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作者：李存山

来源：“屈子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十四日丁酉

          耶稣2022年4月14日

导言

热播影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作为中国士大夫的典范，处江湖之远，则兴办学校、兴利除弊、惠泽百姓；居庙堂之高，则革新政令、整饬吏治、改革科举、砥砺士风。宦海沉浮，数进数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并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名句。

在诵读《岳阳楼记》之际，我们不仅为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的景象所惊叹，更为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风度与气节所折服。范仲淹经历了怎样的波澜人生？《岳阳楼记》中的忧患精神与爱国情怀，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建构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折射了宋代的何种社会、政治、学术与文化风貌？

2020年9月5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教授莅临屈子书院讲坛，以“范仲淹与《岳阳楼记》”为主题发表演讲。讲座由凤凰网湖南频道全球同步直播，在线参与人数多达45.4万；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王琦担任嘉宾主持。

【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李存山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道学友：

大家下午好！

我非常荣幸参加屈子书院讲坛第11期的学术交流。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范仲淹与《岳阳楼记》”。汨罗市离岳阳市很近，大家都参观过岳阳楼，所以大家对《岳阳楼记》都比较熟悉，我们在语文课本里也都会读到这篇文章。范仲淹作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大家对他是比较熟悉的。但一般人都把范仲淹作为一个文学家，很少把他作为思想家、政治家。今天我就想从儒家文化，尤其是从宋代儒学发展这个角度，和大家做一次交流。也就是说，我想深入地讲一讲《岳阳楼记》这个千古名篇的写作背景与思想内涵。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正文的前面写了一个序，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后署写作的日期是“时六年九月十五日”，也就是庆历六年(1046)九月十五日，把日期写得非常清楚。他在《岳阳楼记》中说“进亦忧，退亦忧”，这实际上概括了范仲淹一生的仕途经历。因为他自从政以来，曾经“四进四退”，也就是四次被提拔到中央，又四次被贬到地方。这个仕途经历和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有密切的关系。若要了解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政治背景，就需要了解他的生平际遇，在庆历六年之前，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

01、范仲淹的身世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卒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在58岁时写成《岳阳楼记》，六年之后就去世了。《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在他的仕途达到最高峰，然后退下来在河南邓州写的。此后他又到杭州、青州任职，最后被移官到颍州，但途中走到徐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去世了。范仲淹的祖籍是苏州，但他生在徐州，死在徐州。

范仲淹在徐州出生两年之后，他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无所依靠，就改嫁给长山朱氏，这个“长山”就是今山东省长山县。范仲淹也改姓朱，名为“说”,读为“悦”，“朱说”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26岁中进士，之后才恢复范姓。

范仲淹21岁时寄居在长自山醴泉寺（今山东省邹平县南）刻苦读书。直到23岁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于是他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南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当时叫睢阳，又名“南京”。在临走的时候，范仲淹和他母亲相约“期十年登第来迎亲”。

关于范仲淹年少刻苦读书的故事，《范文正公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说：“公与刘某同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齑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此者三年。”也就是说，他在青少年读书时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做一碗粥，划成四块，放一点儿菜和盐，这就是一天的食物，如此过了三年。成语“断齑画粥”讲的就是范仲淹的这个故事。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说：“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以勉强支持也。”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想要有所作为，而生活非常艰苦，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学习了孔子的弟子颜渊之“箪食瓢饮”与范仲淹之“断齑画粥”。

青年毛泽东1913年在《讲堂录》中记载：“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悦。初不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讲堂录》中还记载：“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他说的“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指的就是诸葛亮和范仲淹。在宋朝的时候，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朝的时候，曾国藩、左宗棠并称。青年毛泽东认为韩、左是“办事之人”,范、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这是青年毛泽东对范仲淹的一个高度评价。当时毛泽东非常佩服曾国藩，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而范仲淹和曾国藩一样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对范仲淹有较多的记述，我想这可能是杨昌济先生对这一段历史了解比较多，所以讲课的时候讲得比较多。《讲堂录》中又有：“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程朱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骎骎比隆东汉焉。”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就是刚经历过唐末和五代十国，那时社会动荡、道德沦落，宋朝统一之后所面临的就是儒学的复兴与如何砥砺士风的问题，范仲淹在这里起了一个率先引领的作用。

