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东方文化传承与走向

作者：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摘要：“一多二元”是在世界其主导作用的主流西方文明，而“一多不分”是具有中国特点的东方文明传统。“后现代启蒙运动”是向以中国文明为特点的人类文明转型，新时代走向的人类新文明将是从“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转变。在东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中国应以“一多不分”话语讲“一多不分”故事，建设让世界听懂的中国话语体系，克服“不对称话语”带来的“四不像”认知乱像，重视“中体西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从而推进五百年社会主义视野向前发展，最终创建“一多不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世界。

关键词：一多二元，一多不分，后现代启蒙运动，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

人类世界面临一场“后现代启蒙运动”。它是我们要说的新时代“人类新文明走向”。“一多二元”（也即“唯一真神绝对主义”与“单子个体主义”）是古希腊开启延续至今、在世界起主导作用的主流西方文明；“一多不分”是自古以来中国特点的东方文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作为针对一多二元文明的异军突起，也属于一多不分文明。本论文是从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和政治哲学视角，关于新时代东方文化传承与走向的几点思考。

1、反对个人主义；个体不是最终的目的

应该不难理解，人类的问题在于各种“个体中心主义”作祟，造成人类的持续生存发展危机，将人类推向面临生存危机的境地。正像人们分析说，这种“个人中心主义”背后是西方还原式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见树不见林，它的扩展导致人类整体性撕裂，人类的精神意志碎片化。人类文明最终必须由东方哲学补益，否则永远无解；与强调个人成就的任何梦都不同。中国梦的本质是家国梦，是人类命运共同梦。

在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视野看，“个体中心主义”源自西方古希腊“一多二元”思想传统。它延伸至近现代，演变为一种极端“个体至上”本质绝对性原则（primacy of Individuality），贯之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以美国“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主流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为甚。这种意识形态的危害性来自它哲学逻辑的谬误，也即通过中西比较哲学阐释，人们发现的平白事实显示，自然宇宙中本质绝对的“个体”是个虚构而已，到处泛滥的“个人主义”、“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所谓“独立、自在、理性及与他人他物互不联系的单子个体人”只是一种找不到任何事实证据的杜撰性演绎。在哲学深刻性上，中国传统哲学揭示了颠簸不破的事实，也即“人”的本质不是单子个体，而是生生关系（primacy of vital relationality）。个人本身，不是不变本质的，而是一种关系状态呈现。脱离关系性，人作为个体，如果不是虚构假设，本是一个非存在而已。人是天地氤氲、阴阳之和之生物。没有不是来自关系的个人，没有不是作为关系过程状态的人；一个人是一个生物过程，是一个叙事，是变动不已浑然而已关系体。人之所以为生物，就在于它活着，活的即是关系；人本身是一套活的关系，也是赖于与他人他物天地不可相分的特殊关系而活。人的本身活，同是与他人活，自己活与他人活，是同一过程，是不可相分的。这恰是中国哲学系统“和合生物”、“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合一”等等的“一多不分”语汇所表述的。在对比之下，“个人主义”、“个体中心主义”及由它而演申的、在同一虚构话语体系中有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等一套语汇，则清清楚楚是表述“一多二元”含义，即“我是唯一”、“我是绝对”、“我是终极”、“我是独立”、“我即是我”、“我是至上”等等以“一己”与一切他物二元对立的极端妄念。是由于这样的哲学逻辑谬误，人类要持续生存发展，必须要反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哲学逻辑告诉人们，“单子个体”人是不存在的，任何特殊的关系状态个体，都是与他人他物人群社会天地宇宙相系不分的。人的本质不是个体，而是“关系”，所以事实不存在的个体，不可能在逻辑上成为目的性。关系才是本质，关系才是目的。独立单子个体是不存在的，与它二元对立的严格性绝对同质性“整体”也是不存在的。中国哲学语境的“整体”恰是浑然一体性，是无边界开放性，是不分、不二的相系性。

