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讲坛隆重推出李奎良教授讲座：儒学中兴从衡水走来

来源：“董子与儒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廿七日庚戌

          耶稣2022年4月27日

董子讲坛是由衡水学院董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团委和宣传部联合推出的高端学术讲坛。它依托董子文化，旨在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董子讲坛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4月26日，董子讲坛隆重推出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衡水学院教授李奎良的学术讲座：儒学中兴从衡水走来。河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董子学院院长魏彦红主持讲座，衡水学院党委副书记卢援助，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治平，衡水学院师生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硕博士生、文化爱好者等线上线下共同聆听了讲座。

讲座现场

线上听众

首先，李奎良教授从地域文化和历史人物两方面，肯定了衡水作为历史文化重镇的重要性和兼容并包的文化特征，中国文化史上，衡水籍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李教授指出，在中国儒学曲折多舛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有过五次严重的危机，分别是：秦朝的焚书坑儒、北朝的鲜卑政权统治、隋唐时期的经书注疏混乱、唐宋时期的佛教冲击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五次危机都给儒学带来严重冲击和伤害，但是，儒学又都能够从危机中走出，从低落中复兴，其中前三次使儒学走出危机的中兴旗手都是衡水籍人士，分别是汉儒董仲舒、南北朝时期的冯太后和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

李教授重点介绍了儒学经历第一次文化危机后，董仲舒对儒学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第一，董仲舒用《春秋》大义构建思想政治的理论基础。建议汉武帝用孔子之道，在思想上实现“大一统”。使儒学由民间学术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层面的文化体系；第二，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儒生中培养、选拔官吏，使儒学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第三，将儒学用于民间教化，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品格的重要基石，使儒学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董仲舒的文化成就，不仅使儒学度过了低谷和危机，使其格局更大，体系更完善，与国家民族命运结合得更加紧密，还开创了一个儒学理论体系的新形态，把儒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并且成为“实践儒学”的领军人物，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李奎良教授还详细介绍了董仲舒提出的一整套社会治理的“董子方案”，如“大一统”、兴办太学、官员不与民争利以及调均等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大部分建议，对汉代社会及以后的中国社会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教授还特别指出，董仲舒的天人哲学思想，并非是神学和唯心主义。董仲舒实际是借商、周以来“君权天授”的观念，以“灾异谴告”来限制皇权，既赋予君王权力的合法性，又有“天”的制约，“谴告”的关键是看能否得民心，顺民意，所以董仲舒天人哲学的根源是儒家的民本思想。

李奎良教授认为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冯太后，解除了儒学的第二次文化危机。冯太后是北燕皇族，祖籍是今衡水市冀州区，年幼时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在辅佐文成帝时就提出了以儒学治国的政策，冯太后的孙子孝文帝也深受其影响，实行全面改革，从整体上汉化，从文化上儒化。可以说，冯太后前后辅佐两代帝王，是北魏中期改革的实际主持者和推动者，不仅挽救北中国儒学于动乱濒危之中，还促进了儒学的又一次中兴和发展。

李奎良教授认为第三位儒学中兴旗手是孔颖达，他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解决了隋唐之际儒学大混乱带来的第三次文化危机。孔颖达学养深厚，对北学、南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唐太宗时期“十八学士”之一。当时，由于学术思想混乱，科举制度缺少标准版的“五经”作为考试依据和教材，因此，孔颖达奉旨主持编撰《五经正义》，对经典注疏进行客观整理并阐发观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成为唐以后典籍整理的蓝本。《五经正义》使得处于混乱状态的儒学达到空前统一，儒家经典此后进入稳定状态，完成了儒学的又一次中兴，使儒学具有了更加强有力的发展根基。

李奎良教授的讲座站位非常高，对董仲舒、冯太后、孔颖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界定，称为儒学中兴的旗手。他们不仅挽救了儒学的三次危机，而且每一次都赋予了儒学更大的发展格局和崭新的生命力。通过李教授的讲解使我们认识到，衡水作为大儒之乡，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完全可以自信而自豪地说：“儒学中兴从衡水走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