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未出版作品

——先秦思想家小传

作者：梁启超

整理：个厂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十八日辛丑

          耶稣2022年4月18日

【整理者按】

一九二二年五月四日，任公开始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作“先秦政治思想”的讲演，前后四场；其秋，又应南京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之邀，担任“中国政治思想史”课一学期。由于操劳过度，得了心脏病，故只讲至先秦而止。后来出版之书，即名《先秦政治思想史》。

今饮冰室稿本内有《先秦思想家小传》一部，从每篇篇末“梁启超曰”来看，或即为专书之一种，惜今仅存《伊尹》、《箕子》、《太公》、《周公》、《周代诸史官》、《管子》六篇。（按，《周代诸史官》内所列老聃、左丘明后注谓“别详专传”，未见；又，《管子》篇缺“梁启超曰”及以下文字。）然如《周代诸史官》提出，“欲研究先秦思想者，当知新学派未发生以前，先有此种官府学派、半宗教的学派，然后各种新学派若何继承、若何蜕变、若何反动，乃可得而察也”，可与《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一章《时代背景及思潮渊源》“前此教育为学官掌之，舍官府外无学问”对看。而在《周公》篇末之“梁启超曰”，有“周公以介弟作元辅，以大思想家为大政治家，其为一代世运所系”，颇有深意，任公盖以此自期许焉！

研究先秦之政治思想，终归为现实服务。任公在这一年里，东西南北走，或讲学，或讲演，亦以求青年“人格教育之实现”，故己之“教育活动”即“政治活动”，惟有一以贯之而已矣。数十年来，大皆将任公分作前（政治）后（学术）两截看，今者由此反观，似有重作探求之必要。

本篇据稿本整理，付澎湃翻书党栏目公布。

个厂，壬寅三月十四。

《先秦思想家小传》稿本

伊尹

伊尹名挚（《孙子·用间》、《墨子·尚贤中》、《楚辞·离骚·天问》），尹盖其字（《尚书》孔疏）。当夏、商之交，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吾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犹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犹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孟子·万章上》）乃就汤，与言素王九主之事。（《史记·殷本纪》。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等，图画其形。”）汤学焉，而后臣之。欲有谋焉，则往就，不敢召也（《孟子·公孙丑下》）。既相汤，以伐夏救民（《孟子·万章上》）。任为阿衡，实左右商王（《诗·长发》）。汤崩，汤孙太甲颠覆汤之典型（《孟子·万章上》），伊尹曰：“予不狎于弗顺。放太甲于桐，民大说。太甲贤，又反之，民大说。”（《孟子·尽心上》）年百馀岁，以沃丁八年卒，沃丁葬以天子之礼（《书序》疏、《殷本纪》正义、《水经·泗水注》引《世纪》）。伊尹尝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故治亦进，乱亦进。”（《孟子·公孙丑上》、《万章下》）尝五就汤，五就桀焉（《孟子·告子下》）。又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有匹夫匹妇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故汤称为“元圣”（《书·汤诰》），孟子称为“圣之任”云（《万章下》）。其著作为孔子采入《尚书》者曰《女鸠女房》，曰《咸有一德》，曰《伊训》，曰《肆命》，曰《徂后》，曰《太甲训》三篇（《书序》），今皆亡。（今注疏本有《咸有一德》、《伊训》及《太甲》三篇，皆伪出也。）而《伊尹五十一篇》，至汉时尚存，汉儒指为道家之祖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者流）。又有《四方献令》（《周书·王会》全录其文）、《区田法》（《齐民要术》引氾胜之述伊尹法），至今犹存。

梁启超曰：《汉志》于古书依托者，皆注出之，惟伊尹书未尝致疑，殆《五十一篇》颇精粹，为班氏所信耶？（小说家者流别有《伊尹说》二十五篇，班自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孟子频引伊尹曰云云，盖必有所本。《尸子》、《吕览》、《说苑》、《韩诗外传》皆引伊尹对汤问与《献令》、《区田法》等，当皆《五十一篇》中之文。然则我国著书成一家之言者，莫古于伊尹矣。

箕子

箕子名胥馀（《尸子·君治》），殷纣之诸父（《论语》注），为纣太师（《史记·宋世家》）。纣无道，微子去之，比干谏而死，而箕子为之奴焉。孔子称之曰：“殷有三仁。”（《论语·微子》）又曰：“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也。”（《易·明夷》彖传）武王克殷，释其囚（《书·武成》）。十有三祀，武王访箕子，询以阴骘下民、彝伦攸叙之义，箕子为陈禹所传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书·洪范》）。其后武王封之于朝鲜焉（《尚书大传》、《后汉书·东夷传》）。

