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

——知天命，行仁道

作者：杨朝明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21年10月8日

前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为什么是“半部”？学习《论语》，也可将其分为两部分来看，把前、后10篇各自作为一个整体。

说到“半部”的话题，必须思考《论语》本来是否20篇。大家知道，《论语》在汉代分为三个版本，分别为《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齐论语》比其他两者多《知道》《问王》两篇。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中发现了据说是失传已久的《齐论语》，实际上，其他的墓葬此前也有类似发现。《齐论语》不是20篇，那么《论语》本来的面貌如何？我觉得，不论哪个本子，《论语》祖本本来就具有一个整体性，《齐论语》的最后不论哪篇，篇名不论是《知道》还是《问王》，谈的就是王道，这与今本《论语》的《尧曰》是一致的。《齐论语》没有流传下来，或许自有它内在的原因，但今本《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相对篇幅较少，比较简短，也是在讲王道，就是尧、舜、禹“允执厥中”。到了最后，儒家的理想和追求就更明显了，就是尧、舜、禹传王道的问题，这是整个《论语》的一个终点。所以，不论怎样分章，不论哪个版本，都不妨碍我们所说的《论语》的整体性、逻辑性。

我们看《子罕》，要看《论语》的“全部”“整部”，要看《论语》的“半部”。《论语》前半部第十篇是《乡党》，相对于《乡党》篇，其前的九篇都具有明显的理论性，《乡党》篇则回归到生活。或者说《乡党》记述的是现实中的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即孔子如何言行坐卧，如何出处进退。如果说第十篇非常落地、非常写实，第九篇则有很强的理论性、哲学性。

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说到“命”的问题，第九篇就是从深层次谈性与仁的哲学问题。《子罕》篇比较深刻，引领人们进入孔子的思想世界、心灵世界。客观上，我们看到了命，认识到处在这样的世界，我们具有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担当，这是客观现实。但是，更重要的是，主观上我该怎么办？所以本篇重点应该落脚于“我欲仁，斯仁至矣”。面对当下的我，我该怎么办？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这一篇我觉得非常好，特别值得细细品味，这一篇的中心思想就是“知天命，行仁道”。

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他强调君子要“畏天命”，这不是说听天由命，而是“人定胜天”。“人定”是内心淡定，内心宁静，内心主动。只有我们心静了，才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只有自己的内心对世界有正确的认知，才能给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才能掌握主动，正确准确把握自己的“时”。《子罕》篇既谈客观的命，更谈谈主观的仁。

刚才主讲人讲的很好，他看到了本篇的层次。我认为，《子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高度与境界

第1—4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谈关于高度和境界的问题。第一章就概括了孔子的一个特点：“子罕言利”。人的本性就是逐利，这就像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虽然孔子不太谈利，但绝不是忽视利，孔子只是强调在逐利的过程不能忘记了“义”，因此人需要加强素养，需要张扬人的社会性，“率性就道”。

“率性”，率什么性？率人性。“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即人的善性。“率性”，就是“明明德”“致良知”。“大学之道”不就是要成就人的大格局吗？因为要引导性情，率性就道，所以“罕言利”。

率性就道，一定建立在对于天命、对于人性认知的前提下。孔子说“仁者，人也”，有仁德才是人。要谈仁，就要谈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不要把“人”与禽兽混为一谈。谈仁的问题，就是谈人本身，所以“与命与仁”，孔子“与命与仁”，这是他的“人学”。与命与仁，这是概说孔子。

孔子强调君子要知命、畏命，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夏代尊命”“殷商尊神”“周代尊礼”。周人谈命，已经走出了对天命的迷信，将其变成一种主动的认知。什么是天命？《尚书》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天命就是天意，天意就是民意。所以，周代“敬德保民”的思想，把民放在第一位，百姓就是天。

为政者“畏天命”就要“敬德保民”。敬德保民，这是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政治思想，从周公到孔子以至于后世儒家一以贯之，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政治传统。命是外在的、客观的。对具体人而言，必须有使命感。认知、理解天命就是“知天命”，就能“畏天命”。“命”有两个内容：从外在而言是天命，从内在而言是使命。对命的认知要清楚，要有使命感，所以孔子“与命与仁”。“与命”“与仁”实际是一体的。

