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首与新香港：下半场的开放性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香港橙新闻2022年4月5日

以“五十年不变”的制度实验周期计，“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到来还有两个多月。随着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她的长期公务员政治生涯即将划上句号（42年），而下半场的香港必然迎来一位新特首，不仅是职位意义上的，也是人格意义上的。作为“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下的香港特首，其秉有“行政主导”的宪制责任，又受到来自香港内外的多重结构性压力，且受牵制于港英制度传统和利益网络的种种牵绊，做人做事均不容易。从回归以来的几任特首来看，有过商界领袖，有过公务员精英，也有过专业人士，但不能说“行政主导”真正在管治中确立了，也不能说“爱国者治港”名实相符了。否则，何来黑暴之乱？何来疫情之乱？

因2015年普选闯关的失败，香港特首选举仍然沿用“选委会”模式下的间接选举制度，2021年新选举法并未改变这一制度模式。5月8日的新特首将由新选制下的1500名选委（实际人数为1463名）选举产生，由中央实质性任命。香港从2019—2021年，我称之为“港变三年”，极致呈现了香港反对派势力的最高能量和国家权力进场的秩序力量。这三年，改变了一切，“一国两制”范畴柔软、模糊、不忍、拖延、掩盖、恩怨情仇、信念与利益扭结的一切。与这三年的制度巨变相适应的是两种塑造香港之力量的继续斗争和精神对抗：其一，基于“一国”的融合性力量，在香港国安法与大湾区战略加持下，以“爱国者治港”的名义从政治上和社会文化上逐步翻身，掌握真正的管治主导权和文化领导权，但这一转型调整过程仍面临巨大挑战，远未完成；其二，基于“两制”的分离性力量，在本土激进派和外国干预势力加持下，在普选进程挫折的精神打击下，在青年世代本土主义力量的兴起下，突破“一国两制”底线而寻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独，并无节制信任和勾结外部势力，以一种虚幻的“全球化身份”对抗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国家身份”，这是“两制”文化战争的现实化。特首及香港特区政府夹杂于其间，立法会反对派议员、本土/外籍法官及香港绝大多数公务员也夹杂其间，他们怎么理解？怎么认同？怎么选择？

对深圳河北岸的庞大的国家文化与国家政治精神，“反对派”自然是全力抵制和反抗的，修例风波之惨烈可以佐证，但“爱国者”是否内心真的理解和认同呢？除了利益连接与政治表态的因素之外，我认为对国家文化与国家政治精神之真切理解与运用，始终是特区政府与爱国管治者的一个知识短板和能力短板。香港熟悉的是西方，擅长的是既有国际化平台的运营和维护，但缺乏真正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在超出香港的国家政治甚至国际政治范畴内高瞻远瞩，突破前行。在中国与世界更紧密互动的新全球化格局下，在一带一路与大湾区的战略机遇下，香港比任何中国城市甚至周边其他国家的大都市都更有机会促成新一轮巨大增长。但香港回归以来，机会错失太多，陷入政改陷阱，民主化内耗空转，蹉跎黄金时光，在国家战略与体制巨大调整的条件下，香港又显示出难以理解和无法跟从的精神困顿与战略迷茫。这些都会反向投射到香港特区政府管治及特首施政方面。林郑月娥意志满满的“北部都会区”战略规划，本是书写香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第一传奇，是香港新历史的伟大转折，但似乎与她无缘了。如果新规划是认真的，她会极其痛惜，为政治人生的不完整而扼腕；如果新规划不是认真的，特区政府的思想就仍然是陈旧和无所作为的。

