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爱波斯坦】自由
自由
作者：约瑟夫·爱波斯坦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20世纪60年代一首流行歌曲中唱到，“自由不过是另外一个词儿，用来说明再也没有可丢失的东西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带有60年代的典型特色：抛弃所有承诺，个人纠葛和财产累赘，自由就属于你了，还有那神奇的土地和尘世的乌托邦天堂。20世纪60年代，自由和个人自由意味着自由进行任何形式的实验，无论是性还是毒品或群居，而且还包括摆脱了所有责任和限制的自由。我认为，公平地说，这样的自由并没有奏效。
八年或九年之前，我住在旧金山的 海特-阿什伯里邻近街区（the Haight-Asbury），那是60年代意识盛行的如巴黎、圣彼得堡和罗马一般的地方。经常出现的场景是形形色色已经上了年纪的嬉皮士在街上招摇：拿着吉他的疲惫男人，曾经漂亮的金色长发姑娘如今已是饱经风霜一头灰色长发的妇女，无论男女都在等候开往过去的公交车，永远也不可能到达目的地。
我们大部分人都在等待自己的公交车，如果不是开往过去，就是开往走向自由的未来，无论我们设想的自由是什么。有些人拥有的自由是来到无需工作的退休日子，温和地说，这份工作并非都是香槟酒和花生酱。有些人则渴望一种仍然携带其巅峰时刻享有的自由的工作，或者我们设想这个工作还在做。有人在试图摆脱已经出了问题的人际关系。（有个糟糕的老笑话，一位老者总是对妻子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其中一个死了，我就到巴黎去。”）有人设想自由的形状是无可救药地模糊不清，但对自由的渴望同样无比强烈。自由，无论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无论是这种还是那种，不过是每个人的欲望的另一种名称罢了。
个人自由以两个前提作为枢纽：获得某事的自由和摆脱某事的自由。30年或40年之前，人们可能说女性最关心的是摆脱某事的自由：如摆脱孤独、经济担忧、和笼统的焦虑。男性最关心的则是获得某事的自由：旅行、快乐、和笼统的冒险。男性一直是更大的幻想家。
在其《承诺的敌人》中，文学批评家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注意到“门厅里的婴儿车”可能是作家最具破坏性的敌人。不过，这不仅仅是对作家而已。我认识的大多数自由贩子都是单身汉，都是认定婚姻是自由的真正敌人的男人。有关男人在结婚前临阵逃脱的陈词滥调肯定与他们担忧婚姻可能带来的丧失男性自由有关。男人喜欢轻轻松松去旅行，婚姻则意味着携带沉重的行李去旅行：不仅有门厅里的婴儿车，而且有大旅行箱里的摇篮和折叠小推车。我们也别忘了便携式摄像机、视频、小孩用大便坐椅、尿片等等。
但是，我认识的那些选择逃避婚姻和家庭责任的男人除了一个例外，似乎并没有利用自由做多大的事。替代责任的是他们似乎患上了疑病症、没完没了地挑剔抱怨和高度焦虑。我说的这个例外男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去结婚，因为他有用不完的精力---登山、骑车环绕希腊，多次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从前，两种自由---获得某事的自由和摆脱某事的自由---被男女两性明显地区分开来，如今，区分已经不那么清楚了。女权主义崛起的结果之一，无论好坏，是女性现在也能共享这种幻想，就像香水广告不久前拥有的幻想一样。最初节省劳动的设备---如洗衣机、烘干机、微波炉、现在的手机---帮助女性从全职做家务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依靠技术（生育控制）淘汰掉从前的危险和社会态度，这已经允许女性在愿意的情况下在性的领域拥有如男性一样的自由。机会均等法律让她们成为劳动力市场的直接竞争者。
因为丈夫和妻子都工作，女性有时候带回家的钱比男性还多，离婚代表另一种自由，人们已经不怎么排斥了，可能性也更大了，离婚法律让离婚变得更容易实施了。当然，更多数量的人在利用这个法律，更不要提利用自己用委婉语表达的激进生活方式变化和美容产业----（代表了摆脱衰老的自由承诺），甚至改变性别的手术（终极的美容手术）。虽然如此，人们并没有感受到国民自由总值（Gross National Freedom）在过去一些年增长了多少。
金钱一直被认为代表了自由。当然，它能够增大可能性。很多人觉得比能够买更多奢侈品更重要的是，金钱给人一种自由和更大些的操作空间。当我第一次听说“去死吧，金钱”这个说法时，我非常痴迷。它意味着人们存下足够多的金钱能够让人在必要的场合告诉老板“去死吧”---足够多的金钱让你度过三四个月时间，用来找到另一个工作。那就是自由，虽然可能是有限度的自由。
但是，我不敢肯定，除了让人拒绝某些类型的工作之外，金钱究竟能给我们多大的自由。我认识的很多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人花费很多时间为钱感到担忧：害怕丢失，害怕不能依靠投资带来更多回报，害怕缴纳很多税。我也认识一些在很年轻时就被获得信托基金的人，除了让他们不可救药地无法从事任何严肃的工作之外，金钱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
我曾经有个邻居，是年轻的医学博士（M.D.），正在为上手术台而学习。他有三个孩子，在我们这座大楼买了一套昂贵的公寓。有一天，他妻子告诉我，他是在21岁时获得一份信托基金的16个侄女和侄子之一，他们每人每年可获得大约六万美元的利息。她说，她丈夫是16人中唯一读完大学的人。其余人要么吸毒，要么进行愚蠢的投资，要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自己毁掉了。金钱制造了这样灾难性的自由狂欢，以至于交给他们的信托基金被迫收回。
