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论语·雍也》

——立己达人，让生命扎根

作者：杨朝明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21年9月4日

本文根据杨朝明先生于2021年8月28日在慢庐经典读书会第六期：《论语·雍也》通讲的总结整理而成。

各位，下午好！《雍也》篇每一章都有一个背景，都是一件具体的事。说起来，《论语》的每一篇应该都是这样，但这一篇似乎这种感觉更明显。把《雍也》的每一章放在篇中，把前前后后联系起来，发现该篇谈这么一个问题：如何立己、成己，做君子儒；或者如何立己达人，让生命扎根。

《雍也》篇共30章，可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立己成己，要有担当。这一部分包括前九章，通过孔子谈论仲弓，希望人们像仲弓那样做一个担当者（即“南面”），立己成己，思考如何达人，如何为政，如何引领。所以，这部分就是谈“为政”的问题。

本篇首章谈仲弓可使南面。为什么开篇就谈这件事？南面，指代为政；使南面，就是做引领者。此章所讲，是一个人要成为大人、君子，就是成为一个有高境界的人。《论语》全书，如果概括为一句，用辜鸿铭先生的话说，就是“君子之学”。要成为君子，成为担当者，成为引领者，就应可使南面。然而，君子是否一定要“南面”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第九章就讲到，“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人家想让他去南面，去为政，但是他希望别人“善为我辞焉”。闵子骞的境界、层次足以为政，但是他回绝了季氏的请求。

对于这一点，儒家是认同的。将仲弓与闵子骞两相对照便可以明白，儒学不是让我们为了为政而有一个高层次、高境界，也并非说有了高层次、高境界一定要为政，而是做人有不同的层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高境界，至于为政不为政，那要看环境、社会适合不适合。就像孔子讲“君子不器”，孔子也讲“君子藏器于身”，要“待时而动”，看时机是否合适。

刚才大家谈到了仲弓在孔子弟子中的地位，我认为《论语》这一篇以“雍也”为名，也是有特别用意的。该篇专门谈冉雍，专门把这一章摆在前头，体现了冉雍的地位。大家都知道，荀子对仲弓非常尊敬，把他的地位提到很高，在荀子心目中，他甚至是孔子弟子中最优秀的。《荀子》中的“子弓”，实际就是冉雍。窃以为，“子弓”是对冉雍的尊称，这有点像墨家称墨子为“子墨子”。荀子甚至把他与孔子并列，这是荀子的个人价值取向。

大家看《孔子家语》，其中的《刑政》篇记载了孔子与仲弓（冉雍）之间的对话，谈论的是刑罚与政教。冉雍关注如何为政，对为政问题的思考比较深入。该篇虽然主要记述孔子之言，但孔子与谁讨论，讨论什么话题，却可以显示出孔子弟子的特点。在《论语》的《雍也》篇，有两个人出现频次比较高，给我们的印象比较深，一个是仲弓，一个是颜子。颜回的地位不言而喻，其实仲弓在孔门之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所以《雍也》接下来谈到颜回好学。好学，学什么？就是学道。为政者如果自己没有道，那怎么为政？这就为师者要传道，他本身不承载道，那么他如何传道？

看到“君子周急不继富”，我想到了现在国家提出的“第三次分配”。“周急不继富”，实际就是共同富裕，如果只搞锦上添花，不搞雪中送炭，社会公平问题就很麻烦。为什么要“脱贫攻坚”，国家富裕起来了，不少地方小康了，如果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处在贫困中，享受不到国家发展的成果，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必须考虑如何为政，如果把“君子周急不继富”放在为政的语境下，那么它看起来是谈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实际确实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进步问题。少数人富起来以后，就要引领更多人共同富裕，这也是为什么第五章谈到了“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给他多了以后，他可以去帮助邻里乡党。我觉得，联系起来看这两章内容，可能都有互助、均贫富的意思在里面。

一个人的能力和为政有什么关系呢？“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一章实际上谈的是：人如果有能力，总会被人发现。既然有能力，就要积极作为，发挥能力，贡献力量，有益于社会。