关于宋代儒学的复兴，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经说过一段话：“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道学指的就是理学。周、张、二程的学说在北宋时期主要称为道学，到了南宋时期多被称为理学。朱熹在总结宋代道学或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的时候，认为自范仲淹开其端，而后有“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他们被认为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这“宋初三先生”都是范仲淹带出来的，他们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宋初三先生”之后有周子、程子、张子。周子就是周敦颐，程子就是程颖、程颐，张子就是张载。“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这是朱熹对北宋儒学发展的一个记述和评价。

《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范）纯仁皆与从游，昼夜肆业，至夜分不寝……”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大儿子，后来也当过宰相。这里说“宋初三先生”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范纯仁和他们一起交游读书，“昼夜肆业，至夜分不寝”，揭示了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真实关系。

青年毛泽东说要“学颜子之箪瓢，范公之画粥”。“颜子之箪瓢”这个典故出自《论语》。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不是拒绝富贵，而是坚守道义的原则，如果违背了道义而追求富贵，孔子是不干的，他把道德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取向。“饭疏食，饮水”，就是指吃的粗食淡饭。“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虽然生活艰苦，但他在精神上仍然是愉悦自足的，因为他实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道德价值。“颜子之箪瓢”，是孔子对其弟子颜回的表扬。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是说颜回的生活穷苦，饮食只能是粗食淡饭，住在粗陋狭窄的巷子里，常人对此是不堪其忧，但颜回仍然能在精神上保持一种“乐”的境界。孔子和颜回在生活艰苦的状况下，为什么能够“不改其乐”，后来这个话题成为宋明理学家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叫“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按照周敦颐的解释，就是在人的一生中价值有高有低，当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时，其他所谓的贫富穷达、利禄得失等就显得不重要，乃至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他们在生活很艰苦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一种“乐”的境界。

史料记载，范仲淹到南都（商丘）后，“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如此刻苦读书五年，范仲淹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史·范仲淹传》）。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在26岁时中进士。那个时期中进士是非常难的，当时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读书人比以前多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也多了，但是朝廷录用官员的名额是很有限的，所以中进士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的。我们在前面讲的“宋初三先生”，比范仲淹小几岁，他们到四五十岁也没有中进士，后来因有范仲淹的奖掖、推荐、提拔，他们才在宋代的儒学复兴中起了重要作用。

范仲淹在登第后，作诗云：“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范文正公集·年谱》）。他在南都苦学期间曾作诗《睢阳学舍书怀》，其中一句是：“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颜子就是颜回，范仲淹所学的就是“孔颜之乐”的境界。《岳阳楼记》里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儒家实际上有两种“乐”：一种是“孔颜之乐”，还有一种是“天下之乐”。“天下之乐”是追求与全社会普遍的道德和幸福一致的“乐”，而“孔颜之乐”是个人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这是一种“道义之乐”，所以即使在生活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也仍保持一种精神上自足的“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追求“天下之乐”，但是在“天下之乐“没有达到之前，范仲淹是否就一直处于“忧”的心态呢？实际上，当时范仲淹还有一种当下自足的“乐”，这就是“道义之乐”。因为这种“乐”是道义的，所以它一方面是超越个人功利的精神上自足的“乐”，另一方面又是有道义感的，有社会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因此，在“瓢思颜子心还乐”之后，还有“琴遇钟君恨即销”。钟君就是钟子期，他是伯牙鼓琴的知音。当伯牙遇到了钟子期这样的知音，他的高超琴艺才得到了体现，他也就没什么遗憾了。范仲淹说“琴遇钟君恨即销”，就是希望他也能得到“知音”，这在宋代的历史环境下就是能考中进士，从而能做官，也就有了能够为社会、为天下人做出重大贡献的机会。我们可以说，“瓢思颜子心还乐”是一种道德高尚的“内圣”的境界，“琴遇钟君恨即销”则是一种具有社会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外王”的志向。在范仲淹的思想中，“乐”与“忧”或“内圣”与“外王”是结合在一起的。

