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建运动与新乡贤阶层的崛起

作者：赵泓（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文史天地》2022年第4期

1乡贤与乡村治理

在古代，王权政治只管到县一级，广大乡村通过自治的方式，以及乡规民约实现有效管理，体现的是宗法制度与儒家思想。传统乡贤社会与乡村治理（自治）主要包括：保甲制度、乡绅、乡约（如北宋吕大钧返乡后与乡民订立《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学、私塾（村塾）、义学、义庄、义仓。

保甲制度最早实施于北宋，后一直延续到民国。规定十户一甲，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私塾要收学费，村塾则收极少的学费，甚至对贫困家庭学童免费。义学是村里办的公共教育，招生对象多为贫困孩子。义庄是古代中国社会风俗，是宗族所有之田产，始于北宋。仁宗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置田产，收地租，用以赡族人、固宗族，系取租佃制方式经营，相当于农村最早的慈善机构。义仓主要在寺庙等处储备粮食用来救急、扶贫。古代乡村有一系列互助保障方式，总体来看秩序较为井然。

乡贤在古代乡村治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告老还乡或赋闲休养的官员、科举及第未仕的读书人、本地宗族领袖、有文化的中小地主等，构成了乡贤的主体。比如，古代做官的会告老还乡。在任的也会因父母去世，在老家守孝一段时间，通常为27个月。这样，很多读书人即使外出，也没有脱离农村。但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很多年轻人离开了便不再回来，农村的精英不断流失，甚至有些地方乡贤被恶霸所取代。到了外扰内困的清末，广大乡村发生巨变，传统农耕社会逐渐向城乡二元化方向发展，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凋敝。梁漱溟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二、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也为破坏乡村的助手；三、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种种。 

2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建运动

近代以来，由于农村精英不断单向流向城市，乡贤社会遭到了严重破坏。现代乡建运动实质上是农村自救运动，它希望重建开明士绅、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和谐共生关系，恢复乡村秩序，进而达到改造乡村的目的。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统计，1934年，全国各地乡村团体达600多个，这些团体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多处。

乡建运动可以追溯到晚清光绪年间。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鉴三发起村治运动，开展以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经济为内容的乡村自治。这可以视作民国乡建运动的源头。

王拱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建运动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河南省乡村教育的奠基者。曾执教于河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拱璧在日本留学时即接触到新村主义，与武者小路实笃有过交往。回到家乡后，他目睹乡村日益衰败的状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调和，将“新村主义”成功“移植”到中原腹地。1920年10月，王拱璧在家乡河南陈州府西华县孝武营村（今漯河市召陵区青年乡青年村）创建青年公学，实行“农教合一”，探索新村建设和普及农村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当年青年公学实施“农教合一”的教育制度，着力为农村培养各种人才，在全面发展基础上，以“劳动”“健康”为中心，力图把学校和村庄建设成“幸福乐园”。

▲晏阳初骑毛驴下乡调查

1924年，教育部给王拱璧颁发了二等金质奖章，河南省政府颁发“惠嘉青年”匾额。1926年9月16日，土匪洗劫了青年村，保卫团及村民死伤20余人。这对青年村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1926年，以晏阳初为总干事的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建设试点。晏阳初（1890—1990）是四川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到了法国，在参战劳工中普及教育。回国后，他将自己的精力都花在平民教育上，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他后来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乡村，从1926年开始，平教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乡村，并将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试点。晏阳初的乡建理论的出发点就是针对中国国民素质的状况，认为农村的问题可以用“愚、穷、弱、私”四个字概括。针对这四大病症，他主张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的目的。

晏阳初对村民宣讲卫生知识，建立保健所并培训医生，给村民接种牛痘，培训新法接生，改造水井，防治传染疾病，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等。平教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在高头村进行乡村自治试点，成立了村公所，由村中办公人员共同讨论村务，还着手改组县乡各级政府。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成绩显著，国民政府民政部给予了表彰，拟将定县经验向全国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晏阳初去了台湾和菲律宾等地，推广他的乡村实验。1956年他帮助菲律宾建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继续他的乡村改造实验。