从政的人不一定非常完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所谓长处、短处都只是就才能而言。从政的人应当具备为政的具体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基本素质，有格局、有担当。孔子评价子路、子贡和冉求是否能够为政，说“于从政乎何有”，孔子对他们为政能力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孔子了解自己的弟子，对他们的道德当然是有把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又各有所长，为政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于……何有？”这样的句式在《论语》中出现多次，都是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子路等人不仅有能力，更有格局、担当，就像以前我们讨论的“道器不二”，一个人能把一件事情干得很漂亮，也可以说明综合素质不差。有的人素质不高，什么也干不好。

我觉得《雍也》前九章可以给出一个概括：人们能不能像冉雍一样，成为一个社会责任的担当者，社会前行的引领者。作为担当者、引领者，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从政？这就涉及到很多具体问题。把该篇每一章联系起来，就能看到它其实在讲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即一个为政者应该如何为政？在什么情况下为政？如果不“好学”，不“志于道”，怎么为政？

第二，知命安命，让生命扎根。从第十章至第十三章，这四章集中谈关于“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主要是说要知命安命、敬畏天命，提示人们要理智认知自己的天命，保持敬畏之心，成就仁德。

《雍也》篇首先提到了两个人：冉伯牛和颜回。“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章讲的是冉伯牛，意思是冉伯牛这样的人得这样的病，这也许就是命吧。人有不同的秉性，有不同的天赋，也有不同的性格和习惯，一定是“因”造就“果”，因而“斯人也而有斯疾”。那么颜回呢，颜回是另一种情况。孔子接连赞叹“贤哉，回也”，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不改其乐，这是安贫乐道。安贫可不是追求贫，它是贫而不改其志，这是一种人生格局、境界。真正有了“心”，有了颜回那种“其心三月不违仁”的格局与境界，才有可能能安贫乐道。如果没有境界，就是另外的情形，“小人穷斯滥矣”，为了追求富贵不择手段。

人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难能可贵的。颜回能做到安贫乐道，安贫安命，是一个敬天畏命的君子。我们应该像颜回一样，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画地为牢，有时候并非“力不足”，而是根本没努力！所谓安命，不是消极对待自己的天命，而是积极认真的人生态度。追求一个向上向善的人生，就不能画地为牢。

孔子给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儒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格局大的儒者。现在很多都是形式上的东西，比如说子夏之门人小子擅长洒扫、应对，为什么其他的弟子这样说子夏的弟子呢？有可能是因为子夏关注洒扫、应对这些细节比较多一点。儒家气象实际上就是做君子，“君子”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贵族的高贵实质是内心的高贵。真正的君子，其教养是由内而外的，通过言谈举止就能看出他的涵养。

要做君子儒，就不能把“儒”当成一种谋生手段，不能仅看成一种职业。就像现在弘扬传统文化，例如在学校里，不能把传统文化仅当成一门课，传统文化重要的是道德、是价值观念，每个老师都应该是传道者，每个老师的言行举止都在传递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态度。因此，做教师，就一定要把它当成一种事业。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荀子说“制天命而用之”，他们的意思是相通的。“制”就是裁，你去看孔庙《御制重修孔子庙碑》上的“制”字，左上是一个末，右上是一个剪刀形状，下边是一个衣，这是一个会意字。制衣，就是裁衣。制衣服的水平高，才能恰当地量体裁衣。所以荀子所说的“制天命”就是顺天命。制，不是硬性的，不是对抗自然规律。以前常说“人定胜天”，它首先强调的是人内心淡定，人心淡定了以后才能更有效、更从容应对天命，所以孔子说“灾妖不胜善政”。例如面对疫情，只有先内心淡定，才能做得更好。

第三，立身处世，正道而行。从十四至十九章，这六章主要讲如何立身处事，正道而行。要做君子儒，首先做君子。

君子“行不由径”，只走大道不走小道，只走正道不走邪道。孔子观察一个人时，会“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一个人遇到事情若是首先想到去做手脚、找人帮忙，那这样的人绝非君子儒。行不由径，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选择，一种情怀。事情无法做成，也不走歪门邪道。还有，“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这句话意思还是说要做正人、走大道，做光明磊落的人。当然，行不由径也并非是不灵活变通。孟之反能够“不伐”，实际上他就是真正的君子。“不伐”就是做了好事，不四处宣扬，“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这还是刻画和渲染孟之反的君子人格。

