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本术末：真德秀的术数观

作者：王逸之 朱汉民

来源：《原道》第40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内容摘要：真德秀的命运思想思想与程朱理学密切相关。命运是术数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和术数一直共同关注的焦点。探究真德秀的命运思想，亦即论证其术数观。他所秉持“以儒为本”的命运思想，直接造就了“以儒为本”的术数观。当儒家“顺天安命”的思想，与术数中趋利避害的“算命”、“改命”的立场相冲突时。他比较儒家与术数的知命之法，将儒家所言之命视为“本”，术数所论之命当作“末”，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术数。他以一种通儒的态度去正视“小道”（术数），肯定术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末”之价值。但他之所以认同术数“末”的价值，不仅因为术数之“末”的道理与儒家之“本”的道理是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术数本于儒学。真德秀的“儒本术末”的术数观，是建立在正视“小道”的基础上，欲以儒之“本”来兼容术之“末”。

关键词：真德秀；儒学；命运；术数；本末

学界对真德秀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儒家思想中哲学概念与核心命题的诠释等方面，而在其术数思想方面的研究尚未涉猎。真德秀虽与朱熹同为一郡，然素未谋面，而私淑朱熹。后拜朱熹高足詹体仁为师，故其具有朱熹的私淑弟子和再传弟子的双重身份。经过“庆元党禁”之劫，程朱之学被官方严禁，众多学者一时纷纷改从他派，真德秀“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而续之，行于身，诵于朝，发于政事”。及至“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故真德秀对于理学的贡献，主要不是在思想上的创发，而在于他对程朱之学的承继。

 四库馆臣在提要中，即已指出“是编（四书集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伪异”。正是因此，真德秀关于天命、性命的观点，也主要以程朱之说来阐释的。在对程朱学说进行发扬和推广的过程中，真德秀的交际圈相当广泛，其中就包括诸多术士出入其间。术数“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博以杂说耳。”即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测人与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故欲知真德秀之术数观，须先明其命运思想。

一、以儒为本

命运是术数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和术数一直共同关注的焦点。探究真德秀命运思想，亦即论证其术数观。儒家性命观由孔子、孟子及子思等先后构建，从《论语》《孟子》《中庸》等经典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儒家性命观的演变轨迹和深刻内涵。程朱理学对此进行了系统阐释，真德秀《西山读书记》中也有详尽探讨。此书前两卷即探讨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性命”“命”等重要命题，之所以如此，盖因“性命”为义理之源。当然，儒家的性命之说也涵盖了其命运思想。宋代理学论命与汉唐以来从自然角度入手相异，而将它纳入到社会道德的领域内，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从心性角度来探讨命。

真德秀认为“性”始见于《尚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他援引朱熹之说，“性”是天之所降，人之所受者，故为“天命之性”。真德秀还认同朱熹将命划分为“气之命”和“理之命”的两分法，即“命，谓天之付与，所谓天令之谓命。然命有两般，有以气言者，厚薄清浊之禀不同是也。如所谓‘道之将行、将废，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则仁义礼智之性，如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谓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与，故皆曰命。”

所以，他也同样指出“性”有两种：一种是“天命之谓性”，乃以“理”言之；另一种则为“生之谓性”，是以“气”而言。“性命”虽是“性”与“命”的连称，然实则两者所指为同一。真德秀在《易经·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中，以程颐之说来诠释“性命”，即“程子曰：‘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

真德秀对“命”理解，也完全来源于程朱之说。在《易传·说卦》“穷理尽性，以至於命”中，他再次援引程颐和朱熹的观点，称“（程子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命犹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则谓之命。命者，造化之谓也。……问天与命、性与理四者之别。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合而言之，则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朱子曰：‘然’”。

真德秀认同程朱将“命”等同于“理”，这显然是就“理之命”而言的。而关于“气之命”，真德秀也认同朱熹对《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的解释，即“朱子曰：‘命谓天命，言此人不应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或问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初，气质之禀，盖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谓莫之致而至者也。’”

“理之命”与“气之命”存在何种关联？真德秀同意朱熹在《四书或问》中的观点：“然或者又以天命为穷达之命，则所知云者又若别有所属也，然则命有二乎？（朱子）曰：‘命一也，但圣贤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气而言者。以理言者，此章之云是也。以气言者，穷达有命云者是也。读者各随其语意而推之，则各得其当，而不乱矣。’”“理之命”与“气之命”属于同一个命，都是天所赋予之命，之所以有两种称谓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或层面而言的。朱熹对“气之命”有明显的命定倾向：“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于水火，须在水火里死，合死于刀兵，须在刀兵里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说虽甚粗，然所谓知命者不过如此”