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30年代主持了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他的乡建理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认为复活中国传统文化才是复兴乡村的唯一出路，他把复兴儒学以解决乡村问题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同时，他指出中国农村的问题在于基层的腐败、涣散，解决的办法是村民自治。其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即“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

乡村建设派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卢作孚（1893—1952），他早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是实业救国的杰出代表。卢作孚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交通运输建设和乡村城镇化结合起来，而文化教育是实现这个现代化的基础。1927年，卢作孚开始着手以四川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以交通运输为龙头的模式进行乡村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镇，创造了乡村建设的北碚模式。卢作孚这种由乡村城市化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乡村现代化”模式使得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在较短时间内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卢作孚也因此被誉为“北碚之父”。

▲20世纪40年代的北碚中正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教育界人士认识到乡村教育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由改造乡村教育切入到当时的乡建领域。陶行知因此发展出了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乡村生活改造派领袖。他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学，与胡适同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他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以生活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和教学活动。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他于1927年创建的晓庄模式为此后大批乡村师范学校和乡村小学所仿效。生活教育理论认为，活的乡村教育是改造社会、建设乡村的有效方法。活的乡村教育包括：生活即教育——生活本身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晓庄学校从建立校舍到开设的课程都与乡村实际生活紧密相连，通过乡村生活锻炼学生的各种生活能力。社会即学校——打破学校与社会的界线，将学校办在社会里，使学生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获得改造社会的各种活本领。在《中国教育改造》 一文中，陶行知大声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路了！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其他乡村建设派别的独特思路。他的乡村教育实践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周恩来曾经回忆说：“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泽东称赞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黄质夫（1896—1963）是陶行知最早的追随者之一。他力倡“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乡村学校化，学校乡村化”的主张。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质夫曾以栖霞乡村师范为中心，创办“栖霞新村”，使栖霞地区乡村风气为之一变。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但以往介绍的不多。比如张一麐、李根源等。张一麐（1867—1943），江苏吴县人，曾当过袁世凯幕僚、徐世昌内阁教育总长、国民参政员。李根源（1879—1965），云南腾冲人，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总办，武昌起义爆发时，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抗战时任云南腾冲县县长，发表了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震动全国。倡导建设腾冲“国殇墓园”以祭悼国军阵亡将士。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苏州。他和张一麐被当地人尊为“吴中二老”。李根源在离其母亲阙氏坟茔数十丈处建造了一个祠堂，其中最大的一间名曰“阙茔村舍”。为了帮这里的孩子解决读书问题，建了五六间平房，办了一个私立阙茔小学，当时招收学童70多人。当地老百姓称阙茔小学为“洋学堂”。1931年，张一麐和李根源成立“善人桥农村改进会”，成立合作社，建立民众教育馆、民众茶园，还开办补习学校。茶园成为村民的集合地，在里面说评书、喝茶。农民不爱洗澡，他们就建澡堂，还用幻灯片介绍化肥使用、育种等，效果很好。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段绳武。段绳武（1897—1940），河北省定县人。1911年入伍，逐渐升至旅长、师长。1927年辞职离开军界。1933年和刘春霖、张清廉等河北开明士绅发起组织“河北移民协会”，从河北、河南等地大量移民至内蒙古地区，建立“河北新村”。段绳武把北平的家产变卖后携家眷一起离开北平，带了十五六万块钱，举家搬到他以几毛钱一亩地新买的包头荒原上。段绳武原计划在这里建立200个新村，在开办的5年时间里他建成了3个。段绳武自任村长。他脱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开荒。

