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于剧烈变动的世界
作者: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梵高的“圣保罗医院花园里的石凳”(Vincent Van Gogh, 1889)
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我在英国,下午就会前往所居住的小镇公共花园里散步,那里环境怡人、管理有序。公园虽然现在很清静,但有不少证据说明从前是很不平静的:如英国内战期间被议会军队摧毁的城堡的遗迹(该镇是坚定的保皇党人的巢穴),还有令人感动的战争纪念雕像,用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该镇的“光荣死者”。
这座纪念雕像之所以动人部分原因是刻写在雕像底座金属板上的阵亡者名单。帮我修水管的水暖工家族在这场伟大战争中牺牲了三个年轻人,卖给我家庭生活用品的铁匠铺家族丧失了4位亲人,肉铺家族(如今是该镇最富裕的人家)丧失了一位亲人,同样的情况还有当铺家族,他们的本地经济活动都可以追溯到两百年前。
我不知道一家丧失的四位年轻人是亲兄弟还是亲兄弟加堂兄弟或只是堂兄弟;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小镇,家族关系一直都非常亲密,想到损失这么多亲人所带来的悲痛该是多么令人心碎。对此,人们可能会说些什么呢?如果问街上行人,伟大战争是关于什么的,到底是在为什么打仗,就算询问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我担心你未必能得到简洁的和令人信服的答案。有人说伟大战争是为了文明,但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可能觉得那是毁灭了文明的战争,或者至少改变了文明的状态,使其变得更糟糕了,并没有保存下来骄傲的圣战者觉得值得保存的东西。
但是,纪念雕像上刻写死者名字有给人安慰的方面,人们能辨认出在这个集镇上仍然赫赫有名的名字。这谈到了连续性和根源,人们担心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我自己一直是个流浪者而非扎根于某个地方的人,一直很羡慕和嫉妒那些有根之人:虽然毫无疑问,我也有家族压力或传统根源,但我一直反抗各种痕迹,也一直不停在流亡之中。我渴望有根源,同时也渴望摆脱根源所意味着的限制和局限性而获得自由。换句话说,我拥有自相矛盾和不可调和的欲望。正如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在小说《拉赛拉斯王子漫游记》(拉赛拉斯(Rasselas)是书中的一个人物)所说,你不可能同时从尼罗河的源头和入海口喝水。
虽然如此,在移动自由的时代,战争纪念碑证实的根源表明了从长远来看的一种满意和对生活的满足感---当然这是在整体上,而非对每个细节都满意。十全十美和对生活完全满意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沿着公园里的小路走,我们发现一些供人们坐下来休息一下的木头长椅,几乎所有椅子上都刻写着人们愿意纪念的亲属或朋友的名字。在我看来,这似乎成为文明习俗,部分是因为这是一种低调的而非大张旗鼓的宣扬。这是对小镇的馈赠,除了纪念意义之外,也是持续性信仰的表现。当然,人类永恒存在是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捐赠给公园长椅是要延续这个城镇,我们认为它永恒,虽然稍微反思一下就会明白,我们的永恒标准不过是七十年而已,这种永恒其实也是转瞬即逝的。
坐在公园长椅上的大部分人根本没思考刻写在长椅上的名字。我猜想,大部分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上面还有名字。对他们来说,椅子就在那里,而且假定它们一直在那里,很容易认为现在存在的东西一直就是这样存在着。我们是多么块地忘记过去,就算不久前的过去也很快就被忘记了。
我在公园散步时,总是观看椅子上的名字。这样做,我有个荒谬的、不合逻辑的想法,即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拯救逝者免于被彻底遗忘和湮没。犹太人说有两种死亡,一个是人死之时,一个是人们不记得死者之时。实际上,名字是一种教育,不仅涉及情感而且与人类悲剧和人生不公相关。
我总是在纪念镇上著名科学家的椅子前停下来,此人在我出生那一年出生,却在20年前就已经去世。他是获了大奖,且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月球陨石坑的天体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他的研究很重要。必须承认,看到这把椅子,我有一种特别的稍纵即逝的内疚感,我有何德何能竟然比他多活20多年(世界没有严格地根据贡献来奖励寿命,这非常不公平),其次,毫无疑问,是超级才华加上艰苦努力促成了他为人类知识做出积极的贡献,虽然我没有做这样的事,如果我下定决心这样做,也可能会做出一些贡献的吧。
有一条长椅上写着独特的令人困惑的铭文:纪念J…… S…..:这事发生在他身上再好不过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车祸、疾病还是死亡本身?这是对他记忆中鄙视或仇恨者的报复吗?鉴于J…… S…..肯定是死者,肯定是某些不愉快的或糟糕之事,因为如果是对某些光荣的或重大成就的死后奖励,那肯定要提及或者描述死者的姓名。那么,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此人死去之后宿怨仍然继续。
还有一条椅子上写有母亲对儿子的记忆。尤其是当我们这些有幸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描述总是令人动容。如今,我们不仅认为圣经上说的人类寿命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低估了我们的寿命,因此,父母总是死在子女前面。孩子去世---这里指的是成年孩子---因此似乎是自然秩序的颠倒,是双重的残忍。但是,这把椅子上的铭文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是淡淡的幽默。母亲在写出她的名字之后,还把娘家的姓放在了括号里。