第二章“达巷党人”章，“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为什么将孔子谈执御、执射放在第二章？射、御简单理解就是小艺，是小学“六艺”中的两个。更深层次可以这样理解：射，是我自己怎么做；御，是我不仅要做好，还要管理好，担负更大的责任。这样，孔子的担当就体现出来了，他说：吾执御矣。《孔子家语》有《执辔》篇，说执辔是说驾车，更是说治国。《孔子家语》的《王言解》说：“道以明德，德以尊道”“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他接着说：“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孔子以驾车喻治国。治理一个国家就像驾驭一辆车，管理一个企业、管理一个家族，不也像驾车吗？孔子有一腔情怀，他希望天下有道，各遵其道，以驾车比喻治国。他所以“执御”，显示了孔子心怀天下，显示了他的使命感、责任感。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虽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尊从周公，遵守礼乐，但孔子之道是“中道”，礼乐也因时而变，绝不可拘泥。这就像夏、商、周三代之礼的“损益”关系，形式可以变，内在精神变不了。孔子格局大了，他已经由必然王国达到了自由王国，他把握了礼的本质，因自知而自觉，因自觉而自在。他基于对礼的内在精神的理解。因为礼“毋不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所以他才“麻冕”而“从众”，“拜下”而不泰。

第四章“子绝四”的“四毋”也是一种境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不臆想，不固执，不拘泥，不自我，这是很高的境界。例如“毋固”，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他在不停地进步，在不停地求知，在不停地上进。就像佛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无相。“不着相”，这是孔子格局和境界。

《子罕》篇的前四章看起来字数不多，但内涵极其丰富，孔子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尽在其中。孔子因为有对生命本质的把握，才不固执、不拘泥。孔子看得很清楚，他对生命本质的体认，他把自己融入社会，所以不会随波逐流。如果社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引领者，孔子无疑就是这位引领者。为什么是这样？他对于人心、对于社会理解深刻、看得透彻。

第二，天命观与使命感

第5—9章为第二部分，谈孔子的天命观与使命感。第五章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于道德不行，对于天下无道，对于礼坏乐崩的现实，他有深切体认。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还有“斯文在兹”的使命担当，就像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孔子为什么要宪章文武？到了孔子时，周公创制的礼乐文明出现了崩坏的趋势，孔子要重整礼乐。虽然大厦将倾，但是孔子还是将礼乐文明继承下来，后来董仲舒才能继承并发展。孔子敬畏天命，为什么说颜回去世时孔子说“天丧予”？颜回在孔子弟子中太重要了，孔子把颜回视为传人，结果传人早夭，所以他慨叹“天丧予”。在这样的背景下，“天生德于予”，孔子知天命，希望大家敬畏天命。其实，这种使命感贯穿了孔子的一生，孔子很早“志于学”，他的使命是他人生的起点，使命也是他人生的终点；使命是路径，也是方法。孔子的使命感就是不忘初心，这种使命鼓舞了他的一生，他一生都在追寻大道。

第六章“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环境、时代造就了孔子，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要了解人心，了解社会，了解时代，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这样的时代认知。一个人一直顺风顺水，可能不一定完全是好事。一个人少年生活艰辛，让他心存感恩，学习父母的善良，学习父母的辛苦，就会有坚韧，有对世界、对人心的深刻体认。一个人的成长少不了历练。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相当于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就是在事上磨。在事上磨才是格物，才能致知，才能致良知，这是对世界的认知，是境界的提升。

下一章，“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客观原因、主观原因综合成就了孔子，孔子“不试”，所以多才多艺，所以无事不宜。“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讲的是格物，格物要从具体的事物入手，切磋琢磨，反思事物处理的最佳状态。如果处理矛盾双方的关系，就要多换位思考，立己达人，忠恕仁爱。做到“叩其两端用其中”“切问而近思”，切事而思，格物致知。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处在这样的时代，才有了孔子。孔子说“吾已矣夫”，这是悲伤还是不甘，还是要继续发奋？当一个人激愤的时候，这样一个时代，会把人的锐气消磨殆尽，但也许就是这样的时代，孔子想的依然是“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可见，这是一种心境，这是孔子的天命观，体现了他的使命感。