作为香港回归以来的首位女特首，2017年胜选何等意气风发。作为香港特首，这五年又是危机重重，堪称最典型的“危机特首”。从其自身素质、意愿、选择和香港内外环境条件来看，对这位“危机特首”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其一，她具有香港精英公务员对本地事务的精英化理解及其判断执行的行政习惯，但并不善于从国家战略视野看问题，也不善于从群众路线获得施政资源与力量，这种结构性限度妨碍了她对香港政治社会危机的敏感性及行动能力；其二，她有推行“大和解政治”的意愿和尝试，希望成为“全民特首”，希望超越党派和立场推进香港诸项政策和事业的进步，但对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风险性评估应对不足，关键时刻又会优柔寡断，错失管治良机；其三，她在大的制度忠诚面基本能够经受严峻挑战，无论是修例风波的极端政治冲击，还是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的国家立法，都能够在原则上不退缩和弃守，与中央共进退，这或许主要源于其长期的公务员“执行伦理”，在清晰的上层决策下可以执行，但很难独立决策和承担；其四，在香港及其自身遭受西方非法长臂制裁的斗争中，她对西方的理解和应对逐步调整和适应化，对西方的情感、价值和政治的依赖性逐步减弱，这是其所处职位与斗争压力塑造而成，不代表特区政府多数公务员已完成斗争中的忠诚重塑；其五，她在“连任难题”及其化解上选择了较为体面的退场处理方式，客观而言这五年作为特首的言行举止和重大政策选择不可能让中央、香港社会甚至外部势力都满意，且香港社会经历修例风波的反对高潮、国安法的国家权威降临以及新选举法的民主生态清理，加上外国非法制裁和威胁，整个社会有惶惶不安、怨气四溢的复杂情绪，特首是情绪宣泄的集中爆发点，她从主观和客观上都难以回应和安抚社会愤怒情绪；其六，香港抗疫上的左右摇摆和执行不力，成为连任天平上最不利的一块砝码，更给其潜在政治对手和香港民众指责和埋怨的理由，由此导致压力重重，无可疏解。

当然，对于林郑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后香港有些人开香槟庆祝、泄愤式欢呼，我以为也是不妥甚至狭隘的，设身处地，这些人及其所支持的人若身处这五年的特首之位，一定会做得更好吗？林郑的五年是香港的政治与内外环境巨变的五年，无论如何她做到了有始有终，表现了一定的政治节操和担当，即便具体成绩单未必如愿，但香港秩序稳定的基本面及融入国家发展的转型趋势是确定的事实，其进取不必有功，守护则需予尊重和肯定。不再寻求连任，反而没了政治负担，如果确实如其所言集中精力于香港抗疫、特首选举、政府交接及回归25周年庆典活动，则可略为找补失去的政治时光，给自身的长期政治生涯留下最后的纪念和称许。时间拉长，怨恨和利益牵扯远去，再回头看这五年及林郑的作为，也许会另有一番滋味。     

总之，今年的七一越来越近了，香港“一国两制”下半场即将拉开帷幕，一种油然的“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之感慨袭来。香港“下半场”是开放性的，必然的发生与后果已经沉淀，香港需要做的是守护之外更有进取，因为没有进取，守护也是不可持续的。新香港与新特首会是什么样的呢？这必然与国家在战略上对香港的角色设定以及香港自身的优势能力有关：香港需要更加安全，以应对未来的中美激烈斗争和社会转型的阵痛；香港需要更加融入，以适应国家战略的结构调整及国家对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建构；香港需要更有国际活力和金融影响力，这就需要香港对自身核心优势和特色进行检讨和维护，不能放弃立港根基；香港特首与香港管治团队需要成为真正的“贤能爱国者”，要有充分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意识到香港管治不是简单的按规矩办事，而是在国家战略与体制下依据香港实际的积极判断和行动，香港政治文化需要纳入“进取”元素，与整个国家发展在精神和节奏上更为互信及合拍。下半场的“一国两制”，其重心在“一国”，其创造性潜力和前景在“两制”，其行稳致远在中国的自主现代化的体系性建构前景，也与整个世界体系的和平发展基础是否可持续有关。有悬念，有风险，有不确定性，也有巨大的战略机遇，以及与国家共进退的政治成熟机会和再全球化发展机遇，香港抓住则佳，抓不住则可惜。无论主观意愿如何，总体的历史很客观，新香港与新特首具体面目和命运如何，必然是历史漩涡中的事件和存在，也是民族复兴伟大进程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