人性为恶，人为个体，沿此而下，“竞争”则是一多二元哲学虚构杜撰的天经地义信条。蛊惑私人财产神圣，“以明晰产权”为由，宣扬以个人主义攫取私人资本至上为合法的资本主义，给人与人一多不分、命运共同平白事实所带来的，恰是破坏人与人关系，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破坏人与万物不分关系的恰当而和谐。它制造矛盾冲突乃至给人类及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状态带来毁灭性灾难战争，其现代逻辑起点恰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阐发的人为一己幸福所做竞争的理论，是引发一个阶级在人群之间发动阶级战争的导火机制。人类共同命运的生存，个人主义恰是它带来一切危害的根本源头，它是一个哲学谬误逻辑的源头。所以反对个人主义，也就成为人类持续生存发展的必然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个逻辑上，顺理成章的，是人要敢于向违背一多不分导致动乱和破坏人类共同体意志的一多二元极端行为说不。这里必然要讲是，坚决纠正当今相当普遍流行的误解——儒学不应当被解读为不讲斗争，只讲一团和气。

2、以“一多不分”话语讲“一多不分”中国故事，建设让世界听懂的中国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是为了讲好人类新文明走向坐标的中国梦体系建构及其实践的大故事。它是人类历史的“后现代启蒙运动”，是向以中国文明为特点的人类文明转型，是在中国推动及中国在世界推动更为波澜壮阔的人类五百年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这个中国大故事的国际话语体系，是较之迄今为止风行的“一多二元”西方文明话语体系另一种选择的“一多不分”中国话语体系，它将结束以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世界“一多不分”文明传统的那个“一多二元”异体性结构，结束对“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环境想法、说法、做法的粗暴扭曲、解构，被非理性化、非合法化局面。这是以东方“一多不分”话语讲东方“一多不分”故事的国际话语建设，是让世界听懂的东方话语体系。

造成今天中国在对外讲述中华文化、意愿、价值和行为方面艰于找到选择恰当话语，原因是近代以来流行用西方概念标准评量中国文化的糟糕的不对称诠释，对中国思想传统及社会事物按西方假设推定概念施以“理论化”；这相当于用“鞋拔子”，把中国思想文化硬塞进西方概念框架——让中国文化传统的脚，削足适履地穿西方的小鞋。语言的边界即是一个世界的边界。可以说，迄今西方用于对中国思想文化词汇做出阐释的西方术语，因为其语义不属于汉语词汇的一多不分自然宇宙观而构成了理解中国文明世界的边界障碍。因此，做中西文明之间的语言翻译以达到交流目的，须首先意识，文字翻译面对的是根本不同世界观，必须于其间注重施以适当阐释。中国语汇与西方概念的喻意内含相去甚远，它是宇宙观的差异，西方概念难以表述中国思想文化语汇的意义。

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已找到了中国可以充分讲好自己故事的话语体系。它可概括为：阐释为主要途径，围绕对中西传统宇宙观根本不同特点比照，通过对彼此语汇不同语义环境分析，精辟揭示西方概念及理论框架“一多二元”的语义环境，继而对照揭示中国传统宇宙观“一多不分”特质的语义环境，达到以“一多不分”话语讲述中国“一多不分”的故事。

“一多二元”的“一”是古希腊开启传统的上帝式唯一本源概念；“一”是主宰性的，设定并决定宇宙的秩序。“多”是一神上帝线性派生的无数独立单子个体物；“二元”是指“一”与“多”、无数个体物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华自然天地观的“一与多”是另外一回事。“一多不分”之“一”（“道”或“理”）表达自然天地宇宙万物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分不二、相通、互变、互系的浑然而“一”；“一”不是外在而是内在于“多”（万物）之中。“一与多”为互含、不二与“不分”关系；因此称“一多不分”。要让西方以至世界听得懂中国故事，须揭示一切中国正源故事皆是“一多不分”含义一以贯之的叙事。中国需要弄明白西方文化，读懂它故事的“一多二元”语义。这样才会有彼此的有效交流沟通，才能避免因为中西之间言辞的简单附会而导致的误解。中国的国际话语须是“一多二元”、“一多不分”中西两个语义环境之间互鉴阐释的语言体系，用它看问题、讲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确立、得以建设。

