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二陈一杨”，岭南“儒宗”“诗祖”

作者：钟葵

来源：《广州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正月二十日甲辰

          耶稣2022年2月20日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地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赓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清黎简《碧嶂红棉图》

岭南文化源于何时

清初“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言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

屈大均认为，广东在我国的南方，所以古代叫“南中”、“南裔”。这个地方，与天上二十八宿的“大火”房宿对应，也是“火神”祝融管辖的地域。在《易经》中，离卦属火，又代表“文明”，而广东正处于离卦之地，所以屈大均说“天下文明至斯而极”。

“极”，是指地理之极。古人一直认为，我国的文化发源地是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向南传播至广东，在地理上已是尽头了。所以广东的文化相对于其他地方起步较慢，在秦汉时期才开始萌芽。不过，岭南文化虽然起步晚，但后劲十足，到唐宋时期已崭露头角，明代中叶之后，更是大放光芒，直追中原。发展到清代和近现代，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岭南文化始于何人

屈大均曾说：“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

又说：“南越文章，以尉佗始。”

高固是南海人。周显王时，岭南地属楚国管辖。高固才能出众，为楚威王相。传说他担任楚相时，位于越秀山的“楚庭”有“五羊衔谷”之祥。

当时，有个名叫铎椒的文官，见楚威王没有通读《左氏春秋》(即《左传》)，便把以往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编为四十章，名为《铎氏微》，由高固献给楚威王，因此楚国文教日兴。所以屈大均说广东人从事文教事业是从高固开始。可惜的是，高固没有文章流传下来。

尉陀即南越王赵佗。汉初，汉文帝有《赐尉陀书》，尉佗也有《上汉文帝书》。屈大均认为尉陀的《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故说“南越文章，以尉佗始”。但又怀疑是由其来自中原的“秘书”代笔，未必是尉陀本人或南越人所作。

因此，高固和尉佗都算不上是岭南文化的创始人。

那么，岭南文化的创始人是谁呢？

屈大均说：

“然则文其以汉之陈元为始乎？其请立左氏一疏，大有功圣经。次则杨孚有请均行三年通丧一疏，即其《南裔异物志》，辞旨古奥，散见他书，搜辑之亦可以为广东文之权舆。”

屈大均在这里只提及陈元和杨孚两人，实际上陈元的父亲陈钦，也是岭南文化的开山祖。这三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岭南人。

岭南经学的兴起，始于陈钦

陈钦，字子佚，生于汉宣帝末年，世居苍梧郡广信(广东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一带)。“广信”的得名，是汉武帝平定岭南后，鉴于原南海郡的郡治番禺城已焚为废墟，遂将岭南首府迁至苍梧郡离水与郁水的交汇处，并取名“广信”，取意“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

因广信地处中原与岭南交通往来的水陆要冲，又一度成为岭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最早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出现了岭南地区最早的一批文化精英，其中最杰出的就是陈钦。

史籍记载，陈钦自幼博览群书，熟习“五经”(《易》《书》《诗》《礼》《春秋》)。汉成帝时，被举荐为“茂才”，师从经学大师贾护，研习《左氏春秋》。他博采众长，融汇贯通，卓然自成一家，撰有《陈氏春秋》(已佚)，与当时博学多才的经学名家刘歆齐名。

随后，陈钦来到京师长安，被朝廷任命为“五经博士”。不久，又负责教育皇室子弟及贵戚。陈钦的弟子中，有两人做了皇帝：一位是汉平帝，另一位是时任大司马，后来篡汉的王莽。不过，陈钦虽是王莽的老师，但最终还是被王莽所害，在狱中自杀。

汉代的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自汉武帝立经学博士后，今文派完全碾压古文派，“五经博士”是清一色的今文派学者。王莽改制，始立古文经学博士。陈钦是古文派学者，他能跻身于“五经博士”之列，在当时也是凤毛麟角。更重要的是，他是岭南研究经学的第一人。

岭南人办“书院”，始于陈元

陈元，字长孙。他幼承家学，传习父业，逐字逐句对《左氏春秋》进行考证和注解。因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于经学研习，以至于“不与乡里通”，被乡亲们视为“不近人情”。