梁启超曰：阴阳五行之学，汉世极盛，而皆推演洪范，故刘向、许商之《五行传记》，《汉志》列诸《尚书》家焉。今文家说诸经，皆以五行、纬书尤甚，盖衍箕子之绪也。

太公

太公名望（《孟子·尽心下》），或曰名尚（《史记·世家》），姓吕，亦姓姜（《世家》）。所生地为今河南汲县（县中所存晋太康四年吕望表石刻，又《吕氏春秋·当染》注、《淮南子·氾论》注、《水经注》九）。尝避纣，居北海滨。闻文王作，归之（《孟子·尽心上》）。佐武王克殷，号师尚父（《诗·大明》），盖为文武师云（《世家》）。文王脱羑里之囚而归，与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政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世家》）。封于齐。既就国，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于是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世家》）。其著书传于汉世者，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内分为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者流）。至梁、隋、唐之世，则有《太公阴谋》一卷、《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太公伏符阴阳谋》一卷、《太公金匮》二卷、《太公六韬》五卷、《太公兵法》二卷、又六卷、《太公杂兵书》六卷、《太公三宫兵法》一卷（《隋书·经籍志》）、《太公阴谋》三卷、《阴谋三十六用》一卷（《旧唐书·艺文志》），盖皆二百三十七篇中所析出别本，而真伪愈不可辨。今则尽亡矣。

梁启超曰：班固《叙录》太公书，而自注云：“或有近世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则其书踳驳可推见。然要必有一部分为太公之旧者，惜今不可得见矣。今传《六韬》一书，旧题太公作，《汉志》不著录，（《汉志》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氏自注云：“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注曰：“即今之《六韬》也。”案，今《六韬》乃文武间太公兵战之事，而此列诸儒家，则非一书甚明。颜注云然者，岂颜所谓今《六韬》，又非见存之今《六韬》耶？）然其名远见于《庄子》（《徐无鬼》），又为汉昭烈、诸葛亮君臣所笃嗜（《三国志》注引先主遗诏），则所传盖甚古。今本或代有附益，然其中奥赜之理颇不乏，殆为二百三十七篇中之一部无疑。（《四库提要》径指其伪，孙星衍则校刻之而力辨其真。平心论之，其书未必太公自撰，盖班氏所谓为太公术者所增加，要当出战国前，而汉以后有所增删，或亦不免，谓全伪则必不然矣。）又《太公阴符》，苏秦所诵（《战国策·秦策》）。今传《阴符经》，旧题黄帝撰，而太公为之注。黄帝必为依托，自无待言。然其书精奥卓绝，断非秦汉后人所能造，或即太公口说，亦未可知。要之后世之道家言、法家言、兵家言，其思想各皆受太公之影响，殆可断言也。

周公

周公名旦（《书·金縢》、《洛诰》、《君奭》），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武王即位，常辅翼用事。既佐伐纣，定天下，封于鲁，不之国而留辅政。武王崩，成王立，周公践祚摄政（《史记·鲁世家》）。管叔以殷畔（《孟子》），周公东征二年，罪人斯得（《书·金縢》）。诞保文武受命七年，乃复子明辟（《书·洛诰》）。成王二十二年薨于丰（《竹书纪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下》），其勤如此。初，文王幽于羑里，重易八卦为六十四，卦系以辞。周公居东，更取诸卦三百八十四爻，爻系以辞，《周易》以成（唐孔颖达《周易序》引马融、陆绩诸人说）。故韩宣子适鲁，见易象，叹曰：“吾乃知周公之德也。”（《左传》）周公诸所为训诰，采入《书》百篇中者凡十六，曰《金縢》、曰《大诰》、曰《归禾》、曰《嘉禾》、曰《康诰》、曰《酒诰》、曰《梓材》、曰《召诰》、曰《洛诰》、曰《多士》、曰《无逸》、曰《君奭》、曰《将蒲姑》、曰《多方》、曰《立政》、曰《周官》（《书序》）。而《归禾》、《嘉禾》、《将蒲姑》、《周官》四篇，今亡焉。其见于《逸周书》者十四，曰《大开武》、曰《小开武》、曰《成开》、曰《作雒》、曰《皇门》、曰《大戒》、曰《周月》、曰《时训》、曰《月令》、曰《谥法》、曰《明堂》、曰《本典》、曰《官人》（《逸周书序》）。周公所作诗歌见于《诗》三百篇中者，曰《七月》、曰《鸱鸮》（《诗序》）；而《礼经》十七篇、《周官》六篇，后世学者皆谓为周公摄政致太平之书（唐贾公彦《仪礼疏序》）；而《尔雅·释诂》一篇，或亦以为周公所作云（魏张揖《上广雅表》）。

梁启超曰：言圣必称周、孔。孔子开新思想者也，然孔子实长育于周代旧思想之中。岂惟孔子，诸子皆然矣。周代旧思想，则周公其创作者，且其总汇者也。夫易象者，自然哲学之先河也。官礼者，礼治主义之极轨也。其训诰之文，则王道浃人事备矣。周公以介弟作元辅，以大思想家为大政治家，其为一代世运所系，不亦宜乎！