欧阳修也是那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范仲淹是共进退的“战友”，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范仲淹去世之后，范仲淹的儿子请欧阳修为范仲淹写了碑铭。关于范仲淹一生经历的记载，最早写得比较详细的就是欧阳修。欧阳修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概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后来朱熹对范仲淹也有一个评价:“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这里说的“以天下为己任”，也是儒家孔门弟子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的一种精神表达。

范仲淹在中进士后曾经到安徽广德县做官，两年后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在中进士做官后，就把母亲从山东迎侍到祖籍苏州。范仲淹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他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范文正公集·年谱》），这样才恢复了范姓。

02、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发生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而庆历新政的改革思想是范仲淹在十多年之前就开始酝酿了。在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的时候，范仲淹写了《奏上时务书》，这是他以后一系列上书倡行新政的开始。书中提出“救文弊”，即要改革文风；“复武举＂，即要恢复科举的武科考试，以选拔将才。范仲淹最先认识到宋代“偃武修文”的弊端，而主张重视武备，文武并举。他还提出“重三馆之选”，以改革科举；“赏直谏之臣”，以选贤任能等。他批评当时士人的学风和官员的吏治：“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范文正公集》卷七）范仲淹所主张的改革，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社会在士风和吏治方面的种种弊端。

这个时期，范仲淹还作有《四民诗》。所谓“四民”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范仲淹在《四民诗》中对当时农、工、商阶层所处的困境表达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如关于农，诗中说：“制度非唐虞，赋敛山呼吸。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关于工，诗中说：“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关于商，诗中说：“桑拓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范仲淹站在农、工、商的立场上，提出“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这就是主张改革，而改革的思想基础就是“以民为本”，改革的目的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四民诗》中，范仲淹批评当时的士风和吏治，并且指出儒学在当时处于衰败的状况。诗中说：“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范文正公集》卷一）所谓“功名思苟得”就是批评当时的士人读书为的是追求富贵。“仕者浮于职”是批评当时的官员为政敷衍，做事不负责任。当时的儒学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范仲淹说：“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范文正公集》卷一）“裨灶”本是春秋时期的一个观星术士，他曾根据星象预言郑国将发生火灾，而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范仲淹在这里说的“裨灶”实际上喻指佛、老。当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特别流行，一些读书人和做官的人也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这就是“裨灶方激扬”，而儒家学说处于衰落的状况，这就是“孔子甘寂默，六经尤光辉，反如日月蚀”。当时儒家的经书没有真正受到重视，因为自唐代以来的科举考试主要靠诗文辞赋取胜，而经学科的考试也主要靠“墨义”背诵。范仲淹针对当时儒学衰落的状况，提出“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宋代儒学的“复兴”这个词，我想应是范仲淹最先提出来的。他要改变儒学衰败的状况，这也促使他后来主持的庆历新政，以民本思想为基础，重点在于整饬吏治，而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

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了。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由他倡议，与同年中进士的滕宗谅一同主持，在今江苏南通、泰州、淮安、连云港一带，建成数百里的捍海堤，“民至今享其利”，称为“范公堤”。《岳阳楼记》中说的“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就是滕宗谅，他和范仲淹同年中进士，两人一直是好友。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寓南都，当时晏殊为留守，请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即范仲淹曾在此学习的应天府书院。“书院”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那时书院的主要功能是藏书。后来在唐末和五代时期，历经战乱，由国家办的学校大多被废弃了，一些民间的书院则起了文化传承的作用。应天府书院最初是五代时期由民间办起来的，晏殊在留守南都期间重建了应天府书院，聘请范仲淹为书院的主持。《宋史·晏殊传》说：“（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晏）殊始。”实际上也可以说，宋代兴学自范仲淹始。

