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文庙谱写的守护文脉 人文蔚起的壮歌

来源：“曲靖文庙孔子学堂”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四月初一日甲寅

          耶稣2022年5月1日

正在兴建中的曲靖文庙

在谈文庙之前，我们先说说什么是孔庙。

孔庙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文庙，它里面供奉的不是神佛，而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伟大教育家孔子。历史上，专门用来祭祀孔子的庙宇便被称为孔庙。而从唐朝开始，天下州县学校与孔庙合为一体，此种兼具祭祀孔子与学校教育功能的孔庙，便被称为文庙。

文庙的建筑格局是相对固定的，一般来说，最南面是一面红色的照壁，称为“万仞宫墙”，其两侧为进出文庙的大门——“礼门”和“义路”。

进入文庙是“棂星门”，在棂星门的前或者后，有一个名为“泮池”的水池。棂星门后是“大成门”，大成门的两侧建有“乡贤祠”和“名宦祠”。穿过大成门，左右两侧是“东庑”与“西庑”，用于祭祀历代儒家先贤。再往前走，就是文庙的中心建筑“大成殿”，这里是供奉祭祀孔子的殿堂。大成殿后是“崇圣祠”。

在古代，附于文庙的府州县学，或在文庙两侧，或在文庙之后。学校以“明伦堂”为中心建筑，还建有“尊经阁”“魁星阁”“文昌宫”等附属建筑。

据记载，云南早在南诏时期便修建了文庙，但没有实物或遗址保存下来。目前关于云南文庙的古籍记载中，资料最为详实的是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元代云南最高行政长官）赛典赤·赡思丁在中庆路（今昆明市）修建的文庙。

在此后的近750年里，文庙在红土高原各地拔地而起，见证了云南历史的沧桑变化。

昆明文庙棂星门

民族交融的平台

蒙古铁蹄征服大理后，对少数民族采取了高压政策，导致短短十年间各族人民多次举行起义。忽必烈决心改弦更张，任命以贤能著称的赛典赤为平章政事，主政云南。

赛典赤到任后，推行多项仁政，迅速稳定了云南局势。为传播中原文化，提升云南地区的文化水平，他于1274年在五华山麓模仿中原格局修建文庙，并下令云南行省各路皆建文庙，传播儒家经义。这一举措，加速了边疆各民族文化与内地儒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此后，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内地文化迅速在边疆地区扎根，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

比如，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楚雄文庙建立后，儒学教育在楚雄各县普及，人才辈出。其中，楚雄县人李启东在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殿试中，被主考官推荐为状元。虽然后来嘉靖皇帝以云南籍考生地处偏远，不宜点状元为由，将李启东降为二甲第一名（相当于殿试第四名），但这个事例足以让我们看到，明代中期的云南，文化已不再大幅落后于内地，不得不说，这一切与文庙的建立和儒学的传播密切相关。

明清两代，云南人在科举考试中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清末“状元”、石屏人袁嘉谷。虽然袁嘉谷考上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状元，而是经济特科（清末设立的用于选拔时务人才的全国性考试）第一名（特元），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云南父老心目中的地位，大家依然将他视作云南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状元。说来也巧，袁嘉谷故居距离石屏文庙（始建于元代）也就几分钟路程，少年时，他在这里接受教育，走上科举之路。石屏文庙也因培养出了“状元”而享誉三迤。袁嘉谷中了特元之后，时任云贵总督魏光焘为表祝贺，亲自书写了“大魁天下”的匾额悬挂于昆明聚奎阁之上，成为今天昆明历史名胜状元楼的前身。

文庙不只对古代云南的教育发展和文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近代以来云南乃至全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比如，呈贡文庙便是中国现代社会学发展的摇篮。1939-1946年间，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在呈贡文庙主办了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对呈贡县及周边地区进行了人口和人民生活普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

而在距离文庙不远的魁阁，费孝通等西南联大、云大的社会学家聚集在这里，对云南的乡村、工厂展开了社会调查，写作出一批学术经典名著，后来的研究者把费孝通等人称为“魁阁学术群体”。

由于教育制度的变革，近代之后，文庙不再是传统的府州县学所在地，但很多新式学校却依然选择在文庙办学，比如，路南（今石林县）文庙是今石林一中所在地，江川文庙是今江川二中所在地，这样的情形在云南不胜枚举。昔日传承“古圣先贤之言”的文庙，完成了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的转身，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石屏玉屏书院

