星东行三题”

第四节 江声“恒星东行三题”计算

第五节 李锐对“恒星东行三题”的推理和计算

第六节 江声、李锐两种数学经注实作的比较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以历算申论郑学：乾嘉学者以古历推算经史年代的实践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召诰》日名问题及其官方注疏

第三节 王鸣盛和江声对《召诰》日名问题之研究

第四节 李锐的《召诰日名考》

第五节 李锐以古历推算排定年谱和月日谱的依据

本章小结及余论

第六章 许桂林对汉儒天算“绝学”体系的建构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许桂林之求学、游历与著述

第三节 许桂林《宣西通》及其“宣夜—西法”宇宙图景

第四节 许桂林“绝学”知识的中西建构

第五节 《宣西通》的反响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李明彻《圜天图说》与乾嘉天算专门之学的经世致用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李明彻及其《圜天图说》诸序跋问题

第三节 《圜天图说》的知识来源

第四节 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西方四行说之态度

本章小结

第八章 李明彻天文舆地著作的儒学知识化及其在晚清海内外的流传

第一节 李明彻天文舆地著作的儒学知识化

第二节 西人笔下的李明彻科学著作

第三节 戊戌维新时期被盗版的《圜天图说》

第四节 突显西学元素以作招徕：伪托《天文地球图说》的宣传手段

本章小结及余论

第九章 天算专门之学的晚清回响：以《空际格致》邵璔批跋本为中心

第一节 高一志《空际格致》及其邵璔批跋本

第二节 常熟邵璔及其家世

第三节 淮幕生涯与邵璔的西学意向

第四节 邵璔对四元素说的接受

本章小结

结语：乾嘉天算专门之学在近代知识转型过程中的再定位

附录一  江声相关著述

附录二  许桂林《宣西通》相关著述

附录三  《圜天图说》《圜天图说续编》序跋

附录四  上海图书馆藏《空际格致》邵璔批跋本批语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文摘】

通经致用的考虑：乾嘉学者对四行说“实理”的接纳*

尽管从现代天文学理论来看，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彗星的知识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影响明末以至清中期士人对这一知识的接纳。[1]由于切实治经的需要，与之相关的训诂、天文、历算、舆地等专门之学也被广泛研究。治经之最终目的，是为了“通经致用”。桂馥（1736—1805）即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2]实际上，被纳入天算专门之学的四行说，其致用性尤为明显。明末耶稣会士们翻译的相关著作，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四行说的致用或实用性，以吸引中国士人的关注。利玛窦《四元行论》在谈及认识火元素性质的实用之处时，就提到火“点彗星属而设百象，于智者占卜将来凶岁灾祸而免之也”。[3]一般说来，耶稣会士是极力反对星占学的，认为这是迷信[4]，但这里的“占卜” 只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星占学话语，其蕴含的是根据四行说理论进行的有逻辑的推论。这在熊三拔述旨、徐光启演说的《泰西水法·水法或问》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问：……农民所急当在雨矣，然雨晹时若不可岁得，水旱虫蝗或居强半，不知何术可得豫知，以为其备乎？

曰：天灾流行，事非偶值，造物之主自有深意。若诸天七政各有本德所主、本情所属，因而推测灾变：历家之说，亦颇有之。然而有验有不验焉。盖数术之赘余，君子弗道也。傥居人上者果有意养民，欲为其备，则经理山川、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广储粟谷、阜通财货，即水旱灾伤，自可消弭太半，脱值不虞，有备无患矣。[5]

紧接下来的一条问答，则以田家是否“有术知一时晴雨”为问，而答之以“无关数术，殆四行之实理也”。[6]由四行说的“实理”，而使“智者”或“居人上者”预知凶灾，进而“广储粟谷、阜通财货”备灾。因此，这里的“实理”是一种揭示事物之间相互关系而且是信而有征的道理。李明彻推测彗星出现后将会有旱灾，并劝阮元增加粮食供应备旱，其思路正与之相一致。只是“四行”之名被换成了“五行”，而仍使用“四行之实理”。

另一方面，阮元主编《畴人传》时，表明步算和占候是两家，在为“畴 人”作传时专取“步算一家”，而“以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占验吉凶，及太一、壬遁、卦气、风角之流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7]然而，纯粹学术是一事，通经而致实用又是另一事。道光六年彗星见，依照传统星占理论多为战争前兆，广东又为当时边防外交重地，身为封疆大吏的阮元不能置之不理。[8]既然李明彻有“实理”作为支撑，而且旱灾也凑巧被应验，阮元乐于致用，顺理成章。至于并未采纳李氏的备旱措施而改用其他，则是另一问题，牵涉到官员迁任、上报等制度。

同一时期的主流汉学家，对李明彻所本的《前集》给出了相当正面的评价:

此其前集也，凡天地之象、日月星之行、薄蚀朒朓之故，与风云、雷电、雨露、霜雾、虹霓之属，皆设为问答，一一推阐其所以然，颇为明晰。至于占验之术，则悉屏不言，尤为深识。……虽步算尚多未谙，然反复究阐，具有实征。存是一编，可以知即数即理本无二致，非空言天道者所可及也。[9]

很明显，四库馆臣所提到的推究各种自然现象的“所以然”“实征”等，与熊三拔、徐光启所称的四行说的“实理”实际上是一致的。然而，高一志的《空际格致》在四行说原理和解释上，都要比李明彻所习所本的《天经或问》要系统、自洽，但并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只列入“杂家类·杂学之属”存目，而且得到了四库馆臣的负面评价:

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然其窥测天文，不能废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气，而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10]

四库馆臣认为，西学所长在天文，精于进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观测，既然西人不能否认五大行星，那岂非与《空际格致》里所主张的四行说矛盾？四库馆臣误以为西方也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命名五大行星；他们不清楚这只是耶稣会士们按照中国传统的对译，在他们所使用的拉丁文中，五大行星的字面意义不仅与五行无关，也与四行无关。事实上，游艺早就试着解决这个矛盾。在《前集》“四行五行”一节，游氏设一问答：

问：天有五纬，地有五行，不易之理也。而西国不用金、木，以水、火、土、气为四行。……且释氏云地、水、火、风，邵子云水、火、土、石，亦未及金、木，则四行之义已先言之矣，然则何从乎？

曰：……气蕴于火，而转动则为风，吹急则为声，聚发则为光，合凝则为形：是风、声、光、形总为气。用无非气也，故西国舍金、木而专言气。与水、火、土并举者，指其未凝形之气，以为天地万物生生之机也。则五材之形，五行之气，顾不可以生克为至理。掲子曰：“金能克木，然又不如火之克木，并其形而毁之也。火之克金，又不如火之克木而木不存、克金而金愈精。”曰：“土生金又不如土生木，木则连山徧岭，金则生数处。”曰：“土克水，然土实生水，水非土载而生，水能空立乎？他物之生，生后（生）可判为二；水土之相生，胶漆不能离焉。曰：“水克火，然水火一也，论其质则相克，论其气则相生，论其形气之交则又相入。火见水而死，而温泉沸汤，则火之气能入水之形；水见火而散，而灯脂爝蜡，则水之气能入火之形。”夫水化气而为火，火化气而为水，则水火互相生变化，以为道也，是二而居之一也。[11]

游艺虽然援引揭暄（1613—1695）的观点来证明五行相生相克原理并非正确[12]，但仅凭他赞同揭氏“水因土载而生”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并不能理解四行各有相应位置这一基本原理，其相互之间也并非如中国传统五行说中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游艺尚且不能充分理解四行说，更不用说处于禁教时期的乾嘉学者了。加上《四库提要》的影响，乾嘉学者普遍不接受四行说。阮元弟子梁章钜（1775—1849）谓：

高一志撰《空际格致》一书，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土五行兼用金、木为非。然彼国所最擅长者在天文，而推算量测仍不能废五星，则于彼说亦自相矛盾矣。此其所以为异端欤？[13]

梁氏最后一句话颇值得玩味，表面上似乎是因为有四行说这种谬论，所以高一志所信奉的天主教是异端；但他对《空际格致》的评价是摘引《四库提要》的，故他认为天主教是异端当是先入为主的观念。高一志在《空际格致》中也确实时时不忘提及造物主之大功，而中国士人多对此表示反感。直至同治年间，李鸿章幕僚、常熟士人邵璔（1832—1877）在读完 《空际格致》后虽认为“西方有人，勿谓其书之可废”[14]，但又对书中多次提到的造物主不以为然，更有批评谓“泥于造物，尤为拙笨”。[15]而到了1886年，四库馆臣对耶稣会士四行说的责难才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利用新的化学科学知识，以同时否定四元素说和五行说的方式予以破解，但有趣的是他认为科学知识的进展使得新教传教士们比传播错误科学的耶稣会士们更具优势，能令大多数中国人放弃传统观念而改宗。[16]

在对待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上，阮元把属四行说的理论解释作为实施备旱措施的依据，但他也与同时期的大多数学者一样，并不对四行说完全接纳。上引梁章钜《退庵随笔》，阮元在道光十六年（1836）为之增补删订数条，并题字于卷首。[17]也就是说，虽然早在十年前就已接受了由四行说理论推演而来的彗星非星观点，但阮元一直赞成四库馆臣的意见，以四 行说为非。他接受的，是能致于实用的四行说“实理”。