人们怀疑这些是溺爱孩子的母亲的话,她不仅为孩子做饭、洗衣、熨衣服,而且很乐意做这些,回忆过去美好的日子和为儿子感到悲伤。毫无疑问,这篇铭文会让当今时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感到不高兴,他们想或需要否认家务劳动对女性来说是强制性劳役,因此家务应该和男人分担,各做一半,包括椅子上被纪念的儿子,从定义上说这是以隐蔽的方式剥削女性---他的母亲。公园椅子成了整个世界观的隐蔽挑战,如果我们的城镇是影响当今西方世界的种种激进主义的渊薮,感谢上帝它不是。毫无疑问,未必是女性的狂热疯子可能污损这则铭文,认为它是对所有女性的侮辱,是对女性过去受到的压迫的歌颂。指出这则铭文显然是真实情感的流露,绝不是缓和或转移狂热分子的情绪:相反,它会进一步激发他或她的狂热情绪,因为他或她可能回答说,母亲的情感不仅显示家长制产生的虚假意识是多么恶劣,使得被压迫者欣然接受自己遭受的压迫。这把椅子是等待着被推到的雕像。
接着有一把椅子旨在纪念1975年去世的一个人,他经历了敦刻尔克撤退和诺曼底登陆的“骄傲的”英雄。我猜想他本来可能不会活那么久(没有给出他的出生日期,只有死亡日期),很可能在50多岁时就死去。他需要回顾多少东西啊,年轻人(在他去世时,我就是年轻人)请他回顾过去的有几个呢?当然,他的经历可能很糟糕,即便不是忘掉,至少可放在记忆的深处,这样他可能感到更高兴些。人们常常将忘记和放在记忆深处视为一回事,但它们显然不同。另一方面,连自己的生活都平淡无奇的年轻一代对他可能讲述的事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这对他来说可能感到非常痛苦。毕竟,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曾经有个噩梦,当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子结束返回正常生活时,没有人相信他的经历或者对它感兴趣,这几乎比集中营的经历本身更糟糕。
观看这把旨在纪念这位“骄傲的战争英雄”的椅子,我忍不住感到遗憾,我对前辈的记忆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实际上见证或参与了这么多重大历史事件。除了思想之外,我仅仅关心自己小圈子的生活,未免有些过于自私了。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一天,我也要变老,因而更多兴趣去回顾过去而不是展望未来。我对老人的记忆不感兴趣,在很多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我想听的话,我随时都可以请他们讲故事: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时间是不动的,即使动也过得很慢很慢。因此,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了解记忆中的东西。现在是用来生活的不是用来回忆过去的。
我很遗憾地说,这个想法是在我的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再三犯下的错误,我几乎可以慢慢地说,当然,现在要修复造成的破坏已经太晚了。正如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在她的一本书中很精彩的一句话,“在我人生的很早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当然,在这方面,我不是孤例,实际上这至少在现代社会是人类体验的常态。我自己的生活体验稍微超过平均水平,因为它们一直处于戏剧性的状态。如果说我对我认识的年轻人对我的经历没有任何兴趣而感到恼火,这可能有些夸张了:更多的是我稍微有些失望,虽然并不完全感到吃惊。或许他们到了晚年可能感到后悔,那时已经来不及了:预料到他们将来会感到后悔,我甚至稍微觉得有些开心呢。不过,他们不过是重复犯下我犯过的错误而已。
还有一把椅子并非直接地纪念了一场可怕的悲剧,因为它只给出了名字、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事实是一个深受爱护的儿子和弟弟,他“总是与我们在一起”;但是因特网很快暴露了这个已经13年的悲剧的本质。
这个儿子去世时是46岁,已经回到老家和父母住在一起。这对父母现在如果还活着,已经非常老了。有一天,儿子说他要出去散步,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几个月之后,有人发现他的尸骨在河中的小岛上,死亡原因不明。
单单这个故事的框架就隐含了多么丰富的痛苦,那是深刻、持久和难以缓解的锥心的痛苦。这个概括足以将这个观念变成荒谬之物,对人类痛苦的任何一个案例都存在一种技术性手法来抵消和缓解这个痛苦。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或者至少其悲剧维度是难以避免的,虽然有人的生活中包含的悲剧比他人更多一些。但是,人人的生活中都包含悲剧。
奇怪的是,这样的认识给人一种安慰而不是令人担忧。
我在城镇公园里散步的习惯应该继续下去。
译自:Strolling through the Turning World By Theodore Dalrymple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articles/strolling-through-the-turning-world/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编辑,著作有《不是砰的一声垮掉,而是轻轻地啜泣着消亡:衰落的政治和文化》、《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合著)和《悲伤及其他故事》等。