范仲淹在主持应天府书院期间，“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俭，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范文正公集．年谱》）后来宋代的许多名人都出自应天府书院。如“宋初二先生”之一的孙复，他四次考进士都落选，穷困潦倒，在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期间，孙复曾两次到应天府书院“索游”乞求帮助，范仲淹说，看你的辞色不像“乞客”，为什么到这种地步呢？孙复说，因家里有老母亲要赡养。范仲淹说，如果你留在书院，每月可得三千的赡养费，是否能安心学习？孙复大喜，于是就留在了应天府书院，范仲淹授之以《春秋》，后来孙复以解释《春秋》经的著作而闻名士林。

同年，范仲淹有《上执政书》，更明确地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改革纲领。“固邦本”就是民为邦本。《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指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这个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那么，如何稳固国家的根本呢？范仲淹认为，“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范文正公集》卷八）首先要“举县令，择郡守”，也就是要整饬吏治，选拔好的官员，以救民之弊。如果官员不好，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就难以解决。如何培养好的官员呢？这就是其次“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也就是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第三是“备戎狄”，“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当时宋朝自“澶渊之盟”以后已经有四五十年不打仗了，军队原来的士兵都已老了，新生力最不足，国家缺少武备，而当时宋朝面临的形势是辽与西夏正虎视眈眈，所以范仲淹一直主张文武兼备，培养将才，增强防御，防止边境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

关于整饬吏治，范仲淹说：“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范文正公集》卷八）范仲淹多年在地方基层，深知当时吏治的败坏，“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大多不是清官。当时的风气是“衰老者为子孙之计”，想的是送礼拉关系，一切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准。而年轻的官员则“耻州县之职”，嫌自己的官小，为政不负责任，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事，既使有所举措也是为了捞名誉。这样就使地方县政出现“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种种弊端，而当时“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吏治腐败的情况是很严峻的，所以范仲淹主张的改革首先是要整饬吏治。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被授以秘阁校理，这是他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开始，也是他仕途中的“第一进”。同年，孙复在应天府学习了一年之后，就辞别了范仲淹，到泰山苦学，后来“宋初三先生”在泰山聚在一起。石介当时在泰山已经是一个官员了，但他拜孙复为师。胡瑗和孙复的年龄差不多，也一直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中举，他后来也到了泰山，三个人一起苦学了十年。

第二年，范仲淹在朝中遇到一件事。宋仁宗为皇太后祝寿，率百官朝拜于天安殿。范仲淹上疏说这不合体制：“天子有事亲之道，尤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文正公集·年谱》）疏入不报。后来他又上疏，“请皇太后还政”。由于仁宗最初是幼年即位，所以皇太后垂帘听政，等皇帝已经年长了，皇太后仍然垂帘听政，这就不合体制。范仲淹因上疏而得罪了朝廷，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蒲州）通判。他在中央不及一年，就被贬到地方，这是他仕途的“第一退”。

后来范仲淹历经“四进四退”，他因此走过的地方特别多，迁官遍及现在的山西、安徽、浙江、江苏、甘肃、陕西、河南、山东等地，他无论到哪个地方，都首先集师资、办学校，所以他对宋代教育和学术的兴起，对人才培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又有《上时相议制举书》，集中阐述了他的“慎选举，敦教育”思想，提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他的教育思想是：“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他首先重视儒经，以培养士人的道德志向；其次重视历史、军事和时务等方面的教育，这在后来影响了胡瑗，成就了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范仲淹说的“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这个“经济之业”就是经国济世之业。他说要“成王佐之器”，就是要学习一些具体的实用的知识，能够真正有用于社会，惠泽于百姓。

明道二年(1033)，章献太后去世，宋仁宗开始亲政。范仲淹又被提拔到中央，任右司谏。太后留有遗诰，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国事。范仲淹又一次上疏反对，认为仁宗的年纪已经大了，不能再让一个太后垂帘听政，这样不合体制。同年，范仲淹出使到江淮一带赈灾，他回来以后，刚好碰上郭皇后被废的事件。当时宋仁宗与郭皇后不合，仁宗要废后，范仲淹就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反对废郭皇后。这一下又得罪了仁宗，于是“贬知睦州，又徙苏州”(《居士集》卷二十《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铭并序》）。这是范仲淹仕途中的第二进和第二退。

