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纯粹道德文明的儒家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学政治系研究生）

来源：作者赐稿

何为道德？道德立基于本能的克制，构成人独具的社会性之产物，是对于自然性的超越。从辩证逻辑而言，社会范畴是与自然范畴对立的，道德领域是与自然领域对立的，因而道德性殊异于本能性，而本能可欲的范畴，则成为道德不可欲之领域，道德意味着对于本能的克制与忍耐，由此才能形成道德领域对自然领域、社会范畴对自然范畴的超越。从历史生成而言，人类社会共同体何以超越其他生物共同体的形式，在于社会共同体达到了对于自然界更好的贴近与适应所在，而演化适应的关键在于，人类社会共同体之演进克服了自然资源稀缺性的自然铁律，资源的给定是有限的，唯有克制物种类别的本能诉求方能构成对这一铁律更好之适应，而自觉于本能克制，决定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由一般生物共同体的脱胎与蜕变。

生物最大的本能在于“生物主体性”本身，类似于“主体性”的概念，其强调一种“为我之心”：我饿则需进食，我累则需睡眠，这些都是“生物主体性”的粗浅表征。生物本能的克制诉求，则在于超越“生物主体性”，树立“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与生物的主体性，最大不同在于“为我之心”的逻辑不同：动物是我为了我，所以“我要”；而人则独有为了我，所以“我不能”，“为我之心”的逻辑不同，识别出两种不同意义的“主体性”，而后者构成人乃至道德的基础。“人的主体性”之树立，或者说道德的树立，在社会共同体的场域中加以实现诉求一个条件，达到“我不能”之逻辑跃进，它诉求于对其他人的“主体性”加以承认，即为什么能做到“我不能”，皆因为他人“与我一样的地位与本质”，人人都有平等之主体性则诉求“因而我需克制”，达到“因而我不能”之逻辑跃进。把他人视作具有一样的主体性，承认他人与我在主体性上的根本平等，构成道德文明的前提，这就是所有文明社会均具有的“黄金法则”，这构成道德的第一要求。

主体性并不能将人与兽作区分，其“为我而我要”之逻辑，无人禽之辨。属人之主体性，当是“为我而我不能”，在克制与忍耐中，保存属人性，曰为人文意义之“爱”。而当将爱，视作一个概然的爱，而不是附着于具体。将我视作一个随时可以消解的我，而不是固有的主体的我，便是基督之语境。此种以“为我而我不能”加以诠释的人文之“爱”，构成道德之真谛所在。克制与忍耐，永远是任何道德文明的栖身之地。

儒家文明，一开始便具备道德的黄金法则，一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箴言，由此进入早熟文明之行列，具备道德文明的特质。但自此之后，西方同样发端于黄金法则的文明进程，与儒家文明的东方演进开始殊途异路，前者逐步演化出“自由、民主、平等”之义，而后者逐渐失去原初的人文真义，无不令人唏嘘哀叹。但实质上，这是一种道德的纯化，标识着与西方相比，儒家文明构成更纯粹的道德文明性。

究其原因，或有人以为是儒生偏离先儒本意，选择与专制君主结盟，造致儒家学说沦为专制皇朝的驭世之术，这是政治力介入学说并造成学说扭曲之结果，而反观西方文明，则由于缺乏统一性的聚合性中央权威，学说能在权力之外生根与发展而不受宰制，最终造就民主理论的导出，这构成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有其解释力之不足，即并非三代一下所有儒生均甘愿作皇朝之奴仆，为君主之装饰，但仍就不能从学说中开出类西方之义。原因在于儒家走向的是道德文明的纯粹化，标志着更纯粹的道德文明性。

儒家文明属于道德文明，此前文已述；但儒家文明作为道德文明，其走向了道德的自我纯化进程，造就学说的“过度道德化”，致使儒家道德学说最终沦为专制皇朝的伴生品与粉饰物。所谓道德纯化进程，或者“过度道德化”，指涉道德诉求的过分张扬，前文已述，道德本质在于生物本能的自我克制，在于通过“我不要”来证成“为我之心”。这种过分的自我克制如果自我纯化并不断加强，会诉求越来越多的“我不要”来诠释“人的主体性”所在，最终造就的是，太多的“我不要”实质上取消了人起码的“主体性”自身，人丧失了“主体性”而成为“奴仆”，进而“人”亦成为“君主”之“奴仆”，学说即成为“皇朝”之“学说”。这构成儒家文明演进的道德纯化逻辑，这一逻辑亦反映在道德律自黄金法则之后的标准流变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像你希望别人对待我那样去对待别人；开始纯化为“以德报怨，以直报屈”，我对待别人之方式开始与别人对待我的方式出现断裂；再到“三纲五常”，片面的道德义务凌驾于道德行为的等值回报预期上；最后进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本身都构成“我不要”之内容以证成“我的主体性”，以至于取消了“主体性”，彻底沦为“君主”之“奴仆”。以上构成了道德纯化进程，可以解释儒家学说之流变原因。

儒家文明缺乏一套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而后者构成西学历史演进的一个确切阶段。儒家所有的，只是“工夫论”，而没有“方法论”，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讨论。“工夫论”实质上缺乏中立的方法讨论，目的本身亦内涵于方法中，内容本身已自容于工夫上，例如“居敬集义”，“敬”与“义”本身则构成目的所在，构成内容所在，因此工夫论缺乏中立的方法讨论，而“方法论”诉求中立的、异质的方法探讨，证成“怎样才能达成善”。缺乏“怎样才能达成善”的探讨，导致的是道德学说汲汲于“善是如何”的坚持，造致道德或善的根本内容，即“本能的克制”、“不能如此而为我”，在历史演进中迈入纯化进程，克制与忍耐本身成为主题所在且日益深化，最终造就整个学说的“道德纯化”。

与此相反，西学在方法论探讨中强调互主体性对于真理的决定意义，最终从互为主体开出来“自由、民主、平等”之义，而非“克制”的“奴仆”之义，唏嘘哀哉。树立道德黄金法则的道德文明，是中国与西方等文明标志成熟的一步，但二者在方法论与工夫论的参照下，因中立方法的有无而导出殊途与歧路，西方在互为主体的方法讲究下，从道德黄金律的主体平等性最终开出“自由、民主、平等”，而儒学自黄金道德律的本能克制之内容开启纯化进程，最终陷于过度道德化而不能自拔。作为纯粹道德文明的儒家，既是儒家之幸，也是儒家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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