作为西学的二传甚至是三传者，李明彻的彗星理论虽绝大部分袭自游艺的《天经或问》，却是经过他细微改造的成品。他没有把亚里士多德对彗星现象的解释纳入四行说的总原理之中，只将此现象单独处理，而且在小字中阑入“五行”字样，以示和四行说相区隔。与彗星相似，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还将流星解释成大气现象，而段异兵关于清人流星观念的研究表明，明末以降关心西学的中国人仍接受流星的大气现象观。[18]从阮元接受李明彻对彗星现象的解释以及四库馆臣对《天经或问》的赞誉来看，乾嘉学者对于经过“转手”的四行说理论中，关于自然现象的“实理”的解释部分，是可以欣然接纳的。他们最为不满的，是传教士在传播四行说时处处彰显造物主的功绩。这种情绪使得中国的士人不能充分了解四行说，更引致学者对四行说理论整体的排斥。

(选自《融“西”继“绝”：乾嘉天算专门之学论稿》第七章)

【注释】
 
*本小节关于“致用”论点的归纳，笔者承学友潘澍原博士提示，谨致谢忱。
 
[1] 徐光台的研究表明，徐光启（1562—1633）和熊明遇是从传统星变转而接受亚里士多德对彗星的解说的中国士人。见氏著：《异象与常象：明万历年间西方彗星见解对士人的冲激》，第545—554页。
 
[2] ［清］桂文灿撰，王晓骊、柳向春点校：《经学博采录》卷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第63页。
 
[3] ［明］利玛窦、李之藻：《乾坤体义》卷上，第17b页。
 
[4] 黄一农：《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态度》，《九州学刊》，1991第4卷第3期，第5—23页，特别是第三节。
 
[5] ［明］熊三拔：《泰西水法》卷五，影印金陵大学寄存罗马藏明崇祯二年（1629）《天学初函》本，《天学初函》第三册，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第1667—1668页。
 
[6] ［明］熊三拔：《泰西水法》卷五，第1668—1669页。徐光台认为，这两条问答似乎有间接挑战与“术数关连的五行说的蕴意”。参见氏著：《明末西方四元素说的传入》，第371—372页。
 
[7] ［清］阮元：《畴人传凡例》，收于阮元等著：《畴人传汇编》，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畴人传凡例”第1—2页。
 
[8] 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刚接任两广总督时，即“乘水师提督之兵船”，“遍观 内外形势及澳门夷市”，亲自测量水深，并向皇帝建议在两处险要地方加建炮台。参见《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揅经室二集》卷七，《揅经室集》，第555—556页；又［清］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25—226页。
 
[9] ［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99页。
 
[10] ［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第1081页。
 
[11] ［清］游艺：《天经或问前集》卷四，第640—641页。
 
[12] 游艺所引揭暄语，部分见于《璇玑遗述·火水各异》卷六，影印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鹄斋丛书》本，薄树人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六册，第375页。
 
[13] ［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八，清光绪元年（1875）《二思堂丛书》刊本，第25a页。
 
[14] ［明］高一志撰，［清］邵璔批并跋：《空际格致》卷下，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第60b页。
 
[15] ［明］高一志撰，［清］邵璔批并跋：《空际格致》卷上，第24b页。另详见第九章。
 
[16] “两百年前的耶稣会士在传播、教授科学上处在一个相当不利的状态。他们只能教授当时现有的知识。因此他们教授四元素说：火、气、土和水，因为他们是从源于爱奥尼亚学派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的知识，而爱奥尼亚学派的学术则源于迦勒底人和埃及人。中国的批评家表示反对，认为世上有五种基本元素，木和金能与其他三者并称为元素。而且在他们看来，五大行星的存在令人信服且又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的五行说是正确的。他因此而指责四元素论。然而，面对今天的63种元素，他还会说什么呢？当恒星的数目变得比现在已知的要多得多，而火也不再被承认为元素之一的时候呢———因为只要游离的原子在一个极小空间里面做出一种相当快速的运动，那么所有物质都可以发出光热？我们现在的境况要好多了。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进展很大，而科学极大增长。比起以前的模糊论证，包括医术、占星术、堪舆术、天文星象在内的中国学问中错误的科学（false science），现在更能显现出它们的不正确。而我们可以以更少的困难来说服中国人放弃其传统观念。基督教的支持者此时占有了一个最有利的位置，而如果儒家的批评要维持其对基督教的攻击，那么它就必须以一种全新而更为有效的方式作为武器来武装自己。”Joseph Edkins.“The future attitude of China towards Christianity ”, The Chinese Recorder, v.17, no.11(1886), p. 413.
 
[17]“去岁（1836），过关中，（书稿）遽为友人付梓。携至日下，同人皆以为有用之书，非说部杂家比。爰质之仪征师，相承为增删数事，题字卷端。”梁章钜：《退庵随笔自序》，《退庵随笔》卷一，第3a—３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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