“一多不分、一多二元”八个字，是简洁精炼比较中西思想文化阐释话语的框架结构。“一多不分”是所有中国故事文化内涵的根本内在结构，自然也是对它讲述的话语体系。“一多不分”的中华文明叙事源自1）中华民族对天地自然宇宙万物获得的认识是“一多不分”；2）认知事物的方法是“一多不分”；3）作为思维的方式是“一多不分”；4）作为崇尚（当今常用“价值观”一词）是尊重一切事物的“一多不分”；5）承载着以上“一多不分”文化环境语义的，是中华民族发明创造的汉字语言也是“一多不分”结构的。“一多不分”是在与西方传统哲学文化“一多二元”特质进行互鉴阐释之中得来的，它可确凿地说明：凡正源中国故事皆呈现为“一多不分”故事，以“一多不分”话语讲述；特点突出的中国故事，一以贯之的红线皆是“一多不分”含义，都自然是“一多不分”结构的叙事话语。

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洋溢“一多不分”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它采用的中西不同文化语义环境，结合着不同文化历史对比，恰当准确地既向处于困惑的中国人自己，也向西方以至世界讲述一番使人易懂且具可亲感的中华文明、文化；同时对来自西方、带有偏见与误解的话语，可做到有理、有力、有节的分析阐释，并能充分顾及不同受众心理，因势利导提高受众的可接受能力。中国“一多不分”国际话语体系，是确切地“用中国思想讲述中国故事”，是易于为西方以至世界所理解与接受新时代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成功的实践有赖于：1）娴熟掌握比较中西哲学语义环境的阐释方法论；2）积极加快培养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骨干教师，克服人才瓶颈；3）坚持问题导向，对不少长期存在的困惑未决问题，须有计划组织专题研究，给出科学准确、逻辑性强、有说服力的解释；4）增强和维护话语体系的统一性、权威性，从创建和发展世界和谐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特定问题需采用何种语句、什么叙述结构进行表达，组织专门研究，最终将权威结果广泛推介；5）对媒体及社会各界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加强教育、加以规范，提高西方以至世界对中国国际话语体系阐释问题的易于理解水平。

比如，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控为“一党专制”。而一旦揭示“党”字在中国语义环境的“一多不分”喻意，即可对“一党专制”说法构成有力的回应。因为“一党专制”之说只是以“一多二元”语义的西方政党（politicalparty）概念对中国“一多不分”“党”的穿凿附会。“政党”的西方“一多二元”语义显示“党”（party）本质是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逻辑则是来自“一神”存在的虚构假设。西方“政党”概念的直接喻意有二：第一，一些单子个人为私利结成党群；第二，攫取个人权力。它是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合法的概念，逻辑是个人为私利结成党群具有“人文主义”合法性和“人权”的正当性。但在中国“一多不分”语义环境中却是截然不同另一回事。在中国，只是从近现代才开始，“党”之合法仅在于它必须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之合法性在于其人民性，恰恰表明反对以党谋取私利。“黨”字写法是“尚黑”，含贬义，印证深厚的“君子不党”、以“结党营私”为丑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合法性是自己的誓言与实践证明了的，是历史承认、人民接受的。很显然，与“一多二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政党”比照，共产党是“一多不分”模范群体，它用鲜血生命的誓言与行动证明自己与全体人民、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相系、不可拆分，完全不是西方单子个人寻求私利性质的暂时利益性“party”。这就是中国故事的“一多不分”话语，它深刻揭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附会为一多二元语义西方“一党专制”的荒谬性。其实，西方“一多二元”语义环境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无一不是在虚构假设“唯一真神”及其逻辑的“一己个体人为中心”至上杜撰的。几乎所有此类词语，都无不隐含西方“一多二元”文化环境的特定背景含义；如果人们不加分辨，胡乱附会，就会陷入一个自己不知情的谬误。如果不知道改正，甚至还以此为时髦，称之为“创新”，不仅荒唐而且十分有害。

能不能建设一个比较中西哲学阐释的“一多不分”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摆脱恣意使用西方话语的不良习惯。需尽快让更多人学习“一多不分”阐释的话语能力，培养贯通中西的认知论、方法论人才，是今日迫在眉睫大战略。中国需要制定长期计划，用“一多不分”话语置换以西方“一多二元”为主导话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与教学语言。

3、克服“不对称话语”带来的中国“四不像”认知乱像，重视“中体西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为什么今天中国讲自己事情，讲述自己的文化，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研究，找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从近现代开始，中国在很大程度的误解西方；进而导致误解中国自己；因为是按照西方框架和以西方概念话语讲述中国，这是一种在中西之间作概念的简单附会式解读造成的，是话语出了问题！