还有“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我觉得这一章是说世态炎凉与复杂，告诫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一方面，做人要行得正；但另一方面，行得正并不意味着要做迂腐的人，必须了解社会的复杂性，了解到“人心惟危”“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知道人心可怕。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可能做事情不会太顺利。孔子这句话，也许是在感伤这么一个时代，感伤社会和人心的复杂性，要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否则可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做不成。因为正道而行，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道而行，怎么行？了解到人心复杂，就要识人察人。了解人心复杂，也不能离道而行。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要讲究策略，坚持直道而行，是不会错的。孟子为什么说礼门、义路，人心为什么必须安放在有仁德之处，因为人皆须遵道而行。为什么那么多人离开道呢？如果要做优秀的人，就是不能离开大道，别人误解没关系，这只是暂时的误解，慢慢的大家都会了解你的为人，这就是“日久见人心”的意思。我们不能不知道社会的复杂性，但是社会再复杂，我们也要学会激浊扬清，做任何事都要遵道而行、循礼而动，只有拥有了这样的智慧，才可能做一个君子儒。

我们常听到有人说某某人“城府很深”，实际上，真正城府深的人，一定是修养很高的人，这样的人既有智慧，又有仁德，这样的人才城府深。如果大家都知道某个人城府深，都堤防他，都敬而远之，恐怕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做君子，就要文质彬彬。既要文又要质，文、质关系要处理好。要达到中庸，什么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中庸的结果就是“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既稳定和谐，又蓬勃生长，达到一种中和状态。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读孔子的这句话，我特别感动。生，就是生发、生命、生机勃勃；直，就是正。人要直道而行，循礼而动，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做人就是这样，要想受人尊敬，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要养自己的浩然正气，一定要直道而行。如果整天很功利地动脑子想歪门邪道，就算是成功了而没有遭到惩处，没有出现恶果，那也不过只是侥幸罢了。做人就要按照该做的去做。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歪门邪道，也混得不错，即使这样，也不要羡慕他，他不过幸免而已。将《雍也》的篇章融到一起看，就知道在这一部分谈的是如何立身处世、如何正道而行。

第四，既仁且智，遵行中道。

最后十章，讲的是追求更高的境界，其中孔子的很多话大家都很熟悉，影响很大，但说起来很容易，把握起来难。例如这一篇说到了“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可以说，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对于中庸不仅把握不好，而且还产生了很大误解。其实，《中庸》讲得好：“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又说：“人因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长期做到中庸十分困难。真正做到中庸，需要或者就是很大的格局。中庸是心学，是“儒家心法”。虽然本篇只出现了这一次中庸，但整部《论语》里实际到处都是中庸思想。例如《学而》篇“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要“礼之用，和为贵”，又要以礼节和；还有《学而》篇中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这说说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信与礼。前面所说的文质彬彬，讲求不能过于文饰，不能太注重表面化的东西；但同时也不能过于简单而显得粗鄙。过于追求外表与太不注重外表都不合适，这就是过犹不及。所以“彬彬”这个词特别好，“文质彬彬”应是每个人的追求，它的落脚点是在文与质的和谐交汇上。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启迪我们思考一个人怎样能够达到乐的境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外物影响心，产生了心动。但是，心里不喜欢、不开心，心动就不会变成行动。当行动变成习惯，于是就成了这样的人。例如我们学孔子、读《论语》，如果看到别人读你也想读，而不是真心喜欢，你就不会行动起来。只有喜欢《论语》，并付诸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否则就无法进入《论语》的世界。心动能不能变成行动，行动能不能变成习惯，“好之”进而“乐之”很重要。“乐之者”实际已经心安于此，已经“好之”，达到了“乐之”的境界。“乐之”一定是心里的一种感受，只有喜欢这件事，才能乐此不疲。“疲”，不一定身体的疲惫，心累才是最大的累，心累最可怕。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讲的当然是人的格局问题。儒家当然主张平等，但儒家讲的平等是人格平等，不是责任平等。社会需要有人担当，天降大任，这就是为什么儒家要讲三纲。对于“三纲”，人民的误解实在太深。纲，意味着担当，意味着责任。在工作中，一定要选优秀的人来担当。上级做好了，可以更好地引领下级，“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就是这样的意思，这就是君为臣纲；在家里，父亲需要引领子女，所谓“养不教，父之过”，这是父为子纲；夫妻之间，妻子是弱者，丈夫就应该具有更多的担当，应该首先做好，这是夫为妻纲；说“夫为妻纲”，这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歧视。女子厉害了，不需要男人担当，她自己能担当，那岂不更好？后来，严重扭曲了“三纲”，于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谈之色变。