东汉初年，陈元赴京城任议郎。由于他对《左氏春秋》考证深入，注疏周详，见解独到，一时名噪公卿。史称他与当时著名的学者桓谭、杜林、郑兴齐名，“为学者所宗”。

陈元任议郎期间，做了两件影响后世的事情：

一、力争立《左氏春秋》博士。光武中兴后，有人提出恢复“《左氏传》博士”。当时朝廷对此事的争议十分激烈，反对者范升等人认为“左氏浅末，不宜立”。陈元闻之，立马上疏光武帝，据理驳斥，后又与范升反复辩论十数次，最后陈元驳倒范升，光武帝遂允立“《左氏传》博士”。

二、在洛阳设馆授徒。虽然光武帝同意立“《左氏传》博士”，陈元也是公认的第一人选，但汉武帝偏偏不用陈元，而任用第二人选李封为博士。没多久，李封病死，光武帝本来就不太喜欢古文经学，于是趁机将“《左氏传》博士”废掉。

博士未当成，陈元便另寻他径传经。据史籍记载，陈元在京城洛阳“以授徒为业，传《左氏春秋》”。陈元在洛阳设馆授徒，可谓岭南人办私学之肇端，虽然当时不叫书院，但形式上与书院无多大差别。

陈元的著作《陈元集》及《左氏异同》均早已亡佚，所幸《后汉书·陈元传》收入了陈元的两篇疏议，这是历史上由岭南籍人士撰写的最早的政论文章。

学者评价：二陈是“粤人文之大宗”

陈钦、陈元作为汉代古文经学派代表，对《左氏春秋》的研究达到了最高水平，是当时全国学术界的标杆。尽管陈钦、陈元的活动主要在岭外，但他们不仅是吸纳中原文化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岭南文化的“拓荒者”。

《广东通志》的儒林传，把陈钦、陈元列为岭南儒林之首，盛赞“陈元独能以经学振兴一时，诚岭海之儒宗也”。

屈大均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学之初，即知诵法孔子，服习《春秋》，始则高固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所遗，犹能使乡闾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

城中村里深藏2000年“杨孚井”

汉代岭南文化的“拓荒者”中，“二陈”没有完整的著作流传下来，活动遗址也荡然无存。另一位重要人物杨孚，则不仅有较为完整的著作传世，还有居住和著书讲学的遗址可寻。

杨孚，字孝元，东汉南海郡番禺下渡头村(今广州海珠区下渡路)人。汉章帝时，杨孚获举荐北上京师洛阳，通过了朝廷举办的“贤良对策”考核，官拜议郎，以皇帝身边近臣身份参政议政。

据《百越先贤志》等书记载，杨孚任议郎曾提出两项重要主张。一是极力主张以孝治天下，要求郡国之士诵读《孝经》，为汉和帝所采纳，下诏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丧”，同时奖励有孝行的臣民，救济孤寡贫老者，影响深远。二是提出“吏治必务廉平”，主张以廉洁作为选拔和考核干部的标准，这一建言也获得了皇帝的认同。

在珠江南岸的杨孚故居，古人多有题咏。如唐代诗人许浑有“烟深杨子宅，云断越王台”，以及“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盛越王台”句，表明至少在唐代，“杨子宅”已成广州名胜，可与“越王台”媲美。

杨孚故居保留了很长时间，“失踪”的时间可能是明末。清乾隆年间的《番禺县志》曾记载：“后有张琼者，掘地种蒌，得一砖刻云：杨孝元宅。”这个获砖之地，被确认为杨孚宅第遗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提及此事。

现在，杨孚故居只剩下一处遗址，就是原杨孚故居后花园的“杨孚井”。这口形制古拙的红砂岩古井，正是当年杨孚所开凿，虽已有近两千年历史，但至今井水依然清澈。不过，这口井藏在海珠区的城中村中，要找到它着实不易，即使是广州人，也可能会“荡失路”(迷路)。

想参观“杨孚井”，最好乘坐广州地铁8号线，在鹭江站B出口出站后左转，进入下渡路，往前走数百米，走到冠记肠粉店处，就左转进入旁边小路，可见到不远处有“杨孚故宅”照壁，然后按指示牌找到下渡东约一巷，就可见到“杨孚井”了。如乘坐公交车，可坐8路、24路、93路、182路、229路车等到下渡路口。