《先秦政治思想史》

周代诸史官（他专官附）

梁启超曰：我国学问之为公器，自春秋、战国以后耳。前乎此，则学问之事，皆掌于专司，非所司则靡得而窥焉，而所司又世其守者也。故凡百学问，皆带官府性质、神秘性质、贵族性质、世袭性质。班固述刘氏父子之说，叙列九流，则曰：“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盖出于史官，阴阳家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盖出于理官，名家盖出于礼官，墨家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盖出于议官，农家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盖出于稗官，乃至《兵书略》言兵家盖出大司马之职，《数术略》言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方技略》言方技者王官之一守也。”（《汉书·艺文志》）虽所比附容未尽当，要之各种官守为古代智识贮藏之总库，则无以易也。王朝分官甚多，侯国不能备官，率以史摄诸职，而博物君子与夫善谈名理者恒出乎其间。经传所记，若周之史佚（亦作史逸，亦称尹佚。见《逸周书·世俘》、《礼记·曾子问》、《左传·僖十五年》、《国语·周语》）、周任（周史官。见《论语·季氏》、《左传·隐六年》）、辛甲（周太史。见《左传·襄四年》）、辛有（辛甲之后。见《左传·昭十五年》）、左史戎夫（见《逸周书》、《史记》）、内史过（见《左传·庄三十二年》、《国语·周语》）、史角（见《吕览·当染》）、内史叔兴（见《左传·僖十六年》、《廿八年》，《国语·周语》）、老聃（别详专传）、苌弘（见《左传·昭十八年》、《国语·周语》）、内史叔服（见《左传·文元年》）、史大㢰（见《庄子·则阳》）、太史儋（见《史记·周本纪》、《秦本纪》、《老子传》），鲁之申须（见《左传·昭十七年》）、卜楚丘（见《左传·闵二年》）、师挚（见《论语》）、左丘明（别详专传），晋之太史屠黍（见《吕览·先识》）、卜偃（见《左传·闵元年》）、辛廖（见《左传·闵二年》）、董狐（见《左传·宣二年》。又《昭十五年》云“辛有之二子董，晋典籍，于是有董史”，然则董氏实周辛有之后也）、梁卜招父（见《左传·僖十七年》）、籍偃、籍黡（司典籍者。见《左传·成十六年》）、史赵（见《左传·襄三十年》）、史苏（见《左传·僖十五年》）、师旷（见《逸周书·太子晋解》、《左传·襄十四年》、《国语·晋语》）、蔡墨（见《左传·昭廿九年》），卫之史鱼（见《论语》。亦作史鰌，见《左传·襄二十九年》）、师襄（见《史记·孔子世家》）、史晁（见《左传·昭七年》），齐之太史氏、南史氏（见《左传·襄二十五年》）、祝佗父（同上），郑之史伯（见《国语·郑语》）、裨灶、里析（俱见《左传·昭十八年》）、梓慎（见《左传·昭七年》、《十七年》），虢之史嚚（见《左传·庄三十二年》、《国语·晋语》），楚之史老（见《国语·楚语》）、工尹襄（见《左传·成十六年》）、左史倚相（见《左传·昭十二年》），秦之卜徒父（见《左传·僖十五年》）、内史廖（见《史记·秦本纪》），其显著者也。其人类皆专司教宗仪式、学艺典籍、史乘记录之事。以世其官，能占验天象，先知休咎，熟于掌故，善推论古今国族盛衰兴亡之由，时主及贤士大夫，恒谘访以决事，师资以广学焉。自丰、镐迄春秋之季，五六百年间，实以此为学术之中坚。如希腊、波斯之学府，集于祭司；欧洲中世之学脉，系于教会也。大抵此辈之最有功于社会者，在其能攒集古来之思想，保存之以传于后。若建设一新系统之思想，则非尽人所能及也。然其片文只义见于故书雅记者，往往有极精到之语，能为新思想家导先路。且新思想家若不得其协助，则其思想将不能完成，故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而墨子亦学于史角也（《吕览·当染》）。然其间固有瑰玮绝特者出焉，如老子卓然开道家之宗是也，如史佚为墨家所自出亦是也（《汉书·艺文志》“《尹佚》二篇”在墨家，尹佚即史佚）。要之欲研究先秦思想者，当知新学派未发生以前，先有此种官府学派、半宗教的学派，然后各种新学派若何继承、若何蜕变、若何反动，乃可得而察也。

管子

管子名夷吾（《史记》本传），字曰仲（《左传·闵元年》疏），齐之颍上人。少时尝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与召忽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杀公子纠（本传），召忽死之（《论语》）。管仲曰：“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本书《大匡》）桓公问鲍叔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则社稷定。亟召可得，不亟不可得也。鲁知其贤，将致政焉，不受将杀之。”公曰：“夷吾受乎？”鲍叔曰：“不受。夷吾不死纠，欲定齐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事君无二心，虽知死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曰：“非为君也，为社稷也。”（本书《大匡》、《小匡》）管仲既任政相齐（本传），乃参其国而伍其鄙，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故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本书《小匡》）。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筦键（本书《立政》）。使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本书《小匡》）。善托业于民，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本书《乘马》），故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使百姓通于军事。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五人为伍，轨长率之。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本书《小匡》）。其论政也，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本书《牧民》）又曰：“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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