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将中西简单附会式话语称为“不对称文化”现象。对于百余年来中国发生“不对称文化”导致的“不对称话语”后果，“四不像”认知可说是对附会误读带来教训的绝好比喻。它比喻的是由它而贻害匪浅的当今中国人的困惑。“四不像”认知是指一种不自觉地将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异想天开重叠在一起的混杂认知。到处都有事例可信手拈来；例如将西语“human　rights”一概念作汉语“人权”理解，就是一个将差别迥异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四不像”地附会为同一含义的认知。“human　rights”一概念背后隐含着外在超绝“唯一真神”主宰体与“个体至上”主义语义；而汉语“人权”是“一多不分”的“民本”语义，这与“唯一真神”、“单子个体”“语义”毫不相关。

“一多二元”的不对称解读中华文化导致了中国当代“四不像”的困惑认知，这个历史渊源应可追溯到至少四百多年前西方对中国的传教活动。经传教士之手,凡西方人想知道中国人“天”的观念,都必然地将它当成基督教构想的与上帝同在的“天堂”去理解。因此,中国“四不像”认知,首先来源于中国人文思想传到西方的基督教化。

“四不像”认知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中国互系性“一多不分”思维误读西方“一多二元”概念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将西方“human　rights”误读为中文意义“人权”,就是把中国“一多不分”林中看树的结构混杂到西方“一多二元”思想结构去,进入一种“四不像”认知状态。二是以西方的“一多二元”概念思维结构打乱中国的“一多不分”互系性思维。第二种情况一般与第一种情况同时发生，不同的是第二种更发生在当人们处于主观臆断,强行运用西方概念的理论之中。中国本没有“人权”概念；它只是作为“human　rights”的翻译才出现的现代汉语新词。尽管你是用中国的“一多不分”互系思维来解读西方“一多二元”思维,你也是在“四不像”认知中。当你因为中国本身没有这一概念而强行在中国推行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同时又是将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强加于中国的互系思维。这样你就囿于“四不像”认知状态,实际是在用西方“一多二元”结构打乱中国的“一多不分”语义思维。

“四不像”认知混乱局面的一个很大社会意识形态特征,就是多种话语的并行交叉混杂。中国共有三种主要话语体系缠绕掣肘，即马克思主义、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以儒家代表的传统思想话语体系。这三种话语体系都不是单独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处在一种名为“多元化”实为“相克互伤”状态。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正是“四不像”认知的严重性造成的空前未有思想意识困惑状态；即任何丑恶思想和社会现象也有人夸，任何美好德性都被挨骂。

搞懂“四不像”，挣脱“四不像”怪圈，摆脱困惑，需在根本上克服“不对称文化”现象，中国才能清朗面对今天世界根本问题。如何弄懂？如何摆脱？如何克服？要尽快放下简单中西附会式话语，寻找、建设阐释性的话语。这是只有通过认知、弄懂中国“一多不分”与西方“一多二元”两个文化语义环境的结构性差异才能做到的。学习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方法论,是对中国和西方思想意识现今重叠混杂状态做的一个分解,让西方的概念回到西方“一多二元”的本体系中去,得到它原汁原味本意；也叫中国现代附会西方的词汇回到它“一多不分”的文化语义及历史环境中，重温它原汁原味本意。重新发现中国“一多不分”传统的通变互系性思维,丢掉当今的“四不像”认知习惯,让两个人文传统被胡乱武断重叠的局面就此结束。这个局面扭转的标志，是停止以西方为参照对中国做附会式话语的讲述，扭转以翻译为唯一文化沟通手段的传统做法，开拓“以翻译、阐释结合，阐释为主，翻译为辅”的将国学及文化较为原本地交流出去的新时代新途径。

