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苦痛与生命觉悟

——刘强教授《疫病与诗歌》演讲及其抗疫诗歌引发的思考

作者：何仁富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一、“我病故我在”与“我感故我在”

2022年4月30日，聆听“论语讲师群·周末杏坛”刘强教授所做的《疫病与诗歌》演讲，并拜读其撰写的《我的抗疫诗歌（选十六首）》和《疫中吟：上海封城诗歌日志（二十一首）》，真实地体会到诗歌在疫病生活情态下的“兴观群怨”。刘强从疾病、身体、精神的关系出发，借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和苏珊·桑塔格《作为隐喻的疾病》，将疾病与诗歌相联系，提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命题——“我病故我在”。客观上说，疾病让个人的身体以受苦的方式将个人的思想、感受从外在世界中抽身回来关注自己当下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感受，个人当下从沉沦的“在者”状态进入到了本真的“此在”状态，确实昭示了个人生命的“存在性”。但是，这种昭示并不是疾病本然地昭示出来的，而是借助疾病这一载体或者工具昭示出来的，真正唤醒个人存在的，是个人当下的生命感受，是从世界视域（也就是“在世”的沉沦中）抽身回来的自我生命感受。所以，“我病故我在”只是表现，“我感故我在”才是真实的呈现。

这种呈现，我们在刘强的“诗歌”中也能够体会出来，尤其是在最近完成的亲身经历“抗疫”所生发出来的诗歌中。

在主要写于2020年上半年的《我的抗疫诗歌（选十六首）》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面对“突如其来”且具有诸多“未知”因素的新冠疫情，置身于相对“旁观者”地位的诗人的独特观察、思考、体验和情感表达。第一首即为《哀武汉》，一个“哀”字，已经足可以表达诗人对于这场最先肇始于武汉的新冠疫情的悲痛之情。“病蔓天人怒，诗成涕泪盈。”“整日心忧惧，何能患害轻。”既表达了诗人的个人观察体验，更表达了诗人作为儒者对于家国天下苍生众人的承担与恻隐。这种情感和思考在《痛悼李文亮》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甚至极致的表达：

山河呜咽楚天悲，大梦千秋一哨吹。

真话卑微偿一命，谎言武猛敌千师。

可怜妻子交成病，却见诫书未到期。

国士无心羞国耻，白衣有血泪空垂。

而《疫中吟：上海封城诗歌日志（二十一首）》，则是诗人身处上海，在此轮上海疫情爆发及应对过程中，作为身处其中的“当事人”，面对疫情本身以及应对疫情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事件所呈现的个人感受、体验、观察、批判。这种以诗歌方式呈现出来的“疫情叙事”，也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叙事。读这些诗，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诗人在这段时间独特的“抗疫”生命经历：

三月九日隔离校内静夜难眠：“……长夜几多离别泪，人间何处有清欢。”

三月十日继续隔离于校内：“……离居斗室心煎迫，春鸟时鸣为探看。”

三月十一日核酸检测结果乐观：“……欣闻检测皆阴性，今夜重门能几开？”

三月十二日因为有密接者而不得不继续隔离于校内：“行囊已备盼回家，禁令忽传数又加。抖擞精神先洗澡，摊开铺盖再吃瓜。……”

三月十二日子夜出租车回到浦东自己家中：“入夜忽听可出门，如逢大赦自销魂。……”

三月十三日所住小区被怀疑有密接者而被隔离于家中：“魔都处处有惊雷，躲过前波后浪摧。大白今晨排虎阵，小区昨夜中花魁。……”

三月十四日怀疑的密接者没住在本小区：“昨夜归来又闭环，东成西就过重山。方惊疫病如追影，忽暴乌龙竟取关。……”

三月二十八日，抗疫进入新阶段，浦东整个封控：“一夜心惊疫起波，浦江两岸尽着魔。……新冠顶破天花板，四海争传抢菜歌。”

到四月三日，疫情并未减弱，所在小区也出现了感染者：“惊闻病例过七千……肉蔬烂败堆成山。……行路难！行路难！人在作，天在看！海轮望穿魔都岸，干戚乱舞是虎年！”

