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耿志刚（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形式，在书院发展的一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更是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窗口。书院之名起于唐代，由最早的修书、藏书的机构，逐步演变为具有教学、研究功能的场所，书院制度在宋代不断发展、壮大、成熟，清代是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边陲小镇都可见到书院。不仅如此，书院还随儒学走出国门，在朝鲜半岛生根、萌芽、兴盛起来，对中国文化传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文化成为书院普及的思想基础

朝鲜朝时期书院设立过程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书院的大规模兴起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书院的兴起，官学在朝鲜半岛广泛建立，科举制度已经成为知识人入仕的途径，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也已成为社会教育的主流价值理念。然而，到了朝鲜中宗（1506─1544）时期，科举制度混乱，官学学生人数骤减。随之而来的私学兴起为书院建立提供了契机，新兴的士林派开始聚徒讲学，寺庙道观教学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

书院是乡村儒林士人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聚会场所。士林派主张实施道德政治，培养崇尚道德的学者。为了扩大自己在乡村的势力，他们在乡村活动中尝试推行乡饮酒礼，使民众认识道德的重要性，进而倡导文庙宗社运动。当时朝鲜儒学者金宏弼和郑汝昌等对此给予了积极支持。这对朝鲜书院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赵光祖一派依靠新兴士林开展文庙宗社运动，摸索新的学校体系，朝鲜书院的合理性得到了官方认证，进而形成了书院的最初形态。1541年周世鹏（1495—1554）被任命丰基军输，他推进了朝鲜书院进一步发展，在1543年修建了儒学者安珦的文成公庙，建立了兼顾儒生教育的白云洞书院，并向国家要求赐额和支援。随后岭南监司为保证白云洞书院的长久运营，购入了学田和附属院落，并在物质上、财政上给予支持。

中宗后期，士林派在提倡乡村教育过程中，朝鲜书院的设立和发展成为乡村活动合理化的向心力，文庙祭祀和教学体系革新逐步制度化，朝鲜书院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以白云洞书院为例，初期以寺庙为主，书院只是儒生教育的建筑物名称，以寺庙的附属形式存在，后期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院。

朝鲜书院的独立性格和其制度化离不开李滉的努力。1550年，李滉要求明宗在白云洞书院玉璧提匾，之后全国各地的书院都要求赐书。肃宗时期有131个书院要求赐书，这也是朝鲜书院得到国家认可的一大标志。李滉根据认识水平将教化对象区分为一般百姓及士林，同时借鉴中国发达的书院制度，制定书院院规，对书院的学习活动和运营方案都做了具体规定。宣祖（1552—1608）时期，李珥为求教育实效，建议书院院长从休官者和退官者中选拔并将其制度化。

朝鲜书院建立和变迁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明宗时期属于书院的初创期，此时期初设书院19所；宣宗到显宗时期是书院的发展期；肃宗开始到英祖时期是书院的滥设期，此时书院、祠院、精舍界限模糊，相似名称的机构共1000余个；英祖17年后是书院的撤废及衰退期。到了19世纪，朝鲜书院大部分由创建者的后孙经营，书院逐步丧失了礼乐教化的功能。1864年兴宣大院君在对书院的社会作用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开始考虑是否将其撤废。1871年，官方为了振兴学术，决定在全国挑选学问优秀的人物，按照“一人一院”的原则，仅保留书院47所，其余予以撤废。47所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书院有玉山书院、陶山书院、龙山书院。

由于历经战争破坏，到1945年韩国光复时书院损毁殆尽。韩国文化部特别出资支援修复、重建，恢复原貌，书院的文库、藏书才得以传承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开展“青少年人性教育现场教室”活动，通过对先贤的祭祀提高青少年涵养，书院的社会教育机能兴起，并承担着监察地方民风民俗的作用。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18年10月统计，韩国现存具有社会机能的书院共有581所。书院不仅在韩国历史上，而且在现代社会对于塑造社会价值理念、淳化社会风气、践行良好民风民俗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书院是中华文明传播的基地

中华儒学思想、知识范式和价值理念依托书院在韩国发展、传播，韩国书院成为传播中华文明思想的基地。朝鲜朝时期，书院是儒家知识分子的集聚之地、士人弘道的场所，书院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读书人在乡村读书讲学，从事教育活动，以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君子、圣人品格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理想。士林派主张发展道学政治培养人才，振兴儒教礼乐教化，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以小学、四书、五经、家礼、性理大全为主。朝鲜朝时期，出于对朱熹的崇拜，书院把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作为蓝本，制定了各自的院规，进而加快了书院的制度化过程，书院也开始承担知识传承与文化传播的使命。此外，朝鲜书院开展的祭祀活动表现为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践行，书院祭祀活动可以增强士人对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认同感，朝鲜朝时期书院的祭祀对象颇为广泛，主要有先圣、先贤以及历代儒学大师，既有中国的先圣先贤，也有朝鲜朝时期的儒学大家。礼学在朝鲜朝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繁荣，文庙的建立相当普遍，传统的冠、婚、丧、祭等礼仪已经在全社会得到了普及。孔子被奉为先圣，尊孔敬孔的活动经久不衰，其祭礼的规格也越来越高，以至成为国家之大典。随着中华文明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增加，古代朝鲜社会形成了崇拜中国文化的社会风气。全面了解书院在朝鲜半岛的发展过程、社会功能及历史地位，有益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情况以及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历程。

书院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华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我们研究书院不仅要着眼于它在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的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还要放眼世界，关注其在国外生根、发芽，对传播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魅力日益彰显的当下，我们从东亚历史中看到书院在传播中华文明中所起的作用，认识域外书院所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精髓所在，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有着重要作用。

（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14YZD-15）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