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与宋学关联的再探讨

作者：杨超（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来源：《原道》第40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内容摘要：学界围绕船山与宋学的关联问题争讼已久，诸多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均有可取之处。然细考之，已有之论或为宋以来道统框架所限定，或为现代学科分类壁垒所制约，进而在宋明理学史的框架中，将船山与宋学之关联归结为兼尊理气之学以斥心学说，宗气学而拒理学、心学说，宗气学、理学分期说，融通或反叛道学说等四种主要观点。以今观之，船山虽然依旧有着道统的排他意识，但亦有较强的同情精神，其不仅于程朱陆王内圣为主旨的身心之学中有所创获，且于东坡词章之学，王荆公、陈同甫的治道等学说中，亦有颇多受益。先前诸说多局限于对船山与宋学中，以内圣为主旨学派的内圣之道关联的探讨，缺乏对船山与内圣一脉的外王取向，以及船山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关联的考察，故无法客观地厘清船山的学术旨趣，也未能全面地呈现宋学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王夫之；宋学；思想渊源；内圣外王

船山身世飘荡浮沉，著作博大庞杂，思维颇具辨证，言语佶屈聱牙，思想极难把握。至于船山与宋学之关系的判定，可以作为理解船山思想特色，最为重要的径路之一。在宋明哲学史的框架中，道统的视域下，船山学说与宋学之关系可归结为船山兼尊理气之学以斥心学说，船山宗气学而拒理学、心学说，船山宗气学、宗理学分期说，船山融通或反叛道学说等四种主要观点。本文拟对此四种主流观点逐一分析评判，进而提出自己的“辨正说”，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船山兼尊理气之学以斥心学说

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横渠为有宋一代气学代表人物，此二人在船山学说形成、发展及完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正面作用。至船山之时，心学空疏学风之兴盛，加速了明朝的覆灭，船山兼宗理气之学而斥心学说由此而来。船山次子王敔提及船山学术取向时有言：“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在王敔这里，横渠、朱子学说于船山而言同等重要，均为儒门之正道，船山兼取之，以辟陆王之谬。其后，清官修史书，以及晚清湖湘名臣郭嵩焘亦持此说，且特别凸显朱子学于船山学术形成的重要作用。王敔之师潘宗洛为船山作传后，船山之名渐闻于京师。

据《清史列传》与《清史稿》，船山《六经》之《稗疏》《考异》，均入四库。船山论学汉宋兼宗，以汉学为门户，宋学为堂奥，“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于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于正也。”朱子著《四书章句集注》，以辟陆象山良知之说。船山衍《大学》《中庸》以继之，且尤尚横渠《正蒙》，著《正蒙注》《思问录》以发明之。而后，船山以横渠、朱子之正学，辨陆王之邪说。郭嵩焘追溯道学之衍生脉络，视船山为后继之大成者：“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学，程子、朱子继起修明之，于是圣贤修己治人之大法灿然昭著于天下，学者知所宗仰。……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程朱承继北宋五子修己治人之正道，船山推而明之，以辨佛老与陆王之空疏。嵇文甫、张西堂认为较之程朱，船山更偏向横渠。嵇文甫虽认为在反心学潮流高涨的境况下，船山批驳陆王学说时不经意已受陆王影响，但观其理论系统，可以判定船山学术取向为“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张西堂指出，明末心学空疏无用，而终酿成明亡之祸，船山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力辟阳明良知之说，“不止于以汉儒为门户，宋五子为堂奥，参伍洛闽，推尊横渠也。”梁启超与钱穆亦依此立论，而各成一家之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清初清初四大家之学说，均为“王学”之反动。

