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致君：程俱“经筵讲义”研究

作者：王琦

来源：《原道》第39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内容摘要：程俱为宋高宗讲《论语》《孟子》而作的“经筵讲义”，学界鲜有研究。由于经筵讲义是宋代帝王之学的产物，承载着宋代士大夫通过儒家经典教育提升人君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能力的功能，因而程俱在经筵讲学时，通过经义诠释寄寓了其以仁政王道、施之于当。制器创物、慎始思终，选贤授能、以礼相待，以仁存心、惠泽百姓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略。程俱在经筵讲义中的经义诠释与书生之学重在分章析句不同，具有从人君角度出发，阐发经义，启迪君心；联系实际，针砭时政，劝诫君主；引经据典，参之故事，生动可感等特点。呈现了宋代士大夫通过经典诠释，力图以道致君，用学术影响政治，为君臣在治国理念与思想意识上达成某种共识，拓展参政议政渠道提供了重要平台，从而为研究宋代君臣共治天下格局形成与士大夫政治风貌，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

关键词：程俱；《论语》；《孟子》；经筵讲义；士大夫

一、引  言

程俱作为南北宋之际以文才闻名的士大夫，不仅“诗章兼得唐中叶以前名士众体”，“为南渡词臣称首”，还曾“为天子掌制命”，文辞典雅宏奥，备受推崇。其撰《麟台故事》被视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概论性的图书馆学著作”。当今学界对程俱的研究多侧重于其生平、年谱、诗文、《麟台故事》等领域，而对其在经筵侍讲之时所撰的《论语》《孟子》讲义鲜有研究。

据《宋史》等记载，程俱在绍兴元年（1131年）“擢中书舍人兼侍讲”，于当年十月十二日、十九日、二十三日，绍兴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为高宗讲《论语》和《孟子》。其经筵进讲的讲义现存于《北山集》卷29《进讲》中，所讲内容为《孟子·梁惠王》及《论语·雍也》部分章节。与其他经筵官每次一般只讲一经不同，程俱在经筵同时进讲两经，先《论语》而后《孟子》。

经筵讲义作为承载宋代士大夫以儒家经旨义理教化帝王的讲学之作，不仅浓缩了经筵官们多年的学术思想精髓，而且寄寓了其培养圣王贤君的政治理想，属于“帝王之学”的范畴，这就决定了程俱经筵进讲《论语》《孟子》之时，不能像“书生之学”那样分章析句，而是要讲明经义背后所蕴含的修己治人之道，有助于君德的养成与国家的治理。

因而通过对程俱经筵讲义的探讨，我们可以管窥他对理想君王与政治的期望，进而把握经筵讲义不同于书生之学的“帝学”特征，揭示士大夫们如何以学术切入政治，以道致君，展现宋代独特的士大夫政治风貌，更好地了解程俱其人其事其学。

二、经筵讲义诠释要旨

面对着秩序重建的历史任务，宋代士大夫们普遍地相信“经者所以载道，而道者适治之路”。经典中保存着尧舜圣王千古相传修身治国之大道，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内容为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王十鹏曰：“学与政非二物，顾所学者尔。学帝王仁义之术，则为德政；学霸者刑名之术，则为刑政”。以何种思想与治国理念引导帝王，往往影响着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决策的走向。

尤其是对于经历北宋灭亡与南宋风雨飘摇之苦的程俱，亲眼目睹了外族的兵戈铁马与百姓的流离失所，他始终坚持着以其所学经世济民的理想，其“稍任州县，即能遇事引义，慷慨论列利害”；身处朝堂，刚直耿介，屡次被罢，而“气益坚刚”。绍兴元年，程俱入侍经筵为“帝王师”，更是给了他近距离接触君王，借经义陈说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学术思想，一展所学的机会。

虽然每次经筵讲学均同时开讲《论语》《孟子》两经，但程俱从为国家培养理想君王的立场出发，围绕着“王道”“仁政”“用贤”“君德”等要旨，择取了《孟子·梁惠王上》《论语·雍也》的部分经文，通过经筵讲学的经义阐发影响帝王，从而寄寓自己以道致君而成君德圣治，惠泽天下百姓的王道理想。