民族团结的见证

历史上，文庙是云南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纽带，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重要贡献，也是红土高原上民族团结的重要见证。

北宋至明代，今文山州到红河州一带为阿雅土司辖地，历代阿雅土司为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守卫祖国疆土作出了重要贡献。明末时，阿雅土司龙上登更是将内地文化带到了边疆。万历年间在北京居住期间，他目睹内地的繁盛，决心开启民智。返回文山后，他将自家宗祠改为文庙，文化教育的传播不但促进了当地各民族的融合，而且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乌蒙山区是彝族聚居区，也是云南通往四川的重要通道。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对这里进行改土归流。雍正九年，改乌蒙为昭通（取“昭明宣通”之意），并在新建的昭通城中设置文庙。文庙对民族团结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因为它的存在，这里走出了国学大师姜亮夫、民国政要龙云、卢汉等一批云南和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反袁斗争、抗日战争中的壮举，为云南注入了尚武、爱国等文化基因，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民族团结的伟大精神，也体现在各民族携手参与革命斗争中。滇西北是白族、纳西族等民族的聚居地，内地文化在这一带传播时间较为久远。比如，始建于明代的剑川文庙培养出了不少举人、进士，有“文献名邦”之美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解放而奋斗。

1949年4月2日，中共剑川县委领导各族群众200多人发动的起义，一举攻占剑川县城，这也是解放战争中我们党在滇西地区解放的第一座县城，建立了滇西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第一个人民政权，创建了以剑川为中心的滇西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极大鼓舞了各族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和意志，有力推进了云南解放的革命进程。

民族精神的丰碑

全面抗战爆发后，云南本是大后方，但随着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怒江以西地区，云南成为了抗击日寇的最前线。在此期间，云南各地一些文庙，成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见证者。

比如，昆明文庙的部分屋舍在民国初年被用于兴办“求实学校”，人民音乐家聂耳童年时曾就学于此，某种程度上说，《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个音符，就是在昆明文庙谱成的。

昆明文庙不但孕育了国歌的作曲者，还见证了一段各民族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伟大史话。1941年初，日寇飞机窜入昆明上空轰炸时，有三架敌机被中国空军击落，为提振军民抗日士气，其中一架残骸被运往文庙魁星阁旁小广场展出，昆明各界人士争相前往观看。

恼羞成怒的日寇对此怀恨在心，多次派飞机对昆明文庙疯狂轰炸，大成殿、大成门、桂香阁、尊经阁、明伦堂被炸毁；崇圣殿与仓圣殿被炸去一半。昆明文庙虽然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浩劫，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却在战火的淬炼中更加坚硬，没有被炸弹吓倒的云南各族百姓，将敌机残骸转移到圆通山继续展出，反抗外辱的意志越挫越勇。

抗战时期，不止昆明文庙留下了日寇侵略中国的明证。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的建水文庙，是云南最早兴建的文庙之一，其建筑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是全国第二大文庙。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切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破坏中国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对滇南的铁路，以及工矿商业重镇个旧、蒙自、建水、开远等地狂轰滥炸，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41年4月，日寇飞机连续三天轰炸建水，其中一枚炸弹在建水文庙大成门外右侧甬道处爆炸，在文庙的石头墙基上留下弹痕，旁边的古柏树身上也被弹片划伤，弹痕至今仍存，激励着每一个到此游历的中国人不忘国耻，奋发图强。

始建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腾冲文庙，是位于云南最西南端的文庙。经过长期的文化传播、交流与融合，腾冲成为了“书礼名邦”，培养出了艾思奇、李根源等名人。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腾冲。腾冲各族人民在年逾花甲的张问德县长带领下，成立抗日政府，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游击战争。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经过激烈战斗，全歼日军守敌，胜利光复腾冲，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座有日军驻守的县城。

在长达127天的腾冲战役中，腾冲各族人民自发为远征军运送粮食、弹药，起到了重要的后援作用。由于战役持续时间长，腾冲城内建筑遭到了严重的毁损，腾冲文庙虽然也有部分损坏，但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民族精神的又一座丰碑。

今日语

文庙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中枢，云南的文庙不仅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幻，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谱写了守护文脉、人文蔚起的壮歌，更铭刻着云南各族儿女交往交流交融的城市记忆，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烙印下云南各族儿女团结奋斗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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