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

——济古集大成，维来为至圣

作者：杨朝明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21年9月10日

本文根据杨朝明先生于2021年9月4日在慢庐经典读书会第七期：《论语·述而》通讲的总结整理而成。

各位同道，下午好！

在前几篇的讲读中，我们反复强调《论语》的整体性，强调要把《论语》的篇与篇、章与章结合起来看，这与立林刚谈到钱穆先生一致。钱穆先生说得好，读《论语》应该逐章分读，又贵能通体合读，反复沉潜，交互相发。在前面两篇的基础上，本篇更落脚到孔子本人。在本篇里，每过若干章，就会有一次孔子形象的描述，把本篇分成了明显的几个层次。但要注意，要理解各层次的意义，首先要认识到它的整体性。我们知道，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就在于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他的手里”，因此才有了孔子的深度和高度，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孔夫子。

本篇第一章谈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最后一章谈孔子形象，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与《子张》篇所说“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异曲同工。从首尾两章的结合看，本篇意在表述孔子是历史上集大成的人物，他的思想是以前中国文化的结晶。

把本篇最后一章与《乡党》篇比较，《乡党》篇是专篇来谈孔子是一位身处现实社会中的君子，《述而》篇末章的这个画像定格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种状态似乎是静态的，但让我们想到了他的音容笑貌，想到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孔子的一情一景。孔子的形象为什么让我们感到亲和，同时又觉得严厉？孔子的教导，我们听起来温和，仔细品味有时似棒喝，平平常常的背后蕴含着深深沉沉的道理，好似座右铭，好像警钟鸣。

那么，孔子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位伟大的圣哲，让我们逐层次来看：

第一，述而不作——即“祖述尧舜”，这是一种文化观。

许多典籍（如《中庸》等）说到孔子思想特征时，常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加以概括。这里所说的“述而不作”，应该就是对应“祖述尧舜”。如何对待上古的历史文化？这是由具体的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的。

第一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是讲孔子思想是怎么沉淀来的。可以说，孔子是他以前数几千年中国文化沉淀出来的圣哲。孔子继承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的手里”，所以本篇首先讲孔子“述而不作”。

说到底，“述而不作”就是一种文化观。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对于前代、对已有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孔子的态度是“祖述尧舜”。自尧舜以来，中国至少已经有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其实，尧舜时期的文化有那么高的发展，竟然让孔子那样尊崇，实际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文化的发展已经有了漫长的历程，所以吕绍刚先生曾说：中国文化要从尧舜时代讲起。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知道，孔子之所以“信而好古”，孔子那个时代的人之所以崇古、好古，这折射出了孔子以前中国文化的漫长发展与较高水平。孔子的高度、孔子的格局是怎么成就的？或者说，《论语》中的孔子画像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内涵？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问题，这就是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有漫长的发展，而且发展水平很高。

《述而》第一章是讲孔子思想的源头。孔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我们可以想象中国文化像一条河，它从历史深处慢慢流淌过来。这条河流淌到春秋时期，就达到了一个特定阶段，这个阶段是中国文化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从而沉淀出了像孔、孟、老、庄这样的圣哲。孔子“祖述尧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内含的是尊重，是继承，这就是一种文化观。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孔子那个年代的人都“好古”，这简直是一个极好的对比。我们如果截断众流，认为“东周以上无史”，好像孔子思想是凭空产生的，那孔子的思想积累和沉淀又来自哪里？如果原来是文化荒漠，忽然中国就出现既仁且智的孔子，这可能性大吗？这种想法是虚无主义的，后果是可怕的。经得起检验的思想一定不会是空中楼阁，这样的文化观对今天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第二章“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不仅是孔子的自述，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不厌其烦的学，踏踏实实的做，谁又能把你怎么样呢？“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习以后和别人进行交流沟通，这是一个成长过程，也是“教学相长”。“何有于我哉”这个句式在《论语》中出现过多次，是说只要是好好学，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第三章“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也大致一样，修德讲学，闻义能徙，迁善改过，以圣贤为师，以古人为师，一个人也就成就可期。

正是这样的学习与积累，才诞生了孔子，沉淀出了孔子学说。“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孔子做出了榜样。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处在一个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观，没有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温情和敬意”，那真就像是在荒漠上起高楼，孔子思想就不可能影响中国甚至世界这么大、这么久、怎么深！

第二，梦见周公——即“宪章文武”，继承周文化。

这一部分从第五章开始，这是第二个层次，讲孔子思想重在“周道”。前面讲孔子“祖述尧舜”，这里接着讲孔子“宪章文武”。第五章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代表了周文王、周武王，这恰好对应了《中庸》等典籍所说的孔子“宪章文武”。