真德秀在《西山读书记》中“命”的条目下，多次援引朱熹的这一观点，诸如“（朱子曰）命禀于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为而为，非我所能，必但当顺受而已”，“（朱子曰）人物之生，吉凶祸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顺受乎此也”等。从对“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性命”“命”等重要命题的探讨中，不难看出真德秀完全服膺于程朱理学的儒学立场。他尤其受朱熹“理之命”和“气之命”的影响，其中“气之命”是命理术家所关心的，“理之命”则为理学家所独创。他曾言：“死生福祸系之于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免，吾惟尽所当为以听其自至，其顺乎天孰大焉，非益乎？”即认为对不能改变的“气之命”，应当发扬儒家君子“修身以俟之”而“顺受乎此”。这充分彰显了他以“理之命”为根本，秉持“以儒为本”的命运思想，亦即“以儒为本”的术数观。真德秀这种儒家“顺天安命”的思想，与术数中趋利避害的“算命”“改命”的立场相冲突。儒家推崇“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而术数则以预测吉凶祸福为宗旨，与圣贤之理背道而驰。这必然会引起两者在理论层面的交锋。

二、以术为末

真德秀生活的南宋季世“术士满天下”，张栻称“近世风俗深泥阴阳家之论”，陆九渊亦言：“小命之术其来久矣，于今尤盛”。其时，江湖术士“今挟术浪走四方者如麻粟”，这就客观上造就了术士和南宋士人的交往机会，更何况“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

因而，出现了许多南宋士人为术士写序作文的现象，诸如魏了翁《赠章相士》云“泚毫赋此诗，为生邮梁楚”，刘克庄《赠徐相师》曰“袖阔日常笼短刺，肩寒春未换单衣。半头布袋挑诗卷，也道游方卖术归”等，真德秀也称“余方与友人刘定甫论《西铭》，而岳相师来索诗，遂直书以赠”。

真德秀作为一代醇儒，始终以程朱理学为圭臬，在与术士的交际过程中，是否秉持“以儒为本”的术数观立场呢？面对“以听声法观人，百不失一二”的术数现象，真德秀解释说：“人之类一也，而哲愚丰悴修夭有万之不同者，气也。气有清浊，故为哲愚；气有盈缩，故为丰悴；气有深浅，故有修夭。相形者因形以察之，听声者因声以察之，术虽不同，其求之气一也。”这显然是以理学“气质之性”来解读的，与朱熹所言“有人禀得气厚者，则福厚；气薄者，则福薄。禀得气之华美者，则富盛；衰飒者，则卑贱；气长者，则寿；气短者，则夭折。此必然之理”的看法是一致的。

真德秀进一步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者，数也；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者，理也。数不可以力而胜，理可以学而明。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气体犹可以移，性其不可以复乎？故夫富贵贫贱不安于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他通过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力证“顺天安命”的合理性。他秉持朱熹所言“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的观点，宣称“然则死生休戚、富贵贫贱，莫不素定于有生之初。盖天之所为，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犹欲以智力求胜，非惑欤？使此义苟明，则于爵禄不必兢而得，患难不必避而免，安时委顺，致命遂志，一无所用吾力焉，夫然后谓之知命”。

真德秀所宣扬的“知命”，是以儒家立场为主导地位的。当术士叶宗山拜谒他时，真德秀与之论命称“昔孔子尝言命矣，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孟子尝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夫所谓命云者，岂日辰支干、生胜衰歇之末哉！出处有道，语默有时，临死生，处利害，不惑不变，而惟义之归，此其所以谓知命也”。从上文“岂日辰支干、生胜衰歇之末哉”可以看出，真德秀比较儒家与术数的知命之法，是将儒家所言之命视为“本”，而把术数所论之命当作“末”。虽然他曾质问术士“论命岂能修造化，相形那解脱头颅。知君藻鉴真超绝，试问穷通改得无”，但还是认为“今五行家者流，其工于推算者众矣。然其于人也，有益焉，有损焉”。

其中称术数“有益焉”，即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它尚有“末”之价值，而并非完全否定术数。当术士华仁仲称术家相术发源孔孟，且识人之法比孔孟相法还要高妙。对此，真德秀回应称“古今言善相之人，必以许负辈为称首。予谓负辈第能知升沉修短而已，若夫辨贤愚，判淑慝，则未有出邹孟之右者。盖其言曰：‘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又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观人之法，尽于此矣”。他只承认术数仅知“升沉修短而已”的末节，而以儒家的“孟氏相法”为宗本。当然，术数之“末”，是相对于儒学之“本”而言的，正如真德秀所说：“夫儒道之大犹天地也，百家众技之流，则穹壤间一物尔”。这些都充分彰显了真德秀“以儒为本”的术数观，但他同时又缘何承认术数之“末”的价值存在？

三、正视小道

“小道”语出《论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它是指某一方面的技能或技艺，如农囿、医卜、百工之类，术数自然亦属“小道”此列。朱熹本人“至五行阴阳风水之术，亦皆通晓”，并不视小道（术数）为“异端”，其曰：“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囿、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真德秀学宗朱熹，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对待“小道”的看法自然也与朱熹是一致的。上文所言真德秀“儒本术末”的术数观，之所以认为“术末”，也正基于将术数视作“小道”而言的。