然而，中国在“四不像”认知历史过程中其实有值得总结的经验，这是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体西用”。可以说,凡是经过“中体西用”实践的外国思想,在中国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客观说,成功的“中体西用”典型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体西用”的含义，用今天比较中西哲学阐释语言说，是中国文化语义环境认知的宇宙观、思维方式、认知观、崇尚观（价值取向）、语言结构，从古至今没有发生变化；西方与之相和的可以在中国人文结构中运用,不相和的则被弃之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典型“中体西用”经验,因为它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结果。经过有清晰思想意识的中国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历史性、人文认知结构性和辩证法,都在中国语境中与中国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体系、语言话语互相构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带来混乱,反而加强了它。这使得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在与西方认知结构碰撞的现代人类历史之中,走向现代表述,成为中国传统认知体系的现代继承形式。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到处流行的“四不像”认知过程中成功经过了“中体西用”内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是西方人文传统中最具有与中国传统认识结构相和的特点。这一相和性，在于在西方“一多二元”传统思想中，它是一个异军突起。这因为它是一种无神论；西方在一神论的前提构想基础上建立的强大认知结构,在马克思主义面前遭到根本削弱,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运动宇宙观和采用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的不再是超绝主义意义的规律,而是事物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对西方认知结构的二元主义是一个本质性改变,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与中国“一多不分”认知结构相和的根本可能性。

4、人类须有第二次启蒙，人类新文明将是从“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转变

在一多二元文化语义环境中，“启蒙运动”和“现代性”可归结为“神性+个性”的文明，它将个体人追求私有幸福、私有财产的无止境积累视为“天经地义”。而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在“一多不分”语义阐释环境，是要归结到一条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说白了，中国传统的“天经地义”，是另外一种眼光；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天然、自然、当然、合理、恰当、适宜的相互延续不分关系。

人是“个体”还是“关系”？天地是个人主义的还是浑然一体的？是你输我赢“有限游戏”还是命运共同“无限游戏”？人类要持续生存，就要有可持续生存环境，就要选择经验真实的而非依赖虚构假设，就必须纠正人类按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按照“有限游戏原则”做事犯下的错误，就必须要求改变宇宙认识、改变意识、改变价值、改变行为，从“单子个体为本”转到“以生生关系为本”和“以浑然一体”为本，就要大力实行合作共赢的无限游戏。这就必然是“一多不分”，必然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经验真实，就必不可少地启用中华传统文化“一多不分”天地观、认知观、思维方式、崇尚观，这些就成为人类新文明、世界未来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启蒙”是特有的西方哲学运动。“Modernity”（现代性）根本是指与资本主义崛起相伴随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政治上，“现代性”的最早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建立与宗教传统道德脱钩的、作为争夺与维持个人权力手段的“政治学”。作为表述“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现代性”的喻意是：1）人对世界的干预；2）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的复杂社会经济机制；3）公民契约国家与单子个体人“民主”。“现代性”核心含义是获得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统治）解放的世俗化。

“The Enlightenment”（启蒙）和“Modernity”（现代性）是远比特别是中国人的人们的想象复杂得多的概念，尤其是“启蒙”发生“辩证”地走到自己反面的变化。“启蒙”虽原本设定的意义是“思想进步，目标是将人类从恐惧从解放出来，将他们改变成主人”，但今天整个获得启蒙的“地球”却呈现灾难来临的乱象。当代社会学批判理论将“理性化”揭示为比韦伯给予的还要更具负面意义概念；“理性化”过程，一种“为进步而进步”的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如批判理论所说的，是反面的、给现代社会带来失掉人性的力量。确定的是，“The Enlightenment”（启蒙）、“Modernity”（现代性）和“civilization”（文明）无一不蕴含一个“一多二元”宇宙观，即“一”作为唯一本体始源的超绝主义；“多”作为以“一”为始因的“果”的万物“单子个体”，“一与多”、“多之间”都是二元对立关系，都是超绝性与个体性派生而来概念。在这个视域中，“启蒙”、“现代性”和“文明”皆是由“一己主义”（individualism）一线贯穿的一套话语系统。“individualism”所基于的宇宙观、认识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就是预设推定而人类经验所不存在的超绝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