睦州就是现在的杭州淳安，属于桐庐郡，是富春江流经之地。范仲淹在那个地方写过很多诗，如“潇洒桐庐郡”等。富春江畔有个钓鱼台，就是东汉初年严子陵钓鱼的地方。范仲淹在此处写过《严先生祠堂记》，这篇文章也非常有名。《古文观止》里选用了范仲淹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岳阳楼记》，另一篇就是《严先生祠堂记》。我一开始不太理解范仲淹为什么要写一篇赞扬隐士的文章，因为严子陵是东汉初年的隐士，他和东汉光武帝刘秀以前是好朋友，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便请严子陵出来做官，但是严子陵没有做官的志向，就隐居到了富春江。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归江湖，得圣人之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初看时想，范仲淹作为一个入家士大夫，为什么对严子陵的评价如此之高，后来我领会到，他歌颂的是隐士的那种不计较个人功利得失的精神境界，他希望当时的士人也具有这样的境界，而与隐士所不同者，是儒家还有担当社会责任的志向。

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任苏州知州，便奏请建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范文正公集·年谱》）这一年“诏苏州立学”，范仲淹把家学之地让出来，创建了苏州郡学。此时，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苏州郡学，即现在的苏州中学，在历史上曾经培养出很多人才。胡瑗的教育成就是“始于苏湖，终于太学”,“苏”就是苏州，“湖”是湖州，在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任湖州知州时，也曾聘胡瑗为湖州教授，后来胡瑗又曾主持太学。胡瑗的教育方法被称为“苏湖之法”，又叫“明体达用之学”。胡瑗是那个时期的大教育家，在王安石当政时，朝廷里“十常居四五”是胡瑗培养出来的，他从太学退休时，他的学生结帐百里来送他。

这一年的冬十月，范仲淹又被提拔上来，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后又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这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在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时，他“决事如神”，有很多政绩，“京邑肃然称治”。当时京城有歌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文正公集．年谱》）这是范仲淹的“第三进”。

在此期间，范仲淹与仁宗论迁都事，认为开封无险可守，而洛阳险固，宜将有朝陵为名，渐营储备，“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仁宗将迁都事与丞相吕夷简议，吕称范“迁阔，务名无实”，于是两人发生了分歧。之后，范仲淹上《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等等，大抵讥指时政，又献《百官图》，批评丞相用人不公。吕夷简大怒，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文正公集·年谱》），于是范仲淹被贬，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当时欧阳修为范仲淹说话，亦坐罪，贬为夷陵令（治在今湖北宜昌）。这是范仲淹仕途中的“第三退”。

景祐四年(1037)，李觏“乡举不利而往鄱阳访范公”(《李鞭集·年谱》）。是年，范仲淹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当时正值周敦颐在此为母守墓三年，在此期间周敦颐也受到了范仲淹的影响。二程在十五六岁时受学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而“孔颜乐处”的话题在宋代最早出自范仲淹。同年冬十一月，范仲淹又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复职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陕西长安）。七月，范仲淹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八月，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抗击西夏，“贼不敢犯”，谓“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范文正公集·年谱》）。可见，范仲淹是能文能武，他当时和韩琦在西北抵御了西夏对宋朝的侵扰。这一年，张载来谒，范仲淹劝读《中庸》，“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后来张载成为理学中“关学”的代表人物。