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所以“文武”就集中在周公身上。孔子梦见周公，实际上是说他志在复兴周礼。周公是儒家元圣，孔子思想有“据鲁、亲周、故殷”的特征，孔子“亲周”，有志于对文、武、周公所代表的周文化的继承。

下面说“志于道”，志于什么道呢？当然是志于周道，志于尧舜之道。金文中的“道”就像一位头发长长的人走在路上，代表追求、方向。为什么要头发长长的？或许表示年龄大了，了解社会人生了，知道选择了。为什么要到十五岁以才会志于道？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束脩，就是束发修饰。人到十五岁的年龄，就要把头发梳起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章的“艺”就是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小学学小艺，小艺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戴礼记》称：“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到了十五岁，“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这里的“大艺”就是六经，“游于艺”就是学习六经。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学大艺。这两章非常密切。只有游于艺，才能志于道。志于道，梦周公，这就是孔子的方向感，所以后来有“周孔之道”的说法。古代“大学”培养社会管理者，学习者是贵族子弟和“民之俊秀”，这是官学。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其所教者，是能主动学习、能“举一隅以三隅反”的人。孔子梦周公，周公代表着周文化，周文化是什么呢？“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三代之礼的损益传承，形成了周礼。也就是说，周公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孔子梦周公就是崇尚周代礼乐文明。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章，是在表现孔子的同情心，显现的是孔子的内在修养。我们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每一个人都应当融入集体、融入氛围，都应该照顾周围人的情绪。这就像乘飞机、乘火车，如果有人大声喧哗或打电话不顾及周围的人，一定会引起他人的反感。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与别人在一起时，都不能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礼记》记载孔子“哭而不歌”“吊于人，是日不乐”。例如，有些人去参加丧礼或告别仪式，你如果谈笑风生，就不如不去，这种场合不是说说笑笑的地方，人的教养、人的德性就体现在这一情一景之中。第十一章“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通过孔子和颜回的对话，表达人要有敬畏之心，要学会思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之“行”是一种主观上的努力，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第三，直入心灵——品悟生命，一种精神高格。

据说，贝多芬当年在完成了他的第九交响乐后，别人问他具体感受，贝多芬没有说话，他似乎无法用言语表达，他只能再弹一遍。别人再问，贝多芬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一定是一种直入心灵的美。本篇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及“从我所好”，这些都是讲人的格局和境界问题，没有崇高的精神追求，没有精神的高格，哪会有这样的心怀？

“子之所慎：齐，战，疾”。齐，通“斋”，就是祭祀，《礼记》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斋戒，代指祭祀。“战”即兵战。《孙子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于国家来说，兵战自是大事无疑。那么，祭祀为什么摆在“兵”的前面？难道它比“兵”还重要？是的，因为“以祀礼教敬”，祭祀意味着尊敬，联系的是民众的信仰。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孙子兵法》重“道”，以之为决定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所谓“上下同欲者胜”，老百姓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战争胜负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斋”与“战”相连。为政者要“治国以道”，树立民众的正确价值观念。只有人民有信仰，国家才会有力量。人们祭祀文庙，祭祀孔子，意味着信仰孔子儒家所确立和弘扬的价值观念。“齐，战，疾”的“疾”，我们也要慎重理解，孔子把它与祭祀、兵战并言，它们应该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这个“疾”，或者就是疾疫。人有了较高精神境界，就会关心民众，关心民生。

孔子所闻《韶》乐，这是大舜之乐。在孔子心目中，大舜是圣人，舜之治是政治样板，是政治典范。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是从仁的角度来谈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是谈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也是在谈乐。这里的“乐”，讲的是心灵深处的超脱外在得失的精神世界，孔颜之乐就是这样。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可以理解为代指六经（或“六艺”），相当于在讲“游于艺”。六经是“先王之政典”，承载着先王之道。《诗》，《论语》多次说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就是说《诗》。所谓“《书》以道事”，若问为政的大人君子如何做？答曰：法先王。《尚书》里边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有关的事最多。关于“雅言”，有人说是周代的“普通话”，“雅言”就是通用的语言。推广文化，就需要雅言，这意味着使命担当。孔子作《春秋》寄寓了“大一统”观念。“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以一统为尊，所以《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即《诗经》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局面。统一的政治需要统一的文化，也需要统一的语言。孔子教学用雅言，孔子的私学，有人说应该叫“民学”，即民间学术，它与官学相对，我觉得很有道理。民学和官学只是教学主体的不同，没有内涵的不同，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官学是什么？官学以诗、书、礼、乐教人，孔子也“以诗、书、礼、乐教”，诗、书、礼、乐代表了六艺。“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就是主张“游于艺”吗？一个人习正学，游文于先王正典之中，就不会语“怪力、乱神”，就不会“攻乎异端”，就不会“索隐行怪”。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章讲的是怎么学的问题。除了向书本学习，向历史知识学习，还要向他人学习。学，要达到什么格局呢？要收获一种使命感。“天生德于予”就是一种使命感，是一种天命之性，一种天德，一种神圣感。“斯文在兹”就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这部分最后落脚点在“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我怎么做，你们都看得见，孔子坦荡荡，对弟子实心相授。