如果我在21岁时获得每年六万美元利息的信托基金，我认为在过了40多年之后的今天，应该仍然在巴黎探索继续写诗呢，它们永远也进不了那尚未完成的薄薄的第一卷诗集。回顾我这幸运的一生，我能宣称的少许成绩恰恰就是在真正的财务限制而非自由的情况下取得的，中间还夹杂着很多担忧，比如怎样赚钱去支付各种账单等。我猜想，这是一种幸运啊。
很多人将自由与某些工作联系在一起。自己创业当老板一直被认为是令人羡慕的行为，不仅因为人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因为人们并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行动自由完全交给任何人。我认为这的确令人羡慕。不过，正如有勇气独自出去闯天下的人都明白的那样，沉重的负担（首先是对为你工作的人负责）非常接近于压倒你当老板的狂喜。自由或许不是自己当老板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当老板的要点是独立，两者不是一回事。
当这种或那种艺术家的众多最吸引人之处之一是这个词所隐含着的自由。但是，人们会纳闷，这个自由是否被过分夸大了。真正自由的艺术家---无论是文学还是视觉艺术或音乐---是只有在他愿意冒巨大风险时才能享有的自由：创造恰恰就是他的本能指导他去做的事，把所有有关金钱和市场的想法抛到一边，以便集中精力专注于解决艺术呈现在他面前的问题，而不是听从读者或者带领读者。从历史上看，最具独创性的艺术家---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法国画家野兽派艺术大师亨利·马蒂斯 （Henri Matisse）、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都遭受长时间的忽略、公众的误解和经济困难。他们的自由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才获得的。
最近，我阅读了德国文化剧院经理哈利·凯斯勒伯爵（Harry Kessler (1868–1937)的传记，此人是现代主义者在生涯早期穷困潦倒之时的赞助人，也是德国政治边缘的人物。凯斯勒是一个天生就非常富有的人，到了生命尽头时认识到他的一生过得太单薄了。我认为，他对自己为什么这么做的解释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清楚阐述了哪些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看重的个人自由所无法获得的。
凯斯勒在日记中写到，“但是，没有人能够依靠他包含的所有个性来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除了非常原始的人之外）是完全幸福的。他越复杂，包含的灵魂就越多，他能拥有的个性也越多，为了充分地过好自己的生活，他就变得越来越不幸福，至少是相比较而言。只是对非常肤浅的或非常原始的人来说，才有可能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耗尽他灵魂的所有内容；因为人们必须忽略他的潜在理想实现的某些部分。”
虽然凯斯勒拥有财富、才华、人脉，但他并不能实现所渴望的那种圆满。就像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很多其他自由崇拜者一样，如果用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话，凯斯勒最终“淹没”在“可能性的大海中”。要实现满足的欲望，为个人的各种潜力寻找一个出口，最终到来的不过是寻找个人自由的另一种版本---这里就是彻底自我发展的自由。
啊，个人自由最终而言是个幻觉。只要开始想自己的幸福或自己的自由，人们就会认识到，他既不幸福也不自由。自由甚至可能是那些词中的一个，幸福是另外一个，人们只要集中精力去想它，噗，它就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近，我自己得出一个观点，可能有些冷酷和令人不快。那就是根本就没有毫无限制的自由。我逐渐相信，自由是只有在你已经生活在限制中并征服了限制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得的。从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到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到奥登（W.H. Auden），给人最深刻印象的现代诗人都坚持认为，诗歌的成就在于召唤而不是放弃复杂诗歌形式的困难。瓦雷里将诗人定义为“从艺术天生的困难中获得观点而不是被困难榨干的人。”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用更加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任何不够聪明来逃避沙皇审查官的人根本就不配遭到审查。
从这个角度看，自由不是别人送给你的或者你购买的东西，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东西。人们赢得自由的方式不是逃避困难而是战胜困难。我猜想，人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是他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所有挑战，并在自己的努力中创造出最好的自己。那种感受肯定非常爽，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从来都没有办法体会。如果我经历了这种自由，我保证一定直接回头就告诉你。
作者简介：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 Epstein），作家，著有《精彩的小个子犹太人小说集》和《羡慕》等。
译自：Freedom by Joseph Epst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