四月四日浦东封控第八天，家中枯坐，核酸待检，出门无望，唯以书酒消愁：“居然刺骨倒春寒，……囚中有酒莫加餐。”……

到此为止的“抗疫诗歌”，基本上呈现的是诗人的个体生命在亲身经历在校隔离、居家隔离、核酸检测、小区阳性病例、书酒消愁的生命感受、生命状态，是诗人的“感”所呈现出来的诗人的“在”。当然，诗人之此情此感，确实是“疫病”给生发出来的。在没有上海这场疫情之前，诗人的精神情感、生命感受完全在现实的生活和事业中，是一种“在世”的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以理性的文字、逻辑的话语、现实的生活昭昭然呈现着。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和隔离，让这种昭然的“现实”和“理性”被击溃，在校隔离中的焦虑，可以离校回家的欢欣、惊闻小区有密接者的惊异、密接者并未住在本小区自己的独叹、浦东封城的震惊、长期居家隔离的无奈……这些情感让诗人的心从世界中抽身回来，回到对自己生命状态、生命感受的体验。诗歌也就在这样的“本真”体验中被生发出来了。诗歌的“在”与诗人的“在”是同时的、同步的！

二、“疫病政治学”与“疫病生命学”

一般而言，诗歌一定会呈现诗人自己的“观”和“怨”。“观”是经验现象的呈现。但是，任何经验现象对于有强烈情感体验的诗人来说，不可能只是冷冰冰的现象和事实，而必然生发出相应的情感，焦虑、忧郁、愤懑、怀疑，这些情感都会在诗歌中呈现出来。加上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立场，诗歌就不再只是简单的“个人情感”的直接书写，而是有了社会政治意义。当然这种社会政治意义，有些是诗人直接表达出来的，有些则可能是被人“解读”或者“解释”出来的。不然，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苏东坡所经历的“乌台诗案”了。

刘强教授的“抗疫诗歌”很鲜明地表达了他作为儒者的立场，而且很多是直接的，不管是讽刺、感叹、哀怨或者是震惊、痛苦。比如：“南北物流止高速”“肉蔬烂败堆成山”的无奈与愤怒，“阴间幸喜无阳性，盛世堪悲有哀鸿”的悲叹，“魔都魂已散，羞听人沪吹”的悲凉，“此冠非彼冠，打脸上海滩。精准发明废，清零作业难”的无奈，“拦路多豺虎，受伤尽兔羊。平庸翻作恶，得志便猖狂”的愤怒，“羞辱伴欺凌，无望待清零。病例万连增，人疫两无情”的痛苦，“嗟我生民苦，泪下如流霰”的悲叹……这些都是诗歌所呈现出的诗人的“观”“怨”，也是诗人的立场表达。

基于在疫病中的诗歌所具有的独特社会政治意义，刘强特别将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提出的观点概括为“疫病政治学”，以此作为阐发“疫病与诗歌”这一议题的理论支撑。诸如“病菌的微寄生”“大型天敌的巨寄生”和“民主瘟疫”等概念及其所表达的意涵，的确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于疫病的认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拓展了我们对于人类自己、社会与政治、宇宙与自然的认识。

其实，关于“疫病政治学”，凡是从大历史视角去审视人类的疫病史，都不可避免的要进入社会政治的视域，并发现二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美国学者西格里斯特在《疾病与人类文明》的导言中说：

疾病不仅遍及整个文明史，而且早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普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假设：疾病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一直以来就存在超出任何生物体的适应能力的刺激。既然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出现过疾病，那么，一切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付它。法律试图控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得不把病人考虑在内。如果不处理疾病和痛苦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宗教和哲学就不可能解释世界，文学和艺术也不可能充分地再现世界。而且，人类一直在努力通过科学来掌控大自然，而征服疾病始终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