与其他诸家相比，船山尤好宋儒之名理：“《遗书》中此类之论甚多，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于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故船山欲返之于宋，以寻觅化解明学空疏之道。钱穆于船山之学术取向，亦有所提及：“与横渠《正蒙》之学风为近。”钱穆亦认为，船山虽砭切王学之无实，但其所修正的，只是朱子后学之弊，未尝于朱子之学有所异议。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之后，在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指导下，船山学研究再度兴起。在此情境下，横渠之气学属于唯物主义派别，程朱理学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围，陆王心学被划在主观唯心主义阵营。在冯友兰看来，船山较为彻底地清算了道学，承继了横渠的气一元论，并接纳了程朱理气之范畴，认同理在事中，“彻底否定王守仁‘理在心中”的学说，……而且大部分问题都给以唯物主义的解决，只是有一小部分问题未解决好。”显然，船山对朱子学说模棱两可的态度，即是“未解决好”的那一部分问题。张岱年亦认同冯友兰之说，认为船山推进并恢复了北宋中期横渠唯物主义学说，反对陆王主观唯心论调，其理论的主体部分，虽是不可动摇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其依旧接受了程朱的部分学说，“主要是‘理具于心’的学说，因而在他的基本的唯物的观点之中夹杂了许多唯心论的残余”。朱伯崑认为船山的唯物主义学说有严重缺点，并分析了船山对程朱唯心主义做出让步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立场联系在一起的”。

总而论之，因船山明言向往横渠、反对阳明之学，故以上诸家均守此说。而船山于朱子之态度，诸家之说亦从正面解读：或参伍，或归宗，或回归，或接纳，或修正，殊途而同归。

二、船山宗气学而拒理学、心学说

船山“希横渠正学”，反陆王心学之说历来少有异议，但其与程朱理学之关联争论颇多。一阴一阳之谓道，有船山尊理学之论，亦必有拒理学之说。清初潘宗洛、清中叶余廷灿以及清末刘人熙，较为隐晦地表达了船山宗横渠气学而拒程朱理学之说。王敔之师潘宗洛，虽未及见船山，但仰慕船山之高节，读其书甚有感，故为船山作传，在《船山先生传》中潘宗洛有言：“张子之学切实高明，作《正蒙》释义，《思问录》内外篇，互相发明，以阐天人性命之旨，别理学真伪之微”。

船山曾指出，朱陆道问学、尊德性之学，相互对垒此起彼伏几百余年，“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潘宗洛所见船山之书，只有《正蒙注》《思问录》《楚辞通释》《庄子衍》而已，其虽未直言船山拒斥理学，但从其“别理学真伪之微”一语中，我们可窥其意。余廷灿在《王船山先生传》中曾道：“若横渠以《礼》为堂，以《易》为室，……虽其逃名用晦，遁迹知稀，从游盖寡，而视真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许、欧、吴诸名儒，仅仅拾洛、闽之糟粕以称理学，其立志存心，浅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在余廷灿这里，船山演绎谓之不易的《正蒙》，以承续横渠之教。船山虽隐遁以求其志，但依然傲立于拾掇程朱理学糟粕的俗儒之上。刘人熙在《船山学报叙意》中有言：“明思宗殉国后，子以乡举从王岭外，仕行人司行人，知不可为，归隐故山，槲径荒邱，契知礼成性之学，声沉响寂，而雷雨之动满盈”。“知礼成性之学”，正是横渠异于朱子学说之处。

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视域下，船山与程朱理学之关联，亦有不同的解读。萧萐父认为船山在明末清初充斥斗争的哲学氛围中，不同于调和朱陆的官方掌权者汤斌、李光地，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克服了之前唯心主义的不足，批判了整个宋明唯心主义阵营。关锋并不认同王船山作了程朱派俘虏的说法：“王船山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唯物主文和辩证法的传统，批判了唯心主义，特别是宋明理学唯心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形而上学作了批判，创立了一个新的唯物主义体系。”杨荣国虽然认为，船山哲学在个别地方依然存在唯心主义倾向，但“船山唯物论的指向是陆王心学以及程朱理学”。蒙培元从理学在宋元明清演变的视角，认为伴随着启蒙思潮的发展，船山对程朱理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与清算，从而建立了一个迥异于程朱的唯物主义体系。曾昭旭则别有创发。曾昭旭所著《王船山哲学》一书，深入船山思想内部，以整个理学史的视角，凸显了船山哲学的特色：“其严斥陆王的原因，即在陆、王之明以逆求本心为方向。对于程、朱，船山背定他们的地方只是一种点化之许的肯定。对于其根本方向上，船山仍数致其不满。……船山归宗横渠，则认为横渠之方向，实属自天至人至物，一体直贯”。在曾昭旭这里，无论是程朱，抑或是陆王，其为学径路方向相同，不离乎“逆求”本体心性，最终确立最高的道德依托；而船山依乎横渠，逆而行之，先立心性本体，以开物成务。