由于出身行伍，新村组织带有军队编制色彩，所有行动都整齐划一。村民们用土坯盖房，修建宿舍、教室、礼堂、活动室，还修建战备工事。在合作化农场内，一起开工，一起劳作，农闲时一起搞军事演练。“河北新村”在解决青年村民婚姻大事方面，也提倡移风易俗。新村建立之初，移民中男多女少，一些青年男子的婚姻就成了问题。段绳武从北平救济院接来30名女子举办集体婚礼。当时条件差，新郎胸戴红花，新娘则手捧豌豆花参加婚礼。

现代乡建运动为中国乡村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乡村建设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值得肯定的。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为当下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新乡贤阶层的初现与未来崛起

现代乡建运动诞生了最早的新乡贤。旧乡贤是乡土社会中德高望重、有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丰富经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贤达人士。它与乡土社会是相适应的。但乡土社会自清末以来走向衰败，旧乡贤阶层日渐瓦解。现代乡建运动显露了新乡贤取代旧乡贤的趋势。这些新乡贤既有本土的乡贤，如创办青年村的王拱璧，组织“河北移民协会”的刘春霖、张清廉等人（刘春霖是清末最后一位状元，河北籍知名人士），也有外来乡贤。如李根源祖籍山东，出生在云南腾冲，后在苏州推进乡建试验。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则是典型的外来乡贤，晏阳初更是海归的新乡贤。即便是本土乡贤，他们在理念和知识结构上，都有别于旧乡贤，如王拱璧就曾留学日本。

▲羞涩的新娘手捧豌豆花参加集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艰辛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开展村民自治的探索，农民的自主性逐渐增强，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湖南岳阳两位乡贤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代表，一位是告老还乡的喻杰（1902—1989）。喻杰原任商业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驻财政部监察组组长。1970年离休还乡，回归故乡湖南平江县丽江村。平江县是革命老区。岳阳市文化馆创作员、岳阳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张步真于1990年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魂系青山》，反响很大，就是讲喻杰的故事。喻杰回老家之后做了很多造福乡梓的事，比如修水利、处理邻里纠纷、帮助乡亲们选购化肥等。当时化肥供应紧张，他出面解决就好办多了。

另一位乡贤是毛致用（1929—2019），他曾任湖南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离休后回到家乡岳阳县筻口镇西冲村。2006年11月29日《球球人物》报道：“2003年3月中旬，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待全国‘两会’一结束，就直奔西冲村。此前，他自己花钱在老家盖了三间瓦房，虽然简陋，但住得舒坦踏实；虽然不如城里方便，但内心安宁；更何况还有‘三好’（空气好、水好、蔬菜好），还能落叶归根！”毛致用回老家时带了一位警卫、一位秘书，他很少外出，很惬意自己的退休生活。毛致用当过毛田区的区委书记，小时候听说过毛田经验，1973年在全国推广。

毛致用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时不到40岁，很年轻。这两位现代乡贤，继承的是中国传统乡贤文化。他们归田养老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向往田园——中国有耕读的传统，正如一副对联上写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个传统对文人和官员都有重要影响，对老一辈影响很大；二是叶落归根——乡土观念的影响；三是造福乡梓——乡贤文化的影响，做官的、读书的，都强调立德立功，修路兴学，造福家乡。在古代，不管是几品官员，退休后一般都告老还乡。

进入新时代，中央提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乡村治理凸显乡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党的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自治和法治、德治并行。但也应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乡村治理还有“真空”地带，乡村振兴的任务和目标还任重道远。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乡贤的构成不同于以功名身份为核心的传统乡绅阶层，他们是各行各业的时代精英。新乡贤除了告老还乡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回乡创业的能人，更多的是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客籍人士，有的扎根农村，有的作为投资者、志愿者参与当地建设。同时有艺术家、科学家参与，如打造特色民宿、推广科技农业；社会公益组织在古村活化、环境保护、精准扶贫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家则参与投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项目等等，把城市人和乡村人聚拢在一起，实现城乡互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新的社区，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