暂且称它为第一次启蒙，复兴了古希腊人文精神，但是走了极端，成了未竟事业，又返回保守。第一，它走了一个二元对立循坏，对神的否定变成了单子个体人文精神，但这个体人文精神，侧重人的欲望和自私方面——即通俗所说“个人主义”，个人自私和为了一己利益成为人生与社会的终极目的。从一套绝对真理走向另一套绝对真理。第二，上帝并没有被打倒，而是转换了角色，成为为人类向自私和个人欲望服务与辩护的角色，成为极端自由主义必然逻辑。过去上帝判为“不正确”的人类行为，现在都判为“正确”（rights）,这就是翻译为“权利”那个词。第三，从追求智慧变成追求知识。结果，一己个人一旦掌握知识，它就作为力量，去征服、统治别人。也因此，由原本人的自然美学思维转换成为单线因果思维。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哲学就不再谈论智慧。马克思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当今正呈现的新时代大转变时期，将很可能是人类第二次启蒙时代的开始。这再一次的启蒙，一定带有以东西方思想文化汇合为特征的。如果说伴随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次启蒙初衷是打倒宗教迷信，恢复古希腊人文精神，下一次更大范畴全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和启蒙，则是打倒科学迷信，让人从科学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让科学和技术只作为人掌握的工具，而不是人将它视为绝对原则的顶礼膜拜。科学要达到的是，无论是地球哪里的人都走到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这里需有一点解释，第二次启蒙的向科学主义、科学迷信、科学宗教挑战，不是针对科学本身；而是向以科学作为手段的极端主义、科学主义骗人的伪客观主义和反人类、反自然倾向抗争。要提倡科学的人类主义，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也是说，把辩证法的科学作为世界观，作为为人类服务的方法论。

人类新文明的第二启蒙时代早已开始，并将延续成为今后一个相当长历史阶段。这个启蒙包括西方后现代思潮，其中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传统思想文化传统的觉醒与复归，也有对东方传统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觉醒与认同。西方和东方都产生寻找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和恢复自己传统中的优秀精神元素的意识。中华文明、文化与西方真正进行对话的机遇来临了，它表现在：第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提出了挑战；第二，文化批评家们对资本主义、民主以及技术的制度提出了质疑；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有识之士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哲学家都是后现代主义者；第四，尽管中国与西方文化思想体系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但中国和西方学者们都在向对方摸进，以寻求对话的可能。

恰是在最根本哲学元素问题上，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生生不已”是“一多不分”，不是假设推定超绝主义与二元对立。超绝、本质的“individuality”该是一种西方取向的“同而不和”。正是“天人合一”这样的整体性，而非从本体、个体假设出发，由于它是从人类经验出发以一切相系不分为着眼点作为天地观、认知论、思维方式、崇尚观，是今天这个世界奇缺的。在这样“一多二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导引出的重重危机局面下，中华的“一多不分”文化与西方后现代文化相互照应结合，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新文明未来世界文化重构的重要价值选择。

不同于“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一多不分”自然宇宙论，“人”不是单子个体，而是域境化、“心场”视域（林中看树）、关系构成、处于过程中的“人”。从“心场”视域（focus/field）看,人是作为某个视点的聚焦对象，是它所处一切关系的时空（小从家庭，大到宇宙）。这与“一多二元”地将“人”视为“本质不变”、“绝对独立”、“互无联系”的“个体”，完全是另一个文化语义环境。在对一个视点“人”的聚焦过程中，场域包含此一视点的“人”正处于的所有关系。这样，人类新文明将必然是一个从“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的转型，也即未来东西方同舟共济；东方万物互系的人文精神将补正西方二元主义的人文精神。

5、推进五百年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创建“一多不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

要在世界人类历史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与交汇点上思考建构中国的未来去向。这一思考，离不开西方历史文化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离不开世界性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五百年事业的历史。我们要重新认识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要找回世界五百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初心。怎样去认识，怎样去找回初心，就必须在哲学的统领层次去阐发。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一多二元，正如法兰克福学派著名思想家阿多诺所言，辩证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而五百年社会主义事业，则曾是力图从一多二元的思想文明摆脱出来的一多不分文明改向。中国看待今天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当想要坚定中国道路的时候，丝毫不应忽略的，必须得是搞清楚当今是处于哪一种哲学思考环境之中；而要搞清楚是在哪个哲学思考环境之中，必须得有能力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阐释视野分析，它就必然被提到日程上来，也就必须对人类生活的两种基本哲学倾向与实践着力取向的了解，也即一种是“一多二元”，一种是“一多不分”。