合而言之，潘宗洛、余廷灿与刘人熙以及唯物主义、辩证法视域下，船山与宋学关系探讨中，都或多或少的带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子，我们亦不可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较之前人，曾昭旭之说，则显得更为理性与客观。

三、船山宗气学、宗理学分期说

船山哲学的博大庞杂，决定了对其思想解读多样性的存在。船山虽于横渠推崇备至，但其对朱子之学，亦多次以往圣复起而不易称之。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解读船山于横渠、朱子的关系，部分学者以分期说论而证之。唐鉴与蒋维乔持“由关而洛而闽”之说。唐鉴作《王而农先生》一文，博引船山于《大学》《中庸》所衍，盛赞朱子之文：“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蒋维乔紧随其后，在《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先据《张子正蒙注序》而断船山崇拜横渠之气学，后据《大学补传》而定船山尤宗朱子理学：“夫之之学，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故唐鉴之《国朝学案小识》，称夫之为由关而洛而闽也”。

许冠三与刘春建则主张，船山之学“由闽而关”。许冠三在《原船山之“理”》中，探讨了船山的理欲、理气、理势观，而后纵观船山整个思想体系，得出结论：“以其以程、朱学统之态度言，大致是早期基本追随，中年则逐渐由怀疑为批判，而终于离弃，转而改宗张载。其转向易途之辙迹留于《大全说》者，斑斑可见”。刘春建认为，船山哲学具有二重性，因此不仅需要使用矛盾分析法去剖析，也同样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船山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述。在刘春建看来，船山之哲学，并非一蹴而就，他在动态的发展中由低向高、由浅入深逐步趋向成熟。如果一刀切地判断船山的思想渊源与取向，必然会引发诸多争议。所以，刘春建分清局部与全局、支流与主流，最终得出了后期独宗张载的结论。

陈来反对将船山简单地贴上理学或反理学的标签，其虽基本认同嵇文甫之论，但较多地注意到船山思想的前后演变，进而动态地展现了船山思想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船山对朱子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读四书大全说》中对于朱子学的《四书》诠释，在大关节上予以肯定的同时，往往有苛评之处，盖与其当时心境有关，虽然主要针对于朱门后学者”。船山前期对朱子有所异议，到了后期则逐渐变得平和。船山晚年，其《礼记章句》的《大学》《中庸》部分基本完全采用朱子之说，由此可见船山于朱子之尊崇。

概而论之，分期论较之前说，有着明显的优越性。但在分期说内部，依旧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结论：由关而闽、由闽而关，依然需要更为细致的分疏。

四、船山融通或反叛道学说

尽管船山直言横渠之说为正学，陆王之说为禅学。但依旧有学人认为船山之学是对整个宋学的批判，依此而言，船山之学旨在融通宋明道学；亦有学者从船山学说中看见了心学的影子，由此观之，船山学说是于宋学彻底的背离。其中，侯外庐、贺麟与宋志明，从哲学史的视角，判定船山会通心学理学，而集道学之大成。侯外庐在《船山学案》中明言：“船山之学，涵淹六经，传注无遗，会通心理，批判朱王（对朱熹为否定式的修正，对王阳明为肯定的扬弃），中国传统学术，皆通过了他的思维活动而有所发展。”贺麟首先肯定了船山在明末清初哲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其后断言船山之学集理学与心学之大成。

宋志明虽不认同贺麟的治学方式，认为其主观性太强，充斥者解释学的偏见，但在《贺麟对王夫之哲学的研究与借鉴》中，肯定了贺麟对船山学术取向之判断：“把辨证的综合看成王夫之哲学的基本特征。”王永祥在《船山学普》自序中，从知识论的角度，认定船山之学兼采心学理学之所长。王永祥认为宋明诸儒，多偏向于身心之涵养，故不能从纯粹的知识方面，认识心性宇宙等诸多问题，即使偶有触及，也大多简略，不成体系。未有学者如船山般说理精详，并能够形成完整的系统。所以，王永祥从识知论角度认为：“先生论学兼采两家（朱子与阳明）。先立其大，小亦不可忽也”。船山在批判性吸收之后，独成一家之言。

