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

—— “为政以德”与“成德”之教

作者：杨朝明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21年8月8日

本文根据杨朝明先生于2021年7月31日在慢庐经典读书会第二期：《论语·为政》通讲的总结整理而成。

作者简介

杨朝明，尼山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各位，下午好！今天我们讲读《论语》的《为政》篇。如果我们把第一篇看成全书的绪言或总括，是从总体上讲修身做人问题，那么就像《左传》所说“学而后从政”所隐喻的，第二篇《为政》的地位也就凸显出来。《为政》篇开宗明义，说“为政以德”，而孔子之学正是“成之以文德”的学问，实际上，《为政》篇第一章之后的各章，正是围绕如何“成德”展开的。

大家都很熟悉《孔子家语·弟子行》中的那个重要记载，即卫将军文子的那句概括：“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大家可以把这个记载与《为政》篇比较，看看是否有某种程度上的暗合。我的意思是说，孔子施教，目标是“成之以文德”，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只有为政以德，才能像北辰那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从第二章开始，就分别谈诗书、孝悌、仁义、礼乐的问题。

刚才大家讨论是孔子儒学还是秦制主导了两千多年古代社会的问题，我以为这涉及到了我们读《论语》时所应有的格局。在孔子看来，礼的形式可以变，礼的内在精神不应该变。礼的内在精神一旦被改变，社会就会出问题。试想：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我们认为，这与秦制违背了几千年来的社会治理经验的探索，也就是说与违背了夏商周以来的礼仪制度不无关系。秦朝因为没有尊崇儒学精神、礼的精神，“仁义不施”，所以二世而亡。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论语》要表达的意思，在《为政》的记载中，孔子说“虽百世可知也”，应该那样做而不去那样做，秦朝就只能“二世而亡”。

因此，我们读《论语》时不能纠缠，要精准把握其精神实质，要明白《论语》通过它这种特殊的体例在讲什么。为政以德，实行德政，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否则，你实行暴政，后果就一定非常严重。事实也是如此，秦始皇不施仁义，不重视前人关于治国理政的经验探索，结果就是“二世”而亡。到了汉代，人们认真进行反思，思考各家治国理政的学说，真正开始纠偏补弊，使治国之“礼”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如果认为“汉承秦制”，认为汉代制度继承自秦朝，而没有看到汉代对德政礼治问题的重视，显然属于一个极大的偏差。

把战国、秦汉的历史与文化放在三代以来的“大历史视野”中，将其与《为政》的精神结合起来研究，就能理解孔子德政思想的高远与深刻。学《论语》，就要理解《论语》的格局，对《论语》不能进行凝固地、死板地、拘泥地理解，要结合历史、观照当下，从现实世界人的成长与政治社会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其内在精神。要知道，如果我们读《论语》，只是根据《论语》章句进行自己的任意发挥，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读《论语》，你就直接自由发挥好了。所以，《论语》具体在讲什么？《论语》编者通过这样的编排要表达什么？这可以看成两个层面的问题，也更是统一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每章的具体意义，如果不先在《论语》文本本身下一番功夫，不能真正明白《论语》在表达什么，在后续研读中要更好地“抽象其精神”就会遇到诸多麻烦。

那么，具体到《论语·为政》篇在讲什么，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视角来看《为政》呢？马克思那句名言被广泛征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儒学思想体系的实践性很强，它可不是空洞的说教，它是非常落地的，《为政》篇就是踏踏实实第立足于现实。我之前说过，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就需要引领者、管理者，那么谁来引领？谁来管理？为政者本人的素质怎么办？实际上，《为政》这一篇讲的就是谁来管理、如何管理、管理者需要具备怎样素质的问题，这些都是在政治社会管理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国家管理对我们普通人还比较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就家庭举例。不言而喻，一个家庭要兴旺，家里如果没有一个顶梁柱，没有一个真正识大局、顾大体的人，这个家庭就会出问题，每遇大事就会成为过不去的坎。一个家庭或家族是这样，一个社会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培养合格的为政者就显得尤为重要，儒家学说就是要培养能够引领国家、社会发展的为政者。