可以说，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反照印证，人类世界五百年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近代以来数百年的斗争、建设、发展历史机遇与当今新时代的特征，都是在一条“一多不分”道路上，而且是中国与西方在“一多不分”哲学文化的对接、汇合。展望党的十九大开启的政经走向，瞭望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愿景，畅想人类新文明的走向，构筑中华大国崛起的建国百年中国梦的图景，人们最不可将它置于忽略不计的地位，实是它们最富有新意伟大特征，是“一多不分”的哲学方向。所谓“人类新文明”必然是五百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必然是最终要创建一个“一多不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世界。西方专利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文明的“一多二元”性势头的走向尽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于世界之林身居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尤其十九大意味深长地确立习近平的党的领袖地位，这等巨大历史事件时间的交叉，让人们首先从哲学高度想到的，只能表明，中国面前展现的是一条从所未有、更成熟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更清晰、更自觉的区别于“一多二元”的“一多不分”中华文明、文化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人类新文明，这条空前明确、具有浓厚“一多不分”哲学意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最终是世界的。

在此新时代的起点，使得中国更对社会主义有成熟之感的所获，莫过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更有切肤之感、情感至深的答案，那就是：“一多不分”作为基本哲学内涵，是社会主义的精髓，是它的魂。这也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人间现实，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崇尚与信仰，这些都深深蕴含着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一多二元”根本区别的“一多不分”基本哲学精髓与魂。离开这个精髓，就失去方向，人的意志、价值和行为就失去逻辑，人精神状态就变得狂乱，人类则不成其为人类。这一点，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来前赴后继革命、建国实践锤炼而就，是刻骨铭心的感悟。这是中华国学正源与西学精华马克思主义实现融会合一的现代呈现;只有它能凝聚中华民族的心，只有社会主义话语能表述当今中华民族的心。这个“一多不分”之魂，安身立命之本，它的生发与被感知的存在，是在于它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自发自觉。原因很简单，自由主义的绝对性，决定着它是伪命题。个人主义，是虚构，是假哲学、假理论、假逻辑。个人主义贻害无穷，它解构人的经验理性，阻断人实在经验的交流，让人失去现实鲜活的沟通语言。它总是包裹一层虚伪的外衣。它摧毁依存于人与人相系不分关系的灵魂，使人沦落为受制于一缕无依无托飘散的孤魂。

社会主义是“一多不分”真实世界的确切表达，是基于真哲学、真理论、确凿逻辑，是名正言顺的叙述，讲人与人的命运相连，心与心相连，是人的灵魂所系、所依。人的生命与生活意义，不是产生于对单子个体的虚构;人的生命与生活意义，只在于接地气，在于脚踏实地，只产生于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相系不分以及对它的精心呵护。人的意义是在于人作为生生关系的形态，是在活生生的天地人相系不分中产生的。人对关系觉悟、认识并顺其自然而行，才有心理的意义感知与滋味，才是生生不已的社会主义蕴意。人只有孤立(或曰独立)感而没有相系感，其心理感知只是枯燥无味或堕落，如同行尸走肉、生不如死。社会主义就是围绕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密不可分为哲学、理论、逻辑和叙述。

第二个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是辉煌的，却也产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腐败。它倒逼人们反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似乎不能被视作“纯经济手段”，因为它与“一多二元”虚构哲学、个人主义权力政治盘根错节地是同一条逻辑。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在思想深处是清醒的，市场经济永远不可作为我们的目的，只有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的。把市场利用到了不恰当程度，让它滑溜到资本主义去，它就会来压迫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使我们偏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一条邪路，则会葬送“一多不分”的社会主义和谐制度。这个必然逻辑，当今只有满腹偏见的人才看不清。共产党作为践行社会主义事业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力量，一定要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一个手段，一个目的，有智慧的、明确的、不含糊的把握。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把握得好，堪称是艺术；把握不好，则是愚蠢的自残。教训是明明白白在人们眼前一直发生的。决不可将市场经济当成不切实际的绝对真理。糊涂地将它视为“真理”、作为“规律”，甚至作为百年不变的教义。