谭嗣同、李石岑从宋明学术史出发，分别以不同的角度，指出船山背离宋儒，而另开生面。谭嗣同认为，船山学建立在对宋儒名理之学的反对之上：“宋儒以善谈名理，称为道学，或曰理学。理之与道，虚悬无薄，由是辄易为世诟病，王船山先生乃改称精义之学，然不若六朝人目清谈元旨为义学也”。李石岑从不同概念内涵的辨析出发，寻觅船山异于宋儒之处：“重‘欲’的思想，是清儒对于宋、明以来重‘理’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的反动。后此颜习斋的实践精神，似与船山重‘行’的思想相一致……”清儒重实践、习性，较大限度地肯定人的自然情欲，都是对宋儒的反动，船山学亦不离此道。陈远宁则认为，船山集中国古典文化之大成，对宋明之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批判：“船山以‘坐集千古之智’的恢弘气魄和‘入垒袭辎’的批判精神，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所以，船山学不仅是窥见传统思想的窗口，亦是连接古今的桥梁。陈赟以船山为中国古代哲学总结者的视角，断言“王船山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区分做出了不同于宋明儒家的理解”。

五、辨正说：船山合宋学内外之道为一

若执着于对船山与宋学内圣为主旨学派的内圣之道的探讨，无视船山与内圣一脉的外王取向，以及船山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关联，无法客观呈现宋学的整体面貌与发展理路，也未能全面厘清船山思想渊源及学术旨趣。在治道、词章以外王为主旨的学派，与以内圣为主旨身心之学一派的互动中，外王一派对内圣一派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朱子曾直言：“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闲。”朱子认同“荆公初起，便挟术数”之说，在朱子这里，“陈同父纵横之才”，荆公以权谋术数得势，假借《六经》之道，行富强之术。而东坡早年以文附势，以博取功名。

内圣派及外王派的交相论争，不仅对于道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说的形成作用极大，其余波亦延及船山：“盖自秦以后，所谓儒学者，止于记诵词章，所谓治道者，不过权谋术数，而身心之学，反以付之释、老”。在船山看来，荆公、陈亮之学亦为权谋术数。与朱子相比，船山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更为复杂：内圣派的内部，相互斗争，一盈一虚，绵延不绝；且身心之学日益佛老化，渐渐成为正学之劲敌。所以，研究船山与宋学关联，仍需注意宋学中词章、治道、身心几个学派之间互动。宋学中诸儒，为其所处时代所囿，多有对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内向工夫与外向工夫的偏执：朱子之前，治道、词章等以外王为主旨的学派藉外摄内，以内圣为主旨的身心学派藉外荣内，二者呈互斥之势；朱子以后，在身心学派内部，亦有工夫论方法层面，理学偏向于内，心学反之偏向于外的论争。

如若说朱子是宋学中，以内圣为主旨学派的承上启下者，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的终结者。那么，船山则处在二者的内外之间。朱子“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其以《四书》为主要典据，完善了以身心学派为尊的道统谱系，对治道中蕴含着强烈经世情怀的治道以及词章学一派，排斥较为强烈。在朱子之后，身心之学愈发纯粹，朝着更加内化的方向开展。船山有“及乎朱子之时，则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之语。有别于朱子，船山在赞许身心性理之学建构，重新赋予了儒学以生命与温度的基础上，为《六经》重开生面，再次探求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意义，并给予其更多的同情与理解。