也就是说，疾病的历史甚至早于人类的历史。一部人类历史始终是在与疾病打交道的历史，人类的社会政治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对疾病的解释、应对和处理之中。大规模的传染病更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疾病永远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美国人巴里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数据，对发生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释，并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科学家、医学工作者和政治家们在巨大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怯懦、信仰和价值观。他为500多页的巨著《大流感》，加上了一个血腥而富有诗意的副标题——“最致命瘟疫的史诗”。这场大流感遍及美洲、欧洲、亚洲，过去估计全球死亡人数约2000万，最新的权威估计数字为5千万—1亿。这个数字不仅高于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更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作者撰写这本书时是1997年初，几个月后香港爆发禽流感。历经七年的研究完成该书，作者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下一轮大流行会有多严重？会有200万人、2000万人还是2亿人丧生呢？美国会有多少人死去？没人说得准。”并温馨地提示大家：“流行病再怎么温和，也至少将再现1918的恐怖情形之一：殡仪馆的棺材告罄，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了。而这已是在温和的疾病流行中最乐观的景象了。”基于“疫病政治学”的反思，作者在书的最后特别提醒我们：

让政府公布疾病真相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这也许是1918年（大流行）最大的教训，也是仍未被吸取的教训。如果交流足够开放，监控足够良好，领导层足够果断，那么就确实有一丝希望通过隔离病例、区域封锁和抗病毒治疗等手段将新的流行性病毒扼杀在其起源地。[2]

这一提醒，在今天没过时，还具有十分切实的现实警示意义！

恐惧源于蒙昧，就像在丛林中被未知的猛兽追踪着。所有成功的恐怖电影都是利用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对我们无法看见、无从知晓的威胁的恐惧，以及孤立无援的恐惧，而在所有的恐怖电影中，一旦怪兽露出原形，恐惧就凝缩成具体形象，不复存在了。害怕还会有，但由未知而产生的极端恐惧消散了。因此，面对汹涌的疫病，为了避免因为蒙昧而来的恐惧，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无独有偶，英国人霍尼斯鲍姆选取近百年来全球暴发的9例特大传染病案例，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与瘟疫相生相杀的历程，撰写了《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流行病》一书。霍尼斯鲍姆的著作中频繁使用的几个关键词是：“大瘟疫”“恐慌”“歇斯底里”“傲慢”。作者通过研究近一百年来人类的“疫病政治学”，最后告诉我们：

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瘟疫或许无法预测，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3]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表明，这一判断无疑是真理！疫情影响范围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久，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人的承受力。几年来，人们已经有诸多的经历、反思、怀疑、抱怨、呐喊等等各种精神感受。人们也总期待着科学家、疫病专家、政治家们是否可以更加精准地预测疫情、提醒人们预防疫情。

但是，尝试预测灾难是风险极大的一件事情，任何预测都有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霍尼斯鲍姆举了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的预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两种各自流行了10余年的著名HINI猪流感病毒发生重组，成为墨西哥猪流感病毒，并可能会引发大流行，于是启动了全球流感大流行的防备计划。理论上，这会是21世纪第一场疾病大流行。正如西班牙流感一样，墨西哥猪流感也是HINI流感，它可能会是一场史上罕见的大流感，有可能会像1918-1919年的流感疫情那样，引发大量的人患病和死亡，各国政府均应做好准备。然而，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明引发了广泛的恐慌，预期中的“病毒末日”却并未来临。当人们意识到墨西哥猪流感并不比季节性流感更严重时，人们开始指责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其“捏造”这次疾病大流行预警的目的是帮助疫苗制造商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获益。[4]

由此可见，即使是最专业的的机构、最专业的的人员，在灾难预测上都不是绝对可靠的！

只是，不管你是否预测，该来的总是会来。

2019年隆冬之际，“新冠肺炎”在武汉暴发，不到3个月就引发全球大流行。2020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鉴于新冠病毒的传播和迅速扩大的影响，这次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至今，这场“大流行”还在进行中。10年前的预言，以另一种病毒、另一种方式不幸在全世界人的见证下成为了现实。在比人类还久远的疫病面前，人类不得不低头！

即使是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人类已经可以足够骄傲的21世纪，“为什么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预测流行病的到来，并为迎战它们做准备，却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傲慢”，或许是其中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词。

