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通义&隐公元年（5）

作者：尔雅台

来源：“尔雅台切问”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初九日壬辰

          耶稣2022年4月9日

五，著常变

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褒贬者万世赏罚也。达而赏罚行，圣人处常也。穷而褒贬作，圣人处变也。春秋乐道尧舜，盖尧舜处其常，而孔子处其变。试观春秋初年何往而非变，惠公隐桓之传国，父子之变也；祭伯非命而私交，君臣之变也；仲子妾母而上僭，夫妇之变也；君臣父子夫妇人之三纲尽变于一年之间，春秋虽欲不作可乎哉？春秋因其变，书之将以复其常也。复尧舜之常，以行尧舜之赏罚，斯与三圣异世而同符矣。（李明复《春秋集义》序）

故孔子作春秋也，立天下之经存乎礼，处天下之变存乎权，拨天下之乱存乎正，严天下之守存乎法，防危杜患存乎几，阐幽明微存乎理，是故其辞约，其防远，其深有不言之意，其微有不形之道，由辞以穷意，因意以观道，天下之变故尽矣。（宋·谢湜）

（一）经与史

春秋据鲁史而作。子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记（史书），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鲁之十二公，皆衰世），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俞序》）。故春秋大义散在《论语》。《论语》无一章显说春秋，而圣人作春秋之旨全在其中。至显说者莫如孟、荀。孟、荀之后，则董生、司马迁能言其大。三传自以《公羊》为主，《谷梁》次之，《左氏》述事，同于《国语》而已。自杜预独尊《左氏》而春秋之义益晦。至谈、赵始非杜氏，兼用三传，得伊川、胡文定而后复明（马一浮）。近世则庄存与、刘逢禄、熊十力得其宏纲。此其源流，当俟别讲。

司马迁善说春秋。《太史公自序》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如其所自承，其学乃闻于董子也。又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十二诸侯年表序》）是其深明春秋之书法也。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不然。”“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盖史迁之法，史法也，而非春秋书法明矣。

司马迁乃是以春秋为本，史法为用，从而开创出“正史”统绪。春秋明是非，故长于治人。历史之作，正所以明人事之真是非，而折中于正。故史家秉笔必据正立论，《易·家人》正位于内，《大学》言正心，《春秋》主拨乱反正，均从正字出发。《春秋》书元年，所以慎始。《大戴礼·保傅》引《易》云：“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正其本实为史之首务。贾子《胎教篇》申言“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慎始盖所以正之，以正统而论，正之为义尤重于统，自古以来已视为天经地义。故史家任务，要必折中于正，于事与文之外，大有事在。史迁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要即在通贯道器，正之于史也。历史之秤是谓之正，正统之正，其时义诚大矣哉！故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自《史记》之后，吾人《二十四史》莫不贯穿史迁之史学精神。（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正史冠首乃《史记》，《史记》之魂在春秋经。是孔子作春秋，非作史也，乃为万世作经也。其据鲁史，亦只是借当时之事做一由头，借事明义，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无关意旨。故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必明于借事明义之旨，方能解之。盖所谓见之行事，谓托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贬之义也。孔子知道之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损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然不能实指其用法之处，则其意不可见。即专著一书，说明立法之意如何，变法之意如何，仍是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使人易晓。犹今之《大清律》，必引旧案以为比例，然后办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当时之事以明褒贬之义，即褒贬之义以为后来之法。如鲁隐非真能让国也，而春秋借鲁隐之事，以明让国之义；祭仲非真能知权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权之义；齐襄非真能复仇也，而春秋借齐襄之事，以明复仇之义；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义行师之义。所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托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者，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托空言而未能征实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皮锡瑞《经学通论》）

《春秋》经文一万六千馀字，而鲁史著录必十倍于之，盖孔子笔削，惟取其事足以明义者，置入推演沙盘。故沙盘之事，系于史而浮于史，而为后世作法之经案也。虽然，因其系于史，故先从史看，亦有益于明春秋也。于是有春秋之史，左氏是也。昔者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其始，春秋、鲁史并传于世，学者观乎鲁史，可以得圣人作经之意。其后鲁史散佚不传，左氏采摭一时之事，以为之传，将使后人因传而求经也。（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然自《史记》出，《汉书》作，正史之法通行于世，以史说经渐成潮流。东汉郑玄宗主《左传》，晋世杜预的《左传》注则更上一层楼，唐孔颖达取杜注作《五经正义》而奠定主导地位，以史法晦没春秋矣。唐代谈、赵始非杜氏，至宋元兼用三传，而主宗董、何，经之为经，遂得以复明。春秋之书法，非史法也。故曰：“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观。后世作史者，只当用史法，不可模拟圣人也。胸中权度不如圣人，则予夺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当直书为得体。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经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观之。”（元·黄泽《春秋师说》）