社会主义是鼓励我们将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幻想、理念、伪哲学、伪理论、形而上学、虚构假设统统抛弃，让思想实际起来，不是让人活在美妙的肥皂泡或者空中楼阁中，而是要接地气，要把虚构的单个人变成经验中的人，互相联系的人，以心连心，以同命运，作为对人与人的相系不分性的认识与承认，在行动上按照这一联系性的逻辑做事，提倡大家做同舟共济的人，同命相连的人，搞共赢事业的人，而不是零和游戏的赌徒，不是只求一己个人之富有、幸福，而是求共同富裕、共享幸福。人与人，本来是联系的，是要简单平白地将它承认下来的，不是用个人主义来否认它的。所以，“共产主义”——大同，就是从虚妄降落到实地，按照人与人互系，人心与人心相连的简单朴素事实办事，所以它的旗帜是“联合起来”。“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人民大多数联合起来，挑战人为地把人虚构地分割成互不联系、孤立个体的自由主义，挑战为少数个体强者实行统治提供虚设的逻辑。“社会主义”就是“一多不分”，是建立在经验的、事实的、人与人相联系之上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一多二元”、建立在人与人相分割、相敌视、相倾轧之上的。新时代走向的人类新文明，是五百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最终创建一个一多不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世界，它必将是超越一多二元资本主义的。

6、研究、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中国思想形态话语

中国要研究、建设、完善、维护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阐明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理由。这套意识形态话语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传统思想文化内涵的民族意识形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一以贯之“一多不分”结构精神支柱的凝聚力作用，开辟新时代有利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新局面，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为实现这一目的，需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研究委员会”。

进入21世纪，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亟需建设、完善和维护一套符合我国思想文化意识，阐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道理的话语、以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为主体传统思想文化为内涵的国家意识形态。它要动员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崇尚与精神支柱的向心凝聚力量，服务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新局面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其实也是实现中国以软实力为内因的硬实力并举、稳健壮大国家核心竞争能力和核心文化影响力。为此，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研究”机构，高屋建瓴地总结、研究与设计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势在必行。

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崛起，但以本身独具特色文化的支撑力度不够。进入21世纪，中国来到一个从自己本国出发及与世界格局需要，亟需建设一套适应历史契机、具有丰富传统思想内涵的国家意识形态。习近平同志作为总书记以来所多次发表的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讲话和指示，表达了党中央加强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和传播，重视和关注中华文明传承与弘扬的具体路径建设新战略，造成中国开始总结、研究和设计一套具有强大支撑力量国家意识形态的客观条件与大气候。

世界各国高层及民间社会皆表现十分迫切，要对中国在21世纪新时代外交新模式的深刻文化理解与加强文化交流。尤其是人们从国际社会角度提出，世界更需要知道中国的精神智慧，要迫切了解：为什么中国会成功？中国改开三十年之中有六十年，六十年之中有300年，300年之中有数千年，其中一以贯之的内在延续是什么？中国总在“变脸”，“变脸”反映的是什么内在精神的不变？这个问题需要中国讲清楚，变之中的不变这个东西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中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而对它回答，必然是一套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道理服人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

正在变化的世界文化秩序，需要中华优秀文化资源提供讲述道理和话语。但由于缺乏强大凝聚力量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社会思想长期存在一盘散沙现象，道德滑坡，离奇事件频发，媒体逐利，冷漠社会责任，爆炒“雷人雷语”或怪现象，人心惶惶，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现象屡见不鲜。此外，社会问题频发显示缺乏信仰和思想意识问题严重，源自“是非混淆”、“价值误导”。社会心理状态处于普遍性人生困惑。主流媒介与知识界、教育界深陷其中，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深陷被严重搅扰之状。

扭转、改善这种局面，其实是一件伟大的社会文化灵魂重建工程。势在必行的，必是通过比较中西方哲学和文化阐释方法，在中华“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环境中找到自古形成的传统世界观、特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体系和汉语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独具特色，同时也必须找到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创新发展形式内在联系。一套可行方法或途径可称作加强比较中西传统文化精神语义环境与中华民族精神认同教育：一、认知：区别于西方本质的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华民族精神是什么？“道”与中国“辩证法”为核心的中国智慧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数千年延续至今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中国国家意识形态须以此为精髓，建立道理服人的讲述话语。通过中西方结构的比较，达到中西文化互相理解；二、认识中西文化语义环境的基本特质差异，增强理解中华文化与智慧的能力，产生文化自信和凝聚力，促进全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改变社会精神意识一盘散沙，人心惶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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