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淀学与结晶学之同异

——李泽厚对我的影响与我与李泽厚的分别

作者：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系）

来源：《孟子研究》（第二辑）

我为大会提交的论文是《积淀学与结晶学之同异——李泽厚对我的影响与我与李泽厚的分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将思想的重点转到中国哲学之后，以“积淀说”解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李泽厚先生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在中国哲学界有很大影响。我公开承认，我三十多年来对于孟子性善论的诠释，最初就是受到了李泽厚先生的影响。与李泽厚先生相比，我的思路可以叫做“结晶说”。环顾四周，平心而论，在中国哲学范围内，迄今为止，我可能是唯一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具有自觉意识的学者了。因为有这个特殊背景，人们往往认为，我的做法无非是把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改个词而已，没有多少新东西。我这篇文章就是要说明我与李泽厚先生的同在哪里，异在何处。

文章第一个部分叫做“文化心理结构分析，还是性善论解说”。李泽厚先生的“积淀说”最早用于美学研究，后来才扩展到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他的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着力方向，是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分析，认为中国文化最为明显的特点有二，一是实用理性，二是乐感文化。

与此不同，我提出“结晶说”的重点在于性善论的解说。我从事儒学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是孟子性善论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以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姜广辉写文章，将其称做“儒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读到李泽厚先生八十年代那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孔子再评价》，大受启发，并顺着这个思路，深入研究孟子的性善论，渐渐有了自己的心得。

在我看来，人之所以有善性，有良心，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因为人天生就有一种自然成长的倾向，简称为“生长倾向”。二是因为人受到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影响，内心有一种结晶体，简称“伦理心境”。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割：“生长倾向”一定会发展为“伦理心境”，“伦理心境”也一定要以“生长倾向”为基础。这两个东西是一本，不是两本。一言以蔽之，良心不过是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而已。

非常可惜，我提出这种解说已经有三十年了，学界同行现在还很少有人接受，不以为然，甚至提出批评者众多。我一直在反省，到底是我错了呢，还是有别的原因。至少从我现在思考的结果看，我不认为是我错了。这里自然与我的表述尚不够系统完整有关，这是需要今后不断努力的，但我的方法有一定超前性，别人一时很难跟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文章的第二个部分叫做“先天而先在，还是后天而先在”。因为“积淀说”重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所以李泽厚先生非常重视历史性问题。早在从事美学研究的过程中，李泽厚先生就认为，美的形式来源于人类长期从事的生产活动。换言之，美的形式来自于人类长期生产活动对于人的遗传。后来他将这种情况归纳为三句话，即“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李泽厚对这个看法很自信，认为自然科学最新发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的观点。

在我看来，人之所以有善性，有良心，当然来自于我所说的“成长倾向”。“成长倾向”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就有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从遗产的角度来理解。但我认为，人之所以有善性，有良心，更重要的还在于“伦理心境”，而“伦理心境”是不能够从遗传的角度加以解说的。否则，人和其他动物就没有办法区分了，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它最重要的特征来自它的社会性。既然是社会的动物，对人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讨论人为什么有良心，有善性，当主要从这个角度进入。我和李泽厚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侧重各有不同，这是十分明显的。

更加重要的是，李泽厚认为美的形式、道德良心是可以通过自然科学证明的，我对这一点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我看来，哲学必须以自己为根基，不能以任何自然科学为基础。如果把自己的证明建立在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上，那么哲学也就完蛋了。因此，我证明人有生长倾向，不依赖于任何的自然科学，我的证明完全是哲学式的。受时间所限，我是如何作出这种证明的，这里无法展开，有兴趣的朋友可看我的文章。这是我和李泽厚先生的第二个不同。

“情本体还是人本体”，这我和李泽厚先生的第三个不同，也是我文章第三个部分的标题。在建构“积淀说”的过程中，李泽厚先生非常重视情感问题，以至于到最后他将自己的学说概括为“情本体”。关于情本体的问题，现在学界争论很大，在座的陈来教授的《仁学本体论》辟有一章，专门对李泽厚先生的这个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我充分了解李泽厚先生提出情本体的初衷。他看到将道德理论单纯建立在理性上是有问题的，因为理性要保证自身的普遍性，必须排除情感。而一旦排除了情感，这种理性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他特别重视情感问题，强调在理性中应该加入情感，在康德的基础上加上休谟。

但我完全不同意李泽厚先生情本体这一说法。在我看来，儒家讲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情感之情，一个是道德之情。笼统讲情本体，容易造成混淆。当然这一点并不重要，只要界定清楚就可以了。我不赞成情本体，是因为李泽厚先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本体打掉，不讲本体了。儒家历来重视本体，本体是个大宝贝，绝对去不得。如果把本体去掉了，儒家道德哲学怎么能讲好呢。我认为，这是李泽厚先生情本体的一个失误。

李泽厚先生讲情本体，源于其思想深处的两分法。所谓两分法，就是感性和理性的两分。李泽厚先生注意到，西方的理性不能讲情感，很多问题不能解决，而儒家哲学则一贯重情感、讲情感，所以他希望以在理性中加进情感，这种在理性中加进的情感，是一种新情感，这种新情感就是情本体。

在我看来，情感确实是儒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一定必须按李泽厚先生的思路走。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主张，从孔子创立儒学之始，儒家的思维方式就不是感性和理性的两分模式，而是欲性、仁性、智性的三分结构。欲性大致相当西方的感性，智性大致相当于西方的（道德）理性。儒家思想的独特之处，是在这两者之间多了一个东西，这就是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也就是我所说的仁性。因为在欲性、智性之间多了一个仁性，而这个仁性就是一般所说的道德本体，所以儒家讲道德一定要讲本体，讲本体也一定要讲情感。如果能从这个角度进入，既可以充分尊重李泽厚先生对于情感问题的关注，又不必抛弃传统的本体，从而受人诟病。

以上是我为大会提交论文的主要观点。时间非常有限，只能点到为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原文以及我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章。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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