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身份意识

作者：鲍鹏山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走进孔子》2022年第1期

孔子是一个严格以礼自我约束的人，所以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他不惜冒着别人说他谄媚的风险，也要严格谨守君臣之间的礼节。这个君臣之礼，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这样的等级之礼。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

礼制规定，臣子拜见国君，先在堂下跪拜行礼，然后升堂再跪拜一次。然而，孔子之时，一般人则直接在升堂时行一次跪拜礼就算了，孔子认为这是高傲轻慢的表现。所以，他仍然坚持先在堂下行跪拜礼，虽然为此违背众人，显得另类，招致“谄媚”之讥，他也在所不惜。

所以，孔子的态度很骑墙：一方面， 他一再声称“士志于道”，并在“士”的定义上，有意摒除传统的血缘身份和礼制规定，强调“士”的社会功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论语》本篇，子路也有此一问。士本来就是一种社会阶层的称谓，是“大夫”之下的贵族身份，也是贵族的最低一级， 这个定义明白无疑。但子贡、子路为什么要对一个本来明白无疑的问题发问？这说明了，孔子已经在对士进行重新塑造，赋予士新的内涵。正是孔子的这一努力，使得子贡、子路有此一问。子贡、子路之问，不是问传统意义上的士是何作为，是问孔子意义上的士，有何作为。

在孔子的回答里，我们惊讶地发现：从政出仕之人，反而不是“士”。这与当时“士”而“仕”的士阶层基本人生道路完全不同了。在孔子的观念里，士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品格，而不再是一种身份了；士的可贵在于承担价值，而不是仕途经济了。这就使得士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光荣，在这样的光荣面前，“今之从政者”，不过都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但是，另一方面，给予“士”如此崇高的道德使命从而使士获得如此崇高的道德地位的孔子，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一直谨守传统士的本分，甘居贵族阶级最低的地位。虽然晚年的他对待季康子这样的晚辈（孔子是季康子祖父和父亲的同事），说话已经很不客气，但是，面对鲁哀公这样的“下主”（韩非语），他这样的人伦之圣，有着崇高威望的当世“圣人”（孔子生前即被称为圣人，鲁国官方亦给他“国老”的尊称），仍然是谦卑的、本分的——在现行的政治秩序里，谨守礼制中士所在的位置和这个位置该有的对上级的恭敬。我们看看他对待国君的态度：

孔子……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君在，踧踖如也， 与与如也。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执圭，鞠躬如也， 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论语·乡党》）

此处孔子表现得战战兢兢，丝毫没有圣人该有的气度。所以，孔子一方面并不觉得像鲁哀公、鲁定公、鲁昭公这些人具有多少道德上的高度，包括卫灵公——他曾经直接批评过卫灵公“无道”（《论语·宪问》），但是，他仍然在日常交往和官方场合，谨守自己作为一个“士”和臣下该有的、对待一国之君的礼节。对礼制的谨守， 使得孔子努力谦抑自己的态度，从而使得孔子显示出整体的温良恭俭让的气质。这也让孔子看起来缺少一种思想大师该有的精神上和人格上的伟岸和独立性。

不妨再看看上面一段引文中被笔者省略掉的孔子在和一般人打交道时的态度，一个日常交往时的孔子：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

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这一大段的记录，有意思的是它的角度：它给孔子的形象定位，既不是一个伟大的圣人，甚至也不是一个被学生爱戴的老师，他不是超凡绝俗的、居高临下的、脱离群众或高于群众的、被拥戴簇拥和欢呼的导师形象，而是以“一个人”或一个“个人”的身份，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人，在不同场合，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所要求于一个人的形象，他就是一个模范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人伦之圣的孔子在训导和要求社会，而是社会在驯服和要求孔子；不是社会需要满足孔子的道德标准，而是孔子在努力满足社会对一个人的德性要求。这与佛陀、耶稣行教之时相对于芸芸众生的优越形象截然不同，甚至与苏格拉底那种对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充满质疑的桀骜不驯的形象也大相径庭。《论语·学而》：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他的气质，是温良恭俭让，并由于这种气质，获得时人的赞赏和追随。

但是，孟子就不一样了。孟子不仅认为自己在道义上高出那些诸侯大夫很多，给他们以极低的道德和智慧评分；同时，他也并不觉得需要遵循所谓礼制上的等级差别，谨守礼制给予他的那个较低的社会身份，以及这个身份要求他的谦卑态度。孟子是昂藏的，傲慢的。这甚至导致了他在行为上被别人指责为违背周礼。一次，孟子本来收拾妥当准备去“朝王”，却因为王（齐宣王）使人来请而拒绝前往——在他看来，他要去见王，那是他的自由和自主选择，但宣王来请，显然就是一种被动乃至屈从，他无法容忍。甚至他还可能觉得不能惯着宣王的毛病。在被齐国大夫景丑埋汰他不敬王以后，孟子不服，认为他这样无时不在教宣王仁义和规矩才是真正的敬王。说不过孟子，景丑干脆搬出了周礼：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孟子·公孙丑下》）

《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又曰：“君命召，虽贱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四书集注》：“《礼》曰：‘父命呼，唯而不诺。’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屦，在外不俟车。’”更重要的是，《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就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而孟子的行为与孔子如此悬隔，遗憾于“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并且以“闲先圣（孔子）之道”（《孟子·滕文公下》）为人生使命的他，视《礼记》如何？视孔子如何？所以景丑这一问，非常有杀伤力。

那么，孟子是如何回答的呢？

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 公孙丑下》

孟子的办法，是另立一套规矩：人之尊贵与否，除了取决于社会地位、行政伦理或血缘伦理之上下，还有三个方面的考量：爵，齿，德，且三者分值一样。而地位上高低分别之“爵”，仅占其一罢了。而他自己不仅因为年齿长于宣王而与宣王的爵高一分打个平手，更毫不犹豫、毫无愧怍地自认为德性高于宣王而反败为胜：“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毫不客气地说自己在“辅世长民莫如德”的“德”上胜过一个大国的君王，孟子的傲慢自大，由上述可见一斑。

用鄙视的语气对齐国大夫评价齐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管仲，表示出自己对管仲的不屑，这是孔子都做不来的。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而孟子则公开说“藐大人”：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我孟轲具有的，大人们够不着；大人们贪得的，我孟轲看不上。——吾何畏彼哉？这句话不仅极度轻蔑了“大人”，而且简直就像直接怼孔子一般。

即使是礼制上的“爵”，孟子也没有便宜宣王——他搞出一个“天爵” 来，压倒了礼制上的“人爵”：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

如果“人爵”就是“礼制”，那么，天爵呢？

如果“人爵”就是人间的制度，那么，天爵呢？

孟子想干什么？在干什么？

笔者的回答是：孟子在为人间树立一个绝对者。这个绝对者，就是——“天”。而“天子”，不是今世的王侯，也不是来世的任何王侯，他只能是——孔子。孔子是天道的人间代言人。而他孟轲，是孔子的护法，是孔子在当代的代言人。

所以，孔子至高无上。他，作为孔子的代言人，在当世，唯我独尊。

（鲍鹏山：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