第三，高贵人生

第10—16章是第三部分，谈孔子的高贵人生。“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出于礼节，孔子见到穿丧服、穿礼服戴礼帽以及盲人这类的人，即使比自己年轻，孔子也一定站起来；从他们身边走过，也一定会小步而快速地走过去。我们由此看到了孔子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他的高度。高贵的人一定懂得尊重，高贵的人才能被人尊重。孔子尊重人，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中、小事上，这是高贵人生的外在彰显。其实，孔子处处如此，例如“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可以想象得出，如果人家在发丧，旁边却有人狼吞虎咽第吃饭，气氛就不协调，对丧主就缺乏尊重。

颜回称赞孔子，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也是孔子高明之处，是孔子的一种强大。有人看不到孔子的高，是因为他没有“仰”；有人看不到孔子的坚，因为他没有“钻”，这里可谓暗合道妙。你不学圣人，便“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的人在中华圣哲面前狂傲，其实是他自己的无知。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批评子路，认为应该实事求是，这是孔子仁德的体现。怀天下一体之仁，就能以天下人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时，就能把家中的亲情推衍开来，才可能对别人尊重。对需要尊重的人，你有没有仁德，立马就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些具体的生活细节中，孔子高贵、高大被体现出来。这就像王阳明先生所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是孔子从内到外的高超修养，一个高贵的形象被刻画出来。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为什么待贾而沽？就是希望有人真心认可，孔子并不是不想出仕。孔子周游列国，想出仕的思想非常迫切，他有一腔关怀，希望世界更加美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有些人不是君子，不论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也不会高贵。何为高贵？里仁为美，真正的高贵体现在他如何安放心灵，它是由内而外的。真正的高贵，是别人觉的你高贵，对你“中心悦而诚服”。

第十五章，“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正就是正乐，正乐就是正心，正心就是使人无邪。所以为政者进行诗、书、礼、乐之教，培养的是人的温良品格。“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心才能正人，人正极其重要。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邪。孔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雅”是雅正之乐，宫廷雅乐；“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都是教化所用。古时候，礼、乐、诗、歌、舞几位一体，儒家讲乐正，讲礼和乐，礼主敬，乐主和。“和”就是和谐。

第十六章，“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这是夫子自评其为人之道。这里论述的是成年人在朝廷、家中、丧事以及对饮酒等事上应持有的态度。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做到这些很重要。如果做到了这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第四，勉人为学

从第17—26章为第四部分，谈孔子勉人为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一章重点在勉人向学。时光流逝，时光在不停流逝，人不可不勤勉，不可不奋发。曾国藩说年轻人“早起”很重要。早起就是勤奋，勤奋就能把握时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一直在流淌，年龄在一个不停地增大，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的人生。孔子勉人好学，有一个积极的人生，这是珍惜时光、理解天道的问题，人应该顺应天道自然、珍惜光阴。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入大学穷理正心，通过天道自然理解人生。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做事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修德”就要真“修”，而不是装给别人看，不是说说而已。在曲阜孔府启事厅有一副对联，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姜克礼所写：“以利己之心交朋必善，以好色之念求学必真”。我希望朋友怎么对待我，我先这样对待朋友，交朋友、与别人交往时，要多考虑别人，不能光考虑自己。这就是《孔子家语》所记孔子之言“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治学也是一样，“以好色之念求学必真”，要笃志求道。孔子儒家要求人们了解天道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做好自己。这谈的是明理正心的问题，是穷理诚意的问题。