真德秀之所以认为“以吾道（儒学）律之（术数），固不免致远恐泥之讥，而就其（术数）所长，亦有不可废者”，是因通过“绍定三年冬，招捕使陈公提师出剑、汀间，曜之实从，用其推占之术，曰某日出师，某日破贼，其应若响答然。它如相地，如治疾，又皆予尝试而验者”等事情，故乃称“然则曜之所能，其可以小道废之乎”。不能将术数以“小道”废之，是因为术数的实用技能性，这也是圣人所为的。他说：“不知阴阳卜筮皆《易》之支流余裔，微而百工之事，亦圣人实为之，一能一艺，莫非世用所急，而一切薄陋之可乎？”因而，真德秀有时会对术士给予高度肯定，甚至与之求身后葬地。

如他在《赠顾泾序》中称“庐陵顾君泾，邃于阴阳五行之学，以之占天则神，以之相地则不苟。凡今之以术名，未有能过之者也。予乙酉趋朝，遇之于衢梁，君见谓曰：‘公之此行不满百日当归。’已而果然，盖其验如此，非神而能之乎”。但这并不是说真德秀对术数预测是信服的，在当时“无事不占，无事不卜”的社会习俗下，他也许正如朱熹所称“古者葬地、葬日皆决于卜筮，今人不晓占法，且从俗择之可也”的一样，而只是未能免俗而已，更可况他认为风水“求地而获吉与求而弗获，皆命也，人力乌乎与哉！谓命不可移是矣，谓地为可求是不知命也”。其它如术士池师惠预测他“君年时既合，而星辰行度偕会于吉，岁在乙丑，君其以词学策勋乎”，他表示“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即便事后果然应验，他却称“盖天之所为，非人之力也”。

这些都可以看出他始终秉持“命出于天”的儒本位立场。他以“以儒为本”的术数观，去对术数进行深入剖析，正如其在《赠罗一新序》中所论：“故凡得之以生者，其分有滋槁焉，其数有赢缩焉，其性有通窒焉。造物岂有意于丰啬哉？各随其所值焉尔。然富贵贫贱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气之所为，无所用吾力者也。”。他站在“气禀说”的理学立场，认为术数所关注的“气之命”是不能以人力而求的，而要积极致力于儒者所推崇的“理之命”。真德秀以理学视域来正视“小道”，也进一步反映了他“儒本术末”的术数观。他虽然认为术数预测不能改变命运，但还是以一种通儒的态度给予术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认可。之所以如此，是因“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却有道理在”。它的道理在于“世间万法，不出阴与阳。以字画求之，凡其清者、勁者为阳，浊者、软者为阴，从则上阳而下阴，衡则左阳而右阴，即阴阳而视强劣，吉凶判矣。非惟字画为然，凡世之所谓技术若筮与卜相与命莫不然。非惟技术为然，自吾一心之正邪推而至于世道之泰否，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恶者，一身之吉也；进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问相字者以吉凶，而不知反诸心以求所以为吉凶者”。

真德秀之所以正视“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价值，是因为“小道”的道理与儒家正心诚意的道理是一致的。这也是真德秀虽然否定术数能“算命”“改命”，还能正视“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原因所在。同时，真德秀的正视“小道”，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通儒对术数的兼容态度。

综上所述，真德秀所秉持“以儒为本”的命运思想，直接造就了“以儒为本”的术数观。他以一种通儒的态度去正视“小道”，肯定术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末”之价值。但他之所以认同术数“末”的价值，不仅因为术数之“末”的道理与儒家之“本”的道理是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术数本于儒学，正如他在《赠五行任君炳》中所称“以理论气者，濂溪先生之学也；以理论数者，安乐先生之学也。……识者勿以阴阳者流例目之”。换言之，即是说儒“本”可以兼容术“末”的。如他认为儒家“孟氏相法”较之仅知“升沉修短而已”的术家相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术数“若夫推步以知天，形象以观地，又术之难者也”。真德秀之所以“平生惯读横渠铭，不读许负天纲书”，也是源于他认为以儒家的修身功夫来立身处世即可，即“但应内省无所疚，何必从君（术士）问休咎”。至于，他在赠序中多次称赞术士“神乎其技”，我们要考虑到其文本后面的因素。如他自称“人言得罪为狂疏，若论狂疏罪不无。亦既自呵还自笑，只缘骨相合崎岖”，并非是把个人命运归结于骨相，而只是对于仕途多舛的聊以自嘲，他本人始终是“独有任道心，未死须乾乾”。

由此足见，真德秀“儒本术末”的术数观，是建立在正视“小道”的基础上，欲以儒之“本”来兼容术之“末”。正因如此，他有时甚至“不把穷通来问汝（术士）”，反而“独有一事欲扣君（术士），学海无底难穷寻。几时铁拳透铁壁，直窥千年贤圣心”。他常通过为术士作序这一传播途径，对外宣扬儒家命运思想之精义，消除世人对术数认识的误区。故而，他一方面既称赞“然则以命语人，亦岂易乎？括苍张君元显，五行家之巨擘者也”，而另一方面又劝勉其“毋命之恃而惟命之安”。还极力称赞术士叶子仁“每推论五行，辄以善道勉人如孝弟忠信、清心寡欲等语”的行为，以及对术士张宗昌“能遣其子负笈从师，文辞日赡以蔚，是将变方技为儒者之门，又可喜也”，这些都直接体现了真德秀“儒本术末”的术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