第四，子以四教——即文行忠信，明道成德的路径。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与所谓孔门“四科”什么关系？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是从横向方面来说，“文、行、忠、信”是从纵向方面讲的。“文”就是学习先王政典，先学诗、书、礼、乐，夫子之施教“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看得出，首先是文艺层面的诗、书。古代小学，学的是节、文：“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文，需要不断学习，学到大学阶段。学文以后就是行，行就是实践，“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学而优则仕”，学好了就从仕、行用，“仕而优则学”，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文、行道，“文”“行”就是这个意思。“忠”“信”是学的结果，“言忠信，行笃敬”，言一定表达行，内心有了忠信，才可能“行笃敬”。忠信是具体讲如何行、如何往下坚守。何为“忠”？心中始终有中道，不移，不变，不偏。信，就像海上的信风一样，该来就来，这就像天道。信，就是《学记》里所说的“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文、行、忠、信”是递进的。所以，如果说孔门“四科”教育是横向的，这里的“子以四教”就是纵向的。

总之，“子以四教”，即教人学道、修道、得道。孔子主张人格平等，但人的境界却有不同。因此，孔子谈做人，人有不同境界：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孔子所说的“得见圣人者”“得见君子者”“善人者”“有恒者”，人有忠信，才能成为君子，才能真正有恒，才能成为善人。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是万物一体之仁，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例如“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是“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孟子曾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体现了儒家对自然、对万物的仁爱之德。

“互乡难与言”谈“与其进”“与其退”“洁己以进”，可以理解为说“文、行、忠、信”，这还是教育的内容。“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的内涵很丰富，“仁者人也”就是说为仁之道，也是为人之道。人之为人，必须明于礼义，这首先就要学礼，要学周公之礼。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体现了同学、同道之间互相切磋琢磨，互相沟通。“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其中，“文莫吾”意思是我的外在表现是我自身的真实写照，我内外一致，绝不是口是心非。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有一篇名曰《忠信之道》，对此谈得非常深刻。《论语》的编纂者把这句话放在这里，就是告诉人们孔子就是表率、就是榜样。如果孔子不是圣贤，谁还配成圣成贤，那还有圣贤吗？有人说，孔子自己不承认是圣人，还说“去圣乃得真孔子”，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丘之祷久矣”也是谈忠信，老天保佑有德的人，而不佑无德之人，这也是为什么“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这是说真正做到忠信，就一定是有格局的人。宁愿简陋一点，也不去奢靡。

本篇最后谈“君子坦荡荡”。《古文观止》收录了王阳明的《瘗旅文》，讲的是一位五斗俸禄的吏目带着一子一仆从北方发配路过贵州龙场，王阳明想找他们打听北方的情况，一看这吏目满面忧愁，感觉气氛不对。第二天再去打听时，发现三人已经上路。没多久，王阳明听人说山下死了一位老人，他推测就是这个吏目死了。又过不久，吏目的一子一仆也死了。王阳明很同情他们，就带着自己两个童子前去埋葬他们，还写了这文章。在《瘗旅文》中，王阳明分析三人的死因：“夫冲冒霜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这三人跋山涉水，颠簸劳顿，外有瘴疬之气侵袭，内有满心苦闷，可谓内外交患。在这种环境和心境中，人是无法生活的。“忧郁攻其中”说明内心不定，心气不足。王阳明又说，我和你一样，我在这地方待三年，我为什么“历瘴毒而苟能自全”，没有死掉？是因为“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由此，我想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如果孔子遇到新冠疫情怎么办？“子之所慎：齐，战，疾。”如果想长寿，就要胸怀坦荡，心胸豁达，作君子。真正的君子到残酷的地方也能活下来，不然的话，“瘴疬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岂能久乎？

最后，伴随着不间断地对孔子形象的多方面描述，孔子的形象总归于“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就像在放映一场有深度的电影，在行将结束时，形象丰满的孔子终于出场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