第十九章大家讨论也比较多，“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止，吾止也”，成山的时候，再来一筐土就完成，如果此时停下，那我的事就没完成。如何去理解进和退、行与止？这需要有积极进取精神，“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前面说不止，这里说不惰，下边又谈“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下一章“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苗长的好，不等于有好结果。结出果实后，果实要实实在在。粮食丰收而不是苗好，不是看起来很好。一个是“不止”，一个是“不惰”，都讲不能中道而废，都是勉励为学。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志于学”表达的是方向。志于学，就可能“三十而立”。立，就是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四十而不惑”，人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还一事无成，他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所以孔子还有一句话，“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到了四十岁还让人不喜欢，甚至还让人讨厌，他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我们择善而从，向圣贤看齐，自己也要努力去做圣贤。向圣贤看齐，强调“改之为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向圣贤看齐要“改之为贵”。法语（yù）之言，就是指正言告诫的话，可奉为法度的话语。所谓“法语之言”与《孔子家语·五仪》篇“训格之言”意义相同。“训格之言”之“格”，按照王肃注所说“格”即“法”。巽与之言，就是恭顺赞许的话。巽，顺从。《周易·说卦》记“巽为风”，风吹一边倒为顺从。孔子的意思是，要接受正言告诫之言，分析恭维赞许之言；要理解其中蕴含的道理，理出头绪，接受而且改正。否则，对这种人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忠信”就是人的底。什么是忠信？就“孝、悌、忠、信”而言，“孝”“悌”是在家中，“忠”“信”则是在外，走出家庭。曾子说他自己省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家语》记载了一则故事：黄河波涛汹涌，十分凶险，孔子师徒看见一人跳入黄河，游了一阵又回到岸上。问其能够安然无恙的原因，那人说自己跳入黄河的时候靠的是“忠信”，出来的时候靠的也是“忠信”，是“忠信”让他安然无恙地回来的。顺着水流，遵从水性，“而吾不敢以用私”。这就是那人所说的：“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忠信”就是遵从规律。忠，心中有中；信，就是可靠、诚心。与人交朋友靠的就是信。关键是“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不要与做人不忠信、品德比我们差的人交往过密。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匹夫不可夺志”体现的是志向的坚定。《孙子兵法》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标准有五个方面，第一就是“道”，即“上下同意”。“上下同意”，则老百姓“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这也就战无不胜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十分重要，立志就是心的方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必须先立志，志向坚定了，就一心向学。一心向学要有坚定的信念，由此才能进德修业。

“后生可畏”章讲的是紧迫感，修身、立德及时，要有紧迫感。如果到了五六十岁才有修身、立德的紧迫感，大概为时已晚，“莫欺少年穷”以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都有这样的意思。

第五，让生命扎根

从第27—31章为第五部分，谈的是让生命扎根。子曰：“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在孔子看来，在一个喜欢奢华的社会里，穿着破旧的袍子与穿着狐貉轻裘的人站在一起，而没有羞惭之感的大概只有仲由一个人吧！不嫉妒也不贪求，怎么会不善呢？子路则老是叨念着这句话，并以此为座右铭。人要成就大善，就不能不从小处着手。孔子为什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真正的士不会斤斤计较于生活的琐事，这就是达德。为什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只有经得起风雨，经得起磨难，才能显现出一个人品行。“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就是“三达德”。“三达德”就是“三大德”，“达”就是大。《逸周书》中，周武王同周公说“旦，汝维朕达弟”，“达弟”也可有弟弟中年龄最长的意义。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关于格局和境界问题。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善导人者，必因才而笃之。中人以下，骤语以高深之道，不惟无益，反将有害。道有高下，智有深浅，本章孔子所言，《论语》编纂者大概是说人应该不断提升自己，因为真正境界高的人懂得变通，可以做到时中，可以通权达变，但不会违背大道。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所谓“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是说我难道不想你吗，只是家住得太遥远。孔子评论道：“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大概只是没有想念罢了，如果真的想念，又有什么遥远的呢？心动变成行动，需要“待悦而后行”。《周易》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大业就是大的成功、大的格局，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冉求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指出，这不是“力不足”，而是自己画地为牢。

《中庸》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人欲明，需要诚，因诚而明。人之诚，因其明，因明而诚。人需要明，需要诚。人要达到很高的格局和境界，真正让自己的生命扎根，就做一个有心的人。这样，最后一章就和本篇第一章有了呼应。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的本心，需要一种使命感，一种对自己天命的自觉的使命感。“仁者，人也”，只有这样才是道之人，一个大格局的人。

《子罕》篇前后逻辑联系紧密，读起来让人心潮澎湃。整部《论语》到这一篇，就达到了理论论述的高潮，第十篇则回归于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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