（一）为政之本：仁政王道，施之于当

程俱的政治理想是以儒家仁政王道思想致君尧舜，救民于水火之中。因此他借孟子与梁惠王“移民于河东以就粟，移粟于河内以救荒”等问题的讨论，指出为政应抓住根本，将“爱民之意”施之于政，而不是采取“移民”“移粟”等一时之权宜措施来安顿百姓，而应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等全局出发，采取系列措施，心怀天下，实行王道政治。

“如春省耕、秋省敛，凡起徒役家，毋过一人，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不违农时，民皆得以尽力于稼穑”，“不使密网入于洿池”，“鱼鳖则与民同其利者，未尝有竭泽之忧焉”，“斧斤以时入山林”，“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使得粮食、鱼鳖与材木“皆有余而不匮”，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

即使有“凶荒之岁”，对其基本生计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并以郑国子产为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解小部分人过河之困，而不知架设桥梁以纾大众之难，被孟子嘲笑为“不知为政”的故事，阐明为政者不可局限于施小恩小惠于民，而应胸怀高远，运筹帷幄，博施于民，解决百姓民生问题，才可实现“既安且治”的理想社会秩序，这就是“王道之始”，也即为政之本。而为政的原则则是“合于天道，当于物理”，符合天道与民情，“施之当而已”。

（二）为政之要：制器创物，慎始思终

程俱认为“政之所及者广”，在制定政治制度、制器创物、出台措施之时，应“慎其始而思其终”，否则一有不慎，就有可能产生“为祸深且久”的“苛政之害”，以致“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率兽而食人”。

程俱并“以人食食马畜”的问题为例，指出为政者最初并是“有意于使民饥而死也”，只是由于“吴越之地，菽麦之生者寡”，“比者行军所过州县，皆敛稻谷以食马”，而“二石之谷，一石之米也”，如“敛万石之谷以食马，则民间无五千石之米矣”。一旦普遍地采用以谷食马的方式，就会导致“民转而为饿莩者”的灾难。

可见只要与政治有关，哪怕只是马食“粟”与“谷”等小事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百姓饿殍满地等大问题，进而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就如同“古者用偶人以从葬”，最初只因陶俑像人而用之殉葬，却最终却发展为以人殉葬的情况。为此孔子批评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更何况那些因苛政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饥而死”的君王呢？

因此，为政以“杀人”更甚于以“刃”与“梃”杀人。一器一物之制作之不慎，犹可导致百姓之死生，更何况国家政治制度及政策之出台，故人君为政当思虑长远，考虑后果，以人为本，慎始虑终。

（三）用人之道：选贤授能，以礼相待

《中庸》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君主专制的国家，人君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利，但国家治理并非君主一人所能独任，还需要选贤授能、群策群力，方可实现国家政治、社会的有序运行。程俱借《论语·雍也》季康子问仲由、子贡、冉有“可使从政也与”章、“贤哉回也”章的经义发挥，阐发为政用人之道与君臣相处之原则。

（1）官职授受，以才不以恩。为政者在任命官员时，应当遵循“知其可使从政，而后与之从政也”的原则，先有从政之才而后授之以政，切不可因私爱私恩随意授官，使其往“学”而制之，这就好比“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必多，于个人于国家都非益事。

（2）举贤授能，量才授官。程俱指出为政举才，当从“箪食、瓢饮之间”等日用常行处，“观人之得道浅深与夫志之小大”。并以颜回为例，认为只有“能不陨获于贫贱，则能不充诎于富贵；能不为贫贱之所移，则能不为富贵之所淫”等品性的儒者与“大丈夫”，方能“以道事君”，不为贫贱富贵易其操守，辅助君王成就经世治国之大业。

同时由于每人的能力大小各异，又当因其长而用其才。如鲁国因“以季路之果敢，子贡之通达，冉有之才艺”而授之以政，最终仲由为季氏宰而助孔子堕三都以强公室，冉求“为季氏将帅，以与齐战于郎而克之”，子贡一出而“存鲁强晋而覇越”，各守其职，各尽其才，收其“果、达、艺之明效”，安定国家，保存社稷，经邦治国。

（3）臣以道事君，君以礼待臣。关于君臣之间理想的相处之道，程俱以历史上伊尹、傅说等贤士为例，指出汤成“有商之业”，高宗成“中兴之功”，就在于任用了一批“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的贤才，因此君欲用“以道自任”的贤才为臣，绝“不可以爵禄宠利拘而可以礼致也”。