《人类大瘟疫》一书的作者尖锐地指出了一个普遍存在而人们又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大瘟疫的定期降临，是人类为自己的“傲慢”付出的代价，持这种“傲慢”态度的甚至包括疫病的狙击手——科学家。在作者看来，科学家有责任“规避智识的傲慢，并警惕任何关于自己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幻觉或自以为是”。当然，这种自以为是的傲慢还普遍存在于政治人物、医务工作者以及普通大众之中。

传染病从未远离人类。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尽管有了新的医疗技术以及普及的疫苗和抗生素，但人类“本质上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在每场瘟疫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流言与不信任情绪总是如影随行。瘟疫来袭时，我们总是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又是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期盼。专业人士、政治人物、利益集团都有可能在“疫病政治学”的逻辑中让相关信息不对称。与此同时，尽管信息的渠道可以被管制，焦虑与恐惧却不会因此而消失；焦虑和恐惧又为流言蜚语营造出了滋生的温床；而且，污名化与偏见还常常与流言相伴。这就是“疫病政治学”警示我们不得不接受和面对的现实。

世界本就如此。它不会因为我们一厢情愿的期待就变得简单。谦虚的科学家会说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谨慎的历史学家会强调了解历史不能预知未来。但面对复杂的传染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做旁观者，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科学原理和理智辨析中汲取更多，反思更多。我们不该因为人类在某些大瘟疫后幸存，就无视自己曾经的傲慢与纰漏。回首瘟疫史，在纪念人类展现出的智慧、力量与勇气的同时，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痛苦的离别、牺牲和哀愁。所以，“疫病政治学”所引发的，应该是更深层次的“疫病生命学”——这是我们作为个体生命如何在遭遇疫病的情态下自我疗愈、自我拯救之道。

三、“诗歌的治愈”与“疾病的治疗”

西格里斯特的《疾病与人类文明》第一章的标题即是“活着不易”。人，活着不容易！疾病如影随形，伴随终生。

对个人而言，疾病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而且还是一段经历，它很可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你的整个一生都有影响。既然人是文明的创造者，那么，疾病通过影响人的生活与行为，从而也影响着他的创造。疾病有时候不仅仅袭击单独的个人，而且还袭击整个群体；或是流行病的为害一时，或是地方病的长期肆虐。此时，一种疾病牢牢控制了一个群体或地区。这些群体和文化生活就不能不反应这种疾病的影响。[5]

刘强教授疫病中的诗歌，既是对于这场影响了全球的疫病的一种“文化反应”，也是他作为个体生命对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的记录、叙述。当然，任何生命叙事都具有自己的疗愈作用，所以，诗人以诗歌来记录自己经历疫情的生命感受，其实也是诗人自己面对疫情的一种自我疗愈。刘强对此是有充分自觉的，所以也才特别强调了诗歌的“疗愈”功效。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有疾病就会有治疗。疾病是伴随着人和人类的，所以，治疗其实也是伴随人和人类的。只是，不同的治疗彰显了人们对于疾病的不同认识。古代人以巫术治疗，因为他们不认为疾病是个人身体的原因导致的。中国人用针灸和中药方子治疗，因为他们不认为疾病只是身体的某个器官的问题，而是整个机体的辨正作用。基于近代西方科学而来的近现代西方医学，则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他们相信，人体是一个原子机器，疾病就是零件出问题了。即使面对新冠疫情这样从未经历的新型病毒，西方人的疫苗生产逻辑和中国人的疫苗生产逻辑也是不一样的，何况中国人还有自己中医药对于“瘟疫”的理解和辩证综合治疗逻辑。这些不同的治疗，确实是基于对疾病的不同认识和解释。

当代医学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医学人文或者说人文医学的发展。叙事医学作为医学人文的一个重要的新理念，恰恰彰显了人类不同文化之于疾病的“疗愈”作用。诗歌可以，绘画也可以；文学可以，艺术也可以；音乐可以，哲学也可以！

诚如刘强教授所说，所谓“病从口入”云云，基本上是个“甩锅”式的说法，因为疾病本质上并非来自身体之外，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真正进入反思层面来看，我们都不能简单地将疾病归因于身体之外的要素，而必须从生命本身来理解疾病。