关于《为政》篇有无主题，我反对非常拘泥地去理解，去生拉硬套地胡乱联系。也就是说，探讨这一问题是不可牵强附会的。我们要灵活地思考编者意图，其逻辑上不可能如今日学术之严密，但内涵上也许有某种贯通。其实，《为政》篇各章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为政》篇谈的是如何为政以德，或者说它讲的就是如何培养有德的为政者、为政者如何有“德”的问题。

第一章讲“为政以德”，为政者如果没有德，那如何以明德引领风尚？为政者缺德，那就太可怕了。“为政以德”，这四个字内涵丰富，概括性很强。

我们看《为政》有没有主题，各章之间有没有联系，可不能就文本表面化、简单化地去看与“为政”有没有关系。《为政》篇讲“为政”，而且本章有一个中心，各章之间有内在联系，实际上也有“内证”可寻。其中，孔子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难道这不是“为政”吗？否则，到底什么是“为政”呢？“政者，正也”，为政就是为正，为政的人必须是正人，只有这样，才能以自己的正引领天下的正。

在第一章之后，接下来讲的都是“为政”的问题，实际都是围绕这一话题来展开的。《为政》第一章是概括，为政者有德，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大家都去环绕着他，这是为政者应当追求的格局和境界。为政者有了大的格局、高的境界以后，就能“无为而治”。不言而喻，“无为而治”是很高的格局和境界，否则就不会使人都像众星一样拱卫、环绕。为什么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只有大舜那样的人才能达到这样的格局和境界，所以我们要去学习尧舜这样的圣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就是一个标准、一个总括，接下来就是讲如何才能达至这样有德的境界。

那么，我们来看“孔子之施教”。《孔子家语》说：“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孔子之教就是培养有德的人，有德才能去为政，看来，孔子的教育就是培养社会管理人才的，就是培养有德的为政者。那么，如何培养为政者，如何使这些人成为有德者，按照“孔子施教”的这个逻辑，就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我们将其与《为政》接下来的各章内容去比较：

第一，是“先之以诗书”。教育路径从哪里入手，就是从诗书入手。孔子之学以及之前的官学都是以诗、书、礼、乐教。什么是诗、书呢？诗书就是王道、就是王政，《诗经》讲的是情和礼的冲突，《尚书》讲的是先王之政。诗书中具有王道标准，读诗书才能“思无邪”，“无邪”就是“正”。为政者需正，培养“思无邪”就是使为政者具有“正”，所以《为政》第二章实际是讲“先之以诗书”。《为政》接下来谈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是吗？“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免”就是侥幸地逃脱，即使在法律之下也逃脱掉，这个人不过是侥幸而已。“免而无耻”，如果单纯地依法治国，那么钻法律的空子可以吗？不难理解，还是“有耻且格”最重要，“有耻且格”就是正。为重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有耻且格”，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是非感。

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于学”说的是方向问题，说的是道的问题。教育者、社会管理者要特别注意从小培养一个人的正，人的一生走什么样的路，与他的立志密不可分。为政者一定要培养民众正确的价值观念。走什么路很紧要，因而选择方向很重要。“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当然是孔子的自述，但《论语》的编者把孔子自述放在这里，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孔子自己走的路就是正确的路，这是一个标杆。人要走正确的路，最重要的是“志于道”，在“十有五”这个刚懂事的年龄能走上正道，才有可能“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等，这是孔子人生道路。我们能不能达到孔子这种格局和境界？怎样才能“不惑”、“知命”、“耳顺”等等，就要志于学、志于道，《学记》说“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讲的是学、是道的修习问题。《为政》篇这几章实际就是“先之以诗书”，这个“先”意涵丰富。先学习诗书，就是养正，选择正确方向，使人无偏。