带回松树种宅前，珠江南岸变“河南”

杨孚从洛阳荣归故里后，从河南带回两棵松树植于宅前。这本来是一件日常小事，但不久后，便发生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怪事”。

据《广东新语》记载：“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人以为在江水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其家在珠江南，尝移洛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岭南天暖无雪，而孚之松柏独有雪，气之所召，无间远迩。雪其为松柏来耶？为孚来耶？”

广州地属无冬区，冬季一般不会下雪。但自从杨孚带回洛阳松柏后，北方之雪便随着他移植的松柏来到无雪之地，且只落在杨孚宅前的松柏上。此事确实有点神奇，人们搞不清楚飞雪是为松柏而来，还是为杨孚而来。出于对杨孚的敬仰，人们称他所居住的地方为“河南”，并尊称他为“南雪先生”。久而久之，约定俗成，进而把四面环水的整个“江南洲”也称之为“河南”。

因此，屈大均认为：“河南之得名自孚始。”至今，广州人仍称呼珠江南岸的海珠区为“河南”。

此外海珠区不少地名也与杨孚移植松树有关。历代文化人以“门邻杨子宅”为荣，百姓则纷纷种植松树。由此出现了不少与松树有关的地名，如万松园、万松山、大松岗、半松坡等，可见杨孚在民间的影响之大。

撰写《南裔异物志》，漱珠岗上讲学

杨孚是通才式人物，既有卓越的政治才华，又有渊博的文史学识。

在洛阳当议郎时，杨孚了解到交趾部和郡县长官为了讨好朝中权贵，大肆搜刮岭南特产，“竞事珍献”，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便上疏提出严禁此类行为，惩治贪官污吏。

同时，他还把岭南土特产分列条目，撰写成《南裔异物志》，并“枚举物性灵悟，指为异品，以讽切之”。此书一出，岭南异物广为人知，贪官污吏不得不有所收敛。

《南裔异物志》原书在宋代已失佚，后人转相引用，故“散见他书”。清代南海人曾钊从诸书中重新辑录成两卷本《异物志》，流传至今。这本书开我国学者杂记地方风物之先河，为此后同类撰述开拓了新领域，汉代以后，步其后尘者层出不穷。

在史学领域，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处于正史与稗史之间，在当时史学门类单一、尚未充分发展的时代，为史学创立了新的门类。

杨孚晚年从京城退休，返穗定居。他见附近有一山岗(即现在的漱珠岗)奇石叠起，老树参天，环境清幽，便结庐其间，名之为“石边祠”，在此讲学和著书，漱珠岗从此留下了岭南书院的早期印记。

南宋时，岭南文化名人崔与之慕名而来，也在漱珠岗设帐讲学。清末道士李明彻在漱珠岗建纯阳观时，为纪念杨孚和崔与之，在纯阳殿两侧建杨孚祠和崔清献祠。

此后，漱珠岗便成为文化人的聚会点。清同治年间，名画家苏六朋在此建松枝仙馆；岭南画派奠基人居巢、居廉常来此登高作画；其后“二居”弟子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在此栽梅树，结成“梅社”，并将社名刻于漱石上。

学者评价：岭南“诗始杨孚”

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多为散文，亦有四言韵文的“赞语”，文体颇为独特。后人认为，杨孚在行文中运用藻言韵语，是为了便于士民诵读。

正因此书文体独特，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中，有“诗始杨孚”一条，屈大均说：“其为《南裔异物赞》(即《南裔异物志》)，亦诗之流也。然则广东之诗，其始于孚乎？”

标题为“诗始杨孚”，然后行文又打问号，屈大均之所以不肯轻易下结论，是因早在西汉初年，岭南人张买“鼓棹能为越讴”。有一次他陪伴汉惠帝刘盈在苑池游乐，一边划桨，一边唱自己改编的广东民歌，歌词颇有讽谏之意，让汉惠帝有所领悟。

不过，张买充其量只是个“歌星”，不能称之为“诗人”，且张买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广东真正的“诗祖”，还是杨孚。

杨孚在岭南文化史上还有一项第一。因《续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杨孚《董卓传》，这也是岭南人著作被载入史志的头一回，所以曾钊说：“粤人著作见于史志，以议郎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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