可惜三代而下，为人臣者“往往有自衒自鬻”，有“图利于其君之心”，而人君则往往有“有骄士之心”，用“爵禄宠利”以诱士，“待士之礼亦薄”，从而导致“上下胥失”，内无贤才辅助，外有敌国之患，国家上下失序，政治混乱。此外，程俱还借《论语》“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章的诠释，通过阐发卫灵公虽无道，但因有“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而“能免于斯世”的事例，进一步佐证人君任贤使能对国家政治治理的重要性。

（四）君王之德：以仁存心，惠泽百姓

在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宋代士大夫们往往将“内圣”视为“外王”的根本与前提，因而君德成就被视为经筵官最重要的职责。程俱通过对孟子批评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经义诠释，指出君主最重要的品质与“一天下”的武器就是“仁”。并以齐宣王不能视牛之将就死地的故事，阐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之心”乃是“仁之端也”，如能“推是心而广之，则仁不可胜用矣。”

然而为什么人君虽有“仁心”，但却“不能推是心，以恩加于百姓”呢？这并非能力不够，而是“不为”的原因。就好比“力足以举百钧而不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进而指出“夫以千里之国，诸侯之位，有可为之势，推不忍之心，而行王政以成王业，此非不可能之事也，然不为焉”。

所以“人主患无求治之志，而不患治之不成；患无可为之资，而不患行之不至。”人君求治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以“仁心仁闻”而“达于天下”，以仁存心，推而广之，惠泽百姓。所以“为国之存亡”，君德之成就，一言概之曰：“仁与不仁而已矣”。

综上可知，程俱无论是言王道政治、为政之要，还是谈用人之道、君德养成，均是希望培养内圣外王合一，德位相称的理想帝王，从而确保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百姓安居乐业，寄寓了其以仁政王道致君，而以成君德圣治的政治抱负。

三、经筵讲义诠释特点

经筵讲义是宋代帝王之学的产物，承载着宋代士大夫通过儒家经典教育，提升人君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能力的功能，这就决定了经筵官在诠释经典时，不能侧重于字词章句疏解，而是要从国家治理与君德成就的角度出发进行诠释，具有阐发经义，出之己意，讽喻时政，劝谏君王，经世济民等特点。

（一）阐发经义，启迪君心

关于帝王之学与书生之学的区别，吕公著曾说：“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如果说书生之学解说的重点在于字词训诂与分章析句，那么帝王之学则重在阐发经典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

与普通“书生之学”的文本先列经文，再注解字词、疏通句意不同，程俱的经筵讲义则依据所要阐发的主旨选择经文，然后以“臣以谓”“臣闻”“臣窃以谓”等按语，另起一段，围绕着君“德”与为“治”，阐发经义，启迪君心。同时为保证思想与言说的连贯性，全篇无一字词训诂，而着重于义理发挥，行文流畅通达，气韵连贯。

以程俱《孟子讲义第一·讲义第五授》为例。文中先列孟子与梁惠王讨论“杀人以梃与刃”、“以刃与政，有以异乎”等经文，接着以“臣观孟子告梁惠王”等语，直接阐明观点，指出“夫刃之与政，其杀人无以异，犹梃之与刃也”，然后言话锋一转，用“然臣以谓政之杀人有甚于刃者”之言，表明自己的观点与立场，指出这是由于“政之所及者广，而其为祸深且久故也”，“此苛政之害，孔子所以知其甚于猛虎者也。”

进而以“季文子相鲁而家无衣帛之妾与食粟之马”的故事，指出“夫初以人食食马畜，非有意于使民饥而死也，而驯致于使民转而为饿殍者，是始作俑而终必至于用人之类也”，警醒高宗为政当“慎其始而思其终也”。其经义阐发，不为经文所限，逻辑清晰，环环相扣，无一不关切人君为政要旨，具有个人浓厚的价值取向与主观意识。其他章节的诠释亦具有同样的特征。

（二）针砭时政，劝诫君主

经筵既是对帝王进行经史教育的场所，又为经筵官借助经义阐释，针砭时政，讽谏帝王，提供了有效平台。面对南宋飘摇的政局与百姓的困苦，程俱特重什么是“王道之始”的经义诠释。