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是与我们共存一体的——这是一种寄生互生的关系。对疾病，我们只能心存感念，甚至充满谢忱。实际上，厌恶疾病，痛恨疾病，战胜疾病，最终厌恶、痛恨、战胜的只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疾病，把它看作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大声抱怨，是身体对我们自己并不自知的某种生活的不满，看作是一种有益于我们更大生命利益的善意的提醒，一种明显的警示和间接的暗示。目的是让我们有机会、有时间去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去关注我们心理-精神层面上某种更为严重的事态。如果我们忽视它，不把它当回事，就必然会导致无可挽回的身体的损害和持久的情感方面的痛苦，甚至导致死亡。

我们完全可以说，疾病不是病——仅就疾病论疾病而言，它才是病。因为疾病所病的是身，救的是心，患的是局部，治的是整体，扰乱的是短暂，成全的是久安。与其把疾病看成是化学失衡、物养不良，还不如把它看成可能是我们的生活态度（世界观、价值观）或我们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个人疾病是如此，疫病作为一种流行性的人类总体疾病，又未尝不是如此呢？

疾病更可以是一种机会，正是它的存在才会使我们把注意力从物质转向生命，从瞎忙转向沉思。事实上，只有当我们处于吐露绝望与病痛的况境时，我们才能理解生活之最重大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在严重的病痛之中，由那种构成我们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窘况的东西创造出来的。只有当我们面对病痛或死亡所造成的一种真相而感到震惊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转向那些赋予生活世界以存在价值的意义之源。

1966年底，唐君毅先生罹患视网膜脱落的眼疾，在日本京都治疗修养四个多月。期间，唐先生在病榻上深刻反省自己的生命、病痛而断断续续写下了四万多字的长文——《病里乾坤》。疾病，既是《病里乾坤》产生的机缘，也是该文本切己反思的重点，同时也是唐先生由此引出儒学治疗学和生命教育的基点。唐先生对疾病的认知不是局限于生理的病变与用药上，而是从生命存在的文化价值去面对疾病所带来的种种生存困惑，将疾病问题提升到身心的文化层次上来[6]。由此，对疾病的治疗，也就不只是科学上的相关技术，而是更重视生命的伦理秩序与文化规范。曾昭旭教授将《病里乾坤》看作《人生之体验续编》的再续编，以为是唯唐先生能写出的“文字般若”，是一切以求道自命的人当深心体味的生命抚慰剂[7]。唐先生《病里乾坤》所彰显的就是一套儒家的“疾病意义治疗学”。

我们的身体不单单是面镜子，还是一块银幕。我们真正的心态与情感，意识到或幽闭了的情感，都会自动在银幕上显现出来。倘若我们不喜欢银幕上映出的图像，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放映机里的胶片。实际上，在我们个人的身心剧场里，我们只有三种选择：或者离开剧场（即死亡）；或者专门在身体上下功夫（生理治疗、药物治疗、食品治疗、保健治疗之类）；或者在放映机里置入新胶片（即改变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对疾病的看法）。

我们该选择什么呢？

倘若疾病已经发生，我们就应该提醒自己：要去治的可能并不是症状，不是病，甚至可能不是病人，而是治我们的生活，治我们的心，治我们的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治我们对自身专属的个人蓝图的某种背叛与偏离。人对世界的看法本身就会构成对他生命最好的营养。因为健康或者病态，实际上不是取决于别的，而是取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取决于人对生活的立场。个人是如此，群体亦然，人类亦然。

作者简介：

何仁富，1966年生，浙江传媒学院社科部教授，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道德哲学、生命哲学、生命教育、新儒家的研究工作，担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哲学导论》《论语生命学》《生命哲学与生命教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出版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注释：
 
[1] （美）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著，秦传安译：《疾病与人类文明》，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2] （美）约翰∙M∙巴里著，钟扬等译：《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83页。
 
[3] （英）马克∙霍尼斯鲍姆著，谷晓阳等译：《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386页。
 
[4] （英）马克∙霍尼斯鲍姆 著，谷晓阳等 译：《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385-386页。
 
[5] （美）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著，秦传安译：《疾病与人类文明》，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6]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7《病里乾坤》，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4页。
 
[7] 曾昭旭：《病里乾坤序》，《唐君毅全集》卷7《病里乾坤》，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