（二）事，或经案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经孔子笔削，有经案（经文）一千八百馀条。这些经案系于史而浮于史。所谓系于史，经案源于鲁史，无非事也。公羊疏云春秋记人君动作之事，而汉史亦云右史记事，事为春秋。是以孟子论春秋，特开一例曰其事则齐桓晋文，谓就事而计其寡，多较其大小轻重而是非可验。所谓浮于史，史事经孔子笔削而成为经案，则其事浮出具体史实，悬置在孔子的新周礼（春秋制）沙盘中，寄托褒贬，以为后世法。故经案具有两重性：以史明事，而以新周礼断褒贬。此即清毛奇龄“据礼以定笔削”之意。

因此，经案一千八百馀条，皆可以礼事分也。毛奇龄据旧史官记事法式，分为二十二门：

改元：十二公元年

即位：十二公即位

生子：桓六年子同生

立君：隐四年卫人立晋

朝聘：朝、来朝、聘、来聘、归脤、锡命

盟会：会、盟、来盟、涖盟、不盟、逃盟、遇、胥命、平、成

侵伐：侵、伐、克、入、围、袭、取、戍、救、帅师、乞师、取师、弃师、战、次、追

迁灭：迁、灭、殱、堕、亡

昏靓：纳币、逆女、逆妇、求妇、归、送、致女、来媵、妇至、靓

享唁：享、唁

丧葬：崩、薨、卒、塟、会塟、归丧、奔丧、赗、赙、含、禭、求金、锡命

祭祀：烝、赏、禘、郊、社、望、雩、作主、有事、大事、朝庙、告朔、视塑、绎从祀、献、万

蒐狩：蒐、狩、观、焚、观社、大阅

兴作：立宫、筑台、作门观、丹楹、刻桷、屋壤、毁台、新廐、筑城、城郛、浚渠、筑囿

甲兵：治甲兵、作立甲、作三军、舍中军

田赋：税畝、用田赋、求车、假田、取田、归田

丰凶：有年、饥、告糴、无麦苗、无麦禾

灾祥：日食、螟、螽蝝、雨雪、雷电、震、雹、星陨、大水、无水、灾、火、蛓、蜚、多麋、眚、不雨、沙鹿崩、山崩、旱、地震、星孛、六鹢退飞、陨霜杀菽、陨霜不杀草、鹳鹆来巢、获麟

出国：如、孙、出奔、出大去

入国：至、入、纳、归、来归、复归、来、来奔、逃归

盗弑：盗杀、盗弑、杀

刑戮：杀、刺、戕、放、执、归、用、释、畀、肆眚

细检《春秋》记事，似乎没有一条可以出这二十二门的范围。毛氏曰：“今试观《春秋》二十二门，有一非典礼所固有者乎？毋论改元、即位、朝聘、盟会以至征伐、丧祭、蒐狩、兴作、丰凶、灾祥，无非吉、凶、军、宾、嘉五礼成数，即公行告至，讨贼征乱及司寇刑辟刺放敖宥，有何一非周礼中事？而《春秋》一千八百余条，栉比皆是，是非礼乎？故读《春秋》者，但据礼以定笔削，而夫子所为褒所为贬，概可见也。”（《毛氏春秋传》总论）

以礼说《春秋》，不自毛氏始。宋人张大亨撰《春秋五礼例宗》，就是“取《春秋》事迹，分吉凶军宾嘉五礼，依类别记，各为总论”。元代学者吴澄撰《春秋篡言》，将《春秋》事迹分为七大类，除天道、人纪二类外，其余五类也是按吉凶军宾嘉五礼划分，可见把《春秋》与周礼联系起来，旧时学者多有此见（赵伯雄《春秋学史》）。但其主要问题还是以史说经，只盯着史实上的周礼，而忽视孔子作春秋新制。

事实上，《左传》杜注唯据周礼。《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观鲁春秋而叹“周礼尽在鲁矣”，故谓孔子正是本于此，“合典法者即在褒例，违礼度者即在贬例”（孔颖达疏）。唐啖助则力辟之，“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他赞同三代相救，“是知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孔子参用二帝三王之法，融会三代，而成春秋新制。此公羊家法也。但若说以夏为本则欠思量，春秋新制主干显然还是周礼，孔子“从周”。春秋新制是“新周礼”，毛奇龄所谓“据礼以定笔削”，所据之礼只能是“新周礼”。被孔子置于沙盘的这一千八百馀条经案，虽源于史实，但并不是仅以狭义的周礼来褒贬，而是悬置在三代最佳的礼制实践沙盘中，在一个更高的王道理想中来褒贬。所以，孔子作春秋，更严谨的说，应该是根据“新周礼”以定笔削，根据“新周礼”以行万世赏罚。

（三）辞与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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