据朱熹编《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载：“范公使陕西，辟（胡瑗）丹州推官”，成为范仲淹幕府中的人物。后来胡瑗因母亲去世，守丧期间“改湖州州学教授”。当时滕宗谅知湖州，由此成就了胡瑗的“苏湖之法”，即“明体达用之学”。胡瑗的教育方法是“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是学习儒家的经书，而治事斋是“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这个“治事”所学的内容，“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可见在宋朝时便已有一人专一科又兼一科的分科教育了。这个时期出了很多人才，如胡瑗的大弟子刘彝，他精通水利，据说江西赣州的地下水道就是刘彝设计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庆历三年(1043)，西夏遣使乞和。谏官欧阳修等上疏，言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范文正公集·年谱》）。宋仁宗又把范仲淹提拔到中央，官授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范仲淹由此在中央核心层，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形成一股推动改革的势力。这就是范仲淹仕途中的“第四进”。

范仲淹“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仁宗“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居士集》卷二十《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范仲淹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首先指出改革的必要性：“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在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中有明确的本末、源流意识，他在上疏中陈述的“十事”，也就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其中大多与整饬吏治和改革科举相关。

第一条“明黜陟”，就是要严明对官员的考核，按实际政绩升迁或贬黜。

第二条“抑侥幸”，就是严格限定把官职赏延给大臣子弟，革滥赏，省冗官。

第三条“精贡举”，即前书“慎选举，敦教育”，改变科举的“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将考试方法改为“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这样就开启了宋代儒学重视“义理之学”的方向。在庆历新政时期，“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同时在京师建立太学，“天子诏下苏、湖”取胡瑗之教学法，以此“为太学法，至今著为令”(《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这些在改革科举、振兴教育方面的举措，对后来的宋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条“择官长”，即前书“举县令，择郡守”，采取了分级推举知州、知县的形式，“得前件所举之人，举主多者先次差补”，相当于得推荐票数多者优先录用。

第五条“均公田”，即均平授予郡县官员以“职田”,“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能使官员的日常生活得到保障，这样才能要求官员保持廉洁。

第六条“厚农桑”,即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第七条“修武备”，即逐渐恢复唐代的府兵制。

第八条“减徭役”，即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

第九条“覃恩信”，即在皇帝郊祭大赦天下时，要切实使“恩信”泽及下民，不能虚以应事。

第十条“重命令”，即严明法令，凡违制枉法者，治以重罪。

在这十条中，第一、二、四、五条都是关于整饬吏治的问题，第三条则是“慎选举，敦教育”，旨在培养一批新的人才。庆历新政就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据史料记载，这十条里除了恢复府兵制没有得到认可外，其他九条宋仁宗都同意了，从而以政令的方式向全国颁布实行。

但是新政仅行及一年，便因触犯了一部分权贵阶层的利益，致使“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范文正公集·年谱》）。在一种很不利的政局下，范仲淹与富弼等“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一年之后，范仲淹以西北有战事为名，离开了首都，改任河东陕西宣抚使。随着范仲淹等人的贬离中央，庆历新政便夭折了，这是范仲淹仕途中的“第四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庆历新政只实行了一年，但是其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对宋代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此年作有《邠州建学记》。年末，因有人诬陷范仲淹、富弼助石介谋乱，遂罢范、富安抚使之职。范仲淹引疾求解边任，迁知邓州（今河南邓县）。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在邓州写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庆历新政的发起、推行和夭折，以及范仲淹的“四进四退”，就是《岳阳楼记》的政治背景。

03、《岳阳楼记》的道德情怀

《岳阳楼记》作为一篇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审美意义。它的文字是情景交融，而不同的情感反映了不同的精神境界。

其中有“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搀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还有“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不同的人登岳阳楼而有不同的精神境界，有的感到悲伤，有的感到欣喜。我认为，范仲淹在这里说的“感极而悲者”和“喜洋洋者”是有一定寓意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近于佛教的看破红尘的“悲”。佛教讲慈悲，“苦、集、灭、道”，认为六道轮回，人生最终是“苦”的，所以主张用佛说“涅槃”来解脱尘世间的悲苦，这就是看破红尘的悲。“心旷神怡，宠辱偕忘”，近于道家或道教的隐千山水之间，不计较功名利禄，追求齐物逍遥的“乐”。