他从人君的视阈入手，提出应统筹兼顾农业农时、渔业林业、生态环境、民力民生等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王道理想落实到政治实践当中。程俱还联系实际指出：“今夫天下之民，其穷困至于生无以养，死无以葬，则其夺攘矫虔之事，生于憔悴无聊之心，盖将无所不至矣。虽欲安且治得乎？”

进而强调“养生丧死无憾，其为王道之始也，明矣”。程俱经筵进讲总计四次，他每次均会在经义阐发中，联系人君修身治国的实际，拳拳劝诫君王“勤听断、明政刑、节财用、慎举措、修军政、纾民力、进贤能，以驯致中兴之功”。其爱国忧民、诲君勉君之心，溢于言表。

针对当时朝堂武功大夫不经磨勘迁转的弊病，程俱上《缴苏易转行横行奏状》，劝谏高宗“夫官职轻重在朝廷，朝廷爱重官职，不妄与人，则官职重；反是则轻，轻则得者不以为恩，未得者常怀觖望，此安危治乱之所关也”，反对朝廷不尊祖宗法度而随意授官。

他还利用讲《论语·雍也》季康子问仲由等三人是否“可使从政”章经文，以子产反对子皮任用没有从政经验的尹何为邑宰的故事，警醒人君当“将知其可使从政，而后与之从政也，岂大官大邑而肯使之学制乎？”指出官职乃朝廷公器，切不可因“私爱”而随意授官，劝谏人君选贤任能，量才授官。其经义所指，乃是针对时局，有为而发。这种关切现实、针砭时弊、劝诫君王的特点，是“书生之学”逐词逐句逐章疏通经典原文大义所不具备的。

（三）引经据典，参之故事

为更好地启迪人君，感发人心，实现经筵讲学的教学目的，程俱在阐发经义时，一方面引经据典，以增强论说的权威性与说服力；另一方面参之以故事，使经筵讲经更为生动可感。虽然在其《北山集》中存留的《进讲》记录只有四次，但每讲中程俱都借助经典的权威与力量，佐证自己的观点。

如“十月十二日”进讲，程俱引《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阐明为政当“合于天道，当于物理”，必须要施之有当，不可厚敛于民而济富。“十月十九日”进讲引《诗经·黄鸟》《礼记·檀弓》之言强调为政当慎始思终。“十月二十三日”进讲引《礼记·曲礼》《史记》来证明人君之威仪与品质在于“仁”。“二月十二日”进讲引《左传》之言论证选贤授能之重要性，等等。

此外，程俱还运用例举故事的方式，增强讲学的生动性与感染力。如以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而不知架设桥梁以济众人的故事，说明为政不可只施小恩小惠，而应高瞻远瞩，博施于民而济众；以子产阻止子皮以“尹何为邑”的故事阐明官职不可因私恩轻授，而应量才授官；以“季文子相鲁”的故事，强调为政不可不慎始思终；以《左氏传》哀公十一年五月“孟之反为之殿”等故事证明“人君莫强于用人也”，劝诫君王重视选拔任用人才。可谓是融说理与故事于一炉，论说生动形象，避免了理论的空洞说教，使人君更易于接受。

四、结  语

《论语》与《孟子》经筵讲义是程俱专为高宗讲学而作，寄寓了其以仁政王道，施之于当；制器创物，慎始思终；选贤授能，以礼相待；以仁存心，惠泽百姓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略。

同时由于经筵讲义承载着宋代士大夫以道致君，成君德出治道的理想，其经义诠释与书生之学不同，具有依据诠释需要，从人君角度出发，阐发经义，启迪君心；联系实际，针砭时政，劝诫君主；引经据典，参之故事，生动可感等特点，呈现了宋代士大夫通过经典诠释，力图用学术影响政治，拓展参政议政渠道的努力。

进言之，宋代崇儒重道、抑文崇武的文治导向，为士大夫进可以广泛地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治理创造了条件，退则通过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为国培育人才、教化民众提供了可能，而为顺应帝王为学求治需要而产生的经筵制度，则又为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提供了机会与平台，使得君臣之间通过经筵讲学的经义切磋与政治探讨，在治国理念与思想观念上形成共识，进而为共治天下提供了思想基础。所以吕中说：“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因而研究宋代君臣共治天下格局的形成与士大夫政治风貌，经筵讲义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