第二，就讲“道之以孝悌”。所以，接下来连着好几章谈“孝”。现代研究儒学的人讲究概念对概念，其实，孔子在这里不是在讲概念，他是结合具体实际讲什么是“孝”。“孝”的背后，实际上是让我们去体会人的成长。例如，孔子所说“父母唯其疾之忧”，难道不是这样吗？子女要想着当自己生病后父母焦虑的样子，就要去思考该不该孝敬父母。父母对子女如此疼爱，如果不去孝敬父母，那么做人还有基础吗？“父母唯其疾之忧”，我们要通过这句话思考孝的本质问题。还有那一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要求按照礼的要求去做。但是要注意，我们不要拘泥地看待“礼”。或者说，对于“礼”我们不要拘泥于形式，所谓“礼也者，理也”，礼仪的“礼”就是道理的“理”。何为道理？就是理当如此，我们难道不应该循理而动？不应该按照该做的去做吗？“道（导）之以孝悌”，以孝悌来引导，由简单到复杂。其实，做到孝悌并不是很简单，真正的孝悌是培养爱与敬的。如果不是真正的孝敬父母，就是不孝之子。如何理解“孝”？曾子说：“大孝尊亲”，最大的孝就是使父母尊显，使父母荣耀，使父母收社会尊重；曾子说：“其次弗辱”，如果一个人教养不够，或者是没有教养，其实就是辱没了父母的名声。曾子说：“其下能养”，最差的孝就是能养。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父母都不能养活，又怎么能谈孝呢？“子游问孝”，孔子说要“敬”，不仅仅能养，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讲的。

第三，孔子施教，接下来是“说（悦）之以仁义”。在谈孝的几章之后，《为政》篇一直到倒数第三章，都是谈“说之以仁义”的问题，讨论的是把“心”安放在哪里、走什么人生路的问题。包括其中的“君子不器”都是如此。刚才大家讨论“君子不器”，它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工具性的人，我们一定要把“君子不器”和“君子藏器于身”结合起来，这两句都是孔子的话，结合起来就容易理解了。这里是说一个人要有价值判断，不能像一个没有思想的“器”，因为“器”用不好就会起坏作用。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是有自己是非选择的、是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当人成为一个“成人”以后，才能进一步思考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儒学让我们成为人，这个人是指大写的“人”，是“成人”之“人”，是人格道德意义上的“人”，也即儒家常说具有人禽之别、人禽之辨的人。大家要知道，儒学要让人首先成为“人”，然后才是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养成了健全的人格，他再去从事具体的职业，有具体的一技之长，关于人生的迷茫会更少，以后的路走得会更有力量、更加自信。一个人将来去做什么，最终要归于个人的自由选择，人和人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境遇不同，不能苛求。但是同样作为“人”，总在生活有相通之处，更有相通的心灵。儒家“说（悦）之以仁义”，讲的是安顿自己的心灵，讲的是把心安放在哪里。孔子说“里仁为美”，孟子说“仁宅”“义路”，讲的都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把心比喻成一片田地，教育实际上就是耕耘心田的。只有把心田耕得肥沃，才能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说（悦）之以仁义”就是用心耕种心田。所以说，“君子不器”谈的是修身做人的问题，做不好人就一事无成，这就是仁义的问题。

第四，是“观之以礼乐”，“礼乐”虽只涉及两章，但讲得非常好。广义的礼当然包括乐在内。这里的礼乐，可以有礼制和礼仪两个方面。倒数第二章讲的是礼制问题。三代时期礼的制度，其形式可以损益，其内涵实质是不会变的。倒数第一章的“非其鬼而祭之”，可以看作是从礼仪讲的，可以把它看作是讲的冠、婚、丧、祭等的礼仪制度。这两章可以从制度、文化上去理解。所谓“观之以礼乐”，就是要理解历朝历代的制度、理解礼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礼的形式可以变，内容不可变。如此，我们就可以去理解礼的本质，在这之后去“观之以礼乐”才能获得效果。

最后一章讲“非其鬼而祭之”，可以理解为“应该信什么”的问题。早期儒家讲“以祀礼教敬”，就是要正确地祭祀之礼，因为祭祀什么就是相信什么。“非其鬼而祭之”，就是信仰出了问题，信仰错了，能走正道吗？不该祭的不祭，不该信的不信，不该干的不干。那么，该干的呢？该干的就要去干。所以本篇最后一章的最后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看看，说得有多好！

从《论语》编纂学的角度看，“非其鬼而祭之”这一章讲礼，接下来的《论语•八佾》全篇讲“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论语》篇章之间的起承转合。综合全篇，我们结合《孔子家语》知道了《为政》到底有没有联系，孔子之教的目标是“成之以文德”，而“成之以文德”，离不开诗书、孝悌、仁义、礼乐之教的相互配合，而其间又有内在逻辑，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为政》说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我们这样理解，就会知道《论语》的编者非常了不起，今天我们读《为政》，理解不到这个层面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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