人的境界是不一样，有的人是“生而知之”，这是天生的禀赋。有的人是“学而知之”，有的人是“困而学之”，还有人“困而不学”。孔子说：“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中人以下的人，就是困而不学的人。中人以下人不少，也许正因有这些人，社会才需要有人去引领。孔子讲“人有五仪”，即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也是说格局不同，上下有差。这里谈中人以上、以下，实际上是勉励人们要做中人以上的人。既然“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那么我们格局就不能小，否则“民斯为下矣”，不能不顾公义，不能满眼私利。

所谓“务民之义”，可以有不同解释。“义者，宜也”，义就是宜。民，如果是指的是“人”，理解成“务人之义”自无不可。人有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是讲为人之义的问题。但是，“务民之义”下面紧接着说“敬鬼神而远之”，“敬而远之”怎么理解？这是说不要执着、不要痴迷。比如孔庙祭祀，尊敬圣哲，不要没完没了地拘泥于礼的细节，我们要深求礼之义，要尊重它的价值与意义。这就像我们读《论语》，读完《雍也》这三十章后能不能由博返约？由博返约的精神是什么？进入《论语》的世界，能深入浅出，才能做到由博返约，才能把握它的精神。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是谈既仁且智。前面“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是谈乐、谈仁，勉励达到“乐”的境界。这两章虽然都有“乐”，但侧重点不同。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在观察区域文化时，会发现当年的齐国人也是赞扬鲁国，你看《诗经·齐风》里边，就谈到“鲁道有荡”，实际上就是“鲁道荡荡”，与《尚书》里的“王道荡荡”一样。荡荡，广大的样子。鲁礼其实就是周礼，《左传》有“周礼尽在鲁矣”的说法。那时的鲁国为什么这么了不起？因为它是周公的封国国。鲁国是有道之国，在孔子看来，“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鲁国也世风日下，出现了违礼的举动，急需解决一些问题。但毕竟鲁国的情况还是比其他诸侯国（如齐国）要好，孔子有一句话：“吾舍鲁何适矣”，我离开鲁国还能到哪去呢？经过周游列国，孔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热爱父母之邦。

“觚不觚”章其实就是说的“正名”主张。正名，就要君是君、臣是臣，就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这句，大家讨论的已经很透彻了。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它是借此说一个道理，即不能设置圈套去考验君子，君子不需要考验，平常人也没有资格考验君子。“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是说一个人要踏踏实实学，然后才能发现真精神、品出真味道。知道了方向，就坚定地走下去。

还有“子见南子”章，孔子说“天厌之！天厌之！”在追求更高的境界的路上，我们要知道一定不要欺骗，因为你欺谁，也欺不了天。孔子为什么这个时候把天搬出来？这种事情应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自己心里知道就行。这就是面对自己的弟子，如果子路不是他的弟子，孔子可能不愿意、不屑于答理他。因此，子路问了孔子，孔子就解释给他听。这里应该另有深意，人要了解自己，做什么事情心中要有数，因为谁也终究欺骗不了天。

从第二十九章开始，就开始抽象提升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个地方我们前面就说了，是希望有整体意识、全局思想、系统观念，要不“过”也不能“不及”，要不偏不倚，择善固执，要认识到“诚外无物”，要有至诚之心，否则就做不到“中”。《中庸》为什么讲天道？天道至诚，效法天道才能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择善固执。谁能做到中庸呢？孔子曾夸赞颜子：“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这就是中庸之德，我们要像这样的人学习，来达到这样的格局和境界，这是本章为什么多次说到颜回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雍也》篇是在《公冶长》篇的基础上，继续谈如何让生命扎根，让人们真正活出自我，成为一个能担当的人，找到个人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雍也》篇从“可使南面”谈起，最终谈到“博施于民”，谈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教人成为有格局、有境界的君子。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