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研究生）

来源：作者赐稿

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马学）的关系为何，一直困扰着当下的知识界，前者指称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明的“中华性”，后者代表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现代性”，两者的关系如何牵系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身的连续性，使得“中华”与“现代”两者不至于异质与断裂。这一问题，是关系中国作为国家与文明两重体的时代之问。

近日清华大学戴木才教授发文，提出两个否定：反对“以儒代马”，亦反对“以马废儒”，标志着儒学与马学的关系定位进入第三阶段：从建国以降，主流论述在于“以马废儒”，高举马学打倒孔家店，并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以“现代性”之实否定儒学之名，图求“以实定名”的“现代性一致”；自改革开放起迄，主流开始渐有“以儒代马”的论说，至于九十年代国学热时，何以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建设现代性儒学成为时人热议，大有以“儒学之名”接续“现代性之实”的“因名责实”之风。直至今天，进展到第三阶段，即两个反对，互不否认。这标志着儒学与马学的交锋进入合题阶段，而谋求和解与共存之状态。两个反对，互不否认在当下是可欲而合理的，儒学的“名”对应的是“中华性”的“文明”之“实”，马学的“名”对应的是“现代性”的“国家”之“名”，而中国作为国家与文明之两重体。任何割裂化或混淆化的努力均是不可欲、不可行的：不必强求“现代性”以至于改造“文明性”，也莫苛求“文明性”以屈尊迁就“现代性”，前者导出的是“以马废儒”，后者流向的是“以儒代马”，而二者的和解与共存，方符合各自的“名实相符”。反对“以儒代马”，亦反对“以马废儒”，儒学与马学的共存关系，是儒学与马学的“合理关系”。

儒学与马学之所以发生关系，在于近代以来以西学为标识的现代性冲击。费正清提出“冲击-反应”模式，指中国近代的发展是因西方对中国进行冲击而产生的反应。这一论述存有缺乏解释力的内容，如中国对西学的借鉴均是来自对照儒学本身而得的“镜像”方作容纳。但其西学冲击-中国反应这一逻辑先后关系的论断本身无误，无论这一冲击是外源主导性的，还是仅加深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内生性演进。从历史演进来看，当儒学缺乏解答时代命题的能力，便会有外学的介入及其部分对儒学的替代，玄学、佛学是例；近代的命题不同，这一问题是关乎全方位、现代性的，近代的西学也不同，这是文明的“大分流”导出的，完全异质而整体的思想与挂念体系，其在逻辑与论述上是自洽自足，而不可屈于统摄的。近代的命题与西学呈现的特质性，使得西学对儒学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震荡，儒学对西学的反摄是根本性的不切，终于西学东渐之末迎来马学，于此立地生根。但中国的命题，并非只有现代性命题，因而马学作为西学虽在逻辑与论述上自洽，亦不能反摄西学，但二者在发生学上具有先后关系。马学作为定鼎之西学，是在儒学无法解答中国的现代性命题时，就这一命题继儒学而作答，二者均是自洽不可归摄。继承关系，是儒学与马学的“历史关系”。

儒学与马学在历史上的“继承关系”，在现实中的“共存关系”，这种继承与共存的“功能性体现”，在于两者是“体用关系”、“魂魄关系”与“本体论与方法论关系”。马学在中国的体现，存在于现代性场域，指涉政治叙事、政治愿景与政治建制与政治经济学，取向于在解答现代性命题中，所构造与形塑的种种“关系”本身，这种“关系”的建构具备突破性，市场、政党、民族国家等人造“关系物”为传统中国所不曾见的，为这些关系所定义的，便是中国人在现代性场域中化身的“现代人”，这是专于现代性命题之解答的，是“用”；是构造全新的现代性场域所必须的，是“魄”；是解决如何现代性场域安身立命的，是“方法论”。儒学在中国的体现，则存在于一切非现代性场域，如存心、人伦、文辞、审美、思维等诸多场域，是现代性场域得以建构的“基底场域”，乃至于现代性场域本身仍未脱离“中华性”，政治叙事、政治愿景、政治建制乃至政治经济学取向，均能在“中华性”中定义自身，市场、政党、民族国家等人造“关系物”均在传统思维考量与行事路径实现自我运转，为这些所定义的，是中国人在一切场域赖以为“基底”的“中华人”。人是可以具有多重关系性的，现代人与中华人可以并行不悖，人是可以具有多重生存场域的，现代性场域在文明中扎根，亦要以传统为基底场域。儒学所定义的场域、关系、乃至人本身，是“体”、是“魂”亦是“本体论”。体用关系、魂魄关系、本体论与方法论关系，是儒学与马学的“功能关系”。

儒学与马学是共存的，是继承的，是体用、魂魄、本体与方法相依的，这一关系可能构成较长时间段之关系定义，而不得偏废而顾此失彼。儒学与马学的这一关系，体现在执政党的最高政治论述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即逻辑上的中国本位；中国本位，即学理上的儒学主流。未来儒学的方向，不在于强求现代性转换，而在于保持“中国本位”，争得“中国要素”，正其身于“中华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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