具体而言，在方法上，船山变“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为“好而知恶，恶而知美”，在对宋学外王之道的融摄，对宋学内圣之道调适的基础上，藉内外交养之道，合宋学诸儒之优长为一，以至于和美之境。散为万殊的一贯之理，可“统其分以会其合”，以成其全。偏执并非绝对的朝向，以外王为主旨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有对内圣之道的追求，而以内圣为主旨的道学家亦有对外王之道的向往。政治家、文学家对待权势的态度，往往异于道学家，此二派对“道”内涵的解读，于“治”径路的主张，依然格格不入，如荆公得志之时，流于权谋术数，以道附势；苏东坡早年为求功名，以文媚势；朱子反之，欲格君心之非，对“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深恶痛绝，而以道抗势。因此，如何纾解宋学诸儒在政治实践中，所面临道统与治统无法调和之张力，以达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传》）之局面，也是船山不得不回应的历史以及时代课题。

次而，在方向层面，船山在辨正词章、治道、佛老学说之驳杂的基础上，“反动”朱子，上契孔子，断横渠之学为正学。船山在不同的论著中，多次将矛头指向词章、治道，以及“付之释老”的身心学派。于船山而言，宋学中词章、治道外王一脉却有治少道，而流于佛老内圣一脉的身心学派，有道少治。船山首先批判了象山、姚江、王畿、李贽之学，此数人援告子、释氏以为儒，皆以心为宗，认人心为道心，瞥然乘机、一念缘起。次而，船山在肯定朱子“以格物为始教”之后，指出朱子在工夫论方向上与陆王相同，皆为内敛的复性模式。朱子之后，治道及词章之学日益衰落。此后，绵延数百年的朱陆之争，一虚一盈而莫之有定，船山认为其根源在于横渠学说之湮没，若使横渠之学晓然大明，则可破朱陆正邪相竞、互为畸胜之局面。

横渠之学以《礼》为堂，以《易》为室，在此基础上，船山判横渠而非朱陆之说为“正学”，有其本体论之权衡，更有其工夫论之考量。横渠所彰明的成性工夫论模式，既蕴藏着治道、词章学说中日新不已的经世情怀，亦有程朱陆王学说中的终极关怀，与孔子内外和合之道相契合。船山对宋学中内圣、外王两派之学说，均有批判与涵化。其虽以横渠为正学，但对横渠学说中的未尽之处，也保持着应有的警惕。横渠为学，以“思”为宗，缺乏治道、词章一派，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对《六经》及汉唐儒学中，礼法、治术的承继与体贴；而且横渠工夫论之方法，亦有其不足，而此正为内圣为主旨的身心学派之所长。

以今观之，船山骨子里虽然有道统的排他意识，但亦有较强的同情、包容精神，其不仅于程朱陆王内圣为主旨的身心之学中有所创获，且于东坡词章之学，荆公、陈同甫的治道之学中，亦有颇多受益。在《四书训义》卷尾，船山有言：“一贯之理，散为万殊，则必明知先圣有其不易之法，而不可略。乃仲尼没而微言隐，七十子之徒散而异同生，必有因其文章，体其性道，确知先圣而表著之，则后圣之祖述宪章者益有征也。”

于船山而言，七十子之徒所言，合而论之，可见内外和合之道。较之于朱子，船山对词章、治道等外王学派的态度，显得更具包容性。如朱子曾言北宋之弊在人心，不在法度：“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船山则认为，法度与为政者之德性需要兼重：“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先王而无其道，适足以乱；以名法先王而并失其法，必足以亡。”其于荆公之作法，亦有颇多同情：“岂安石之为此不善哉？合此数者观之，可知作法之难矣。”正是此种精神，使得船山在内外之间，寻求宋学诸多学派的和谐共生之道，进而努力实现德性的光大与治道的挺立并进。船山对宋学中诸儒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亦有所体贴：“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则莫不因时以立言。”船山是否能够做到，调适、融摄宋学内外之道，依据且超越时代，上契孔子之本义，使得其学说无有偏执，从而具有恒常之意涵，尚无从而知。

可以看到的是，自清末《船山遗书》重现于世，船山学在百余年的社会变革及重建中，都发挥了应有的效用。历经三千年无有之变局以后的我们，回头审视船山之说，会发现其学说也有未尽之处，如刻意揭露礼与法的不稳定性，对陆王学说的过分苛责等。以今之视角评议古人，孰是孰非，可能亦无有定论。但我们应当知晓，同情与理解、温情与敬意永远值得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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