范仲淹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这里的“或异二者之为”，就是儒家与佛教、道教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古仁人之心”，就是先秦儒家与佛、道二教的不同的道德境界。我觉得宋代儒学的复兴，首先就是要把士人，包括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和已经做了官的人，重新聚集到儒家的旗帜下，就是要使士人建立一种儒家的价值取向、人生追求。这种人生追求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应该不计较个人功利，不为个人的功利得失而动心，不是“功名思苟得”，而是如《岳阳楼记》里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就是欧阳修评价范仲淹时说的“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居士集》卷二十《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其实，佛、道二教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可以达到这种超越个人功利的境界，但是他们没有儒家的“慨然有志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安邦、润泽斯民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所以，除了超越个人功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外，关键是范仲淹在后面讲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里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核心精神还是要“以民为本”,“忧其君”也是忧朝廷不能够选贤任能，不能够任命合格的官员以为民做事。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有社会的忧患意识，担当社会责任，追求“天下之乐”。

“天下之乐”的思想，源于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天下之乐”是指天下之民的道德与福祇都达到了高度和谐，即“德福一致”的“乐”,这需要有一定的外在条件。在没有达到这种“乐”之前，儒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那么，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是否只有“忧”呢？其实，范仲淹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是因为他内心还有一种当下的精神上自足的“乐”，这就是“孔颜之乐”或“道义之乐”。这种“乐”就是范仲淹在《睢阳学舍书怀》中说的＂瓢思颜子心还乐”，因为这种“乐”是道义的，所以它内在地包含着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因此，在“瓢思颜子心还乐”之后就是＂琴遇钟君恨即销”，也就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孔颜之乐”的境界而追求“天下之乐”，这就是儒家的“忧乐圆融”。在《岳阳楼记》的最后，范仲淹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表明了他高度认同和归往先秦儒家的价值取向。

在写成《岳阳楼记》两年之后，范仲淹＂徙知荆南府，邓人爱之，遮使者请留，公亦愿留，从其请也”(《范文正公集·谱》）。“邓人”就是河南邓州人。因为邓人挽留，范仲淹就继续留任邓州。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徙知杭州。此时范仲淹的身体巳经不好,“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

（《范文正公集·年谱》）由此可见，范仲淹始终保持了“忧乐圆融”的心态。

皇祐三年(1051)，范仲淹知青州。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徙知安徽颍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病故。他临终前给宋仁宗上《遗表》，其中表达了他对庆历新政夭折的深深遗憾。他说：“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洎忝二华之行，愈增百种之谤。”他希望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范文正公集》卷十六）。其中说的“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可见“人欲”在当时还是一个高度肯定的词，但是后来理学家提出“循天理，灭人欲”,这本来先是针对皇帝与官员提出来的,可是后来把它变成了对一般老百姓的要求，这就成为一种道德的“异化”。“人欲”在范仲淹那个时期，指的是人民的愿望，所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就是执政者要按照老百姓的愿望来执政，这是范仲淹在临终时的社会忧患与希望。

后人评价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学贯天人，材兼文武，济贫活族，出将入相”“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范文正公集》附录《诸贤赞颂论疏》）。

《宋元学案·序录》说：“庆历之后，学统四起。”虽然庆历新政只实行了一年，但在它的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的影响下，确实培养了一大批新的人才。例如，《范文正公集》的“序”最初是苏轼写的，他在“序”中说，当他在家乡上小学的时候，就立志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楷模，等他后来到京师应举中进士时，范仲淹已经去世了，他以没有见到范仲淹而深表遗憾。苏轼年少时生活在四川眉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而庆历新政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庆历新政的影响是深远的、普遍的。可以说，范仲淹是宋代儒学复兴的开创性人物，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以及苏轼、苏辙的蜀学和王安石的新学等，都受到范仲淹及其庆历新政的影响。

范仲淹这个历史人物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忧乐圆融”“忧乐天下”的高尚道德情操和价值取向，是值得我们当今深刻领会和学习的。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王琦整理并经主讲嘉宾最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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